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性和权力(一)

儿童、性和权力(一)

尼尔·波兹曼在他的《童年的消逝》中写道“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儿童的天真无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渐退化,然后扭曲成为伪成人的劣等面目,这是令人痛心和尴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虽然我们必须肯定波兹曼对社会的责任心,但出于一种警惕,那种对于所有似乎天然成立的常识准则的警惕,我对那个经常被宣扬的天真无邪的童年概念有着一种持续性的怀疑。

这种对于童年毫无保留的热爱和推崇被作为现代社会的先进文化出现,我们通常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个价值判断。一旦一个判断、一个信条、一种信仰在公众的头脑里僵化了,那么在围绕着这个概念形成的话语中,那种权力就诞生了。那是桎梏我们自己自由的权力,讽刺的是,这是我们自己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的。

在波兹曼痛心疾首的论著中,那种儿童的纯洁性,那种和性没有任何挂碍的“纯洁”在20世纪的末的美国被玷污,“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在一切视觉媒介的宣传中,他们被设计成非常懂事并且性感非凡的成年人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中”。在此,我们确证了我们当前的确处在“文明社会”里,在这里童年的部分含义是要回避成年人的一部分秘密,尤其是性秘密。其引用了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在《文明的进程》中的相关论述,“我们开明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欲要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尤其是性冲动)私密化,并且在未成年人面前三缄其口,维护保持沉默的密约”。

但是在福柯眼里,这种沉默实质是一种话语体制,虽然他也赞同这是现代化的成果——当然,福柯的角度并非“现代化”,而是“主体性”不断深入——但是他给予了我们另一种反叛的视角,告诫我们警惕这种话语下对人类自由的妨害。

在米歇尔·福柯的《性经验史》第一卷中,其把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这包含两种话语体制,一种是上文提及的沉默,另一种是坦白)和其他三种“伟大的战略集合”一起,作为十八世纪以来形成的某种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机制,它们发展出各种有关于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这种机制,正如第二段所担忧的那样,已经细致地把每一个人收入网中。而在同一卷的开头,福柯对于儿童的性教育问题还有更细致的讨论,其认为古典时期儿童的性是隐藏起来的,但是到了17、18世纪,一种沉默逐渐兴起,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对于儿童“性早熟”所发出的会心大笑逐渐销声匿迹了。但是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闭口不言,更是一种新的话语制度。

沉默不是没有对话,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新的言说形式。“对于双方来说什么样的话语是被允许的,应该怎么样小心行事,沉默并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是渗透和支撑各种话语的总体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之后他举了18世纪学校教育的例子,表面上的学校是一个和任何性议题没有关系的场所,实际上,无论是建筑师对学校建筑的设计,还是学校管理者对学校组织各种制度的设计,无时无刻不渗透了性的议题,刻意地防范本身就是话语的一种。我们也可以举一些国内我们熟知的例子,那些不允许男女生做同桌的制度,还有对于早恋的严加管控。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管控的方式,和沉默表面上相反的言说的形式,福柯称其为“话语矫正术”——在话语的规制下,孩子们只是默不作声的对象,被强迫接受一套理性的、有节制的、符合规范和真实的性话语,这就是“矫正”的含义。在这里他举了巴斯铎学派和德国博爱运动的例子,这种把青少年的性纳入话语中并进行针对性控制的行为蓬勃开展,在一次活动中,巴斯铎邀请德国有头有脸的公众人士向他们展示性教育的成功,孩子们有条不紊地回答了经过精心选择的性问题,大家“向这些在大人面前用有限的知识编织起话语和性的花环的孩子们鼓掌欢呼”。

这些都是权力经由话语对儿童的性进行管控的表现。沉默是一种话语制度,而性教育又是另外一种补充,一种更加隐蔽和细致的管控。“它为性问题提供了不同的切入点,它规范了话语的内容和说话者本身。”它允许社会各个阶层按照规定的形式谈论性问题,“所有这些都允许把权力的强化和话语的多样联系起来”,“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围绕着一束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不是要抑制儿童的性,性只是重要的议题中的一个,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议题构筑对于儿童的权力。

以上通过分析儿童的性话语体制,我们也许可以勾勒出福柯关于现代话语体制的认识,我把它总结为秘密-坦白体制。正如其在那一章节末尾所说的那样:“现代社会的特点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的同时,热衷于坦白性秘密”,这就推翻了那种17、18世纪以来性不断遭到压抑的常见假说,因为性没有被压抑,而是被收编,权力渗透进了性议题并且通过话语来控制人的思想。

话语是怎样控制人的呢?

话语通过三种途径发挥作用:赋权、限制和建构。

语言就是一种话语:它赋予我言谈的权利,它对我可说的内容做出了限制,它还将我建构为一个会言谈的主体。

用以上福柯对于儿童性教育举个例子来解释这三种途径吧。话语赋予了成年人以言谈未成年人的性的权力,同时剥夺了未成年人言谈自己性的权力;话语通过知识对如何谈论未成年的性做出规范,要么通过各种体制用规范的沉默来言谈性,要么通过性教育用规范的语言言谈性;话语建构了一个正确的谈论性话题的立场,邀请一个人进入这种立场从而成为这种立场的主体,完成对于人的控制。

这里提到了主体性,这就是理解福柯批判的根本了。

所谓主体性,大概就是说人在活动一步步确证自己的过程。这一确证越规范,主体性就越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这竟然成了在现代得到应验的寓言。现代人是政治动物,其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有关生命的所有领域都进入到了政治的领域。身体因受到一种主体的钳制和幽禁而丧失了本来的生机,变成为一种超越肉体的虚幻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福柯所批判的主体,这个主体时时伴随着人性的存在。但已经完全不是最初的真实的或实在的人性。真实的实在的人性死在了这个虚假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充满着真理,话语、知识、科学、逍德让主体本身等等作为权力的化身引领着人去过着所谓的美好生活。这样的人性与主体一样像是一个谎言。这样的一个杰作与权力脱不了干系,前文屮就论述了权力利用坦白的技巧将人性打造成了奴性,人们的承认的义务感越来越深化,以至于成为性屮的秘密元素。

第一部分对于福柯话语权理论的把握还没写完,下一部分将会用话语权理论解释童年概念对人压迫。

发布于 2016-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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