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总有一刻,我们会开始思考死亡

人生总有一刻,我们会开始思考死亡

有一天,在一个「被神摸了脑袋」的下午,我开始思考死亡这件事。罗素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在某个时刻仰望星辰,思考最大的问题。 」我知道,我的时候到了。

死亡这片漆黑的领域反而是哲学家的乐土。叔本华讲「哲学的起点是死亡」,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自杀是惟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我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往往都有两个特点:才华出众和衣食无忧。维特根斯坦就是最好的例子:家庭富可敌国、自己天才横溢,不到三十岁就写出了颠覆学界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创作的。晚年又出版了著作《哲学研究》,把自己年轻时候的那套理论改弦更张了。

我自然两边都靠不上,所以没有做哲学家的命。但随着年龄增长,人难免会开始质疑起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比如每天奔波忙碌的意义何在、爱情与友情的真正样子是什么、甚至「健身很重要」是不是一种建立在同质化生活标准下的新型话语霸权。这些或大或小的疑惑,都能归在一个叫做「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命题下——它们最终都指向了一件事:生命的有限性。想想人类的寿命如果是十亿年,我们就再也不会思考 18 岁应该读什么样的书、22 岁该找怎样的工作、30 岁是否应该结婚生子,以及如何在 40 岁度过一次中年危机了。有句话简洁地概括了一切:人生观就是人死观。

如何看待自己与时间的关系可能是一辈子的功课。如今的社会热爱瞬时、快速和立等可取的东西,尤其身处一个认为「速度就是一切」的行业,有时候看着那些比我年轻不少成就又远超于我的人们,难免有点沮丧。不过我也学会从他处寻找一些慰藉。想起年初得缘和徐皓峰导演聊天,彼时他正因《师父》第一次真正走入大众的视野,我问他:你之前写作、教书,蛰伏了十年之久,有没有点大器晚成的感觉?徐老师道:完全没有。我才 40 多岁,电影生涯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年底《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上映,李安导演说,「我 36 岁才开张,是很晚熟的一个人。现在回想起来,我蛮感恩自己幼稚期比较长。我现在 61 岁,摸摸良心,还是个小孩。现在医药很发达,大家都能活很长,到 70、80 岁还可以学习和工作。时间还很长,急什么呢。」

我隐隐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人生智慧。西方哲学善于总结反思,它们禁不住回顾过去的点滴,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来作为对以后的指导;而东方人则跳过广博的过去与无穷的未来,直接重建「当下」。铃木俊隆在六十年代将本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带到美国,他的弟子将他的教导集结成书,起名为《禅者的初心》,这本书后来影响了一个叫乔布斯的美国人。于是到了 21 世纪,伴随着一种商业上的成功,「初心」这个词又回到中国,掀起了一股热潮。我看,这条道路虽然曲折,但道理倒是从未变过——如果你每时每刻都活得像个孩子,生命的终结就不那么可怕。

于是我发现,面对死亡最终可能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自己与一些更宏大的东西联系起来:一个数学定理、一本文学著作、一件艺术作品或一种恒久的信仰。马尔克斯与康德靠《百年孤独》与《纯粹理性批判》遗世独立,米开朗基罗把《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印刻在西斯廷大教堂里,供千万后朝拜——他们肉身虽灭,但精神不朽——反正建筑是永远戳在那儿的还有一种就是,生活在当下的每个瞬间里,不烦扰过去、不担忧将来。

用这种全新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些新的体悟。比如无限地追求某种世俗的成就可能是错的,而「择一事,终一生」可能是对的;比如偏执地与自己的基因和童年对抗可能是错的,而觉察自我、顺应本心可能是对的;比如「等到怎样了我就去做什么」可能是错的,而「现在就去做」可能是对的。

当然,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没有什么东西真正永恒。距离我们最近的大星系仙女星系 M31 在 200 多万光年之外,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的技术能够观测到它,但由于光速限制,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些星星 200 万年前的样子,它们现在是什么样则完全无从得知。在这种量级的跨度下,书籍会湮灭、建筑会消失,那句经典的「没有人能真正拥有百达翡丽,只不过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也仅是一句漂亮的广告词罢了。

这么说来,人生的本质大概是「虚无」。不过这种虚无不该等同于毫无意义,而更接近佛陀说的「空相」,是一种崇高的无目的性。诸法无我、诸行无常,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也正因为此,坚守那些更长久一些的东西:科学、自由、真理、创造、与爱的人在一起......可能才是生活的真谛。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怀抱着一些东西,如秉烛达旦一般,度过自己的余生吧。





题图:Lantern

编辑于 201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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