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出过最温暖的一部电影 ——电影大师弗兰克·卡普拉
注：圣诞将至，每年这时候，有一部电影都会被美国甚至世界上很多电视台反复播放：这就是《生活多美好》！ 堪称电影史上最温暖的一部圣诞电影，或者，干脆就该叫最温暖的一部电影。《生活多美好》的导演叫弗兰克·卡普拉，是我最喜爱的导演之一，但发现知乎涉及卡普拉及其作品的问题和回答都非常之少，于是把我2009年为《环球银幕》杂志写的这篇文章发在这里。文章原标题为《福音诵者与疯癫喜剧——弗兰克·卡普拉》，总计近万字，应该能算国内关于这位导演比较详尽的介绍文章了吧。
先说几件有意思的事儿：
著名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本名为安德烈·弗里德曼，就是因为仰慕弗兰克·卡普拉，才改的名字（卡帕是卡普拉的变体）——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安德烈觉得卡普拉这名字更有美国味儿，因为弗兰克·卡普拉当时特别受美国民众欢迎。
1984年10月，法国电影导演特吕弗去世，他的好友克劳德·迪·基维为其写的悼文最后一句是：“如果弗朗索瓦没有降临人世，如果他没有成为电影艺术家……”这句话借自弗兰克·卡普拉的电影《美好人生》，特吕弗特别喜欢它。
1957年，美国参议员斯托姆·塞蒙德为了阻止民权法表决通过，在发言台上整整说了24小时18分钟，成功地挡下了该法案——这简直就是弗兰克·卡普拉1939年的影片《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中情节的再现。这种被叫做“阻挠战术”（Filibuster，有人音义兼顾地把它翻译成“费力把事拖”）的制度只有在美国政治中才能看得到：就是在参议院中用长时间的发言来阻挠投票进行，有时几位参议员会接力发言，没话说了就朗诵莎翁剧本甚至念食谱——比之电影中念自由宣言还是逊色多了。卡普拉的电影令这种制度闻名于世。
弗兰克·卡普拉曾在五年内（1935－1939）拿了三次奥斯卡导演奖，这么密集的纪录，即使拿过四次奥斯卡导演奖的约翰·福特也难以企及。
卡普拉的《一夜风流》是第一部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女主角五项大奖的电影，这一纪录在40年后才被《飞越疯人院》追平。
在美国电影学院（AFI）1998年和2007年两次评选出的电影百年百部最伟大的美国影片中，只有三位导演在前50席中有三部作品入选，他们是：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和弗兰克·卡普拉（《美好人生》、《一夜风流》、《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防部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曾召见了弗兰克·卡普拉少校，请他拍一部纪录片，向士兵们讲解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当卡普拉表示他从没拍过纪录片时，马歇尔说：“卡普拉先生，之前我也没有当过参谋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在战争之前也没有被子弹打穿大腿的经验！今天正在指挥着军舰的士兵一年以前还没有见过海洋呢！”于是，卡普拉拍出了由七部电影（包括一部《中国战役》）组成的大型战争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
弗兰克·卡普拉是个身高一米七的“矮个子”，有着典型的意大利式的鼻子和一头意大利式的黑发。照片里的他总是眼光炯炯、正气凛然。就是这位矮个导演，却成了当时美国精神和美国梦的代表。
弗兰克·卡普拉1897年5月18日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时，全家移居美国，全家（父母带着六个孩子中的三个）没有一个会说英语。那条船就像当年的运奴船，通风极差，充满恶臭，犹如地狱。最初到加州时，他的父亲只找到一个摘果子的工作，卡普拉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要卖报纸打零工来补贴家用。当报纸不好卖的时候，他会和他的兄弟假装打起来，以吸引路人的注意。虽然家里很穷，但卡普拉仍坚持上完了手工艺学校，并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当时叫楚普大学技术学院）学习化工。在这里，卡普拉接触到了诗歌、蒙田的随笔，他爱上了这些文艺作品：“对我来说，这真是伟大的发现。我发现了语言，发现了诗歌——我在加州理工发现了诗歌，你能想象到么？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东西。”
1917年，美国对德国宣战，卡普拉也应征入伍，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居然还不是美国公民（直到1920年他才得到美国国籍）。战争期间，他得了西班牙流感回国修养，结果出院后无意中在约翰·福特一部影片里的当了回临时演员。战争结束后，卡普拉一直住在妈妈的房子里，他什么杂工都干过：为商店跑腿、挖沟、修剪果树，每天才挣20美分。但他一直坚持做临时演员，为剧组采办杂物，练习写作，慢慢混到了哥伦比亚公司的学徒，开始给一些系列剧和当时著名的谐星哈里·兰登编写笑料。可以说，卡普拉是美国梦最好的一个范例：意大利移民背景；纯粹的底层出身；个人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成功——这些元素都深深影响了他的影片。
当时的哥伦比亚是个年轻的不受重视的二流小公司，1924年才创建。其创始人之一哈里·科恩（Harry Cohn）因为言语粗鲁鄙俗而被看作是好莱坞最受人鄙视的老板，不过这位“出口成脏”的家伙运气却是极佳。有一次，科恩要找一位导演临时代替别人，于是就从好莱坞那些失业找工作的导演名单上按字母顺序随便挑了一个，这一挑就把姓氏靠前的弗兰克·卡普拉给选上了。结果，很快卡普拉就成了哥伦比亚公司的王牌，1933年他拍摄的《一日贵妇》（Lady for a Day）为36岁的卡普拉赢得了第一个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
当时的奥斯卡颁奖会基本就是个酒会，主持人威尔·罗杰斯打开信封后说：“哎呀呀，你猜怎么着？我关注这个年轻人很久了，他来自底层，是的，我是说来自底层。不会有更好的人应得这个奖项了，请上台领奖，弗兰克！”于是弗兰克·卡普拉努力地挤开桌子，兴奋地向颁奖的舞池走去。他看到聚光灯在人群中扫着，就挥手喊着“这里，这里！”结果聚光灯却聚焦到了另一个慌张的身影上：弗兰克·劳伊德，《乱世春秋》的导演。卡普拉的身后有人在喊“前面的坐下！”他只好无奈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后来卡普拉形容说那是自己一生中最长、最悲惨、最受打击的一段路程。回家后他把自己灌得醉死，“大傻瓜！”他想，“兴奋得要死地去领奖，结果只能灰溜溜地滚回来。让这帮烂评委和他们的烂奖见鬼去吧！下次即使再投票给我，我也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去上台领奖！”
一年之后，他没能像自己发誓的那样去做。1934年，卡普拉仅花费四周时间，耗资30万美元（连克拉克·盖博都是从米高梅借来的呢）拍出的《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出人意料地囊括了奥斯卡五个最重要的奖项。卡普拉不但上台领了奖，更在1935年成了美国演艺学院的主席，连任四年。他很快成了当时最著名的导演，而接下去的几年则成了卡普拉和哥伦比亚公司的黄金时代：他五年内三获最佳导演奖的纪录在奥克斯历史上空前绝后；他也让哥伦比亚一跃跻身好莱坞几大公司之列。著名导演约翰·卡萨维茨评价说：“也许30年代根本就没有一个美国电影的概念，也许30年代整个都是属于弗兰克·卡普拉的。”
有些评论者给弗兰克·卡普拉的世俗喜剧取了个绰号，叫做“卡米花电影”（Capra-corn）。认为其电影的故事线都比较简单，甚至有些痴傻的多情和伤感。自然，卡普拉不是伯格曼或者布列松那样深入探索人性之幽微的大师，但正是他那种直接、明朗、坚定、幽默、富于诗意的风格，令其影片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一直为大众所喜爱。
英国著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非常喜欢卡普拉的影片。他在一篇关于《迪兹先生进城》的影评中，把卡普拉电影的中心主题概括为：“善良与简朴的美德在这个极其自私与无情的世界中遭到践踏。”
在评论《浮生若梦》（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的时候，格林拿卡普拉和狄更斯来进行了比较，认为卡普拉是“一个相当迷惑和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他总是模糊地感到这个社会体系出现了某些问题。”在影片中，一向乐天的爷爷劝安东尼，一个一直想把这条街道买下来，扩充其产业的大亨抛开一切，和他一起来吹奏口琴。格林分析说：“听起来很糟糕，但在影片里其实一点都不显得。卡普拉似乎有种把握摄影机的天才，他的画面总显得比别人的大一倍！他的剪切跟爱森斯坦一样的出色（当这个坏蛋富翁拿起口琴的高潮场景到来时，你会如此欢欣以至完全忘记这种行为的不可信性）。卡普拉的路线是幽默而不是风趣，一种隐藏在异想天开中的幽默，以及一种最终转向惆怅的大众性的诗意。当看到他是那样毫不松懈地切入进去，从可能犯错误的心灵中发掘出所有美好的价值，我们可能会叹息甚至感到羞愧。他无可质疑的感染力直指人类那个伟大、柔软的器官——以不能指望的善良、简单的蕴着忧愁的无缘无故的乐观主义。电影，作为流行艺术，恐怕难以期待它做到更多的了。”
大概正因如此，卡普拉成为了那个经济大萧条时代最受欢迎的导演。一些评论者称卡普拉为美国精神最伟大的宣传家，他的电影也正是美国精神最出色的写照——卡普拉影片中的主人公总是那么勇敢无畏、乐观向上、信念坚定、道德完美，有着童子军般的纯真。他总是在和腐败的政客、拜金主义不屈地斗争着，总是为底层的人们带来希望和关爱。正像格雷厄姆·格林所说的，卡普拉的电影对人性似乎太过乐观，太过温情，又都是正邪分明，最终正义战胜邪恶（其实真正的大反派都很少），看起来好像会显得很傻很天真，然而神奇的是，实际上一点它都不会让你觉得造作煽情——有观众评论说，“卡米花电影”这个词堪称史上最烂的电影术语了。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作为喜剧导演，卡普拉堪称是调动观众情绪的大师。与后世很多喜剧导演不同，他从来不是在迎合观众的感觉，事实上，卡普拉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想看到的就是观众想看到的。他总是安排自己的主人公面对着孤独、背叛、误解、愤怒、欣喜、爱慕、渴望、满足等种种大起大伏的情绪——尤其是因为对抗腐败而在主人公身上引起的负面情绪，往往能够强烈地将观众与角色绑定在一起，让观众把感情投射到主人公身上。而一般的好莱坞导演则仅仅把喜剧中的主角当作一个小丑式的玩偶，不会也不能把握那种悲与喜、戏剧性与喜剧性、夸张与内敛的融合。
除了这一点，卡普拉指导演员的方式也别具一格，他喜欢那种即兴的表演发挥，曾经说“芭芭拉·斯坦威克和弗兰克·辛纳特拉把最好的表演留在了排练的时候。”他常常不排练就直接开拍，这让一些演员简直快疯了。爱德华·罗宾森曾一怒离开《合家欢》（A Hole in the Head）的拍摄现场并要求解约，因为他演所有角色都会进行排练，而卡普拉却不跟他来这套。在《美好人生》一场戏中，比利叔叔醉醺醺地离开乔治的房子，然后观众听到似乎他被垃圾桶绊倒摔在马路上的声音，这实际是一个工作人员不小心把设备掉在了地上，但深受卡普拉影响的演员们都继续演了下去。卡普拉对这场戏非常满意，并给了那位工作人员10美金作为“增强音响效果”的奖励。卡普拉的这种导演风格使他电影里的表演显得特别淳朴真切，这也是他的电影特别动人的原因之一吧。
弗兰克·卡普拉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他说：“我可以永不厌烦地去研究行星、恒星，我总是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也许就是这份好奇，这份仰望的渴求，让你在看他的影片时总感到有暖暖的星光透射在身上。
弗兰克·卡普拉堪称喜剧电影的一代宗师。他的《一夜风流》更开创了一种新的类型片形式：Screwball Comedy，这个术语可以它翻译为疯癫喜剧（或者脱线喜剧、疯狂喜剧、神经喜剧、冤家喜剧等等）。Screwball原指棒球中投出的一种飘忽的弧线球，而疯癫喜剧中的角色则经常做出不循传统、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行为。这是一种强调男女主角针锋相对，对白设计幽默俏皮的爱情喜剧——说白了，就是欢喜冤家，不打不成双的故事。疯癫喜剧里充满了讥讽、浪漫、智慧、滑稽以及性的隐喻，有影评人称之为“没有性的性喜剧”。它与黑色电影、歌舞片、西部片等类型共同构成了30年代好莱坞的电影图景。除了开创者卡普拉，后来的霍华德·霍克斯、乔治·顾柯、普雷斯顿·斯特奇斯等都是疯癫喜剧大师。
除了《一夜风流》、《毒药与老妇》（Arsenic and Old Lace,1944）等几部，卡普拉的影片都不是最典型的疯癫喜剧，霍华德·霍克斯才是这种类型片的代表。但卡普拉的电影中，那种疯癫喜剧特有的男女主角对立的关系仍然非常明显：《迪兹先生进城》中的女记者开始接近迪兹只是为了找到点新闻猛料，最后却被他的精神所打动而爱上他；《浮生若梦》里的情侣，一个是大富翁的儿子，一个是怪老头的孙女，双方因为拆除街道问题正好站在了对立面上；《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里的女秘书最初对政客已经厌倦，史密斯的热情和她形成了强烈反差……不过在卡普拉的电影中，女主角的形象与其说是爱情中的另一极，倒不如说是观众的代言人，她们最初往往世故、冷静、愤世嫉俗，最后却总被男主角的精神所吸引，加入到他的世界中去。这和一般疯癫喜剧还是很不一样的。
卡普拉影片中的台词都很精妙有趣，这也正是疯癫喜剧的一大招牌。让我们来看一段由霍华德·霍克斯导演，凯瑟琳·赫本与加利·格兰特主演的《育婴奇谭》的对白吧——
苏珊（凯瑟琳·赫本）跟大卫（加利·格兰特）在高尔夫球场初次相遇，苏珊不仅打了大卫的球，而且还想把他的车开走，大卫上去跟她理论：
大卫：呃，你不明白——这是“我”的车！
苏珊：你的高尔夫球，你的车？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属于你的么？
大卫：有啊，感谢上天，那就是你！
苏珊：现在可别发脾气啊。
大卫：我亲爱的年轻女士，我没发脾气，我只想打打高尔夫而已。
苏珊：可是，您选择了一块最有意思的地方。这里是停车场。
大卫：您能不能从我的车上下来？
苏珊：您能不能把脚从我的脚踏板上挪开？
大卫：这是“我”的脚踏板！
在这段对话中，双方唇枪舌剑，互相讽刺（其实就是另一种调情），同时，又暗含了对男女关系中主导权的争夺之意，正是疯癫喜剧的经典情景。
之后，疯癫喜剧在60年代多丽丝·黛与洛克·哈德森的组合中发挥到了极致，70年代由彼得·博格达诺维奇再次接过大旗。八九十年代，疯癫喜剧再度兴盛，像导演罗伯·雷纳以及女星梅格·瑞恩的影片大部分都属于此类型。如今大名鼎鼎的科恩兄弟也拍过一部《金钱帝国》（The Hudsucker Proxy,1993），完全就是疯癫喜剧的风格。可惜的是，近代的疯癫喜剧远没有了当年的谐趣、机智，很多都缺乏人生的洞见而变得平庸甚至乏味。
疯癫喜剧名作：
《天堂的烦恼》Trouble in Paradise（1932）
《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 （1934）
《妙管家》My Man Godfrey（1936）
《育婴奇谭》Bringing Up Baby（1938）
《费城故事》The Philadelphia Story（1940）
《星期五女郎》His Girl Friday（1940）
《我的爱妻》My Favorite Wife（1940）
《苏利文的旅行》Sullivan's Travels（1941）
《淑女伊芙》The Lady Eve（1941）
《史密斯夫妇》Mr. & Mrs. Smith（1941年希区柯克版及2005年道格·里曼版）
《逃亡》To Have and Have Not（1944）
《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1959）
《当哈利遇见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1989）
《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1993）
中国式的疯癫喜剧：
《太太万岁》（1947，导演桑弧）
《喜宴》（1993）
《不见不散》（1998）
《孤男寡女》（2000）
在卡普拉的电影中选择Top 5甚至Top 10都是件很困难的事，他几乎没有大失水准的作品，每一部都是那么出色。除了我们选出的这五部之外，像《美国疯子》（American Madness,1932）、《一日贵妇》（后来，卡普拉又重拍了该片，名为《富贵满华堂》Pocketful of Miracles，1961）、《失落的地平线》（Lost Horizon,1937）、《对话无名氏》（Meet John Doe,1941）、《毒药与老妇》、《联邦一州》（State of the Union,1948）等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影片。特别要提到的是，《阎将军的苦茶》（The Bitter Tea of General Yen,1933）堪称最被低估的卡普拉电影，这部关于白人女传教士与中国军阀爱情悲剧的影片与卡普拉的其他作品味道颇为不同。
这是卡普拉在二战结束后拍的第一部剧情片，也是卡普拉影响最大的一部影片，同时也是卡普拉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因为版权限制在80年代过期，本片后来被电视台、广播电台反复播出，已经成为了美国圣诞节的一个必备项目。这部影片视角很独特，带着点幻想的味道，描绘了乔治这样一个从小就乐于助人的角色，长大后面对种种苦难，终于想放弃人生。一个没有翅膀的天使给他展示了一个乔治不曾存在过的世界，那些被他帮助过的人们会遭遇何等不幸。最终，在几乎集中了全部美好、温馨、希望的人性温暖下，乔治度过了一个最美好的圣诞节，天使也获得了他的翅膀。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极其真切感人，能让观众沉浸在巨大的幸福感之中。其实弗兰克·卡普拉从来没有把这部片子当作“圣诞电影”来拍，当然它也不仅仅是部“温暖人心”的电影。影片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奥斯卡奖，却成了永久的经典。
经典场景：
乔治与玛丽去参加毕业舞会一段，开始节奏流畅欢快，卡普拉以一种写实性的镜头来展示舞场情景，几乎没有对白。接着导演安排了一段小冲突，让嫉妒乔治的男生偷偷打开地板下的游泳池。乔治和玛丽毫无觉察，仍然欢快地舞蹈，一次次接近了池边却又不自觉地躲开，终于，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两人落入游泳池。然而他们的欢乐情绪丝毫没有受影响，反而在水中继续舞蹈，引得众人纷纷跳水。当一位胖胖的老教师用眼光对同事表示“还等什么，咱们也下去吧”时，气氛达到了高潮。在热烈的场面之后，情节发展仍余韵悠长。浑身湿漉漉的乔治送玛丽回家，两人对唱“Buffalo Gal（Won't You Come Out Tonight）”，将刚才狂欢的情绪转向了浪漫、谐趣，犹如大餐后附送的精美甜点，怡人心口。整段情节可谓乐而不淫，玛丽躲在树丛中换浴袍一段戏是典型的疯癫喜剧情节，男女主角的调情毫不低俗，非常清新。接下去变故忽生，乔治惊闻噩耗，整段戏从大喜到微醺再到惊变，情节流畅自如，而情绪却大起大落，百转千回，尽显卡普拉电影的魅力。
一个富有抱负的年轻政治家，被老牌政客作为傀儡带进参议员，结果他却想做一番事业，揭露腐败。史密斯初到华盛顿那段戏简直是完美的美国精神宣传片。整部电影拍得紧凑热烈，正气凛然，结尾处大段的演说一点不令观众厌烦，反而有画龙点睛之效。有人称这是卡普拉最好的影片，但我个人觉得本片还是略显生硬简单，结尾处参议员吉姆的转变也过于戏剧化和理想化。但不可否认，它是感染力最强的政治题材电影了。
经典场景：
史密斯在参议员中连续发言23小时16分钟，众人的情绪随之变化，从开始的不屑、不信，到后来的鄙夷、反感（因为对手的造谣污蔑）；对方动用了所有宣传工具，鼓动曾经相信他的家乡人来信反对他，唯一支持他的童子军都被拒之门外。史密斯手握着反对他的来信，仍奋力呼喊，最终疲倦地倒下。这段情节可以说是电影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了，我们在《闻香识女人》中能看到类似的场景，然而卡普拉为人物设置的困境令本片的演说片段更充满力量，更有魅力。
我个人会将本片列为卡普拉最出色的电影！也许因为这是标志着卡普拉风格形成的作品，种种卡普拉元素都已经具备，而影片比后来他的作品更清新更放松。加利·库柏的表演中天然带着憨直味道，那种大智若愚的气质与詹姆斯·史都华的天真热烈完全不同，让影片显得更沉稳更富于含而不露的幽默。
经典场景：
迪兹决定将千万家财分给贫穷的牧场农民，一时间，屋子里挤满了前来领救济的人。迪兹和手下不停地办着手续，没想到已经是中午了。看到他饥饿难耐，一个农民主动拿出三明治给他。迪兹吃着吃着，忽然发现排队的农民们都看着他，他马上令助手去买上2000份午餐！助手说迪兹简直是圣诞老人。所有人热热闹闹地吃起来。卡普拉非常善于营造这种群体性的热烈场面，并用欢快的气氛感染观众。
作为卡普拉早期的影片，《一夜风流》中的政治和道德元素都不是很明显。事实上，虽然囊括了五项奥斯卡奖，但它并不能算一部伟大或者完美的影片——称它为爱情喜剧小品似乎更合适。当然，这是和卡普拉其他作品比较而言。本片仍然可以说是极为有趣，极为机敏，极为浪漫的。克拉克·盖博与克劳黛·考尔白的组合也非常完美。
经典场景：
彼得和艾丽在路边闲聊，彼得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高谈阔论说他能写一本如何搭车的书——他表示搭车的关键在于正确做出伸大拇指的姿势，并准备为艾丽做示范。用第一种姿势，人家看都不看，绝尘而去；再换第二种、第三种，结果都是一样，车子一辆辆过去，毫无反应。彼得连左右手和帽子都用上了。最后，艾丽走到路边，施施然轻撩裙摆，小抬玉腿，一辆汽车立马急刹车停住！
本片几乎没有主角，是一部典型的群像电影。这是一个奇怪的家庭，由永远快乐的爷爷、整天做实验想当爱迪生第二的老爸、自从收藏了一台打字机后就想当作家但八年没出作品的老妈，以及爷爷收罗的几个怪人组成。所有这些人都处于一种爱干啥就干啥的无政府状态，让观众始终看得心里痒痒的怪怪的。主线一条是怪家庭里的灰姑娘与银行家的儿子相恋，一条则是银行家要拆除这条穷人的街道以扩展产业。整部影片时而疯疯傻傻，时而欢欢笑笑，正好是经济大萧条时的一味甜药。
经典场景：
大亨夫妇和儿子一起来女孩艾丽丝家吃饭，众怪人纷纷现形。每天来蹭饭的俄罗斯壮男舞蹈家夸耀自己曾是摔跤能手，现在也还廉颇不老，不由分说就给大亨来了个大背挎！厌倦了银行乏味工作的小老头时不时发明点小东西，还戴着怪兽面具出来吓人；警方前来调查这些不靠谱的人，在地下室发现那位爱迪生第二的老爸制作了大量“炸药”，不小心烟花爆炸，一片黑暗，镜头扫过每个人的脸，有人惊慌不安，有人兴高采烈，场面一片混乱……
结语：
虽然卡普拉的电影往往有左派倾向，流露出罗斯福新政的精神，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终身的共和党成员，卡普拉从来没有给罗斯福投过票。他还表示过对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和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的仰慕。在麦卡锡时代，他甚至担任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线人，因为埃德加·胡佛是他的朋友。在这一点上，卡普拉显然比不了坚定耿直的伊利亚·卡赞，但艺术家的作品与人品往往都是两回事，这些不能称为污点的缺欠完全不会影响卡普拉作品的伟大。
在70年代的一次研讨会上，有电影学校的学生问：现在是否还可以拍出卡普拉电影中的那种价值和理想来，卡普拉回答：“如果拍不出来的话，我想我们不妨放弃它了（拍电影）。”这就是卡普拉，永远在作品中表现着美好人生的卡普拉。
（二战中的两位著名导演：卡普拉和约翰·福特）
卡普拉的合作者
詹姆斯·史都华（合作三次：《美好人生》、《富贵浮云》、《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卡普拉曾说，詹姆斯·史都华的吸引力在于他是那样不同寻常的平常。这家伙是个黄金时代的传奇：普林斯顿高材生，空军准将，拿奖无数，演过喜剧、正剧、西部片……1.91米的詹姆斯很适合表现卡普拉电影的那种正义感，因为他同时具有单纯和果敢的气质，不乏幽默、文质彬彬却不失平民本色。他跟卡普拉一样，都把《美好人生》看作自己最喜爱的作品。
珍·阿瑟Jean Arthur（合作三次：《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迪兹先生进城》、《富贵浮云》）
她的笑容可爱，声音甜美，感染力极强，混合着天真和愤世嫉俗的气质。珍第一次出演卡普拉的影片《迪兹先生进城》时就已经36岁了，然而在影片里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也许因为她年纪较大，哥伦比亚的老板科恩最初坚决不想用珍，后来卡普拉说你先听她的声音别看她的脸（有没有搞错），最后才算通过。我个人认为，珍·阿瑟是好莱坞黄金时期最被低估的女演员——至少是之一。
贾利·古柏Gary Cooper（合作两次：《迪兹先生进城》、《对话无名氏》）
卡普拉一直认为，《迪兹先生进城》的男主角非古柏莫属，剧组为他等了半年，多花了十万美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珍·阿瑟也说古柏是她最欣赏的男演员。
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合作五次：《传奇女人》、《对话无名氏》、《悠闲女性》、《被禁之爱》Forbidden、《颜将军的苦茶》）
当时，斯坦威克连续拍了三部不成功的片子，甚至想放弃电影回到纽约舞台去（她出身舞台演员）。哥伦比亚的老板哈里·科恩希望她能出演卡普拉的《悠闲女性》（Ladies of Leisure），然而卡普拉面试过她后却拒绝了。斯坦威克哭着回到家，她的丈夫弗兰克·费伊很愤怒，当时就给卡普拉打了电话，跟他说：“弗兰克，她很年轻，羞涩，在这里没人照顾她。让我给你看看她去华纳的试镜吧。”看过试镜之后，卡普拉变得很热情，甚至要求哈里·科恩签下斯坦威克。他和斯坦威克合作的《悠闲女性》确立了两人的电影地位，也可以说是卡普拉捧红了斯坦威克。在拍摄过程中，卡普拉爱上了这位女明星，但最后他还是娶了另一位女人做他的第二任妻子。
罗伯特·瑞斯金Robert Riskin（合作十三次）
编剧罗伯特·瑞斯金与卡普拉堪称黄金时期的黄金搭档，像《美国疯子》、《一日贵妇》、《一夜风流》、《迪兹先生进城》、《失落的地平线》、《对话无名氏》等卡普拉的经典影片都出自罗伯特笔下。
卡普拉标志
思想标志——主人公都是理想主义者，具有乐观主义精神，相信人性本善。
故事标志——基本都是一个单纯的人对抗社会腐败的故事。
细节标志——常常会出现报纸大标题的蒙太奇镜头。
受卡普拉影响的导演
希区柯克：据说早期作品受到了卡普拉的很大影响；
英格玛·伯格曼：在他1955年之前的婚姻题材的喜剧中能找到卡普拉的影子；
奥利弗·斯通：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讽刺性这一点很有卡普拉风格；
朗·霍华德：擅长表现平民化的人性。他曾拍了一部名为《弗兰克·卡普拉的美国梦》的纪录短片；
罗伯·雷纳：继承了卡普拉的浪漫喜剧、机智对白；
其他受卡普拉影响的导演还包括约翰·卡萨维茨、黑泽明、大岛渚、库斯图里卡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