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  读书笔记

《重说中国近代史》 读书笔记

酷口酷口
点评
点评此书 ★★★★★
讲解了中国近代史的关键事件,以及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看历史过程精彩。

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


  • 这种课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史。所谓史实,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
  • 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 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插图]
  • “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
  • 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所谓的《万国公法》,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 学习亦是如此: 开始是被动学习,然后是半推半就、中体西用,最后是全面地学习。
  • 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我们认账了。为何会这样?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
  • 就像《庄子》里那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园里有一口浅井,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就是杠杆),那样多方便。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他不用。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它是机械,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就想着怎么取巧,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了。[插图]其实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唤出来之后,人们就天天想着怎么取巧——我们去发明创造,翻着花样地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来,但这几百年就都实现了,而且后面会怎么样,人类还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后,就回不去了。你想进去也罢,不想进也罢,都回不去了。
  • 这种抵抗是无效的,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其他地方,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
  • 中国的模仿能力,在国家层面也表现的非常明显。
  • 我们最早学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干吗学日本呢?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还不算西方呢。我们之所以学日本,是因为觉得日本好,学日本是捷径。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什么叫捷径呢?就是抄小路。人家这么走,我们抄小路,抄近道,赶上去,走到前面去。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也是想抄近路。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就厉害了,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那就是美国模式。为什么学美国呢?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 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 说实在话,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舰队去了,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就同意开放——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
  • 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
  • 成功了,别人才会重视你的过去
  •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它成功了。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
  • 。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

第二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


  • 学历史肯定不是为了痛说家史,也不是为了继续当愤青——世界已经变了,我们要往前走。
  • 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的嬗递,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畅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二是手工业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工艺已经相当精湛。
  • 由此可见,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炮膛一点儿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还没把敌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
  • 乾隆统治末期,其实国家已经不行了,国库亏空得很厉害。有这么一个太骄傲、太奢华的皇帝,国库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嘉庆马上变得很节俭,哪里都不去了,花一分钱都不乐意,道光更是带头穿补丁衣服。当皇帝容易吗?一看国库没钱了,都让老子花完了,他们也只能节省了。[插图]不过,至少在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还是很牛的。
  • 清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却没有继承明朝的遗产,他们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就胡乱地把当时听过名字的国家放在中国的脚下,随便画几个海岛,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见当时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已经发生了严重倒退。
  • 清军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许多火器装备,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确能战,又有臣服于清军的蒙古骑兵相助,所以他们确实很有优势。其唯一真正强劲的对手是俄罗斯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并不够先进,在当时的欧洲,东欧还是很荒蛮、落后的地方,当时俄国人的火器也不见得比中国人的装备高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可以跟它打个平手。
  • 一个人厉不厉害,请参考他的对手
  • 清军的确没有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所以看起来很强大。同时,因为已经是东亚最强的了,所以清军也没有什么技术变革的冲动或压力。
  • 明朝的对外开放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传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间,礼仪之争的问题开始出现并激化。早先来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这个礼仪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后来的罗马教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国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双方均无法做出妥协。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完全禁教,而罗马教廷以及西方传教士的势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国。[插图]传教士基本撤走了,虽然中国的皈依者还在秘密信教,但东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却没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开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明朝在中后期虽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员比较喜欢玩忽职守,海禁执行得不彻底,所以当时沿海的商业走私还是很活跃的。但到了清朝这样一个游猎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于海外贸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沾上商业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清政府对这种工商业贸易是根本轻视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员真正把海禁给严格执行了。多数时候只有广州一口可以进行贸易。相对于明朝,清朝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
  • 英国人当时来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来炫耀一下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
  • 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国人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进行交流和贸易,希望能跟中国平等经商,通过行商来开展贸易,希望中国人能给英国商人提供一些据点,不要总是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
  • 当时所有的对外贸易只是为了满足皇室对西方各种奇技淫巧、各种小玩意的需要,他们就这么一点追求。但是英国人却把商业当成了他们立国的命脉。因此,中英贸易从一开始就显得麻烦,两边满拧。这种情况在今天应该是很难想象的。
  • 包括清朝在内,中国传统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这个政府在县以下没有行政机构,怎么禁止啊?
  • 林则徐和陶澍[插图]便是实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很注意对这种具体的事务进行研究。

第三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续)


  • 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
  • ,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英国之所以迫使中国割让香港,就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年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也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
  • 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
  • 传教士是最早的新思想带入者。真没有想到。 近代相对于先进武器,没有先进的思想那么急迫和重要。
  • 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这很有意思。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就是说,开放教禁,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借着这个后门,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再次输入进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
  •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 国外人发现和扶植出了上海,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 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 中国人是多么的爱面子
  • 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赔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礼仪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占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

第四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


  • 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锈蚀。
  • 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
  • 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朝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
  • 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
  • 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在入关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汉族士大夫。他们一再地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
  • 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作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
  • 明朝从始至终,一直有几个大问题解决不了: 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让自己的子孙经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国家财政对其生计供给一直很紧张;二是边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来又有满洲,因此一直从民间征饷加赋,而且明朝的加赋没有章法,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
  • 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运问题丛生,但就是改不了。
  • 其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改变,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
  •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
  • 罗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创个教,自己当教主。
  • 冯云山却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有组织才干,也能踏实地待下来,他逐渐把当地烧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拢起来,发展为教徒
  • 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通过正规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总的来说,人都是这样,本来无足轻重,但一旦其信众或追随者达到了一定规模,并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那么就有可能跟当地的官府发生问题。而跟官府发生问题就相当于跟朝廷发生问题,这么一步步地走,最后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后太平天国就反了。
  • 上帝教也显示出了它的威力,的确使得太平军所向披靡。
  • 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实行禁欲主义,这也是太平军战士勇猛无畏的一个原因。
  • 《这个天国不太平》这本书值得一看,作者陶短房是罗尔纲的学生,他对太平天国的史料非常熟悉[插图]。这本书写得很好玩,但不是纯粹地写故事,而是回答了许多我们之前很少关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洪秀全没有皇后?洪秀全有多少配偶,她们都是干什么的?许多历史书讲到这里都不会提到这些问题,但他都解答了,很好玩的。

第五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续)


  • 任何一场农民起义,如果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基本上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
  • 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
  • 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
  • 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到了后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大量的流民、土匪、绿林好汉,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
  • 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这个买卖,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箱来倒卖军火。
  • 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
  • 洋枪队最后变成了汉人是兵,洋人是教练。
  • 我们讲太平天国,必须提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
  • 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
  • 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
  • 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插图]
  • 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
  • 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
  • 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插图]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
  • 在太平军闹起来之前,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粤商,太平军闹过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宁波商人的天下了。江南本地的商人数量大大超过粤商,这些人有经商传统,有资金,也有才华,还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插图]
  • 最早的时候,宁波人开工厂招的是浙江人,苏州人招苏州人,常熟人招常熟人,他们都找自家人。所以在工人阶级内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地域性。苏北人在上海地位不高,就是因为苏北人没有开工厂的,没有富人。他们只能做服务业,比如码头扛包、拉洋车等,工资很低,地位也低,被人们看不起。很早以前,上海人就看不起苏北人,说苏北人是江北佬,不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插图]
  • 。曾国藩这个人很不容易,但如果要作为一个大臣讲,他的眼光还不够。他总是强调自主性,这一点他没有李鸿章看得远。
  • 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性,太平天国起义加速了中国近代史的成长。
  •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中国还是变不了。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但是,就像很多次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对中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损失,整个长江流域前前后后据说损失了一亿多人口。[插图]

第六讲 从自强到变法


  •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变器、不变制,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或者说仅仅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即便是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
  • 洋务运动的确是地方势力,即湘淮军崛起以后的产物。
  • 首先,湘淮军本身在创办之初就是模仿戚继光建戚家军的方法,实行兵为将有的制度。
  • 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实际主持着中国的外交几十年
  • 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
  • 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
  • 曾国藩去世比较早,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插图],但前者并没取得很大成就。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虽然偏远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错的。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有工厂、码头、学校、海军,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它在当时就能挣钱,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但挣钱的不多,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就也开始赔钱了。不过,从整体来看,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后来在采购机器时,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幸亏挪地方了,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肯定是困难重重——广州既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料。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有几年,十分之九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中央政府对此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还不能拿地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
  • 总之,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改革,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三样事情必须做,就是上长城、看故宫、观梅戏。
  • 士风不开,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 所以这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军队都是练兵不练官,淮军当时最洋化,连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语,但他们只是练兵,对将官的培养还是老一套办法,这种军队是谈不上现代化的。虽然拿上洋枪了,但组织方式仍然陈旧,到战场上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 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北洋水师。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制,器物可以引进,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要想练制一支新式的海军,不变制度是不行的,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镇远号这类大军舰,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
  • 总体上讲,自强运动还是给中国的窗户开了一条缝,风的确是吹进来了,也奠定了中国工业的一个初步基础,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是西方工业。洋务运动后期,炼钢工业、通信事业、铁路事业也都发展起来了,虽然进行得比较慢。

第七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一)


  • 士大夫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对变法,多数人苟且,对变法没什么感觉,另一小部分人则觉得改革应该搞得更快一点。
  • 整体而言,军事改革对提升军事作战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军队的训练改革和制度变革一直没能提上议事日程
  •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就是洋务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长期亏损。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
  • 第三个问题就是藩属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
  • 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导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把企业卖给私人,实现民营化,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经济,日本的这一步走得很扎实。日本的军事改革也很扎实,无论陆军也好,海军也好,从制度到战略战术都潜心地学习西方,都是彻底地学。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士兵的单兵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一直很强。
  • 我后来看有关二战史的书籍时,发现日本在每个大的战役行动方面或是宏观战略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战略转换,比如海战的战役转换也没完成好,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称道之处。也就是说,至少在细节上,日本人学得很好,但中国人在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会较真儿,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 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
  • 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

第八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二)


  •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常常对传统中国的变法进行讨论,通行的观念是将中国在晚清时候的变革梳理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过程,而戊戌维新所处的正好是第二个层次。虽然在今天看来,戊戌维新真的还没有到达这一层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发展趋势仍然还是能够预期的,它的确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检讨。
  • 变革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并且漫长的。
  • 通行的观念是将中国在晚清时候的变革梳理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过程,而戊戌维新所处的正好是第二个层次
  • 所以,戊戌变法在当时是存在多个中心、多条路径的。
  • 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很多士大夫也乐意被它启蒙,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痛了国人,而日本之所以厉害,据说也是因为学西方学得好。于是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学习日本的风潮——既然日本学西方学得好,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就可以先从学日本开始。这种心态得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我们以敌为师,我们向打败了我们的人学习,这种心态很好,反映了国人的气量。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走捷径。我们认为由于日本人学习西方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东方国家,与我们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后一种心态其实一直贯穿中国人学习西方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在民国后学习俄国,也是这种心态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学习,国人总是希望找那种现代化发展特别快的国家为样板,以为这样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长的步骤,可以把别人先进的经验或成果拿过来直接用,然后就能迎头赶上。
  • 自从有了《时务报》,梁启超的名声便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培养的这些弟子,并非就属梁启超最优秀,陈焕章、徐勤等人的学问不亚于梁,梁之所以在变法之前即声名大噪,就在于他主持过一段时期的《时务报》。梁启超凭借《时务报》这一平台,极大地放大了他自己。
  • 。百日维新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它的大多数变革都还停留在传统政治层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闲置的衙门等。
  • 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
  • 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
  • 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他就可以真正地亲政了。
  • 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后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
  • 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
  • 戊戌变法选择光绪这样一个没有实权,比较稚嫩的人,是一个错误。看人的眼光很重要。
  • 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乾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变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插图]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恼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插图]
  • 列强认为中国像它一样,所以各国都想来占一块。而且如果中国被日本一口吞下,一个强大的日本将在东方崛起,所以列强希望抢先瓜分,从而阻挠日本的野心。
  • 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还是很希望中国变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致使变法最终失败时,列强非常不高兴。
  • ,就是在变法中,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
  • 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起义军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灭之后,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
  • 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
  • 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地朝后转,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抚达成了共识,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第九讲 义和团运动


  • 义和团运动兴起主要有两个背景: 其一,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了整个朝廷的政治出现反动和保守势力的回潮;其次,随着基督教势力进入中国,民教冲突逐渐呈现扩大之势。
  • 。因此,士绅会很直接地把拜上帝教的罪过加到天主教的头上。所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持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民教冲突。[插图]
  • 因为天主教一直试图进入社会底层,然后建构一套非常坚实的组织框架和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是坚实的,因为它是高度排他的。[插图]
  • 。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信了教,你就是我的人,我会给你起一个教名,就是类似现今意大利人的那种名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 更为麻烦的是,天主教的部分教义和传统中国的一些固有信仰是存在冲突的。第一,天主教禁绝偶像崇拜,它绝对排斥偶像。
  • 第二,天主教从反偶像崇拜出发,动摇乃至否定了中国的祖先信仰。
  • 第三,中国民间一些习俗和地域性风俗也与天主教的主张产生了矛盾。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条从根本来讲只是一种士大夫群体中的礼仪规范,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这么做,因为他们有那么大的房子可以间隔,而且也没有很多实体性的工作要做
  • 教民不出戏份还想看戏,这就在无形中加剧了普通百姓和教民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 习俗和风俗等问题。一堆男女一直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活动,老百姓对此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教民会说他们在念经、谈体会、过组织生活,但老百姓肯定不这么认为,什么组织生活,肯定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天主教的七项圣事中有一项是告解,就是密室忏悔。做告解是不分男女的,一个传教士(一般是男的)在里面,男信徒可以去忏悔,女信徒也可以去。男的还好说,女的进去后,小黑屋一关,你想想看,这种事在中国传统社会能激发起人们多么丰富的联想。当时,性意识是被高度压抑的,所以老百姓的想象力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在有关性的联想上有很强的跃进能力。
  •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插图]。
  • 天主教的传教士大多也同时是医生,他们能治病,那个时候有些病中医治不好,但西医可以治
  • 当时的天主教还能够驱魔。
  • 本土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在教民身上也存在内在紧张。
  • 每一场记载民教冲突的档案来看,官府在一开始都是向着民方的,而且是无条件地向着民方。官府一开始屁股就坐歪了,根本就不是理性、中立的裁判者,一般都是到最后官司打得不可开交,外国公使干涉进来,甚至派来炮舰,总理衙门也派人来调查之后,官府的态度才被迫翻转过来。
  • 中国当时弃婴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弃女婴,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历史上遗弃女婴简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风尚,太可怕了。
  • 当时曾国藩已经生着重病,却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这的确是曾国藩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能够担当。
  • 甲午以后,西方国家都认为日本将要吞并中国了,但他们都知道不能让中国被日本吞了,于是也有些国家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此时德国便抢先一步吃螃蟹,开启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的行为的确是最蛮横的,其实在此以前,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守规矩,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喜欢胡来,但这一次的确做得非常野蛮。现在我们看当时的德国档案,里面明确记载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希望在中国强占据点的想法,先下手为强,怎么下手,就是靠抢。德国当时进入的是山东这样一个民风比较强悍的地方,而且山东在当时也不够开放,所以德国人以及后面接踵而至的其他列强进入山东后,很快引起许多问题,以前存在已久的民教冲突再次被激化。我们知道,德国占胶州湾,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民教冲突,传教士被杀。这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中国当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传教士被杀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但德国人却因此而强占中国领土,而且马上就修铁路,这一切被串联到一起以后,很快就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弹。
  • 一方面觉得,如果你不变法,我们就干脆把你瓜分算了;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变法自我革新,那就意味着你自愿加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成为我们的小伙伴,那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
  • 。因此西太后几次想废掉光绪,最大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地方督抚,还有各国的驻华公使。而地方督抚其实也是被他们身边那些比较倾向新法、受外国人影响较大的幕僚们所包围着,这个现象也能解释为何后来会出现“东南互保”的局面,其实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儿就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幕僚们搞起来的。这些幕僚当时就反感西太后的做法,而他们的想法通过督抚们得到了升华,故而西太后受到多方辖制。

第十讲 义和团运动(续)


  • 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 当然,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
  • 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人是露了几手法术把人镇住,然后才开始有人信的。基督教来时,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能够治病。而义和团就演练刀枪不入,这个也是能够让老百姓看到的、眼见为实的法术。刀枪不入是需要演练的,当时开坛的时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练,通过演练,让老百姓知道。今天看来,当时的刀枪不入的确挺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气功,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气功,它糅杂了许多民间表演技术,比如变戏法什么的。演练的时候,团民们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个白印,很唬人的。
  • 好多义和团的法术都是蒙人的
  • 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也加入了这一体系。也就是说,只要地方督抚有一点开明迹象,他就会加入这一阵营。
  • 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每次农民起义能够成事,一般都是由于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在于这一群体中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比如明末陕北的起义,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劲悍的边军戍卒。农民揭竿起事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不能不讲条件地认为他们都很厉害。而像义和团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
  • 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各国之间进行斡旋,对帮助中国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努力主要在于: 第一,要求列强不能惩罚所有的中国人;第二,认为应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第三,鼓动各国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各省需要负担的赔款。尽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乱期间也遭受了残害,但新教教会基本都放弃了赔款要求。
  • 义和团之后,新教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得分很高,国人对它的印象很好。后来美国第一个退还庚款,这个其实也是新教传教士推动的。

第十一讲 清廷的新政


  • 因为从曾左李之后,士绅阶层就经历了一个公开崛起的时期。我们前面讲过,太平天国被平定前后,相对于中央而言,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其中第一轮可能就是督抚专权,到了后来就不仅仅是督抚专权了,地方士绅和绅商各种势力也都相继崛起。
  • 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 一个是媒体的壮大;一个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绅商团体的壮大;其三是准议会的出现。
  • 第二个新现象,也就是民营工业的崛起
  • 日本立宪之故,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专制的俄国,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启示。

第十二讲 辛亥革命


  • 清廷新政的后期,载沣开始搞收权活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收权,一是将汉人权力尽可能多地收回到满人手里,二是将地方的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集中资源,把全国的资源也抓到自己手里。这是导致清朝覆灭,导致立宪派倒戈的关键因素。
  • 明朝一直是个政治高压、横征暴敛的朝代,尤其是到了晚明,各种加派以及三饷的征收使得民众的负担极其沉重,所以最终才激起了那么大规模的农民反抗。
  • 孙中山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也不会想到革命党的溃败会如此迅速。如果革命党人此前对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较准确的话,估计就不会轻率地发动二次革命了,那么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来裁决了。
  • 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在晚清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是继李鸿章以后国家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北洋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它像淮军集团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才都汇聚一堂的大集团。

第十三讲 袁世凯的悲剧


  • 当时国民党虽然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胜使他们感觉自己权势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国会被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谁掌握了国会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天下。宋教仁当时也是踌躇满志,准备组建责任内阁,而且,当时这些人已经筹划着把民国体制由法国体制彻底改内阁制了(孙中山交班的时候,已经由美国体制改成了法国体制),也就是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让总统变成虚位总统。
  • 是北洋系统内部的问题,所谓的内忧问题,主要集中在权威性不够这一点上
  • 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对青岛及胶济线沿线地区进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统治被一种蛮横的统治所取代,这样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来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他们问中国人,当时德国人占领这块土地时,中国人好像没有进行强烈抗议,但是换成日本人后,为何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中国人解释道,德国人的统治比较规矩,而日本人相对不规矩。[插图]
  • 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还好袁世凯死的时候像一条汉子,他没有把复辟一事推诿与人,而是承认是自己糊涂,贪恋权位,并对没有听严修的话悔恨不已。袁世凯认为严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国士,国士在前,自己却听不进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凯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没办法,现在局面已经变成这样了。
  • 这样陷入无权威状态的中国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处于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对日本人而言极为有利。所以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地方割据真正开始,各地军阀并起。

第十四讲 黯然北洋


  • 世凯的失败使得中国在经历大变革之后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个有希望统一中国,有希望成为政治强人的领导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因权威缺失而导致的混乱。
  • 北洋时期包括: 袁世凯当政时期,也就是从1912年到1916年这四年;然后是皖系,从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后是直系,从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后是奉系,从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统治时期基本就是这样安排过来的。1928年以后就是国民党当政时期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奉系不能算是北洋军阀,它顶多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支系。张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们原属于巡防营系统,只是后来跟北洋系统搭上了关系。他跟张勋一样,本来都是在正统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队,但我们为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将奉系统治时期也算进北洋军阀时期。
  • 那么,为什么段祺瑞不当总统呢?因为他希望在袁世凯去世以后采取跟袁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尽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拢,因而恢复了《临时约法》。我们前面讲到过,《临时约法》事实上是将中国政体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政体,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内阁制,[插图]如果强调责任内阁这一部分,那么总统就是虚位的。段祺瑞现在就是刻意强调这一点。他宣传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这样总统就是虚位的,而总理就是有实权的,那他当然是要当有实权的总理啊。所以,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不过,虽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认为中华民国采纳的是内阁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坚持民国实行的是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实践已脱离了最初按美国经验设计的两党制模式,但尽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坚持总统应该握有实权。这就是当时中国制度的含混之处,而这也种下了后来府院之争的伏笔。
  • 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们资历基本相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勋、陆建章、段芝贵等,其实有一大堆人,原来都是称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要想从筷子里面拔将军,谁能赶得上袁世凯的权威呢?差得太远了。不过,相比较而言,资历最老的还是先前提到的三个人。王士珍后来不管事儿了,很淡泊;冯国璋有野心,但与段祺瑞比起来要差一截儿。北洋系统的所有军校都由段祺瑞来当总办,这是他的优势。也就是说,对所有北洋系统的军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们名义上的老师,包括后来的蒋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师,只要是在北洋系统混过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师生关系。[插图]就凭这一点,段祺瑞的人气绝对是能大大盖过冯国璋,其他人也没法跟他比,所以此时就让他当了头。
  • 段祺瑞当家,由皖系统治的这四年,其实是整个北洋时期最民主的四年。
  • 年袁世凯之所以称帝,主要是因为他在体制转换后丧失了大部分权威,无法按照现代国家官僚制的逻辑实现对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袁世凯的确有统一中国、重新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野心,但他在这方面的确是权威不足,所以只有帝制自为了。不过,袁世凯毕竟还是政治强人,也是北洋的大头,在他去世后,继承者就更加缺乏权威了。
  • 当时中央财政十分窘迫,财源寥寥无几,一部分是关余和盐余,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了庚子赔款所剩余的那一点儿钱,这笔钱有时多有时少,却是当时最重要的收入;其次是交通部的收入,交通部当时管了几条铁路,比如京汉铁路、京浦铁路和京张铁路,这几条线的收入是可以预期和掌控的;还有就是北京崇文门的关税,当时北京地区商税都是在崇文门征收的。但想想看,一个中央政府,总共就只有这么一点钱来维持开支,真的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自从段祺瑞以后,北洋政府里只有两个部门比较有钱,一是财政部,二是交通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的交通系这么厉害,它的财力比财政部还牛,因为它能控制几条重要铁路的收入,所以前交通系、后交通系、交通银行,都是这一系统之内的。其余各部都是穷部,从袁世凯死后就开始欠薪。
  • 曾讲过,当年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总用权术。权术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个人没有大韬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权术用多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 照责任内阁体制的设计,总统是不能罢免总理的,罢免总理只能由国会通过不信任票决议。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后,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这下各省的督军就都闹起独立来了,一则总统罢免总理不合法理,二则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军团一直是在徐州开会,而徐州是张勋的大本营,所以张勋在这里就俨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实,督军团里并非没有比张勋更牛的人,毕竟军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希望找个比较傻的人当头,可以让他承担大部分的风险,所以就选中了张勋。这时张勋就表示,可以担当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调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个人来居中调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张勋赶紧进京。其实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时,相关的公文都没人愿意副署,没人愿意卷入这档子事儿,他没什么后台,此时还是很尴尬的,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出面缓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 亥之后,有几支部队不是新军,一个是张勋的,一个是张作霖的,一个是陆荣廷的,他们都不是新军,其前身都是巡防营或是土匪,但都久经战阵,他们总打仗,新军反而很少打仗。
  • 中国正式参战,加入协约国,这一事件就种下了后来五四运动的伏笔。如果没有参战的事儿,五四也许就没有了。
  • 一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也跟着成了战胜国,段祺瑞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随即却跌落了下来。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像战败国一样,成为人家的战利品。失去的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收不回来,治外法权不能废除,关税也不能自主,这一切的责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亲日政策上。五四运动爆发,刚开始皖系政府还尽可能地克制,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反日运动兴起,还是让皖系大失颜面。这个时候,直系的吴佩孚趁机发难,高调声讨卖国政府,批评皖系的亲日政策。经过五四运动,直系声望直线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插图]
  • 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
  • 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
  • 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潮,最终合流为国民革命。由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渗入,国民党面目一新。在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开始北伐,但此时所谓的三大军阀却各怀鬼胎,因此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北洋军阀时代就结束了。民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第十五讲 众说纷纭的“五四”


  • 过去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分界的标志,按革命史的划分,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野的一个标志
  • 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
  • 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 一,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 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
  • 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 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
  • 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
  • 去每逢科举考试到试期的时候,学生也闹事。学生砸个什么店啊,上街撒个泼啊,只要是群体性行为,大家都不太管,社会对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宽容。
  • 而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中国人以为自己最牛的时候,民国以来最顺利的时候。因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尽管我们没有出兵,但我们是战胜国了,所以当时中国人很兴奋。庆祝停战时的北京几乎跟后来的“五四”一样热闹。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学生也是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北大师生在那演讲、游行、提灯庆祝,非常兴奋。[插图]陈独秀先生还写了一篇名为《公理战胜》的文章。中国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树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把“公理战胜”去掉,刻上“保卫和平”)。成为战胜国了,就可以从此摆脱过去的半殖民那种屈辱,可以跟列强改订条约,人们很兴奋啊。
  • 日本整个期间就攻打了青岛,没向欧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实力,所以战后是五大强国之一。五大强国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因为它们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贡献也比较大。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胜国,但它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不好,打一仗败一仗,所以虽然它勉强被列为五强之一,其实没多少人理它
  • 弱国无外交,国际交往不是比口才,关键是看实力
  •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
  • 920年以后,苏俄解困了: 所谓十四国武装干涉结束了,国内的叛乱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后,苏俄发现本来预想的欧洲革命没发生[插图],很孤立,它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帮手,欧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东方。于是它急于在东方掀起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一个主战场,苏俄开始往这里投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是共产国际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者。
  • 那个时候军阀打仗还不认真,更多是打一种气势,或者互相的收买等。气势一没,仗就没法打了,皖系尽管在军事上占优势,结果仗却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 宁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体系跟“五四”后来的激进是有关系的。新文化运动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着某一路径走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走到了列宁主义。“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来自微信读书
「你的赞赏,是我们共同学习最大的支持」
还没有人赞赏,快来当第一个赞赏的人吧!
2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