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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九之后

「Ten years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however, the world has moved on.」

——Perry Anderson (2000), Renewals


作为一种学术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绝非从未经历过来自内部的挑战和危机。如拙文阿尔都塞主义的中国土壤里提到的那样,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激烈批判,直接导致了斯大林主义丧失了在马克思主义学术中的权威地位,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解读也带来了一波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弹,并激发了阿尔都塞及其他结构马克思主义者的还击。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数非人道事件激发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思,毛泽东思想对人的阶级属性的理解被削弱,进而带来了80年代关于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大讨论。这种学术事业内部的挑战和危机,当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粗糙地说,所有在当代仍保有生命力的政治理论流派,都曾面临过这样的境况。毕竟,只有已死亡的理论才不会出现理论内部的分歧。即便是今日在政治理论界稳居主流的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亦是在支持者之间不断的争辩之中取得长足发展的。


然而,在所有政治理论所经历过的所有内部危机中,极少有一次能和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的影响相提并论。在苏东剧变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次人类历史上的巨大断裂仍在深刻地塑造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们的研究工作。从最直观的观测角度来看,一大批在苏东剧变之前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纷纷离开,这一理论流派也逐渐从主流学术研究中被边缘化。这样的一场学术界的地震,自然不是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时瞬间完成的。相反,苏东剧变的前兆早已引发了这场地震。这些前兆,正是以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为核心的一系列东欧革命运动。



妥协的革命

近代社会的革命史向来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感兴趣的历史材料。毕竟,革命本身是马克思主义中永恒的话题。除去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其他非无产阶级革命中所体现出来的阶级斗争关系和阶级局限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关心的目标。马克思本人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曾详细分析过1848年法国革命的细节。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曾关注过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在1989年之前,可能没有一次革命像天鹅绒革命这样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犹豫和困惑。

从革命发生的地点上来看,天鹅绒革命并未像马克思预料的那样,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最发达、阶级矛盾最严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它发生在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笼罩的土壤上。换言之,天鹅绒革命是一次对工人国家的挑战,而非一次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挑战。这种与马克思主义预测之间的差异,无疑使彼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感到困惑。但相较革命的地点,恐怕更显著的理论问题出现在了革命的发生方式上。如Timothy Garton Ash指出的那样,

VR [Velvet Revolution], might be contrasted with an ideal type of 1789-style revolution, as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and Mao's Chinese Revolution. The 1789 ideal type is violent, utopian, professedly class-based, and characterized by a progressive radicalization, culminating in terror... The 1989 ideal type, by contrast, is nonviolent, anti-utopian, based on a single class but on broad social coalitions, and characteriz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mass social pressure--"people power"--to bring the current powerholders to negotiate. It culminates not in terror but in compromise. If the totem of 1789-type revolution is the guillotine, that of 1989 is the round table.

Ash区分了两种革命的理想模型:一种是暴力的、乌托邦的、阶级的革命,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并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继承;另一种则是以天鹅绒革命为原型的非暴力的、反乌托邦的、以社会关系的同盟为基础的革命。Ash对「乌托邦」的定义与马克思以及其他一大批革命理论家的定义是显然不同的。对他而言,不经过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程序,以及不经过议会、选举、党派这些民主机构夺取政权,而是通过外来的暴力力量夺取政权的尝试,都是乌托邦的;相反,像天鹅绒革命这样通过民主机构达成谈判、利益平衡和妥协,进而交接政权的尝试,则是反乌托邦的。让我们暂且搁置Ash对乌托邦的独特定义,将目光投向他的理论中非常关键的一点:这种新的革命模式,颠覆了学者对革命的根本认识。在开拓了革命理论的谱系之余,也根本地挑战了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理解。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48-1850》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软弱和妥协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在1848年法国革命中,导致革命日渐趋向保守的原因是无产阶级无法以独立的阶级立场完成革命。相反,他们谋求与其他被统治阶级的联合。而其他被统治阶级,例如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使他们不可能坚持革命立场。相反,他们会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幻象转而保护自身的阶级利益,无法意识到这种私有财产的幻象在革命结束后就会破灭。因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要求之一,是独立的阶级意识。

天鹅绒革命对这一革命理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天鹅绒革命的参与者,恰恰是通过统治阶级领导下的政治机构,通过不同阶层的联合,通过谈判和妥协夺取了政权,获得了革命的成功。诚然,这种成功未必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成功——这并不是一个肤浅的「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的辩护——但即便这种辩护成立,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的伤害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较之其他一些政治理论家,马克思大概是最不愿将他的学术视为一种纯粹的、空中楼阁的理论模型的。相反,很多他的论敌被他批评为「抽象的」、「幻象的」、「片面的」、「哲学的」、「静止的」,正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对社会历史无知。也正是这种对政治的主动参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诞生之后的一百余年间所获得的惊人的社会影响力,尽管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参与,和它的理论解释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如此,超出理论解释力的革命实践,固然能促使马克思主义者自我检视,修正理论的不足,正如超出民主理论解释力的政治实践能促使民主理论者反思一样。但在另一层面上,它挑战的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事业。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从业者中,一种分裂逐渐产生。


研究与信仰

2000年,历史悠久的著名左派学术期刊New Left Review大规模改版。在这次改版中,NLR丢下了它长达40年的历史,重新开始了期刊的编号。著名思想史家Perry Anderson在新的第一期期刊里写下了一篇题为Renewals的编者序。Anderson指出,在改版之前,NLR将大量篇幅放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身上:

Intellectually, the journal devoted much of its energies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Western Marxist thought, a sufficiently large enterprise to occupy it for over a decade. Structuralism, formalism, psychoanalysis featured too—canonical texts or sources often first surfacing in its pages. On these fronts NLR was well ahead of the surrounding culture, pioneering a more cosmopolitan and radical horizon of reference than was easily available elsewhere in the Anglophone world.

然而,时过境迁:

The Soviet bloc has disappeared. Socialism has ceased to be a widespread ideal. Marxism is no longer a dominant in the culture of the Left. Even Labourism has largely dissolved. To say that these changes are enormous would be an under-statement. It cannot be maintained they reduced the review to silence. Each in their fashion, writers associated with it have responded with spirit to the conjuncture of ’89.

在天鹅绒革命的十年之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不再是流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是左派理论中的领头羊。一批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离开这个领域,变成广义的左派学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甚至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学术生涯里,也许有一大半贡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1989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学术事业仍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些相关,另一些人则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但即便是这些仍留在广义左派范畴内的学者,无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持以怎样的态度,也不再共享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换言之,他们即使仍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发表,也仅仅是一一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身份,而不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这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名单上,有不少人是今日社会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而真正伤害到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的,并非他们转而站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余下的价值,更多的无非是一种思想史价值,而不再是活跃的、现代的政治学理论。反对和批评从来不是一套学术理论的痛处;只有不关心,才是它最后的挽歌。

留在马克思主义之内,仍然自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仍然不在少数。David Harvey、Richard Wolff这样的学者,仍然以积极的姿态活跃在学术圈中,也仍然在理论战场上与资本主义对敌。他们无疑仍然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等等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在发挥着它们的学术影响。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每一次经济危机时马克思主义的反弹。然而, 正是这种派生性的理论热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已经死亡,但也许它作为资本主义批评理论的价值还能暂时延续。Harvey等人,作为坚持政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会坚决地拒斥这一批评;但对于并不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研究者而言,抑或对于其他与马克思主义无涉的群体而言,这个学科是否真正濒临消亡了呢?


胜利、死亡与延续

如Jeff Isaac在Democracy in Dark Times中指出的那样,将1989年革命理解为自由主义民主制的胜利是不妥的。他认为,1989年革命给东欧社会留下了大量反政治(antipolitics)的遗产。这种反政治的政治形式体现在不完全遵从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安排,仍以社会运动的形式寻求政治目标的达成。另外,人类历史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论点。苏东剧变后形成的一系列威权国家,其发展趋势很可能是在自我巩固,而不是在走向民主化。这种弗朗西斯-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显然不能正确地描述1989年革命的历史意义。

但1989年革命即便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民主制的胜利,也显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的挫折。如上所述,一些人认为,这场革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进一步来说,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史,就是人们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学术史。有趣的是,做出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已死」的论断的学者并非绝无先例。Leszek Kołakowski——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早在1976年就曾经有相似的理论。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Main Currents of Marxism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句号画在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上。然而,法兰克福学派、英国历史学派、法国结构主义等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并未得到Kołakowski的重视。在该书出版之后的40年间,这些理论仍在被讨论。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1989年革命之后。1989年至今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世界各地的大学课堂里被提起,它的期刊仍在运行,新的学术著作仍在涌现,它也仍在与其他左派理论家、甚至更广义的政治理论家进行对话,无论这种对话是否充足。它仍在为解释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学术智慧。那么,我们所谈论的「马克思主义已死」,又能否如何解释这些现象?

马克思墓志铭上的那句「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大概早已众所周知。但今日回头看去,1989年革命给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带来的最大影响恰恰在此。它创造了一种布迪厄意义上的symbolic power,一种不自觉的、几近潜意识的权力影响, 使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在面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时,不证自明地体现自身的重要性。无论苏联及东欧的政治实践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实践——一种改变世界的尝试——的失败,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退后到解释世界的后台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诸多政治理论流派中的一员;另一方面,它使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样一个问题,why do we care about Marxism? 换言之,只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例如经济危机发生时,这一理论的重要性才会自然地彰显。而大多数时候,它是可以被边缘化,并且已经被边缘化的。那种作为改变世界的理论,与自由主义逐鹿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在1989年革命之后退场了的。在今日,已经没有一个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而言,这是最清晰的证据。

1989之后,世界已经离开。任何一种历史的乡愁也无法阻拦。





参考文献

Anderson, Perry. Renewals.

Ash, Timothy Garton. 1989.

Ash, Timothy Garton. The Velvet Revolution.

Kołakowski, Leszek.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saac, Jeffrey C. Democracy in Dark Times.

编辑于 201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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