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上包,去田野

背上包,去田野

[按:2013年5月至8月,我利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所提供的资源,多次前往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的红木家具产业集群和河北省保定市白沟新城的箱包产业集群进行田野研究,重点关注这些农村工业化后形成的产业集群内部的民间金融制度安排。本文是我在田野研究结束后对这一段经历的感受总结。]

在第二次从大城回北京的长途汽车上,和我同做田野的师姐跟我说,有时候在图书馆里泡久了,会觉得特别闷,跟被关起来似的。

我顺嘴就接了一句,“这种时候,就该背上包,去田野。”

在说出这话几个月之后,在那些关于做田野的点滴回忆都开始变得模糊、同时也开始显现某种更加深刻的意味的时候,那句顺嘴说的话居然显得内涵起来。我似乎开始明白,作为一种人生经历和学术体验,“做田野”究竟能给我何种“图书馆”所不能给我的东西。

做田野不是去旅游,“田野”里没有金黄的麦浪和泥土的芬芳。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不同,社会学的田野也并无那种“到原始部落寻访古老传说”的神秘与刺激。我的田野里,只有一个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片段,那些由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组成的鲜活图景,而这片段与图景背后,是社会的真实。做田野时是常常感到无聊的,但也许是因为对“寻找社会的真实”有头脑发热般的冲动,无聊也让我感到充实,无聊也让我欲罢不能。

这一切之所以能开始,不过是赶巧了。赶巧了,我误入清华社会学系这个大匪帮;赶巧了,抓到企业融资这个正好对口且又没人做过的题目;赶巧了,系里今年新开了一个做田野的去处;赶巧了,这个新开的去处还能让我控制住无关变量做比较。于是,做红木家具的廊坊大城和做箱包的保定白沟,我一次次在早高峰时从知春路长途跋涉到木樨园,然后在去向这两地的长途汽车上迷迷糊糊地打盹。

头两次在大城做田野,风平浪静得让人心里发毛。已经积累了丰富田野经验的师姐警告我:你可别高兴得太早,这么顺当的田野绝不是正常情况,完全是小概率事件。殊不知,当时的我心里并不“高兴”,反而有些失望,总觉得田野里必得出点儿什么事才算过瘾。

这种失望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从我独当一面勇闯白沟开始,各种突发事件以一种远超我消受能力的频率和幅度袭来。被连续拒访,被放鸽子,约好访谈到了地方却找不着人,被临时改时间导致安排好的计划全部打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告知10分钟之后去XX找XXX,甚至出现了“八点打电话约好八点半访谈结果八点一刻访谈对象告诉我有事去外地了”这样的奇葩情况。

后来明白了,这些根本不叫“突发事件”而根本就是做田野的正常节奏。一切都在不确定中莽撞行进。习惯了在访谈之前跟访谈对象打三通电话来确认,习惯了在一切没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地拿起电话临时抓个访谈对象。拨了无数个陌生的号码,装作温润忠厚的语气跟人家解释“我不是骗子”,一遍又一遍死皮赖脸地在对方不耐烦的语气中寻找生机。“就谈20分钟也行,15分钟也行,10分钟也行!”反正只要你真能出现在我眼前,谈多久那就由不得你了。一开始做田野时,还为“这次能否完成既定的访谈量”忧心忡忡,后来明白了,每个成功做完的访谈都算是我捞着了,能捞一个算一个吧。

在这种时时刻刻都在打仗的慌乱状态下,事先“准备”访谈就成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往往是火急火燎地赶到地儿,气儿还没喘匀,访谈就开始了。好在,随着访谈经验的不断丰富,我愈发认识到,访谈这件事的完成质量与是否提前准备毫无关系,只取决于访谈者“即兴表演”的能力和尖峰时刻的思维速度。一方面,要全神贯注地将访谈对象嘴里络绎不绝蹦出的那些字全部收进耳朵,迅速理解其话语的字面意思、语境意思和潜台词;一方面,脑子飞速运转,想着在访谈对象话音刚落时,我要问出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脑中不断做着判断,什么信息是有价值的,什么信息是没说清楚的,什么信息是值得深挖的;脑中不断捋着访谈对象之前说出的全部内容,将其整合在一个框架之内(这个任务必须在当时立即完成,事后整理永远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只有在访谈当时,访谈者和访谈对象的思维线索是并进的);脑中不断搜索着,还有哪些我需要的信息是访谈对象还没有涉及的(因为回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必须把所有东西一次问清楚)。上述所有思维链条同时运转,耳里听着,脑里转着,脸上还要做出一副真诚专注的表情,毫无喘息之机,因为冷场是访谈大忌。

第一次进田野,我作为新人看着已经是田野老手的蓝天完成上述任务,心中暗叹这一切对身体和精力的消耗是多么让人劳累。然而当我开始自己独当一面,却发现在访谈过程中,哪有什么闲置的精力来体会劳累,唯有在访谈结束、握手微笑之后,顿感脑中各处神经瞬间松垮下来。

做田野的一大隐忧在于,“被导演”、“被欺瞒”的可能性时时都存在。正如上级领导下基层视察,在地面上一掠而过,所看到的东西都是人家希望他看到的——在田野中发生的,亦有可能是一出被提前设计好的戏。即使这样系统的事先设计不存在,对访谈对象来说,被访谈者从头到脚细细盘问一遍总不是件愉快的事,有些不愿公诸于世的东西要掩盖,也是人之常情。即使这样的刻意掩饰不存在,访谈对象被问及过去种种经历,记忆难保不出现模糊混乱,自然难免一些模糊混乱的答案。如此看来,从田野中求得真实的信息,这最最基本的任务反而是最艰难的。

一靠态度。田野做了这么多,已经不再痴痴地幻想,兹要是访谈对象信任了我,真话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信任之于真话,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但若能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让对方的话匣子能打开,访谈的局面会让人舒服得多。我无法给访谈对象任何实在的益处,所能给的,不过是一种“被关心”的满足感和倾诉所带来的畅快。所谓的“信任”,不过是让访谈对象觉得,我是真心地对他的人生有兴趣、真心愿意听他说话或扯淡。眼睛时刻饱含深情地盯着访谈对象,不时点头,脸上随着访谈对象所说的内容而做出喜悦、悲伤、惊讶、遗憾等种种表情,口中发出各种语气词和简短评论,让人感觉我是在真心努力理解人家的生活,人家的一喜一悲、所思所想都有被聆听的价值。不过如此,唯有如此。

二靠技术。田野做了这么多,自己从一个一清二白的纯洁少年,变成了一个十八般武艺样样虽然不算精通但也还拿得起来的腹黑之人。可怕的是,这一过程居然无师自通、纯属自发,可见人要是道德沦丧堕落起来,过程大约是自由落体。从访谈对象口中套出真话的技术丰富繁杂,从最基本的追问、反复问、换汤不换药问,到进阶级别的装傻、旁敲侧击、“我听别人说”云云,再到纯属腹黑的:用故意曲解访谈对象原话的方式施加刺激、用天马行空的乱入问题打乱节奏、用看似安全的问题让访谈对象失去警惕以求瞒天过海,凡此种种,目的皆为让访谈对象乱了方寸,无暇再编瞎话,真话便一不留神泄露出来。斗智斗勇的艰险程度,与警察审讯犯罪嫌疑人,或是律师在法庭上质问证人,大约所差无几。

面上真诚,心中腹黑,眼前坐着的,一会儿像是值得信任的朋友,一会儿像是虚与委蛇的敌手。做田野做到最后,已是人格分裂。

做田野,倒有一大半功夫在田野以外。曾有人问我,你何苦去田野那么多次而每次又去那么两三天,干嘛不用十几二十天一气儿把田野做完。此间的区别在于,一气儿做完就像一口气儿一条道儿跑到黑,而在田野内外来回往复就像每走一步就环视四周看看方向,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从田野材料中形成思路,生发出下次去田野时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新的田野材料再补充、修正自己之前的思路。做田野的过程,就是田野里找到的发现和脑子里有的想法相互碰撞、不断调整的过程。

这样的碰撞之中,最能体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还记得我在最初几个访谈之中得到的答案浅显得千篇一律,让我大为绝望:这他妈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当时怎么能料到,之后几次田野所得到的信息之纷繁、头绪之多,又让我产生了另一种绝望。社会科学生来是解释变异的,有时希望在田野里能获得不一样的答案,以强化解释框架的力度和趣味;有时又希望田野里别再有不一样的答案,使得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解释框架别再被经验事实否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希望被满足后获得的愉悦感,我竟然都体验过。

做田野,需要真正从“ 零”开始。暑假回国之前看过不少关于民间金融的文献,带着这样的眼光进田野,总觉得眼前呈现的事实和文献中的那些东西根本不在一个话语体系内,怎么也接不上,十分扭曲。倒是沈爷(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你先把民间金融的种类弄清楚”——田野研究的入手点,永远都是最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当时心想,弄清企业融资方式有几种,这还不简单,我当时怎么能料到,直到去完第五次田野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才确凿无疑地出现在我眼前。从基本的、清晰的经验事实图景中寻找值得解释的问题,在解释框架中提取最关键的机制,再将经验机制与理论问题对接,这样的方法论链条在定量研究中是要被唾弃的,但在田野研究中是最可贵的。(顺便说一句,我最近看到有些同学,把从理论中生发出的、已经被概念化的问题直接抛到田野中,希图从访谈对象那儿直接找到答案,这其中体现的懒惰让我鄙视。访谈对象很可能根本就无法理解访谈者问出的那些带着高深专业名词的理论问题。从访谈对象的生活故事入手,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入手,一步步提取出可被概念化的机制,这才是正途。)

和访谈对象面对面时,有时心中还是会不自觉地产生居高临下之感。这种感觉,想必那些成天跑采访的记者,或是人物纪录片的拍摄者,都能体会。“我是来研究/调查/记录你的”,这种态度背后其实就是“知识就是权力”的隐喻:我比你有知识,我享有对你的解释权力。这种感觉,是每个做田野的人不得不面对的心魔。头次去田野之前曾觉得,那些人不过是农民,偶然做些生意发了家,简直就是“改革红利分配失误”的明证。现在的我常在心里暗暗谴责那时的我。与访谈对象交流时,常常惊叹于他们的智慧和勇气,惊叹于他们所形成的的那一套精密的经商逻辑。他们冲破限制、抓住机会的魄力,他们对社会变迁的深刻体察,他们在严苛的社会环境中挣扎图存求发展的能动性,甚至是他们钻法律漏洞打擦边球的头脑,证明他们的成功绝非偶然,让我心生崇敬。

我们总是自以为对这世界足够了解,自以为有资格对这世界指手画脚。其实,社会内在的发展逻辑之深奥之精妙,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大自然所塑造的生态系统之美妙多样让人类自叹渺小,那么同样美妙多样的“社会系统”,难道不值得我们的虔敬?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应有的最基本的品质,是对这世界、对这社会保持尊重和敬畏,谨慎观察、小心理解。

无论是排山倒海的定量数据,还是汗牛充栋的文献材料,都不如亲身站在田野里更能触摸这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面对回归分析里得到的因果关系,学者搜索枯肠试图给出一个解释机制(也就是做定量研究的同学常说的“编故事”),但这解释机制本应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的啊!唯有田野研究才能,或者说更有可能,挖掘出现象背后真正的逻辑。


“这片神奇的土地的确是我们希望的田野”,李康老师如是说。
编辑于 201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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