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妮和没眼人的十年电影之旅

亚妮和没眼人的十年电影之旅

摘要:最美女主持亚妮用十年时间追踪记录的“没眼人”已经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政府扶持,媒体关注,他们的生活已经比国内其它盲艺人要好;另一方面,队员去世,传承出现断层,农村生活好了,听他们唱歌的也少了。

亚妮和没眼人的十年电影之旅

作者:潘俊文

刘红庆站在清华大学蒙民伟楼多功能厅舞台边上,想起了2003年他上舞台给弟弟刘红权献花的情景。

在此之前他和弟弟的生活基本没有交集,他在北京《华夏时报》做文化记者,弟弟在老家山西左权县和一群没眼人走村串寨地流浪卖唱。

2003年10月10日,弟弟和来自家乡的10名没眼人在首都师范大学用原始、粗犷的左权民歌感动和震惊了来自北京音乐界和各个高校的听众。刘红庆在演出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上台给弟弟献了一捧花。

之后他和弟弟的故事被一个叫亚妮的“杭州女人”拍成专题片。没眼人的生活也通过媒体被更多人了解。

遇见

遇到刘红庆和没眼人之前,亚妮是浙江卫视当红的节目主持人,经常身着华服出席在各大电视晚会现场。她有一档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节目——《亚妮访谈》,是制片人兼导演。

2003年10月9日, 亚妮和刘红庆一起去火车站接第一次来北京演出的没眼人。当时她正以没眼人为选题在拍摄新一期的《亚妮访谈》。她将这一期拍摄没眼人进京演出的短片命名为《向天而歌》。

亚妮说,“向天而歌”源自音乐家田青的文章《阿炳还活着》:“他的声音苍凉而又高昂,高音区雄劲刚烈,中低音区浑厚、坚实,略带沙哑,充满磁性,转折处如云天裂帛,低回处如巨石夯土。”学音乐、戏曲出生的她一开始也是被这种“不能用专业去规范的声音”吸引的。

“也许,正因为他看不到观众,不能与观众交流,所以养成了他向天而歌的习惯。也许,正因为他无法眉目传情,所以他没有现在许多职业演员和歌手的毛病,没有丝毫的做作、虚伪和职业化的表情。他似乎不在意你听不听,喜欢不喜欢。他只是唱,向着昊昊苍天,唱自己,唱自己的心中事,唱自己的生活。听他的歌唱,你觉得他仿佛不是用嗓子在唱,而是用心在唱,用他的整个生活在唱!”

在亚妮发现没眼人之前,田青已经遇见了他们,而且被音乐感动到“热泪滂沱”。田青告诉亚妮,中国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辽州小调,其最原生的状态和完整的曲牌曲目,很有可能保存在这帮长年在太行山流浪卖唱的没眼人队伍里。后来田青和亚妮策划了没眼人进北京演出,名为《阿炳还活着》。一连五场的巡演轰动京城,刘红庆的弟弟,没眼人的主唱刘红权更是被称为“活着的阿炳”、“盲人音乐活化石”。

亚妮回忆,当她从田青那里知道没眼人时,第二天就动身前往左权县寻找没眼人了。“多年制作节目经验告诉我这个选题有价值。”遇见他们之前,亚妮觉得他们和以前做过的很多弱势群体选题一样,“没想到这是我做的最惊讶,最不能自拔的一次”。

亚妮在新书《没眼人》后记中写道:“很多人问我拍没眼人的真正动机,其实十年前没有,十年后也没有。我只想让更多人看一眼洒在那片生命原生态土地上的阳光,感受一下那种尚未污染的快乐和自由。”亚妮现在依然清晰的记得制作《向天而歌》时,她第一次拍摄没眼人的场景。如今在回过去看,亚妮笑称,“自从没眼人遇见我,他们就开始被污染了”。

那时县里知道我们要来拍电视,就给每个没眼人租了一套西装,“黑压压的一排,头发梳的溜光,一律咧着嘴,表情很搞笑。”还没等文化局长发号施令,没眼人已经唱了起来,“桃花花红杏花花白,县委书记下乡来…… ”实在听不下去的亚妮让换一曲,“计划生育就是好,乡里乡外掀起结扎潮”,后一排的跟着唱:“扎扎扎…… ”

兄弟

没眼人,后来也叫盲人宣传队,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传说他们的前辈在抗战期间,曾为八路军的谍战服务过。他们的故事,在老乡们的记忆和口口相传中,各村老百姓听他们唱歌,给他们“派饭”,很传奇。亚妮拍摄的正是由刘红权、屎蛋、喇叭、肉三等十一位盲人组成的团队。后来他们背着铺盖,拄着拐杖,相互搀扶,排着队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的镜头,与他们第一次到北京演出的场景被剪辑成《向天而歌》。

亚妮还记得其中一组镜头,没眼人当街演唱,一圈观众将他们围在中间,有人形容他们像一排伸着脖子向前飞奔撒欢的天鹅,踩着音乐的拍子,就只差翩翩起舞了。“这是天人合一的东西,你在舞台上根本看不见。”亚妮说,在拍摄的过程中她慢慢发现,串起这支队伍历史的,正是他们的歌。“他们的歌把民族的欢爱和悲怆拴在日子里,代代传承。 ”

后来《向天而歌》节目播出后感动了许多人,可是亚妮依然无法舍去这个选题,“他们演唱时的那种状态,所表现出的艺术的这种璀璨、亮堂,跟他们身体所拥有的残疾,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觉得这里面一定会有故事。”亚妮想到了当时《华夏日报》的刘红庆,她希望刘红庆能和她一起再次去左权县发现她要的故事。

刘红庆因为特殊的身份,那几年经常辗转在山西和北京之间,不仅带着亚妮,也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奔赴左权县。“我成了没眼人和媒体的中介”,刘红庆说,他一直在中间当联络员,做没眼人的翻译。

2004年刘红庆陪同亚妮去左权县,由于路途遥远,刘红庆在和亚妮的聊天中讲起了自己的成长,母亲和盲艺人的关系,以及弟弟和自己各自的选择。“不知道哪一句话触动了亚妮,她突然命令摄像师,将镜头对准了我。”亚妮寻找的故事出现了,从刘红庆和刘红权两兄弟不同的选择与命运出发拍摄了《向天而歌》的续集《弟弟的歌》。

刘红庆比刘红权大四岁,从小就学习成绩不错的他在1984年考上晋中师专,毕业后在左权县当老师。家里父亲是窑工,母亲和弟弟都是盲人。“小时候这个家一直是我的思想牢笼”,刘红庆一直想找机会离开。他听别人说弟弟的演唱在村里很受老百姓喜欢,但他从来没在意过。

刘红庆和刘红权。


刘红权因为没有过多的选择,先是去了太原市盲童学校学习,之后在太原做了几年的盲人推拿。有一次刘红庆去推拿店看弟弟,弟弟说也给他做推拿,他死活不愿意。“我不忍心看他这样生活。”后来他知道弟弟一直想加入盲宣队,他不喜欢推拿工作,也受不了手触摸皮肤的感觉。

在刘红权的记忆里,盲宣队每次来演出基本都住他们家。“母亲爱听盲宣队的歌,他们之间有共同语言,我们家又刚好有空闲的房子。”刘红庆说,很多年他们家一直都是盲宣队的据点,他自己从小就开始就很排斥盲宣队,甚至和他们发生过冲突。“别人家来的都是亲戚朋友,你们家来的总是一群瞎子。 ”小时候刘红庆经常被小伙伴嘲笑。

刘红庆说,他们两兄弟的转折出现在1995年父亲去世。刘红庆在安葬了父亲之后,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开始北漂生活。刘红权也在母亲的支持下,加入了盲宣队,因为过人的天赋很快就成了盲宣队的主唱。“这些在1995年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父亲晚年生病我得照顾他,红权也是因为父亲一直不同意他加入盲宣队,父亲去世后,我俩一下子就解放了。”

《弟弟的歌》拍摄完成后,刘红庆家的故事伴随着没眼人的歌一直在亚妮心里回荡。亚妮心里盘算着要拍一部电影,拍他们的“生死、爱恨”。

十年

亚妮的电影在2007年正式开拍了,而且一拍就是十年。电影以刘红权,刘红庆两兄弟为原型,以他们家和盲宣队的关系为线索进行改编拍摄。刘红权出演男一号,其他没眼人也真名出演。

2016年6月24日在单向空间·花家地店,很久没见没眼人的亚妮和他们没有一丝陌生感。从休息室将他们一个个搀到演出的座位上,帮他们调整乐器的位置,不时凑近跟没眼人说话,没眼人总是咧着嘴,笑着回答。

此次没眼人进京是为宣传亚妮的新书《没眼人》而来,据悉该书讲述了没眼人自己的故事,以及记录亚妮追随他们拍纪录片、拍电影的心路历程。新书与亚妮拍了十年的电影同名,她直言出版新书是为了给等了十年也没等到电影上映的没眼人和观众的交代。

没眼人演出。

很多人不理解亚妮消失十年去拍电影,而且拍一部基本不会赚钱的电影。亚妮说她刚开始不知道拍电影这么难,她将十年来所受的痛苦都归为“36万惹的祸。”筹备电影之初,亚妮没有钱,当时政府有个文化精品工程,她就给省政府写报告申请经费,省政府要求必须要有论文配套。于是她就以论文《试论纪录片的再现形式》的案列配套申请了36万经费。没有做过电影导演的亚妮心想“36万能拍多少纪录片呀。”随后就开始召集人马,雄心壮志的拍电影,可是她发现租完设备,主创人员到位之后36万经费加上自己的100多万存款已经所剩无几了。

规划时,《没眼人》电影后面还有两个纪录片,一个叫《活着》,讲喇叭的爱情故事;另一个叫《死去》,是讲肉三他们六个盲人与姐姐之间的故事。指望着拍电影赚钱,然后去养纪录片的想法彻底落空了。一直在体制内游走的亚妮,被硬生生的拽向市场。“当时整个人懵了”,找朋友帮忙,和老板吃饭,四处走穴主持,最后甚至把房子也抵押出去。这十年她的电影拍拍停停,有时候没钱一停就是好几年。红权经常对他哥说:“亚妮的电影,大概永远出不来了……”没眼人玉文也总是在电话另一头催她“赶紧拍,不拍我们就死哩。”

亚妮采访“老情报”王贵明。

因为拍电影亚妮和没眼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没眼人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也会打电话告诉亚妮。这十年里每年过年她都抽时间去和没眼人吃一顿年饭。亚妮的摄制组从最开始的百十来号人,到最后孤身一人,她明白她和这十一个瞎男人之间不仅横亘着连绵的太行山,还有一部拍了十年还未上映的电影。

在单向空间·花家地店,有观众问亚妮,后悔过吗?亚妮说,在拍摄期间爸爸病危,七天之后去世。当晚,她坐在殡仪馆父亲的灵柩前守灵。空空的脑海,飘着的竟是没眼人的歌。她父亲是打游击出身的老革命知识分子,曾担任宁波日报社的社长和总编。这十年,为没眼人,亚妮把女儿扔给了父母,还花掉了父亲积攒多年的二十万元的稿费。父亲没有一句怨言,更让她有种罪该万死的感觉。她说,如果再次让她在没眼人和父亲之间做选择,她一定选择父亲!

父亲火化的那天上午,刘红权来电话,他说他们为亚妮父亲唱了一天一夜的歌。没眼人的歌,从西北一直飘到东海,飘到守灵的那天晚上,飘进她的脑海。

逝去

没眼人在单向空间·花家地店演唱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瑕疵。亚妮很伤感的解释道,“这个部分以前是肉三唱的,现在他不在了,刚来的队员不熟悉。”对于肉三的死亚妮一直很愧疚,因为在肉三去世的三个月之前,亚妮不顾当地忌讳,让肉三在电影里“假死”了一回。

没能等到电影上映的还有刘红庆和刘红权的母亲,亚妮叫她干娘。刘红庆说“亚妮得知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临时复建剧组,从浙江赶到大雪封山的太行山,拍摄了我母亲的葬礼。”在山里乡俗中,棺材抬在肩上就不能放下。可是亚妮想要棺材放下的镜头。“丧事总管和我商量这个事,我说:‘葬礼行进中,一切听剧组需要,该停就停。这样,母亲会高兴,她是愿意亚妮拍好电影的。’”刘红庆说,她曾告诉亚妮等电影上映后他买一个拷贝,到安葬母亲的太行山放映。亚妮说,不用你买,我送你一个拷贝。

刘红庆、刘红权母亲葬礼。

拍电影的十年也是没眼人生活发生变化的十年。刘红庆曾在2013年纪念没眼人进京演出10周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向天而歌又十年》,该书延续《向天而歌》讲述2003年之后没眼人的在社会和政府关注之下生活发生变化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来说,已经没有没眼人这个群体了。”他们现在不用长途跋涉,一村又一村的走,县里面给他们造了团部,有专门护理员做饭,平时演出都是包车。现在他们每个人都买了养老保险,都有一套廉租房。“以前女人都看不上他们,现在听说有女人愿意跟着他们了。”亚妮说,2013年他们团部造好,揭幕仪式上全国去了上百家媒体,县委书记亲自过来讲话,文化局长讲话,甚至连香港、澳门的慈善商也来给他们送生活用品。没眼人站成一排,穿着县里统一做的红色演出服,僵硬的笑着。

刘红庆直言这几年因为媒体的介入,左权县盲宣队的生活条件确实比全国很多地方盲宣队要好。但是收入增加的同时,听他们演唱的村子却越来越少。“现在的小村长都不尿(不理)这一套。” 左权县有100多个村,每个村一年走两次,每次村上给两三百块钱,煤矿上给一两千块钱。“现在到很多村,村里给了钱就让他们离开。如果遇上哪个村的负责人爱听他们演唱,他们才会像以前一样被留下。”刘红庆曾经问没眼人现在越来越多碰到这种情况,心里难不难受。没眼人回答,“生了唱,死了埋,政府都没办法解决的农村现象,我们能咋办?这么多村,总有一个会尿这一套嘛!”

“如果我现在把纪录片给你看,你可能都不相信这还是同一群人。”亚妮欣慰他们生活过的越来越好的同时也感到心疼。“那种来自天、来自地、来自生命深处的、灵魂深处的东西,不存在了。”以前演出之前没眼人都会“咣” “咣”的“打镗”,就怕别人听不见不来看演出。 现在有各种设备,没眼人胡琴不用拉满了,演唱也可以不用尽全力。“他们以前那种对着天高歌的气势没有了,反而很拘谨、很有分寸的唱着歌说着话。”

亚妮讲起这些改变,总是不停哀叹表示无奈。“媒体是把双刃剑,我做了将近三十多年的媒体,曾经让多少人改变了命运,但我又“杀”了多少人。”最后她停顿了很久说“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择让我的盲兄弟能过上好日子,后半生有人照顾。”

崔永元在北大讲堂没眼人活动现场谈到,中国的每一天都有一些乡村群落、民俗在消失,它们都是整个文化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没有什么有用或是没用。终会有一天,这些一丝一缕的丢失,会造成文化的遍体凌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对每一种民间艺术充满感情,尊重民间文化。从内心维护它,让它存在下去。

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刘红庆和没眼人一大早就来到中国盲文图书馆。刘红庆安排了录音工作人员为没眼人录音。透过录音棚的玻璃,没眼人脸上洋溢着幸福,导盲犬黑豹悠然的趴在地上摇着尾巴。录音设备屏幕上红色的音轨跳动着向后延伸,已跨过大半个屏幕。突然没眼人示意停下,“红色电波”在即将跳出屏幕之时停住了。

发布于 201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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