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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的群像及成因

公知的群像及成因

首先,最近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政府五花八门的表现大家都有各自的看法。这个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情,公知们三个月前如何悲天悯人,今天就该以同样的标准来声讨同作为的外国政府。但是公知们却几天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转弯,尤其像那位社会学者何女士,如同精神分裂式的几天一个弯。当然,还有诸多知乎大V们的的花式洗地。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公知的成因到底是为什么?并回答上文的问题,为什么学人文艺术80%都是仇国恨家的河殇派?

公知群像

首先,他们大都是小布尔乔亚阶级,虽然偶尔被社会的铁锤蹉跎,工作学习中遇到一两个操蛋的领导,就悲愤至极感觉遇到制度上的极大不公,实际上他们生活大多衣食无忧,属于有闲阶级,远要比无产者过得清闲得多。甚至很多是体制的受益者,精致利己主义者。入党国家奖学金一个不少,转头张口你直贵国。

他们多多少少有些附庸风雅的文艺爱好,读点书会看点哈耶克波普尔什么的。自认为自己饱读诗书指点江山。他们往往特别容易以小见大,一件小事能看出民族性。最爱的批判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留在国内的犬儒愤世,有些经过资本搏杀积累财富移民海外的会宣扬呼吸“香甜空气”。

而少数受过学术训练的公知们(也就是我们人文社科学者们),往往只学会一种“话语”(discourse),解释世界的一切都只用一种话语来阐述。但如果你们仔细用分析哲学式的训练纪律去解读他们的话术,他们往往都是通过术语和行话的堆砌对一个学术范式的拙劣模仿,其语言背后根本是逻辑混乱,在貌似唬人的行话(尤其容易忽悠知乎上的大学生们)的背后,依旧是一套公知的话术,某某劣根性,比如中国男性的劣根性之类的。

一旦他们与民众的舆论相悖,就大骂愚民韭菜民粹。你如果说他崇洋媚外,他们会批判你民族主义。你如果说他们追捧殖民主义,他们说他们在追求民主价值,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种说法,我们也就不多说了。


社会的组成

首先,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要铺成一个概念。也就是关于我们社会生活的组成。(我这里主要用的是阿尔都塞的概念)[1]

人类的社会生活,由两个大的部分组成:物质结构的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

物质结构的世界,就是客观的物质条件,物质的局限等等。而,意识形态的世界,则是一个社会的宗教文化习俗价值观等等。

这两个部分对社会生活是缺一不可,并且互相影响的。原则上来说,物质结构决定了意识形态。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渔村因为物质世界的局限,村里人都会去打鱼为生。打鱼最怕翻船。所谓为了讨个好彩头,村里养成了习俗就是吃鱼的时候,一面吃完不翻鱼身。

打鱼为生的生活方式是物质世界的结构局限,也就是面对翻船葬海的风险也要去获得食物。

而吃鱼不翻鱼骨则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此渔村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不翻鱼身——这种社会习俗。

我们沿海人就有这样的习俗,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不再说了。为什么呢?因为物质世界改变了,大多数人都不再打鱼了,一个物质世界的改变,从而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改变。

但是很多意识形态有很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它甚至会反过来改变物质世界。比如,因为这样的习俗,很多高档餐馆会在做鱼的时候把鱼对切两半,让人们不用去翻鱼身。

理解这个道理,我们也就理解,所谓文化,民族习俗,思维方式都是长期物质世界对人们的影响。我们人文学科(或者说是我个人追求),在解释世界的时候,最好要从意识形态的分析去理解背后的结构问题,而不是仅仅批判意识形态。

因为你批判人民吃鱼不翻鱼身是迷信是没用的。当人民生活好了不再打鱼为生,人民自然就改变。只要知道其背后的结构问题是什么,我们才好下手去改变问题。

但很多人文社科的批判是非常表面的,他们的很多理论都是“解释性的描述”,也就是从一个意识形态的现象出发,从而给出一个意识形态的解释。等于总结了现象并定义其为一个术语,再用该术语去解释现象。这是车轱辘话,等于没有解释。

就像有一个社会现象A,他们不去解释A的结构原因,而是告诉你,这个现象叫B。因为B所以A。好像是解释,其实是废话。这种术语太多了,什么“国民性”,“父权意识”。人文社科某些纪律(甚至是大部分)都有这种局限,这是我们学科的天然缺陷。

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物质结构的世界意识形态的世界的作用关系,不仅仅对社会群体会有影响,对个人也会有影响。

一个人长期生活的物质世界,对其意识形态会造成必然的影响。而个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阶级无意识


河殇者的阶级意识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2]

如果大家了解无产者们,会发现无产者即便境遇远比公知小布尔乔亚们糟糕,但是他们大多数也不会完全无脑的河殇,他们也不崇拜工业党那套国家主义,也没有太多种族主义的偏见。为什么呢?

因为无产者每日辛苦的劳动中,他们只与纯粹的物质世界接触。尤其是那种高强度的车间工作,农务工作等等。

他们完全明白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物质结构建立的,东西是加工出来的,粮食是地上种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飘出来的。而这种日复一日的唯物生产过程中,塑造了他们坚实的唯物主义阶级无意识。

并不是说他们这种无意识就会让他们让受过训练的人文学者们一样拥有一套行话去详细阐明世界是怎么回事。甚至他们很多时候受于条件的缺乏,说不清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生活经验让他们有一种坚实的本能去理解世界的运作是结构层面的。

这种坚实的无产阶级无意识,让他们遇到任何社会上的邪恶,他们有一种本能知道是结构上的恶,而不是其他的原因。当他们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天性上觉得是结构的问题,有一种直觉察觉到自我在权力结构中受压迫的关系。

当然,他们也会本能的察觉出来,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比如,一个富士康工人,辛苦组装一个手机拿到微薄工资,经过层层剥削。65%的利润流入美国公司,7%的利润流入台湾公司,2%的利润流入本土税收。

这个利润比例也就是各方对富士康工人的剥削比例。这其中包含了国际剥削和国内剥削。所以无产者为什么不崇拜工业党,也不崇拜公知,因为无产者本能地知道谁在剥削他们。


而小布尔乔亚们,他们的工作如是中介、保险经纪人、媒体编辑啊、上海三套房的包租公,某乎小编啊、人文大V啊。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脱离完全物质生产的。他们的日常是与人打交道,而不是物质。

也就是说,他们在社会立足依靠的是自己的名誉与口碑以及圈子,而不是真实的物质生产技能。比如人文学术圈就很重视某种口碑,当你不崇拜西方就口碑尽失,人格毁灭,沦为笑柄。

由于他们缺乏物质生产的生活经验,导致缺乏唯物主义的阶级无意识。而他们的生活经验是只依赖于人群关系的互动。也就塑造了他们一种靠人的阶级无意识。

当他们遇到任何社会上的邪恶,他们有一种本能理解是人的恶,而无法发觉是结构关系的问题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远古萨满没有什么区别,是风,是雨,是虚无缥缈的抽象的人。世界的组成对于他们是一群一群不同的人群。

一旦他们遇到任何社会挫折,他们马上就得出结论,“某某的民族性就是如此低劣”,他们日常遇到不顺心的人和事,马上得出结论“某某地方的人就是这样”。

一旦这种阶级无意识形成,当他们面对西方的强大和富足的时候,他们不能从历史与结构的唯物主义史观,了解殖民主义,种族灭绝,工业革命的雾都孤儿等等几百年的帝国对全球血腥剥削的历史与国际现实分配结构上去理解西方富强的理由,而是得出是“西方人的文化优越”的解释。

随着觉得“西方人的文化优越”,继而觉得所以西方的一切范式也就优越。如果他们生活再遇到几件操蛋的事,就更加河殇了。

虽然表面上,他们道貌岸然地说,他们追求一种进步价值。而这个价值一定带来社会富足。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理解那个价值。最典型的例子,像Joshua Kurlantzick的《民主在倒退》中的各种例子表示除了西方,其他大多数地区同样的制度都几乎发生了倒退和贫困的。

如果你跟他们说,他们一定会跟你说,非洲的民族性就是笑话,只有西方人种优势才会高的富强。

更进一步说,他们不是迷恋某种价值,而不过是迷恋那个人种。简单的例子是,他们很多言论是反自我价值的。比如很多公知是嘲笑白左的,歧视难民的。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工作被难民抢了而愤怒,而是出于“优越的西方文化被野蛮入侵”而哀伤。

他们的批判最多的就是,从一件小事得出“中国人劣根性”这种理中客的说法,而实际的逻辑,则是“白人优越”。

你一旦理解他们这种思维,就会明白,河殇们其实是极端种族主义者。所以当某件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拉美民主国家,他们会说那是拉美人的民族性导致。而当同样的事发生在美国,他们极尽所能的洗地,辩护,理中客。简直人格分裂。

而人文学科的纪律天然存在这样的劣势,导致不少我们人文社科学者在这种魅影陆离以“人”为本的解释世界中,不以结构去解释世界,而以意识形态去解释世界,最终面对强大西方文化而不自觉的精神西方人了。一旦精神西方人,就陷入范式盲目,他们也就没有什么理性可言。从此为洗而洗,为喷而喷。

当然,并不是人文学者都这样。我所敬仰的每个人文大师几乎都脱离了这种萨满式的解读。

而且也不是所有学者都这样,像对于一个学物理的,学工程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纪律近乎于无产者的唯物生产环境。他们研究理论,逻辑,物质结构,也会塑造了近乎物质结构的无意识。

比如在知乎,你能明显看到更多工科学背景的大V三观比较正。

当然这也不是学科和阶级的必然,只是特定学科或者阶级在倾向上有更大的比例而已。


重要的是,这不代表就说无产者(及其他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的各阶级)天然就有完美的正确性。无产者(以及其他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的各阶级)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很容易被精英意识形态一时的蛊惑洗脑的。但是天然的阶级意识使得无产者具有可以明白真理的天性。

只要把道理和无产者说清楚,他们听明白,他们立即就会“对,对,就是这样。”一些道理和无产者说是一点就通。只要把事实例举出来,他们不会诡辩,自己思考一下很快就会得出真理。 而小布尔乔亚是没有这种明白真理的天性的,他们需要大量刻苦的理性训练,才有可能具有明白真理的能力。

而事实上,你和小布尔乔亚讲道理,举例子,说事实,讲逻辑,最后他们还是会逞强狡辩,用自己那套话术各种诡辩。哪怕嘴皮说破,他们自知理亏,最后也会忧伤地哀叹自己是“人文关怀”,而反过来指责你太过理性,没人性。人文主义往往成为了这群反动文人最后庇护所,标准的话术就是什么“小民尊严”,“环保苍穹”这类的。


谁是无知?

关于对西方的舆论反弹,公知会说中国民众愚蠢民粹,容易被带风向。真的是愚蠢无知吗?

大多数中国基层民众都是日常与物质打交道的,他们自然不会有布尔乔亚的方式去理解世界。本能让他们明白是非。湖北做得不好,就骂。西方做得不好,也骂。这不是他们愚蠢民粹容易被操控,而是他们本能知道权力结构不分国界,他们没有意识形态的盲目,所以也就没有双标。而我们的公知大V们,陷入了范式盲目,也就上演了各种花式双标洗地。

今天,在这里是从唯物的结构的角度去解释公知产生的原因。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也就是对后殖民主义的自我精神内化。有机会再写吧。


对于评论补充,关于阶级:

文本里用的无产者是一个粗糙的概念,大概类似于工薪阶层,或者说只有依赖自身参与实实在在实业生产才能生活的基层人民。

马克思19世纪的“无产阶级”概念在今天已经有很多局限性,因为当代社会产业的高度复杂化,使得这个简单的概念无法再用单纯是否拥有物质生产资料而一刀切的划分。

但是很多学者有补充,比如布迪厄在《区隔》中对当代社会的资本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且这三个资本是可以转换的。

简单的例子说,一个大学教授是从经济层面是没有生产资料的经济资本,但是她可以拥有文化资本,通过出书,发论文,搞讲座,通过自己持有的文化资本迅速增值。她是有产者。

同样一个小公务员持有的社会资本,也就是人脉人际关系等等资源,也是可以增值的,所以也是有产者。

当代社会很多职业表面上没有经济资本的生产资料,但严格划分,他们都不属于无产者这个阶级了。

最后关于中国农民,显然,中国农民拥有的土地是无法转让买卖兼并的,说白了,他们的土地都是租用的。一个去富士康打工的农民工,按道理家里户口上也分了田,你要说因此她是布尔乔亚——这种说法显然是错得荒诞,太教条主义了。

参考

  1. ^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及其它论文》
  2. ^萨特,《反犹者画像》
编辑于 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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