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谱系

人文主义的谱系

作者|程新皓

在今天的中国,“人文”一词在各种语境下都在被普遍使用,但它同样也算是语义最模糊的词之一。在当代的讨论里,这个词语被用于指称某种对人的价值的强调。[1]

它会在最接近原意的情况下以“人文学科”和“人文主义”的形式出现,也会被作为近义词 “人本主义”进行使用,甚至在较为错误的意义下使用“人文关怀”之类的词汇。事实上,人文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概念,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当时甚至还没有出现与人文主义等同的词汇),就在历史中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然而,纵观其谱系,却依然能够找出其在不同时代之中的共同之处,而这也就是本文在梳理人文主义的流变时试图进行的工作。

教育与学术传统:古代世界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与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近义的词语最早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当时,西塞罗用拉丁文中的humanitas一词来指代对公民在文学学科中的全面教育。[2]

这种教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传统,即通过对自由七艺的修习,来获得全面的个人个性发展。这便是人文主义最早的根源。在这个根源中,已经包括了人文主义的核心观点,即人的个性和潜能并不能够自发生成和发掘,而是必须通过全面的(人文学科)教育来塑造。这个观点一直贯穿于之后两千年的人文主义传统中。

古罗马政治家、演讲家西塞罗用拉丁文humanitas一词来指代对公民在文学学科中的全面教育,由此开始了人文主义的历史

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再兴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而又通过意大利传播至欧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潮。在当时,人文主义者被认为是那些研习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的人,而人文学科则有着严格的界定,它包括了五个分支:语法学、修辞学、诗学、历史学和道德哲学,而所有这些课程都以阅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为基础。[1]

由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实际上便由一个相对狭窄的人群构成,即在学校中讲授人文学科的职业教师阶层,以及为君主服务的秘书和书记员阶层,而在其他的一些职业中也会偶尔出现人文学者,包括政治家、神职人员、商人、艺术家、诗人、法官和医生。[3]

彼得拉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复兴了拉丁文学的写作

与人文主义的现代含义不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并不着重于强调人的尊严,而是强调人的教育和自我构建,特别是这些教育和自我构建的来源:古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在中世纪,这些古代的传统一度因为基督教传统的兴起而被遗忘(如柏拉图主义),或是经过改造后在经院哲学的体系中被断章取义式的留存(如亚里斯多德主义)。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正是这些古代的传统。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始大量寻找和重新誊抄拉丁文献,并将古希腊文献大量而系统的翻译成拉丁文,而以此复活了人文学科,并成为近代古典学术的先导——在今天,我们所能接触的拉丁文学的知识范围几乎就是来自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整理和翻译。此时的人文主义,其核心含义并非是对人的价值的强调,而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的传统,一种根植于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学术传统。即使我们认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中包含了对人尊严的强调,那也得明确的指出,在当时,“人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那就是通过古典的和文学的——即人文的——学科。”[4]

北方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他歌颂个人价值的《愚人颂》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著作

对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同样需要强调的另一点是,它并非某种有着特定观点的思潮,而更多的是由对一系列问题的共同关注而形成的学术传统。在人文主义的阵营中,充斥着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和立场。如倡导沉思生活的重要性(新柏拉图主义),或倡导与其相反的积极活跃的生活(市民人文主义)[5];认为意志(will)与爱(love)的地位高于知性(intellect)与知识(knowledge)(如彼得拉克),或是承认知性的优越(早年的斐奇诺)[6];甚至,在关于人的核心地位的观点上,在人文主义者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如将人的理性精神置于连接上帝与世界的纽带之位置(新柏拉图主义,斐奇诺)[7],或是认为人可以在世界的等级中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新柏拉图主义,皮科)[8],但也有人文主义者批评“人在宇宙的中心位置”毫无根据,而坚持人的谦卑地位(蒙田)[9]。我们无法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理解成一种信条、一种哲学或一种运动,而事实上,它是围绕着一系列问题而产生的争论,而由这些有着共同关注对象(人)和共同基础(基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学术),最终形成的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和折中主义色彩的学术脉络。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人们对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还存在着根本的误解,即认为它主张以人权来对抗神权,认为它倡导“以人为本”。事实上,如果说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们还有什么更多的共同点的话,其中之一就是几乎没有一位学者否定上帝的存在,而人类的尊严则由其相似于上帝之理性而得来。[10]

调和来自前基督教时代的学术(及其背后所必然具有的异教色彩和世界观)和基督教的信仰,本身就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的学术方法同样被用于圣经文本的阐述,从而产生了提倡伦理践行、反对教条和神秘主义的基督教信仰版本。

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的哲学家斐奇诺,复兴了柏拉图传统的哲学思想,并将其与基督教信仰体系进行了调和

最终,在十六世纪的后半叶,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走向了衰落,这种衰落由因反宗教改革而新兴的带有原教旨倾向的宗教运动,以及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自身内部的教条化和庸俗化所共同导致。[11]

然而,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最终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希腊和拉丁文献)和学术传统(对人文学科教育的倡导),而这些种子将在下一个世纪重新生根发芽,发展出另一个版本的人文主义。

理性与理性之限度:启蒙运动与十八世纪的人文主义

十八世纪的人文主义与启蒙运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着共同的关注对象(人)和共同的讨论话题(理性之于人类的解放),而很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本身就是人文主义者。在这个世纪中,法语取代了拉丁文,成为人文主义者的语言,而巴黎之于十八世纪人文主义则类似于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一批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的文化批评家、宗教怀疑派和政治改革家的松散、非正式、完全无组织的联合”[12]

则成了十八世纪人文主义者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这批思想家们共通关注的问题是理性的批判力量,倾向于将过去的文化和传统放进理性中进行检验,最终实现以人类共通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试图“创建一个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的威胁,并有权提出质疑和批判的世界。”[13]

培根是人类理性的鼓吹者,他预见到了科学革命将人类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中解放的可能性

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类似,在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同样将目光投射于古代的经典,并将人类潜能的实现诉诸于系统的教育。但他们试图做的,却远远超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范畴。正如前文所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学术传统,他们试图复兴古代的学术,但采取的是折中主义的立场,将古代学术体系与基督教的信仰体系进行融合,在基督教信仰的框架下来阐释古代学术。而在启蒙运动时期,新的人文主义者们则完全质疑基督教信仰,或者更准确的说,试图在基督教信仰之外建立新的基础——人类的理性。而文艺复兴之后所发展出的实验性科学,则成为了这种人类理性能够实现的证明。在科学体系尚未建立的十七世纪初,培根就已经敏锐的觉察到,科学将“能把人从原罪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恢复他由于堕落而丧失的对自然的控制”。[14]

之后的一个世纪间,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几乎实现了培根的这种预言。从此,人类发现了新的武器,即理性的批判力量:不再将曾经存在的习俗与思想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必须不断提出问题、进行检验。这种批判的武器将当时的人从宗教与社会制度的控制中解脱出来,而成为依赖于自身理性而直接得以存在的个体。

洛克十八世纪人文主义的先驱,他著作中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容忍思想自由的经典论述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在倡导理性的同时,还有一个相反的面向,即始终对理性的万能抱有怀疑的态度。如同笛卡尔式的唯理论观点持有者同样是人文主义者们批判的对象——这种形而上的,带有还原论色彩或者决定论色彩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否认了人对自身的主宰,从而成为了人文主义的对立面。与之相反,人文主义者们所强调的是人类理性所带来的能动性,以及这种理性的基础,即人类不可化约的经验——而非独立于人类经验的思辨。正如休谟所说,任何信念和价值观,不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科学的或审美的,除了人类经验之外,没有别的来源,而不论如何玩弄概念,都不能给这些信念或价值观以独立于人类经验的权威性。[15]

经验主义者休谟提出了人类知识的基础乃是人类的经验本身,而非独立于经验的形而上思辨

自由主义和自我批判: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人文主义

在启蒙运动之后,科学革命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科学萌芽开始大放异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乐观情绪空前高涨,很多迹象都表明,伴随着人类对理性的运用,在知识和技术有了爆炸式的发展,而在财富的积累甚至社会文明的进步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主义所关注的重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从一种个人主义式的人文主义逐渐转向了社会的维度,试图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改良来保障人类的自由,赋予人类发挥最大潜能的可能性,由此,便出现了现在称之为世俗人文主义的版本。[16]

随着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们不管其价值倾向为何,最终都需要对此事件进行回应。对于德国以歌德为核心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他们对法国大革命中所体现出的人性中的疯狂抱有警惕的态度,但同时又对拿破仑战争中所潜藏着的世界主义的可能性饱含热情。由此,他们更加倾向于以一种普世主义和整体论的态度,回到思想和艺术对个人潜能的发掘之上——通过回望人类所作出的最杰出的艺术和文学,以客观和克制的态度抵制主观与感伤的倾向,最终塑造均衡和健康的人格。他们的这种理想最终通过以洪堡为代表的几代教育家的努力而最终形成了制度化的教育方案。

歌德是十九世纪初德国人文主义的核心人物,他试图以客观和克制的态度来抵抗当时文学和艺术中的主观倾向,并强调通过对人类以往伟大的艺术、文学、戏剧和科学的研究来实现个人潜能的培养

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教育家实现了人文教育的制度化

与德国人文主义传统不同,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对大革命中的社会因素作出了更多反思。托克维尔在对大革命进行诊断后,发现了人类的平等和自由之间存在着拮抗——为了保证平等,人们会让渡出更多的自由,从而增强国家的集权,形成新形式的暴政。由此,他所提出的人文主义的版本与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教育方案不同,实质上指向了社会制度的建设。这种人文主义认为,为了实现自由,人们必须投身于社会,争取足够的保障来实现民主,以此制约平等的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权力过度集中的倾向。[17]

从此,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学术理想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对理性的强调之后,人文主义有了第三个重要的核心:自由主义的理想。随后一个世纪间,这种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世俗人文主义在这个新世界的创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诊断,提出为了实现自由,人们必须投身于社会,争取足够的保障来实现民主,以此制约平等的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权力过度集中的倾向

之后,现代世界出现了。在这个实证主义大获全胜的世界中,因人类的理性而构建出的技术和制度逐渐强大,甚而反过头来挟制了人性的存在:人类和人类造物之间的主客关系变得模糊。而另一方面,在对物理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入后,人性似乎有被简化为物理化学过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受制于世界的客观规律。在这种双重夹击下,人的主体性何以存在?这些种种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推向了顶峰。在这些疯狂之后,人文主义曾经的乐观情绪几乎丧失殆尽。此时,人类的理性是否还能够成为可靠的基础?而之前人文主义的理想又在多大程度上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继续生效的可能性?这便是二十世纪中叶之后人文主义所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

在这个既旧且新的世界中,人文主义传统在其出现近八百年后,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原点。那些曾经人文主义者作为共识的价值观与传统在此时必须经过重新的检验。如果我们依旧承认对人类价值的尊重和塑造依旧是人文主义的核心,那么我们必须检验那些在过去时代不断生效的方法——人文学科的教育理想,人类理性对自我和世界的塑造,以自由主义为规范的社会规范——考察其在新的状况中继续生效的可能性。而如果这些方法已经(部分的)失效,那需要在人文主义的框架下进行怎样的改变,甚至——需要如何改变人文主义的框架?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保持审慎乐观,并继续保持积极的行动。毕竟一直以来,人文主义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不断辩论、争执,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产生新的解决方案的过程,是“民主的,对所有阶级和背景的人开放的,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过程。……人文主义就是批评,……它以其民主的,世俗的、开放的特性,凝聚它的力量和适用性。”[18]

对人文主义的一些总结

通过上述对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谱系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人文主义不是一场运动,也不是一种哲学体系或思想信条,而是针对以人类状况为核心的一系列问题的持续的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至今,并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持续下去。这一系列的辩论的焦点并非是人文主义本身的含义,而是关于人的价值如何实现,关于人类的理性和它的范围。

人文主义这个词语,或许不会有确切的定义。但什么样的观念可以归入人文主义的范畴,却仍然具有一定的限制。首先,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类价值的实现,而这种价值的实现需要经由教育与自我塑造,同时也需要得到个人自由之保障——这是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传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其次,人的价值实现掌握在自己手中,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经验的第一性,强调人类在面对世界时的和主体性。由此,那些可以被归结为还原论或决定论的观点,包括那些带有神秘主义倾向或者威权色彩的观点,一定不在人文主义的范畴之内。最终,我们需要记住人文主义传统中最为核心的论题:人类的命运控制在自己手中,经由理性所释放出来的创造性,人类能够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

2016.1.21.

补充说明:

经由以上分析,我们便也可以了解“人文”一词的适用范围。在最广义的情况下,它可以在“对人类价值的强调”或“以人类价值为核心”的意义上使用,如“人文地理”、“人文摄影”。但当提及“人文关怀”时,则需要明白,这更多的是在强调社会制度对个人自由和个人价值实现的保障,而非被庸俗的理解为对个人的关怀。而当我们说到“人文学科”时,我们所涉及的便是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五学科(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及其后世变体,以及在之后人文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和人类学)。

注释

[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术,克里斯特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邵宏 译,东方出版社,2008,p.5

[2]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1997,p.5

[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术,克里斯特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邵宏 译,东方出版社,2008,p.7

[4]同上书,p.6

[5]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道德思想,克里斯特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邵宏 译,东方出版社,2008,p.35,p.47

[6]同上书,p.56-57

[7]克里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姚鹏 陶建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p.46

[8]同上书,p.66

[9]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道德思想,克里斯特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艺术》,邵宏 译,东方出版社,2008,p.62

[10]同上书,p.61

[11]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衰落,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 译,商务印书馆,2013,p.298-310

[12]彼得·盖伊:《启蒙运动(第一卷)》,转引自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1997,p.69

[13]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1997,p.70

[14]同上书,p.74

[15]同上书,p.95

[16]同上书,p.138

[17]同上书,p.141

[18]人文主义的范围,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p.27

编辑于 2016-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