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优越感

经济学家的优越感

Fourcade et al. 所作的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一文即将被刊登在 Winter 2015 期的《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之上。此文共有三位合作者,但不按姓氏的首字母顺序署名。第一作者 Marion Fourcade 是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社会学教授,第二作者 Étienne Ollion 亦是社会学研究人员,因此文章的视角更多来自社会科学中姐妹学科的专业人士,比较公允。

文章主要围绕经济学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处于主导学科地位这一现象展开了讨论。文章指出,在经济学家眼中,他们自己就是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顶层的。一项 2005 年的调查表明,有 77% 的顶级经济学系研究生认同“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科学的学科”这一说法。文章引用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Richard Freeman 的观点:

相比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缺乏有力的分析工具,并且学识不广。从 GRE 分数和其他条件上看,经济学吸引了更好的生源,并且对数学能力的要求更高。

从就业上看,经济学家的优越感并非毫无依据。在那些对数学要求很高的高校教职中,经济学家要比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拥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并且在工资收入方面仅次于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除去工资收入,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往往还能从企业中获得咨询费和董事费,甚至在华尔街上拥有一席之地。经济学家收入高、数学好(被认为是智力水平高的表现),似乎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有底气瞧不起其他社会科学家。但文章指出,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独特地位,以及经济学家的各种“奇葩”,其实远不止如此。

首先是学科中从业者的构成。经济学长期由男性主导,这与其他所有“文科”甚至是某些“理科”都不一样。从下图中不难看出,在博士毕业生的性别构成上与经济学走得最近的既不是政治学,也不是社会学,更不是心理学,而是物理科学。

文章认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代经济学家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即经济学家试图通过高度技巧化的方式(精确的数学公式、明确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复杂的社会过程,因此与那些喜欢东拉西扯的社会科学是格格不入的。文章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Edward Lazear 在《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文中的著名论断:

经济学拥有一套严密的语言。这套语言可以把复杂的概念用简单、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使经济学家免于复杂现象的羁绊。复杂的现象虽然可以增添描述上的丰富程度,却不利于分析者看穿问题背后的本质。

众所周知,经济学的这套严密的分析语言主要建立在数学和统计学之上。自二战以来,经济学家就致力于通过一系列正规而简洁的公式来建立其科学化的体系,这与物理学的做法十分相似。在此之上,自上世纪 90 年代“经验革命”以来,经济学更是在对待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一批文献中涌现出了大量研究设计和推断问题,并且用到了许多随机对照试验。尽管后者在经济学内部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家并非死抱教条而不顾现实。相反,他们相当脚踏实地,而且研究的问题往往涉及到了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然而,经济学家广泛的研究兴趣并没有促使他们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达成更多合作。2013 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平均而言,对于一篇经济学论文,其引用的文献中有 81% 是来自学科内部的,而这个比例在社会学中是 52%,在人类学中是 53%,在政治学中是 59%。下表显示了美国经济学会、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各自旗舰期刊的自/跨领域引用情况。在不考虑专著的情况下,《美国政治学评论》引用经济学领域 25 本顶尖期刊的频率是《美国经济评论》引用政治学领域 25 本顶尖期刊频率的 5 倍还多。而对于《美国社会学评论》而言,尽管引用的绝对数量较小,这个数字却是 7 倍还多。

文章指出,在 2000 至 2010 年期间,美国社会学领域内被引用最多的社会学家是 Pierre Bourdieu,而这个名字在《美国经济评论》中仅被提及了 1 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学家 Gary Becker,其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中竟被引用了 41 次。在同一时期,社会学家 Max Weber 和 Mark Granovetter 在《美国经济评论》中各被提及了 4 次,而经济学家 James Heckman 和 Oliver Williamson 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中则被引用了 25 次和 13 次。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之间权力的不平等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在经济学内部,这种权力与等级的划分甚至更加清晰。尽管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从局外人的角度看,经济学家的观点却是高度集中且一致的。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之间达成的共识要比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都要高,而且经济学精英手里集中了更多权力。例如,经济学家都广泛认同他们的那套工具和准则,因此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经济学研究生课程高度依赖于标准化的教材,而这些教材往往出自顶尖经济学系的教授之手。根据一项 1990 年的调查,几乎所有经济学博士生课程都“惊人的相似”。

更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对于排名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如下图所示,美国经济学会中超过 72% 的非指定管理层人员被推选自排名前 5 的经济学系,而这一比例在美国政治学会和美国社会学会中还不到 20%。

根据文章的计算,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有 22.3% 的文章出自排名前 5 的社会学系,而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本经济学期刊《政治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季刊》则分别有 28.7% 和 37.5% 的文章出自排名前 5 的经济学系。如果把从这些系取得博士学位的作者都算进来,那么社会学的这个比例为 35.4%,而经济学的这个比例则为 45.4% 和 57.6%。经济学中各种与排名有关的论文以及 RePEc 等排名服务在其他学科中几乎是找不到的。

不过,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并不代表他们找不到朋友。下图展示了过去 60 多年来经济学领域 5 本顶尖期刊的跨学科引用情况。从趋势上看,数学和统计学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日趋式微,政治学有所增强(政治学部分采纳了理性选择理论),而金融学作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去的分支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文章认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源于经济学方法在金融学研究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反哺前者。下图便呈现了这样一个证据,即金融学顶级期刊《金融学期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大引用经济学 5 本顶尖期刊以及另一本老牌经济学期刊《经济期刊》的内容。

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日益亲密的关系还与商学院有关。商学院作为量产职业经理人 (MBA) 的场所一直想要取得在学术上的合法性,从而摆脱其本身带给人的“土豪”印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地就跟随着自己的金融学好朋友们进入了商学院这片富饶的土地。根据一项 2004 年的调查,在美国排名前 20 的经济学系教师中,有 637 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在美国排名前 20 的商学院教师中,这个数字是 549 人,几乎与经济学系不相上下。

商学院大量吸收经济学博士任教,使得这批人在经济学内部也形成了一股可怕的力量。以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发源地、赫赫有名的芝加哥大学为例,其 Booth 商学院的经济学实力几乎已经超过了大学本身的经济学系。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来自商学院,如 Eugene Fama, Oliver Williamson, Robert Engle, Michael Spence, Robert Merton, Myron Scholes, Merton Miller, John Harsanyi, Robert Fogel 等等,不胜枚举。

经济学向商学院方向的转移给经济学家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更多与商界高层的接触机会、以及更多的“外快”。然而,经济学家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与其他社会科学、政府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也日益增大。许多被经济学家认为是极好的想法,如器官自由买卖、排污产权交易等,往往不能被公众所接受。在公共议题方面,有超过三分二的社会学家认为企业利润过高,而只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学家同意这一看法;几乎所有社会学家都认为,即使政府债务累累也应该竭尽所能帮助穷人,而只有不到一半的经济学家同意这一看法。

文章认为,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所持的不同观点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关。下图展示了过去十多年来若干学科从业人员工资收入的前 10% 及中位数。可以看到,在相同的分位数上,经济学家的收入遥遥领先于社会学家。而经济学家中“最赚得动”的那群人的工资收入甚至超过了工程师中“最赚得动”的那群人。

但是,经济学家的优越感并不代表他们不关心普通人的福利。事实上,经济学家手上拥有的大量商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资源使他们培养出了一种“修理”文化。由于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并且自身处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当代的经济学家时刻想要“修好”一些东西。比如他们在宏观经济学中创造的那个神秘的“社会计划者”,又如他们在计量经济学中开发的那些政策评估模型,再如他们在发展经济学中进行的那些田野实验——这些都说明了社会政策和发展扶助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文章指出,与社会学或政治学不同,经济学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改造力量。经济学家不仅仅描绘现实,更通过其建议和工具来创造现实。经济学的理论和技巧已经植根于真实经济之中,在日常经济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被普通人所使用。例如,金融学理论创造出了巨大的衍生品市场,而各类资产定价公式则直接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得模型与现实更加匹配。在经济学家的影响之下,世界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然而,正是因为经济学具有改造的力量,经济学家作为改造活动的实施者也更容易受到非议。例如,2008 年的金融危机超出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这也让一些经济学家,如 Paul Krugman,开始“良心发现”。他们反思自己过度的自信,甚至是引以为傲的专业知识的可靠性。也有经济学家,如 Thomas Piketty,开始关注分配问题。经济学的研究风向或许正在发生着改变。

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在 1932 年时所说的一句话:

如果经济学家能像牙医一样谦逊又能干,那真是太好不过了!

当代的经济学家无疑是能干的。他们希望建立起一种由专家指导的民主,并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才能。遗憾的是,民主社会往往是高度怀疑专家的。因此,与帮人看牙不同,经济建议永远不可能是谦逊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的优越感似乎也是他们的一种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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