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快乐只来源于两件事:不安与不甘”|新中产阶层还是新夹缝阶层?

“我的不快乐只来源于两件事:不安与不甘”|新中产阶层还是新夹缝阶层?

新中产阶层——频繁听到这个词,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在这波创业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品牌、公司把自己的目标用户定位到了“都市新中产”身上。

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麦肯锡曾在2013年将中国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年收入在10.6万至22.9万的人群定为中国的新中产阶层(Magni&Poh,2013)。他们相对年轻,其中很多人分布在金融、咨询、互联网、新媒体等行业里。他们的父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中产阶层出身,但他们自己已经开始习得、并有能力享受来自西方的消费文化。他们有一些调性一致的生活方式,包括住房、交通、旅游、休假、食物、生活用品等——尽管没有具体的指标,“品质”是其中一个普适而重要的关键词。

2002年,江泽民提出了“新中产阶层”(NewMiddle-Propertied Stratum,也被称为中等收入者)这一概念,他们中包括创业者、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知识分子等。当时,学者们预测到2020年,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都会成为新中产阶层。实际上,这个人群增长的速度并没有达到预期,截止2013年,仅有10%的中国人口属于这一阶层(Osnos,2013)。

这个近两年来兴起的概念,它和传统的“中产阶级”概念有什么区别?这个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批人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

要理解新中产阶层,首先要从理解阶级/阶层对人的影响开始(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严格来说中产不能被称为一个阶级,但本文不区分阶级与阶层概念)。


什么是阶级?
不仅关于财产,也关于心理状态

过去,经济学家们主要从财产和消费习惯的角度研究阶级:你房子多大、位置在哪;你的收入和存款情况;你的车子是什么牌子;你用什么方式购物;你是自己磨咖啡豆,还是买雀巢速溶,等等。

但这个角度显然并不准确。举例来说,2015年,一个基于全美50个州,1504名成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每10个人中,有9个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他们中有的收入刚刚超过贫困线,而有的收入水平则名列前茅(Pew Research Center, 2015)

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们提出,阶级不仅仅关于经济和社会地位,也关于精神和心理状态。它不仅关于我们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吃什么早餐,更关于我们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行动。阶层包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决定之中(DeAngelis, 2015)。

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不同阶级的人感受到的难度会不同;面临同样的决策,不同阶级的人对考虑因素的重要程度排序会不一样。我们会主动接近哪些人?我们预设的自己在群体中的角色是什么?等等,都受到阶级的影响。阶级也是我们看待自身和他人的角度,当我们觉得一个人特别优秀的时候,我们往往也已经暗地判断了Ta所处的阶级。

从根本上来说,阶级高低的核心,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多大程度体会到地位、权力和巅峰感(DeAngelis, 2015)。也因此,心理学家们指出,与其说阶级被划分为高、中、低三种,不如说阶级是一个连续的谱,而除了位于两端的极富和贫穷阶级,很大范畴里的人都可以说是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层并不只有一个,事实上它有很多个。在北上广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和三四线城市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的人就有着很大的差别。

不安与不甘:
夹缝中的新中产

中产阶级,对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来说,曾经是一个充满褒奖的词语。它代表着“舒适的生活”、“乐观的态度”、“勤恳的工作”。1968年,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写道,中产阶级大多曾经具有革命性格,但逐渐到中年时会成为保守分子。他们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得以稳定、并不断和平改良的中流砥柱。

它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二十世纪的重大转折,就起源于焦虑的中产阶级,他们对政府的不作为和腐败不满,从而发起各项运动,经济调整、反垄断法、食物和药物立法、直接选举参议员、以及女性的投票权都和中产阶级的推动有关(Surowiecki,2013)。

但新中产阶级,正在用焦虑和压力,不断覆盖掉过去的荣光。

不安:摇摇欲坠与节节败退

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家ThomasHirschl说, 所有不同的中产阶级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核心的诉求,就是经济上的安全感——“没有经济安全感的人,都不能称为中产阶层”。而当下被称为新中产阶层的这群人,恰恰是经济安全感极低的一群人。

毕业之后,第一重铺面而来的压力就是:a.“阶级能否在代际传承”——自己能否达到和父母同样、或者比父母更高的社会阶层?随着婚姻和生育的发生,进一步的问题也会被提出——自己能否给孩子创造条件,让ta在同辈人中也享有父母过去为自己创造的地位?

美国经济学家Emmons和Noeth(2015)发现,很多美国人认为,尽管自己比父母获得了更高的学历,他们的收入水平却没有能够超越上一代人。而那些和父母学历水平相当的人收入水平比上一代人更差(Emmons and Noeth,2015)。

令阶级的传承变得困难的一个原因,是工作机会、收入水平的灵活性都增大了——这是一把双刃剑。过去社会上“铁饭碗”很多,工作变动的机会相对较少,收入水平也不太可能出现极大的波动,通常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而如今工作与收入水平弹性增大的现实,在创造了更多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不稳定性、以及残酷的竞争(Cohen, 2015)。

便宜好用的物品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有了更多的途径接触到过去由富人阶级独享的消费,但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开销——教育、医疗、住房,却变得越来越贵。过去中产阶级的标配是房、车、度假、以及足够维持退休后生活的积蓄——新中产阶级离这个标准显然还很远。孩子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维持和父辈相当的阶级地位。

b. 越来越强的相对剥夺感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认为,比起实际上的匮乏,我们和某个参照物对比时,感受到的自己的匮乏,会更强烈地引起我们的消极情绪。这种感受被称为“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在过去15年里,几乎所有收入的增长,都聚集在最富裕阶层里。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Robert H. Frank说,这个社会是一个“胜出者获得一切”的社会,只有极少数金字塔尖端的人正在过得越来越好,大部分其他人都只是在勉励维持——而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和极富裕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除了极富裕阶层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变得更穷(COHEN,2015)。

在下层阶级集聚的地方,例如中国农村,人们的眼界有限,不能体会到自己与富人阶层的差距有多大。而城市中产阶层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到富人的生活——甚至连空气都是不公平的——他们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更强烈

c. 阶级自下而上流通的通道正在日趋关闭相比90年代中期,调查显示,更少的人相信“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只要勤勤恳恳,就能变得富裕”——这是一种主观上,也是客观上的社会阶层不流动感。

如果说相对剥夺感让中产阶层对富人阶层有更多的渴望,同时感受到更多地不公平感,那么阶层不流动感就让他们感到更多地无能为力和绝望。他们生活在两种感受的挤压中。

这种渴望和绝望,让中产阶级的婚嫁也变得微妙起来——婚姻,是目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的阶级自下而上流动的重要方式。中产阶级拥有的足够多,让他们无法仅仅把婚姻作为阶级上升的工具;又拥有的不够多,让他们无法不顾及对方的阶级,仅让婚姻回归爱情,完全放弃其工具性。

不甘:活在两种价值的罅隙间

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阶级的心理学家Michael Kraus研究发现,越低阶级的人越容易有集体思维越高阶级的人越容易有独立思维。越低阶级的人,越看重“自己与环境是否融合(fit in)”以及看重“关系的维持”;越高阶级的人,越看重“偏好表达”和“出众”(Kraus, 2013)。

中产阶级,某种程度上,已经有着足够的启蒙,来意识到自己的偏好、形成自己的意见。但他们往往在两个极值间摇摆——既想表达自己的意见,选择自己的喜好,又不敢不听社会的声音,害怕集体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他们既希望出众,又渴望平凡和融入。

同样是Kraus的发现:越高阶级的人,越容易出现自恋的倾向。他们通常有一套完整的叙事,来解释自己为何合理地拥有现有的一切。那些极富阶级的人,处在与他人的担忧相隔绝的孤岛上,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特权是理所当然的,自己怀有成功的基因,以及这样的社会就是公平正义的。

而实验发现,越低阶级的人越善于解读他人的情绪。他们在解读陌生人的表情和情绪上更加准确。——从这个意义上,低阶级的人实际上是对他人的痛苦更有共情力的。

而中产阶级,正是那些寄渴望获得更多的特权,又感受到社会不公的人。

此外,越高阶级的人,越倾向于在不同的环境、场合里,都保持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用一以贯之的态度对待别人。因为他们更有资源去免除或解决矛盾,有更高的能力不去顾及、不去适应。而越低阶级的人,越相信有“不可违抗的外部力量”存在,他们更顺从,更擅长适应,在不同的环境中展现出来的自我都会有所改变。

中产阶级既感受到“做一贯的自己”的渴望,又很多时候不得不适应环境、调整自己,这种顺从又令他们感到厌恶。

不甘于放弃,尚无法坚持——这就是中产阶级独有的困境。

应对中产焦虑的2个Tips

“社会阶层差异的发生,并不仅仅来自收入差异,它更是来自你被什么观点和价值观围绕,你在家里、学校里、工作中有着什么样的社会互动,受到什么样的机构教育(学校、培训等),以及你所处的社区贯彻什么样的政策。因此,社会阶层带来的影响也并非是不可变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HazelMarkus说 (DeAngelis,2015)。

有两件事对降低中产阶级的焦虑来说至关重要。

a. 选择用更慷慨、信任的方式,而不是攻击性的、自我防御式的方式对待外界。

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对遭到人际拒绝、以及环境中的威胁性因素都更为敏感。因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是更脆弱的,因此他们倾向于用警惕、自保的方式对待外界。他们更容易觉得他人或外界利用了自己、占了自己的便宜,也更不容易信任别人(Waytz, 2009)。

而同时,研究发现,那些成功实现了阶级上升的人,是通过慷慨不计较的行为模式,以及为别人提供帮助,向自己所在的群体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他们因而受到更多尊重、被给予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机会(Waytz, 2009)。

中产阶级如果想要实现阶级的进一步攀升,选择信任、选择利他,都是十分重要的。

b. 选择一种人生哲学与价值观, 坚持它。

当现实世界中充满冲突,无法通过逻辑的分析来求得某种最完美解,我们向内寻求方向和指引就变得重要起来。你需要时不时询问自己,哪些东西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浪漫还是物质,我行我素还是善于适应——每一种选择都有其代价是你要付出的,因为每一种价值观都包含着必然的取舍。

倘若你能找到一套自洽的价值体系,来权衡两难时究竟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这会极大降低你的焦虑感。而每次选择之后,你内心的感受,又会进一步影响你形成更确定的人生哲学。而确定的人生哲学,最重会导向“inner peace”.

以上。


原文发表于:“我的不快乐只来源于两件事:不安与不甘”|新中产阶层还是新夹缝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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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Cohen, P .(2015). MiddleClass, but Feeling Economically Insecur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15

DeAngelis, T. (2015). Classdif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February 2015, Vol 46, No. 2. Printversion: page 62

Emmons, W. R., &Noeth, B. J. (2015). The Middle Class May Be Under More Pressure Than YouThink. In the Balance, (11), 1-4.

Fiske, S. &Markus, H. R. (2012). Facing social class: How societal rank influencesinterac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ensen, B. (2012).Reading Classes: On Culture and Classism in America. Ithaca. N.Y.: ILR Press.

Kraus, M. W., &Keltner, D. (2013). Social class rank, essentialism, and punitive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2),247.

Magni M.& Poh F. (2013).Winning the battle for China’s new middle class. McKinsey Quarterly.

Markus, H. R., &Conner, A. C. (2014). Clash! How to Thrive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New York:Plume.

Osnos, E. (2013). Willthe Middle Class Shake China? New Yorker: March 8, 2013.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MostSay Government Policies Since Recession Have Done Little to Help Middle Class,Poor

Waytz,A. (2009). 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Status:How the pursuit ofstatus can lead to aggressive and self-defeating behavior. ScientificAmerican,December 8,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