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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如何简化为「爱」的?正说「愛」的前世今生

温馨提示:本文是笔者据《“愛”是如何简化为“爱”的》(载《光明日报》2016年6月12日07版)所撰写的镜像文章,目的是指出原文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书法方面的诸多硬伤,以免继续以讹传讹,原文结论基本不变。为了称呼方便,《“愛”是如何简化为“爱”的》在下文中简称《陈王文》。笔者针对原文增修的部分以黑体加粗的形式呈现出来。

近些年,社会大众和媒体在说到繁体字与简化字的问题时几乎都会拿简化字「爱」说事儿。比如主张恢复繁体字、主张在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批评社会道德沦丧、批评传统文化式微等,都把「爱」字的简化当作批评对象。又比如主张废除繁体字的人打着「文字学」的幌子,试图论证「愛」的本义并非「仁爱」,「爱」的简化发生得很早,很有群众基础,以此为中国现行语言文字政策背书。

其实,这两种持论者对「爱」字的本义、对「愛」如何以及何时开始简化为「爱」,可能一知半解或者一无所知。

「愛」本与脚趾无关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汉代许慎所著的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权威著作,同时又是一本充满错误的著作。《说文》将「愛」置于夊(suī,趾的最初形体「止」的倒写)部而不是心部。也就是说,《说文》认为「愛」的本义与脚趾有关而不是与心有关,但是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陈王文》说:

再看看释义就更清楚了:「愛,行貌。从夊,㤅声。」清代的《说文》学大家段玉裁对「愛」注释是:「心部曰『㤅,惠也』。今字假愛为㤅而㤅废矣。愛,行貌也,故从夊。」对「㤅」(ài)的注释是:「许君惠㤅字用此。愛为行皃。乃自愛行而㤅废。转写许书者遂尽改㤅为愛。」这就清楚地表明:「愛」是从夊、㤅声的形声字,本义为行走的样子,而「仁爱」之意本作「㤅」(义符为心、声符为旡的形声字。旡音,与爱的古音非常接近)。「心」只是声符「㤅」的组成部分,与「愛」字的音和义没有直接关系。用「愛」表示仁爱、惠爱是假借用法。

出土先秦文献中表示仁爱、惠爱义用的是「㤅」字。战国中山王壶铭文的辞例是「德㤅深则贤人亲」。但汉代的出土文献中该义已改用「愛」字,如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愛以身为天下」。今天所见传世先秦文献表示仁爱、惠爱义时基本都用「愛」而很少用「㤅」,则是后人翻刻古书时将「㤅」改为「愛」的结果。

其实这两段话正体现了原文作者对「文字学」的「一知半解」。

在先秦古文字构形中,古文字凡从人形之字,往往于字下方增益脚趾之「止」(「止」倒置即为「夊」)以为繁文,此乃古文发展之规律。这种情况在先秦古文字中极为常见,比如:

刘钊先生《古文字构形学》也提到了这种现象:

古文字下方加「夊」形与否构成一组自由变体,在上古後期出于分化字义(使汉字表意精确化)的必要,这些加「夊」形与否构成的简繁体逐渐承担了不同的字义而分道扬镳。上文中的「允」与「夋」、「兇」与「㚇」、「無」与「舞」 均是其例。而也有些没有分化字义的简繁形体,比如上文中的「㤅」与「愛」、「㥑/?」与「憂」、「致」、「處」的简繁写法。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先生,由于不明白这一层关系,于是误分「㤅」「愛」简繁二体为两字,并且望文生义将带有「夊」(脚形)的繁体「愛」解释成是「行貌」。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证明,「愛」字从来就没有用为「行貌」的用例,辞书中记载的用为「行貌」的「愛」,只见于《说文》系列的书籍,其实只是承《说文》之讹。

相似的例子还有前文提到的「㥑/?」与「憂」。《说文》:「?,愁也。从心从頁。」《说文》:「憂,和之行也。从夊?聲。《詩》曰:『布政憂憂』。」也是误分原属一字的「㥑/?」与「憂」为二字,并将带有「夊」的「憂」强行解释为和行走相关的动作。另外,《说文》提到的《诗经》用例「布政憂憂」今作「敷政優優」,「憂憂」和「優優」均是联绵词的借字,训「和也」(《毛传》),与「憂」本身的字形无关,而《说文》为了照顾「夊」底,将「憂憂」强行解释为「和之行也」。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董莲池先生的《说文解字考正》:

再说出土文献。目前可考的最早的「爱」字都见于战国时期,作不带「夊」底的简体「㤅」(主要是中山国文字与楚系文字)以及「?」(是楚系和齐鲁系的习惯,从「既(jì)」得声与从「旡(jì)」相同)。下图,东方六国「㤅」、「?」:

而在我大秦帝国的文字中,「爱」字是加了「夊」底的繁体「愛」。秦系文字对于宗周文字保留得最好,故而可以认为秦文字加了「夊」底的「愛」承宗周文字之遗绪。下图,《睡虎地秦简》「愛/?」:

《陈王文》提到的「战国中山王壶铭文『㤅』」,其字形可见上图「东方六国『㤅』」的左上角。而《陈王文》提到的西汉早期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愛」,其实正是承接自秦系文字。《陈王文》将马王堆帛书的这种用字特点解释为「已改用『愛』字」,其实是在无视秦始皇帝「书同文」的功劳(人家秦国本来就一直用「愛」,顺便废除了六国的「㤅」与「?」,而汉代文字全面继承了秦文字的规范。站在秦汉政权的立场上讲,这是「继承」,谈何「改用」?)。

若说许慎先生不了解这一层关系,是由于历史局限性,那还情有可原。《陈王文》的作者自己对「㤅」与「愛」的关系一知半解,其认知水平只停留在两千年前《说文解字》的水平上,喜欢引用出土文献证据却连最常见的古文字规律都不知道,还要出来当公知,甚为不妥。

另外这一段还有一个古文献学方面的硬伤。《陈王文》说:「今天所见传世先秦文献表示仁爱、惠爱义时基本都用『愛』而很少用『㤅』,则是后人翻刻古书时将『㤅』改为『愛』的结果。」我们承认「㤅」是「爱」最原始的形态,但是「㤅」改写成「愛」发生得相当早,至少战国时期的秦国就全部用「愛」了。东方六国通行的典籍,固然会用他们的各自的文字书写,比如楚地、晋地用「㤅」,齐鲁之地用「?」。 但是一旦传抄到秦国,就很容易改写成「愛」。秦焚书之后,大量先秦典籍亡佚。汉代人通过儒生口述、整理各地发现的战国竹简,挽回了相当多的先秦古籍, 这些汉代人整理的先秦古籍也是用汉代文字(与秦文字一脉相承)书写的,也会用「愛」字。而秦汉时期书籍传播途径只有「抄写」,谈不上《陈王文》所说的「翻刻」。

「愛」的简化不在魏晋而在宋元

《陈王文》说「『愛』的简化早在魏晋」,接着马上举出《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中的字形作为论据:

恕我眼拙,为何我从上图中看不出「愛」在魏晋时期有简化呢?

其实这张图反映的是「愛」字隶变的经过,由秦国古隶中的「?」一步步讹变为今天的「愛」。若要做汉字构形上的分析,「?/愛」的三部分及其职能分别是:

  • 旡,声旁,参与表音
  • 心,形旁,参与表意
  • 夊,赘余部件,不参与表音表意

秦汉魏晋的这些年里,「?」→「愛」的演变,主要集中在声旁「旡」上(最终讹变成了一个不可分析的「⿱爫冖」,其讹变规律与「䑞」→「舜」同),而中间的形旁「心」(也就是简繁两党最关心的部分),以及下方的赘余部件「夊」却根本没有变化。故而不知道《陈王文》作者将「『愛』的简化」定在「魏晋」是何居心?笔者想了想,可能他受简派观念影响太深,认为「隶变」和「简化」是一回事,将「愛」在秦汉魏晋时期发生的「隶变」也往「简化」上面靠了。「隶变」和「简化」没有必然关系,须知「旡」只须写四笔,「⿱爫冖」却要写六笔,谁简谁繁这不是一目了然么?

《陈王文》接下来的草书中的「愛/爱」,基本符合史实,当然有两处硬伤除外。

《陈王文》说「前五个字形取自《草书大字典》」,言下之意是最后两个字是作者自己找的。但是这两个字都有硬伤。

倒数第二个字作者说是一位叫「赵孟」的书法家写的,但是查无此人。 后来笔者翻阅网上的书法字典发现这个字形其实是赵孟頫写的(见下图)。考虑到《陈王文》原文刊载于《光明日报》,而且「赵孟頫」的「頫」找不到类推简体可用,编辑应该用了造字工具自造了一个类推简体「頫」来表示。而这个自造字符在网络版中被视为非法字符吞掉了,只留下了「赵孟」。姑且认为这是技术问题导致的。但是,作者认为生于南宋,仕于元,卒于元的「赵孟頫」是「明代书法家」,难道也可以推给「技术问题」吗?况且仔细审视这个放大的「愛」字形,里头的「心」依稀可见好不好?

而倒数第一个字,熟悉我的知友可能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对的,《陈王文》引用的所谓「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字形,实际上是现代人冒名顶替的伪作。关于网络书法字典中流传已广的书法造假低手「颜假卿」的光荣事迹,详见:颜真卿时代已经有简体字了吗? - 趙瑾昀的回答。基于对网络书法字典的不信任,加上有「颜假卿」这个先例在,笔者通过《赵孟頫书法字典》(禚效锋编)复核了上引据说是出自「赵孟頫」的「爱」字,本是想进一步找出这个字出自赵孟頫的哪篇作品,结果却找不到一样的字形。也就是说这个「明代赵孟」的「爱」字很可能与「唐代颜假卿」的一样,是现代人打着书法名家幌子的伪作。

《陈王文》的两位作者均为高校教授(考虑到该文存在各种低级硬伤,笔者怀疑古文字圈内的陈教授只是挂名的作者,而王教授才是该文的主要撰写者),如此轻率地使用网络上的伪材料,甚至连赵孟頫是哪朝哪代的人都不知道就敢胡说八道,我为了友善度只能深表遗憾。

汉字简化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方法就是「草书楷化」。「爱」字也不例外,来自「愛」的草书楷化。一般讨论这种草书楷化字的最早年代,要以「楷书中首见」为准。在「楷书」这个书体层面上,形成了「爱」与「愛」的对立,才能说明草书楷化的「爱」作为一个独立的字而存在;否则,在「草书」书体层面上,「愛/爱」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字,从来不会认定为互相对立的两个字形,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简繁字」的概念。(另参:書體與漢字的區別 - 汉字 - 知乎专栏

循着这一准则,讨论「现行简化字」(指楷书这种正式书体中)的最早出处才有意义。那么,「爱」作为草书楷化字在楷书中出现,始于宋元时期。见李乐毅《简化字源》(红框框中的是始见证据):

《陈王文》在本节最后提到「简化字形『爱』早在魏晋时期的造像上就出现了」,恐怕这正是本节小标题「『愛』的简化早在魏晋」的论据。其实这是《陈王文》参考《简化字源》所引北魏《崔勤造像碑》(见上图⑥)所得出的结论。但是《简化字源》用词很谨慎,说是「北魏《崔勤造像碑》已有类似的楷体」,并未直言「简化字形『爱』早在魏晋时期的造像上就出现了」。用词谨慎与否,体现了《陈王文》作者与《简化字源》作者各自做学问的态度。

通过检视上图北魏《崔勤造像碑》的「爱」,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字的「心」省为「一」,与下方的「夊」一同构成「反」字(而非「友」字)。这个字形是「愛」向「爱」转变的中间字形,而且还是楷书(不同于前面举的行书草书),在论证「爱」的来历上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从「友」的楷书「爱」字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存在。若是非要偷换概念,那我也可以说中华文明存在于南非的南方古猿之中。

写在最后

《陈王文》最后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觉得整篇文章最有价值、毫无硬伤的就是这段话,现转录如下(下划线为原文红字部分):

「爱」不能承受之重
汉字已有几千年的演变历史,字形由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到楷书,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何以「射」字从「身」、「香」下为「日」,何以「秦、奉、奏、泰、春」上部相同,何以「弄、奂、舆、举」下部有别?没有古文字学知识,这些字的字形来源、「精意」所在,一般人难以知晓。
前面提到的东汉许慎,在当时就享有「五经无双」的美誉,但在《说文》中也难免有误解字形、误释字义之例。如把小篆字形的「爲」误释为「母猴」,今人见到 「爲」的甲骨文、金文字形,是一只手牵着一头大象,才知道「爲」的造字本义是人牵着大象从事劳作,跟「母猴」毫无关系。小篆字形距离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 当然要比现代字形近太多,以许慎的学问,解释字义尚且出错,今人试图用现代楷体字形解释造字意义,试图「深挖」其中的文化内涵,牵强附会之处只会更多。
文字学是一门科学,有自己的科学术语、科学规律和研究门槛。为了有趣或者在非正式场合做文字游戏,出现类似宋朝王安石所说「波为水之皮」那样的「歪解」可以理解;但若是著文书面讨论或者在正式场合口头发表有关汉字问题的见解,还是应该了解一些汉字学知识,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汉字,而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情绪,任意曲解字形,或者如鲁迅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所说,以为「名人」对任何非专业内的问题都有高见。这样才能避免出现类似把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满加到「爱」字头上的现象。

很可惜的是,虽然《陈王文》认识到了「在《说文》中也难免有误解字形、误释字义之例」,却因为一知半解,在「愛/㤅」字的解读上仍然落入《说文》的窠臼。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段话总算是强有力地抨击了「爱(愛)无心,乡(郷)无郎……进(進)不是越来越佳而往井里走。」[1]等利用莫须有的「文化内涵」强奸汉字的无知论调。这种曲解汉字、「深挖」汉字的文化内涵的做法,是需要我们随时警惕的。

[1]: 「郷」本就不从「郎」,而是从「皀」从「?」,参古文字中的「简化字」(三) - 汉字 - 知乎专栏;「佳」和「隹」(「進」所从)也毫无关系。

我们回到「爱」的问题上来,可以发现在一千多年前的隶变中,「?」的声旁遭到了破坏而成了半记号字「愛」(「旡」讹变成无意义的记号「⿱爫冖」),而其表意成分「心」却始终顽固地保留了下来。这与我们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确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今天很多人利用「爱」来批评社会道德沦丧、批评传统文化式微,正是这种千年来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延续。对此我们似乎不必太过苛责。

草书楷化字的「愛」下方作「友」或「犮」(其中带点「犮」更常见,详上文李乐毅《简化字源》引诸多宋代俗字,均作带点「犮」)。蒋中正写的「親愛精誠」的「愛」也作带点「犮」而不是无点「友」(见上图)。而最终新中国的《汉字简化方案》却选择了相对来说不常用的带无点「友」的「爱」作为「愛」的简化字,其实是有考虑「友爱」之「爱」。「爱」中的「友」仍可表意,而且丝毫不比「心」差,这也反映了我们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可见千年前将「?」改造成「愛」,与千年后的今天将「愛」改造成「爱」,都有文化心理在背后起作用。

另外从文字学角度来说,「爱」下方的「友」其实是「一」和「夊」粘连的结果,而这个「一」正是草书中书写「心」时为了缩短笔程所做的省写。平行例子可以参考「應」与「应」,「心」也被省略成了「一」。 故而我们可以认为「爱」中仍然是有「心」的,顺便还可以多「解读」出一个「友」。这么看,对「爱」字的芥蒂兴许也会淡化许多罢。

编辑于 201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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