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们

昔日抗击非典的医务人员们

铭记那些过往,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前言

非典,非典型肺炎的简称,特指2003年春季前后侵袭全球的疫情;国际上将其称之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缩写为SARS。

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整个SARS时间中,感染人群中的20%,其职业是医疗卫生行业工作者。也就是说,纵观全球非典疫情——每5名感染者中,就有1名是医务人员。[1]



(HCW:Health Care Workers 医疗卫生工作者)

一份2004年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流行病学文献统计显示:卫生工作者是感染比例最高的职业人群,在疫情流行初期甚至占据总体患病人群将近1/4的比例。医务人员群体非典患者的平均年龄为32.6岁,其中76.5%的患者年龄在40岁以下。[2]

也就是说,当初的在前线加班的中青年骨干们,如今的平均年龄大约是50岁,很可能还在出诊、还在查病房,甚至,将带领新人再赴疫情战场。

这篇文章,极为有限的整理了过去的一些信息,谨以为纪念昔日在医疗战线上大无畏抗击非典的英雄们。


回顾

2002 年11月,中国广东佛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由于这种病例并不属于当时中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35种传染病,因而没有上报。

其后广东的河源、中山和广州市等地出现了更多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次年2月在广东集中爆发。

2003年1月21日,卫生部门将这种疾病正式上报,并称之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的肺炎)。

当年的2月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春运的大潮,使病毒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向外辐射。其后,中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几乎都出现了肺炎病例,最终扩大为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疫情。全世界共26个国家出现病例,8422人被确诊,916人死亡。

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把这一原因不明的病症定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为SARS。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SARS的致病原为一种新的冠状病毒——“SARS”病毒。

2003年7月13日,全球不再增加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疫情基本结束

我们将从医务人员们的事迹着眼,将视线带回那个并不遥远的年代。

叶欣

当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响时,冲锋在最前面的,是温柔的白衣天使们。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承担着接诊非典患者的任务,叶欣正是这里的急诊科护士长。

叶欣工作在急症第一线已有20多年,曾多次被医院授予“先进工作者”、“优秀护士”等称号。自这次突如其来的巨大战役伊始,至被感染病倒前,在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

“这里危险,让我来吧!”这是护士叶欣在抗击非典时留下的平凡却感人的一句话。面对非典患者,叶欣和时任急诊科主任的张忠德,默默地作出一个选择,尽量包揽对急危重非典病人的检查、抢救、治疗、护理工作,有时甚至把同事关在门外,不让他们插手,声色俱厉,毫无商量的余地。

抢救工作高风险、高强度,叶欣却像一台永不疲倦的机器全速运转着,从死神手中夺回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然而此时,非典病毒悄然入侵她的身体。

“我好像发烧了。”3月4日午觉后,叶欣跟身边护士说。当39℃的数字被确认后,她随即被隔离,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隔离期间,叶欣仍用手机打电话,关心科里的同事,叮嘱年轻人要小心,问:“你们没有发烧吧?”又说:“我没事,过几天就会好的,就会回到科里工作的。”她还不忘管理病人:“5号床每小时尿量多少?注意给危重病人按时翻身……”

3月8日,病情急转直下,叶欣转至危重病人监护室。

在这里,叶欣戴上厚口罩,已没有力气大声讲话,却还心系他人安危。当有主管医生靠近时,她用笔颤颤巍巍地写道:“不要靠近我,会传染。”后来,医院领导前来探望,她首先说的不是自己的疾患,而是责怪自己不慎染病,给医院添麻烦。她还劝阻院长吕玉波:“你是院长,全院人看着你。你不要走近,我会传染。你不能病。”[3]

医院想尽了一切办法救治叶欣,但回天无力。在2003年3月25日凌晨1时30分,一对洁白的翅膀离开了这个世界。



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南丁格尔奖章,是国际医学界对护士的最高荣誉和褒奖。虽然申请时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最后期限,但是叶欣的突出贡献和她对抗击“非典”战役的鼓舞作用,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破例接受。2003年5月12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授予叶欣南丁格尔奖。叶欣护士长,用她的生命践行了南丁格尔的名言:“在可怕的疾病与死亡中,我看到人性神圣英勇的升华。”

范信德

在抗击非典的壮烈战役中,第一位殉职牺牲的医务人员,并不是医生、护士,而是一位救护车司机。

面对转运危险病人的通知,范信德说:“我来送。”



2003年2月1日,大年初一,上午10:15,医务科传来命令:派车送一名危重病人周某到中山三院。接到通知后,队长沙振龙准备出车,这时范信德说:你工作多,说不定医院有什么事还需要你,还是我去吧。

要转送的病人是一位重症非典患者,司机范信德知道病人有一定的传染性,因为医院特意为他准备了3个口罩。上午10:40,病人被送上了救护车。下楼梯的时候,范信德看见病人的吸氧瓶开得不够大,主动地走到病人身旁为其调大了氧瓶氧气。当时,病人的好几个家属都要随车前往三院,范信德还对他们说:“这病会传染,你们还是不要太多人跟着吧。”在他的劝说下,救护车上仅留下一人陪同。

二院保卫科卢炳强同志清楚地记得,近中午时分,范信德送完病人回来,换下口罩、手套、衣服后,对他说:“这车送过传染病人,我得好好洗洗,免得把别人传染了。”后来大家才知道,由于病人病情很重,一路上在车上呕吐,车上全是呕吐物。洗车的时候,范信德不得不拆洗车上的座垫、换下被子。由于洗车时没有戴口罩,范信德很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感染了。

大年初二,范信德出现了发烧症状,但接下来的两天他都坚守在医院值班。

4日,妻子余美基接到丈夫的一通电话,“阿基,我可能中招了,发烧啊”。

5日,范信德住进了医院,当日即确诊为非典,由于病情发展得很快,2月16日范信德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后,家人再没能和他见过面。因照顾他也染病住院的妻子只能每天让护士带字条:“我们在这里支持你,希望你能够渡过难关。”他最后一次给妻子打电话还说:“你们放心吧。我没事的。”谁知,这次通话竟成了夫妻的永别。

2月23日,因抢救无效,范信德成为广东省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殉职的医务人员。[4]

2003年4月28日,在抗击非典中以身殉职的范信德同志,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被范信德运送的这名患者,事后被媒体称为“毒王”(超级传播者)。

从除夕中午进院到年初一转走,“毒王”周某只在中山二院呆了24小时,可就在这一天之内,接触过他的人都染上了“非典”,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主任、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清洁工、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等等,一共41名医生和护士被传染!

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为救治战友又倒下了,第三批人冲了上去,又有人倒下……因为天天有人倒下。最后,全院一共有93名医护人员病倒。[5]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科主任伍卫事后接受采访时说——最让人难受的是,为了病人,我必须作出决定:向救治的最前线派出一批批医护人员。当时我甚至这样想,为什么冲上前线的医护人员都没有一个说“不”字啊?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说了,也许我心里更好受些!在这些日子里,我真正感受到了每一位医护人员最真实的责任感、职业道德和牺牲精神。他们无所畏惧,没有退缩,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前赴后继,英勇向前。此刻,我为我们有这样一大批的同事感到骄傲,为医务工作者这一名称感到自豪。[6]

后来,他们的确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详见后文钟南山章节),该院余下的92名感染的医务人员全部病愈。

邓练贤

医生们,是每一位患者同病魔抗争时的守护者。他们救死扶伤、妙手回春、杏林仁心、慈悲精诚。是他们,在同死神进行激烈的搏斗,从它手中抢救回一条条生命、挽救出一个个家庭、带给全社会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希望。

救护车司机范信德所接运的“毒王”周某,目的地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在此等待着的,是邓练贤医生在内的紧急救治组的专家团队。

邓练贤医生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传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除夕吃完年夜饭,他笑着对妻子说:‘我10多年来都没陪你好好过过春节,今年我决定陪你出去走走!’不过,这个让邓练贤妻子朱秀娟特别期待的小确幸,并没有如愿。因为话音落完,医院的电话就打来了,邓医生随即前往医院。

“毒王”周某,将是他在24小时内实施连续抢救的第三名重症非典患者。

周某病情严重,持续高热、烦躁不安,一声接一声地剧烈咳嗽,一口接一口地咯血痰,呼吸十分困难,肺部X光片显示炎症有大片阴影,绝大部分肺野已经被病灶占据。

这样的病人,邓练贤和救治组的其他专家都没见过,但是谁也没有畏惧退缩。他们按照传染病医疗常规进行防护,戴上口罩、帽子和手套,一些要近距离接触病人的医生、护士还特别戴上三重口罩。

下午4时多,病人缺氧情况更加严重,救治组当机立断,决定施行气管插管,应用呼吸机辅助治疗。周先生身体强壮、病痛难忍、呼吸困难、情绪暴躁、手舞腿蹬。这是一场硬仗,要把管子插进一位不配合的病人咽喉里,可不容易。在实施手术时,可怕的事发生了——一股带血的泡沫状痰液突然自下而上从插管喷出,红白色的液体在空中散开,自上而下洒落,医护人员的头脸、身体全部被溅得斑斑点点。

救治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身上粘的是什么,病人的分泌物喷到眼睛的结膜上,也可以传染。谁都明白应当马上离开现场进行全身消毒,但是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一旦松手,撬开病人喉咙维持通气的仪器便会松脱,病人很快就会因缺氧呼吸衰竭而死亡。他们马上给病人注射肌肉松弛剂,以打断其自主呼吸。在呼吸机的辅助下,周先生呼吸困难的症状得到改善。不久,他原本青紫的脸面、嘴唇和指尖逐渐红润起来了。直到晚上9时多,病人的呼吸才终于顺畅。[7]

周某的病情被控制住了,然而接触周某的医护人员几乎无一幸免,二十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2月3日晚上7时,邓练贤感觉到全身酸痛,发烧至38℃,但他仍坚持工作,直到2月5日下午,高热不退,肺部出现炎症阴影,这才住进了医院。

4月21日中午,在重症监护室的邓医生病情突然恶化,殉职牺牲,终年53岁。

同邓练贤医生一同并肩工作多年的护士长王乔凤事后回忆说:邓书记平生很少空喊口号。他生前只留下很朴实的一句话——既然选择做一名医生,就意味着要付出。[8]



(注意:请大家正视“毒王”现象,切勿盲目歧视。这样的患者虽然给医务人员和社会带来巨大风险,也在另一方面让社会对于特定疾病、病毒理解加深。并且有些“毒王”本身不是原发,而是被二次传染的,由于体质原因展现了“毒王”属性。)

邓子德

邓练贤生前有位好友——同医院同科室的传染科副教授邓子德医生。



2002年12月12日,一如往常的日子。邓子德突然接到一个外出会诊任务。“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现了几个特殊的病人,他们难以诊断,院内推荐我过去帮忙。”他就这样近乎偶然地走进一场历史大事件之中。经观察病人,邓子德判断这是一起罕见的家庭内病毒性呼吸系统感染,进而建议加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并加大皮质激素用量。后来病人陆续康复,未发生传染扩散。

2003年1月2日,河源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广东省卫生厅派遣一个包括邓子德在内的6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前往调查,这也是SARS疫情中,第一支由医疗专家与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专家小组。专家小组对河源的疫情多次讨论,最后形成一致临床诊断意见——首次以“非典型肺炎”命名这种原因未明的疾病。

1月21日,邓子德再次接到省卫生厅通知,要求赶往中山市,那边出现了28名特殊病人。在调阅病人病历过程中,联系此前在佛山、河源会诊过的病人后,邓子德果断判定三地病人极其相似!

邓子德执笔撰写调查报告,身兼教师身份的他按照传染病学教科书格式搭出架子,和专家组边讨论边撰写。“我们把诊断结果定为非典型肺炎,并加括号指出病因未明,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

这份报告就是为政府决策起到重要作用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

省卫生厅也反应很快,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形成紧急文件发至广东境内各大医院,让各级医院提高关注。

1月31日,除夕。正与家人一起观赏春节联欢晚会的邓子德,和邓练贤一样,突然接到了医院的紧急电话,要求立即赶回医院接治“非典”病例。邓子德被指派为抢救治疗小组组长,同邓练贤等院内最优秀的医生一同走向抗击非典第一线。

不过,仅在几天后,邓子德、邓练贤等几名医生就作为严重的非典病情患者,被紧急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钟南山医生所在)。

在病情最严重的九天里,邓子德医生数度昏迷过去,感受过濒临死亡的滋味。当模糊中得知好友邓练贤被送进ICU时,他挣扎着用颤抖的手在手机上给他发短信:“邓书记,坚持就是胜利!”

经过医护人员的艰难救治,邓子德终于脱离了危险。

2003年3月25日,邓子德康复出院。领导让他休养,他却说身体恢复得很好,不久又返回了医院,重新投入抗非典第一线。

2003年6月19日,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省表彰大会上,邓子德被授予“抗非典一等功臣”。

熟悉他的人知道,每年清明,邓子德医生都会到老友邓练贤墓前祭拜,独处一阵。[9]

钟南山

重大疫情的防控需要医学界和政府的紧密合作。邓子德等专家提交的那份《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调查报告》送达广东省卫生厅之后,省卫生厅马上部署相应工作,成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钟南山临危受命,担任组长。

66岁的钟南山,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刚毅。说到他,广东医学界几乎无人不晓。出身医学世家的钟南山是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的诊治方面独树一帜。



钟南山与他的同事们,在春节的喜庆氛围下倍加紧张劳累。情况表明,非典型肺炎疫情有突然加剧现象。

“鉴于广州呼吸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钟南山主动向卫生厅请缨——“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

钟南山领导的呼研所,成了非典型肺炎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然而疫情是极其严峻的,面对一些医务人员同事是有谨慎、严重的顾虑情绪的,钟南山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本来就是搞呼吸病研究的,抗击‘非典’就是天职,正像排雷的碰到了地雷阵,你不上谁上?”。此举不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而且也大大减轻了兄弟医院的压力,他成为同行们的“靠山”。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钟南山拿出了战士应有的勇猛和无畏。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连续工作38个小时后,他病倒了!无奈之下,他被迫住院,可在医院只住了一宿,他便偷偷溜回家,一边输液,一边翻看医学文献资料。所里同事来看望他时,他又在家里开起了“专题分析会”。好在只过了5天,他就恢复了健康。

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一个权威部门在某次会议上宣布,非典型肺炎的致病病原是“衣原体”。根据一线的临床观察,钟南山和同行战友们并不认可这个结论。他坚决地说道:“我们所有临床的实践都不支持衣原体是非典致病病原体这一结论,我们要实事求是。我认为非典由一种未知病毒致病可能性较大。是什么?我们不能轻率定论。但肯定不会是衣原体。”“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后来,钟南山开始与香港大学和国际上有关机构合作,力求在寻找病原和诊断治疗上获取新的突破。在他的推动之下,广州市与香港大学微生物系共同协作,终于从“非典”病人气管分泌物中分离出两株新型冠状病毒。香港大学将成果于2003年3月27日向全世界发布,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在钟南山等专家的坚持下,广东省SARS临床治疗方案并没有按衣原体的思路走,这令广东省SARS患者在全国死亡率最低、治愈率最高。在紧张地抢救病人的同时,钟南山和他的研究团队日夜攻关,终于在短时间内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办法。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收治非典型肺炎危重病人的重点医院,ICU病房的病人几乎均合并有细菌感染,多数已出现多器官衰竭。据文献报道:人体有四五个以上的器官衰竭,死亡率将在90%以上。通过死亡病例的尸检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理机理主要是“肺硬”,即肺组织纤维化。要治疗好非典型肺炎患者,必须解决肺的纤维化问题。

钟南山知难而上。他成立了以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为骨干的老中青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配合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治小组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严密观察病人的变化,细致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试行了多少方案?谁也记不清了。终于,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当病人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有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就会增多,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从每日80毫克至500毫克不等,能有效地减轻肺泡的非特异性炎症,阻止肺部的纤维化病变;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两位双肺渗出病灶弥漫、生命垂危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经以上方法抢救,奇迹出现了。喜讯立刻上报卫生厅,卫生厅马上组织专家讨论,修改完善以后,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

世界卫生组织注意到:广东非典型肺炎的治愈出院人数已占总报告病例数的86.3%,死亡率仅3.5%,是世界范围内对非典型肺炎治疗成绩最好的地区之一。钟南山告诉记者,广东防治非典型肺炎主要有三点经验:一是重视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医学的信息交流,最早提出了非典型肺炎的传染性与家庭、医院聚集性两大特征;二是总结出四项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中西医结合治疗、按需适当的大剂量皮质激素、无创通气与重视继发感染;三是及时将危重非典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从而减少传染机会,并增强了抢救成功率。

这些经验,是钟南山领导的治疗小组全体专家的智慧结晶,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努力探索的结果,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2003年6月,广东省举行“抗击‘非典’表彰先进大会”,钟南山被授予惟一的特等功。[10][11][12]

蒋彦永

在南方处于水深火热的同时,非典开始随春节人流大潮侵袭北方。

军医蒋彦永是301医院的退休返聘高级专家。



3月1日,他所在的301医院接待了北京的首例非典患者(后来转诊到302医院)。该患者的父母后来都死于非典。此外,301医院肝胆外科一位准备进行胆囊息肉手术的病人后来发现患有非典,并传染了两名医生和三名护士。301医院其他病房也有类似病例出现。蒋彦永已经意识到这种传染病相当严重。

4月2日晚,蒋医生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收看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介绍当前的非典疫情状况,然而,他发现张文康陈述的情况和事实差距很大。

4月4日,在做了进一步调查确认之后,蒋彦永医生把掌握到的真实情况──所处医院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整理成署名信件,致函两家媒体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和凤凰卫视,提供了自己意见和建议。此后,蒋彦永医生的声音逐渐传达到政府高层。

2003年4月17日,最高政治局会议定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

关键性的转折始于4月20日。卫生部负责人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数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达339例,此外还有疑似病人402例。

疫情透明之初,人们亲睹非典患者人数急剧上升,部分人也曾颇感恐慌。但更自觉、有序的大规模防治行动开始了,而且在不长的时间内显出成效。20天以后,疫情最为严重的北京发病人数开始明显下降。

中国疫情信息的公开得以有如此改进,不仅是蒋医生一人之力,是政府和医学界充分信任、互动的结果。不过他作为高级专家的推动作用,确实至为关键。

2004年8月,蒋彦永医生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他获奖的理由是——“勇于揭露SARS疫情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13]

卡洛·乌尔巴尼 Carlo Urbani

非典不仅是国内范围的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是全人类的疫情。

2003年2月26日,一位美籍华人陈某在广东停留了三天,途径越南,计划前往新加坡。然而在越南河内,突然发烧,浑身酸痛。河内最好的医院越法医院的医生对其症状束手无策,于是请来WHO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



乌尔巴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Severe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能识别出这是一种新型传染病,已经体现了他的专家能力,同时,乌尔巴尼做了另一件重要的事,2月28日当天立即通知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可能有高度传染性,请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乌尔巴尼判断出这种新型疾病有高度传染性,也从临床检查觉察到这个病对生命有严重威胁,所以他提供了诊断之后并没离开。他留在越法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做最大努力,指导他们采取各种应对措施,隔离病人,控制医患接触方式,加强设施消毒,使用高强度口罩和双重工作服,尽量防止疫情扩散。

5天之后,陈某生命垂危,被转送香港医院治疗,然而这时越法医院里已经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SARS。医院方面意识到情况严峻,对职员提出的要求是:如果家里子女幼小的,可以选择不来医院上班;单身的,和子女已经成年的,请自愿报名参加抢救小组。确实有一部分职员选择了不来上班,后来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越南和香港医院人手不足,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坚持在医院抢救的人也有很多。内科人手不够时,兄弟科室主动支援,连眼科医生都过来帮忙。其中一些特别敬业的医务人员,为了防止意外把病毒传到外面,整个疫情期间一直住在医院里。

乌尔巴尼的太太叫乔日尼,当时她跟三个孩子都在河内。乌尔巴尼跟传染病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作为乌尔巴尼的妻子,乔日尼知道传染病的凶险,于是试图阻拦乌尔巴尼到医院去。她说,你是儿童寄生虫病专家,不是呼吸系统专家。你已经报告了疫情,尽到了责任。然后你就等外界援助到来就好了——不为别的,你为三个孩子想想。如果你被传染了,我们怎么办?

乌尔巴尼的回答是:“这种时候我不去看病人,那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查邮件?看公文?参加宴会?”

他在医院,不仅指导他人,更亲自为患者看病,详细记录症状和检查结果,采集血样,送世界卫生组织做分析。美国疾病控制中心3月25日从血样里分离出冠状病毒,揭示这种疾病是病毒感染,最早的血样就是乌尔巴尼提供的。

世界卫生组织接到乌尔巴尼报告后也意识到事态严重,3月9日即同越南卫生部召开紧急会议,制订了越南境内的防疫措施。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发布了疫情警告,并且迅速派专家到越南协助控制疫情。除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仅派人,还送来一批为应付埃博拉疫情准备的高密封防护服。

这些快速而高强度的措施确实起了作用: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也就是说,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非典)的传播。

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乌尔巴尼自己没有逃过这一劫。过于密切的接触病人,让他发生了传染。

3月11日,在前往泰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路上,他开始发烧。身为医生,他立刻做了最坏的打算,在飞机上就开始避免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动作。飞机一落地,他主动请求隔离,让到机场接他的当地同事保持三米的距离,然后请同事叫救护车。乌尔巴尼进入医院之后就被被隔离,那是按最高级生物安全要求做的全面隔离。按这样的隔离要求,他太太乔日尼来到医院也只能通过对讲机对话——实际上,乔日尼赶来之后,多次探望乌尔巴尼,但乌尔巴尼总共只苏醒过一次,其他时间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2003年3月29日,疾病彻底摧毁了乌尔巴尼的肺脏。上午11点45分,乌尔巴尼在曼谷去世。

去世之前,最后一次意识清醒的时候,乌尔巴尼提出:死后把自己的肺脏切下来做研究,尽快查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疾病。

乌尔巴尼没能活着看到研究结果,但是他的同事们没有辜负他。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现代版科赫法则检验,已经确认了这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致病原,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

原因确定之后,曾经有人打算根据病毒特征给这种疾病起一个名字,但后来为了纪念乌尔巴尼,大家同意就沿用他刚刚发现这种新疾病时随口说出的病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就是SARS。

卡洛·乌尔巴尼医生,在异国他乡,为了阻击非典病毒,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身上闪耀的是足以照亮人类世界的高尚的、纯粹的医者的光辉。[14]


英雄群像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将快速的闪回一些时间片段,去勾勒那些更多的、默默无名的、在你我之间的英雄们的背影。这些英雄可能是某位朋友、某位同学的母亲、某个年轻的爸爸、甚至可能恰好就是这些年来某一位帮助过我们的大夫、护士、工作人员。


北京友谊医院凌晨1点接到命令组建非典医疗队,各志愿医生星夜行动,仅两个多小时就到达了抢救现场。


佑安医院是北京市第二传染病医院,有良好的消毒隔离传统,奉上级指示组建非典医疗队。医疗队共有4位医生和8位护士,分别来自协和医院、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复兴医院、宣武医院等。他们像战士一样奔赴还不太熟悉的战场。没有人胆怯,没有人选择退出,也没有人提任何条件和要求,医务人员互相打气说“我们是生死之交”。[15]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开设了SARS病区,一位59岁的妇科大夫在请战书中“有一事有求于院长”,她的请求只是坚决要求上一线。怕领导不答应,她还力陈了自己上阵的三个理由:“第一非典病区需要妇产科医生,第二我有较好的内科学、传染科学的知识,第三我身体好,无任何家庭负担。”这位大夫甚至认为:“若不参加非典一线工作,我有负罪感。”[16]


北医三院一位医生这样描述他在隔离病区的生活:“这些天气温回升很快,我穿着厚厚的隔离衣,白天就像洗蒸桑拿一样,内衣和隔离衣紧紧粘在一起,一拧一把水;而到了凌晨,随着温度降低,又冷得发抖。我每天都在和病人零距离接触,有时心里确实害怕。但是,每当我给儿子打电话时,他拿起电话,第一声总是:‘喂,白衣天使吗?’每当此时,我心里总会涌上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过去很普通的一个称呼,今天我一听到就想落泪,因为我深深理解了这几个字的含义。”[17]


北京309医院非典病区内条件比较简陋,医护人员和几十个非典病人都住在一栋楼里。这些白衣战士工作起来充满激情,与病人零距离接触无私无畏。只有在提到想家想孩子时,母亲们才忍不住擦眼泪。那时她们进一线已经一个多月了,有时候会站在阳台上举着望远镜,隔离区外远处的小山坡亭子上,她们的爱人带着孩子,两边打着手机,挥着手喊“看见没有”,她们称这叫“望儿台”和“望娘亭”。


北京302医院康复医护人员重返战场的宣誓仪式是令人动容的。302医院是北京市打响阻击非典第一枪的战场之一,由于开始情况不明,没有成熟的防护经验,一批批专家和医生护士感染倒下。但他们刚刚病愈,就向院党委交上请战书。5月6日那天,我看到这十几名身体还有些虚弱的白衣战士向国旗、党旗、军旗庄严宣誓:“我们在哪里倒下,就在哪里爬起,义无反顾,重返战场。”其中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23岁,那种前仆后继、英勇悲壮的气氛,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他们是抗击非典的真正英雄,是他们用生命筑起了阻击非典的坚固防线。他们也使我们在风暴眼里,找到了一种平静、坚强和乐观。[18]


在阻击非典的战争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遭遇了一场悲壮的遭遇战,自4月5日接诊第一名非典患者后,不到20天,全院共93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人民医院建立发烧门诊的第一天,就接诊了80多个发烧病人,第二天又是100多。其中有许多人被明确诊断为非典,截止到4月20日,医院已经收治了120个非典病人。为应付越来越多的病人,医院拆掉锅炉房、洗衣房改建了3个非典病房,但随着4月中旬北京疫情的加重,情况愈加危急。从4月21日到23日人民医院被隔离之前,两天之内一共接诊了8363个病人,其中还有很多需要输液的病人。大量的病人、缺乏传染病专业素质的医护人员在这样狭小又重度污染的环境中就诊接诊,大大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性。4月23日,整座医院被隔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被整体隔离的医院。[19]


2003年4月15日,天津接收了一名自北京转院治疗心脏病的孟先生,城市的平静完全打破了。孟先生到达天津时间虽然只有五天,其流转过的三所医院(天津武警医院、天津市肺科医院、天津市传染病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几乎人人中招。根据其他省市毒王的传染规律,在第一代感染高峰过后,第二个7天会出现第二代感染的高峰,之后又会是第三代。果然,随着时间的发酵,医护人员的感染人数节节攀升,一度达到了全国总确诊医务人员数的50%,位列全国之最!在确诊和疑似的97名医护人员中,99%都与孟的传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显然给许多医护人员带来了压力。一名天津医生在4月底给其外地的亲友发送短信说:“形势不容乐观,主要是医护人员的感染非常可怕,现在已传播到第三代,医护人员成批倒下。”

天津医护人员感染率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非典传入该市早期对其认识不够。二是毒王的传染性非常强。在其他省市以往出现的毒王中,大多有以下特点:或是年龄大,或是患有肾病,或是患有糖尿病,而孟则同时具备这三个特点。三是孟一直未能得到及时确诊:孟发病后,他的传染病史在最早时期未能得到有关方面(上游医院)足够的信息,而早期时,这名病人的血清测试为阴性(其真正原因是病人发病时间过短没能产生足够的抗体,这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未能认识到),也给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四是天津三所医院当时的基础设施与接治非典能力有一定的差距。此外,医护人员连夜抢救也引发自身抵抗力的下降。

尽管如此,天津卫生局局长在发布会上强调:上述三所医院没有一名医护人员不听从调度擅自离岗。即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天津医护人员也没有退缩过。[20]


广东省河源人民医院的护士是第一批感染SARS的医务人员。病愈后的她们将血清进行了定向捐献,实现了我国首次使用康复患者的血清治疗非典患者。


3月10日星期一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同志们的斗志越来越高,对于夺取最后的胜利,大家信心倍增。22天来,我们共收治了62例患者,出院了43例,无院内交叉感染发生,无医护人员被感染,初战告一段落,我们向上级、向人民交了满意的答卷,等到病魔被击退的那一天,我们有信心交100分的答卷。
——《护士长日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 张积慧




重庆赴北京支援医疗组



北医三院医疗组



香港医院抗击SARS医疗组



内蒙古乌海市医务人员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组



安徽阜阳医院抗击非典战役胜利结束



这些医务人员们的悲喜,值得我们谱写成一首宏大的乐章,流传为一部英雄的史诗,被视为时代的剪影,融铸成民族的精魂。

而实际上,一个医生在SARS十周年时的博客中写到——“医生其实是职业上的弱势群体,我们自己也会因职业的神圣而产生自我约束。譬如面对SARS,其实我们也害怕,但不能逃避,职业的使命感使我们这个时候要冲在前面。其实医务人员不是英雄,这些表现只是平凡人的伟大。” [21]


结语

“非典是中国公共卫生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曾经亲身参与过非典抗击一线工作,如今已经成为广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的何剑峰医生如是评价。非典之后,政府高层、专业人员和广大群众,对公共卫生的认识提升到了空前高度,“这个高度,是教训换来的”。

非典后,公共卫生确实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03年5月,国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此后,《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疫法》和《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先后被修订。从非典开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成为惯例。2008年5月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催生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而且,中国还加强了疫情防控的对外交流合作。[22]

我们相信,面对这次新型病毒疫情,医学界、政府、各行各业将会再次联手应对,攻坚克难。

我们看到:医务人员们,再一次直面疫情,同人群逆向前行,为了我们的生命,奔赴一线。

我们看到:医务人员们,再一次离别家人,放弃温暖的假期,为了我们的家庭,奔赴一线。

我们看到:医务人员们,再一次燃烧自己,带上知识和青春,为了我们的希望,奔赴一线。

那么,我们,是不是都应当对他们,更加理解、认同、疼惜、爱护。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护士长唐莎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

我们本文中提及的抗击非典一等功英雄邓子德医生,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 “医务人员也是人,也会疲劳,也会生病,很多医护人员本身也有病痛,都在默默忍受,从来不会向病人倾诉。从这一点上来讲,就是像蜡烛一样默默奉献发光。我希望患者能够像“非典”流行期间一样,对医务人员保持尊重。”[23]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将铭记,那些事、这些话。

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再次致敬昔日抗击非典的所有战士们。




引用

[1] 2002.11-2003.8 SARS发病情况统计 Cumulative Number of Reported Probable Cases of Severe Acute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WHO

[2]《医务人员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刘泽军 米杰 贺雄 刘民谢学勤 梁万年,《中国公共卫生》2004年02期

[3]《广东省中医院原急诊科护士长叶欣:永远的白衣战士,未曾真正离开》黄锦辉,南方网

[4]《人民健康好卫士——范信德》李士燕 杨聘英,人民日报

[5]《抒情诗是如何体现社会巨大进步的》六哈,豆瓣

[6]《面对病魔,没有一个人退缩》伍卫,庄红韬,新华社

[7]《“抗非”功臣邓子德::最遗憾没给“毒王”留血样》任珊珊许健,广州日报

[8]《做医生就意味着要付出-邓练贤抗击非典火线殉身》廖怀凌徐平鸽,羊城晚报

[9]《邓子德:我为“非典”命名》丁香园通讯员,东方早报

[10]《2003年人物:抗击“非典”第一功臣钟南山》文锦,三秦都市报

[11]《钟南山:抗击非典的英雄院士》邓京荆 董淼,新华网

[12]《激流中的“南山” 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段功伟 曾茜 施京京 贺小伶,南方日报

[13] 百度百科-蒋彦永

[14]《为遏止萨斯捐躯的乌尔巴尼》coolients苦丁山,Rolia

[15]《我骄傲,我是一名医生!》白剑峰,人民日报

[16]《最可爱的人--记中日友好医院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李学梅,北京日报

[17]《“‘非典’战场”考验“非常记者”》 白剑峰,人民网

[18]《一场特殊战斗的见证者》江宛柳,解放军报

[19]《人民医院93人染病院长吕厚山:我感到非常痛心》央视面对面栏目组,北京晚报

[20]《毒王入津》孙展,新闻周刊

[21]《一个医生的SARS十年忆》余山水,搜狐评论

[22]《从“遭遇战”到“狙击战”,非典遗产改变广东》李秀婷程楚瑶 陈丽华,南方日报

[23]《每一名医生都在走钢丝》邓子德 李伟 张若凡,三联生活周刊

发布于 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