他们说，除了上帝以外，这是最好的工作
2019 年最后一个周末，知乎 x FIRST 青年影展「我们的电影四季」展映现场，我们从 12 位导演的榜单中，挑选了九部电影和大家见面。同时，徐磊、 @导演白雪、董润年、 @陆庆屹、滕丛丛陆续出现在现场，和大家分享过去这一年，和电影有关的事。
https://www.zhihu.com/video/11978776537248645125 位导演都是第一次拍长片，处女作都在 2019 年上映，银幕前的我们和摄影机背后的他们，一路共同成长。我们记录下展映现场的导演映后谈，回顾过去的 2019 年电影带给所有人的改变，也希望这些超越电影文本本身的讨论，能够给你新的启发和思考。
成为导演之前：上午聊文艺，下午挖红薯
《平原上夏洛克》这部全素人阵容的农村题材影片，从在 FIRST 首映，到走遍全国的院线，仅花了四个月，是 13 届 FIRST 影展获奖影片中最快冲上银幕的。
影片原来的英文名叫「Rebuilding」，导演徐磊解释：「指的是超英要盖新屋，也隐喻乡土重建。」对于这位前国企工作者、前婚庆摄影师，这一年里，徐磊的生活似乎也经历了一次重建。
更早以前，徐磊就想拍电影：「没做导演，还是觉得活得没劲。拍电影，挺好。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你只是萌发一个虚无缥缈的想法，经过努力，就变成一个片子。除了上帝以外，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工作。」
只是踏入电影圈的过程不像过马路那么简单直接，第一步是和电影系的学生合租房子：「我有另外一个合租的选择，但我觉得和他住在一块，我就离电影近了一点。虽然他没什么活干，也是个电影圈外人。」
后来徐磊去做婚庆摄影师，因为没有设备，只能借。每次借到的设备不同，他就在拍摄前一天搜说明书，学一晚，第二天就去拍。接一次单只赚一百块，但他还是挺乐呵，能上手不同的设备，能拍能练手。「宁浩以前也拍婚庆，不过出场费比我高多了。」
仅仅做摄影不过瘾，徐磊开始动手写剧本。当时他经常回河北老家，生活的变化让他对乡土社会有更敏锐的洞察，从一个真实事件出发，创作出生动的侦探故事：「上午还在聊文艺，下午就和我妈去挖红薯。在北京比较小资，回家就掉进贾樟柯的世界，还是5D 全息，看哪儿都顶得你眼眶生疼。」
网瘾少年饭叔也爱回老家，一有空就从北京回贵州，一年 7、8次：「我喜欢我爸妈，迷恋家庭生活。我有能力买相机的时候就开始记录。」
拍着拍着，饭叔觉得自己总是在等待抓取的那一刻，感受不到时光流逝的痕迹。于是他开始记录影像。随着《四个春天》在第 12 届 FIRST 影展拿到最佳纪录片和全国公映，饭叔的称呼变成陆庆屹导演，他早就成为了独山县最好的导演，并奔袭着成为全国最好的导演。
有观众纠结自己该不该成为导演，陆庆屹说：「当时听到侯孝贤说想拍就拍。我就拍了。我爸爸身体不太好。父母最好的年华我没有记录下来，尾声做到就可以了。」我们早已得知「独山县一霸」陆庆屹丰富到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生经历，想做就去做，需要爆发性的气力，也需要从长时间的生活观察中汲取养分。
和徐磊、陆庆屹的「野路子」不同，导演滕丛丛是科班出身的资深剪辑师。她很早以前就想做导演，也曾被质疑，曾遭偏见。她记着苏照彬导演的提醒：要做导演，首先就得会写剧本。
2017 年，制片人把滕丛丛刚定稿的剧本拿给姚晨看。彼时大姚刚创立坏兔子影业：「她喜欢我的剧本，想深度参与。慢慢确定了她做主演，还有摄影和录音各个部门。」这个剧本就是《送我上青云》，早在 2014 年，就入选了 FIRST 影展创投会。
有关困境：我必须拍
「我 30 岁左右，对现实生活有很多困惑。但我找不到与大多数女性的困境有关的电影。」有观众问为什么滕丛丛要写这样的一个女性，身份和经历都稀疏平常。「按部就班上学、工作，有看上去完整家庭的女性，并不是说她们的人生中就没有困境。」
制片人提醒她，《送我上青云》会冒犯男性。滕丛丛说：「我觉得这个冒犯是很好的开始。因为大家并不是从同一个角度出发的，女性的角度也许会让大家不太舒服，但是多方面多角度发声，才可能看到更真实的世界。」
《过春天》关注的也是看不见的困境，导演白雪说：「我敢说在北京创作电影的人，不太关注跨境学童这个人群。」她是兰州人，中学时期到深圳，后来去北京学导演、嫁人、生子、安家。南移、北漂，又南移在深港间穿梭做调研。多个地域移动的经历下，她能够关注到身份和地域交替下的价值冲突。
有观众问董润年导演，《被光抓走的人》里的那道光是什么。董润年说：「那道光是隐喻，它就是生活。如果我们把这道光拿掉，它就是在生活中会遇到的考验、打击和变故，在它们出现之前，生活不会问你愿不愿意。我想表达的是，最终唯一能选择是怎么面对。」
关于苦难和困境，徐磊有他自己的态度。他不接受对苦大仇深的农村电影，想拍浪漫和美好：「我不能说我看到的是真实，我就想拍一个我眼里的农村，导演能提供的就是我的感受。」
《四个春天》后半段，死亡与衰老袭来，一些观众眼角噙着泪，连现场协助的小姐姐都哭得浑身颤抖，只好把递话筒的任务转交他人：「我抖得拿不住话筒，先去外面洗个脸冷静一下。」
陆庆屹却说他不那么愿意拍苦难：「我的人格轻一点，不太愿意把悲喜弄得特别足。其实我爸爸有几个镜头，他望着摄影机，那个场景很凄凉，我删掉了。不想把老人被时间吞噬的恐惧放进来。」
也许影片不一定聚焦困境，但导演的创作过程中一定遭遇过困境。现场不乏想成为导演和编剧的观众，他们很想知道导演如何摸索出创作的道路。
想拍电影，但是找不到投资。徐磊的解决方法是用自己的积蓄。「我必须拍，拍一部不行，攒钱拍第二部，拍三部我总得算个导演了吧。」用自己的钱，就必须制定严丝合缝的拍摄方案，有多少钱，拍多少天。徐磊能撑到 25 天，实际就拍了 23 天。「其实这也有好处：自己的钱可以任性点。如果别人的钱，我说要用我爹当演员，那不太可能。」
白雪第一次写长篇剧本，也不太会，亦步亦趋，看书捉摸，顺着本能去写。从构思到剧本大纲，经过了调研，感受，推翻再建立人物关系的漫长过程。有学编剧的观众担心自己的大纲和人物小传写得慢，白雪鼓励他：「我前期花了两年，最后写剧本花一周。所以你大纲慢，正常的，不用害怕。」
有一位北影的女生说，这已经是她第三次看《四个春天》，很受鼓励，想要在亲人还在时用影像记录下来，但自己会执着于角度构图，慌忙中错失一些东西。
陆庆屹回忆了拍摄姐姐葬礼后事那一段的拍摄：「相机像长在我手上一样，需要有意识的强调，这样可以瞬间做出判断。但有时候真的不想拍，情绪激烈会影响拍摄。我姐的遗像端回家，我泣不成声。但我觉得是最后的时刻，我必须拍。」
下一部：电影不是围城
徐磊最近的工作是在剧组和宁浩导演一起拍片，他从以前就喜欢宁浩：「一年以前，我想不到还能和宁浩导演坐在一块儿，聊聊创作。」
白雪分享了《过春天》的另一种结局：「如果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会让佩佩在雨里跑吧。」
董润年的《被光抓走的人》还在上映，写了那么多扎实而奇思的剧本，他坚持的依旧是：「尽量客观的给大家一个世界，并没有我太多的判断和意图。」
滕丛丛说：「当时我捂着新鲜出炉的剧本说没有可以删的。现在发现有很多可以删。我慢慢可以把控哪些可利用，哪些只是表达欲旺盛。还有，也许婚姻是围城，但电影不是。想进来的有，想出去的没有。」
陆庆屹说：「概念上，我会拍《四个春天》续集。」
《被光抓走的人》散场后，有观众对着董润年的背影喊道：「导演加油，期待你的下部影片。」
董润年顿了顿，回过头，笑了笑。回到休息室，拿了包，说下楼找个共享单车，要回工作室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