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度量衡制演变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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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部分是错误的,请对照下文辩证分析



度量衡的差异其实是先夏、夏、先商、晚商、周的田制差异造成的,比如齐国就有三种田制,而黑黍、粟、红黍、小麦、水稻的株距差异又把度量衡搞得更复杂。秦朝虽然短暂的统一了度量衡,但是到了西汉的黄老治国,就又复辟了很多地方差异,而地主阶级的出现,利用度量衡做文章,又进一步复杂了问题,这些问题直到隋唐也不加以触动,也不明着增加赋税,而只是增加了度量衡。南宋重心转到南方水稻,明清北方引入美洲作物,黑黍、粟、红黍的种植面积急速减小,才最终导致其影响的消亡

长度(田尺、营造尺)

先夏陶寺尺(黑黍)0.25米(何驽)

夏尺(黑黍)0.125米

商殷墟象牙尺(黑黍)0.1578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长15.78公分、宽1.,6公分、厚0.5公分,上海博物馆藏长15.8公分、宽1.8公分、厚0.5),0.1576✘0.8=0.126米,金工尺

晚商先周壁羡镇圭尺(黑黍)0.197米,0.197✘0.8=0.1576米,木工尺


晚商先周剑尺(红黍)0.188米

周秦汉晋尺(黑黍)0.2463米,0.246✘0.8=0.1968米,分封尺

周秦汉尺(红黍)0.232米,0.232✘0.8=0.186米,身高尺、布尺

唐宋元尺(黑黍)0.31米(胡戟),0.31✘0.8=0.248米

梁唐尺(红黍)0.294米(胡戟),0.294✘0.8=0235米

红黍和粟,可以按2比3转化,所以没有粟尺

自南宋开始引进新作物且以水稻为主,明清更是引进美洲非洲作物,黑黍、红黍、粟种植面积急剧减少,明清尺就不再与黑黍、红黍绑定长度



容积

依然与田制挂钩,先夏和周秦汉是十进制,夏、商和晚商先周都是四进制到64,也就是8✘8=64

红黍和粟,可以按2比3转化,


先夏[0.25米✘10尺✘10步✘10]✘10✘前用10=25公里(夏制百里)黄帝2米多的身高,他一步就是2.5米

《连山易》乾用七[十],坤用八。甲骨文“七”、“十”二字几乎一模一样


夏[0.125米✘10尺✘10步✘10✘3夫]✘前用8✘昏用8+(路网和沟渠)=25公里(夏制百里)大禹个子很矮,还是个瘸子,所以一步很小,100步为1亩(长条),100亩为1夫(正方),64夫为1村,64村为1国

《归藏》乾用八,坤用七[十]。甲骨文“七”、“十”二字几乎一模一样

商[0.158米✘6尺✘10步✘10✘4]✘2✘前用9✘3+(路网和沟渠)=25公里(夏制百里)

商[0.158米✘6尺✘10步✘10✘4]✘2✘前用9✘4+(路网和沟渠)=32公里(商制百里)

商[0.158米✘6尺✘10步✘10✘4]✘2✘昏用10✘4=32公里(商制百里)齐国姜子牙改革路网


100步为1亩(长条),100亩为1夫(正方),64夫为1村,81村为1国

蚩尤,30户为1氏族长,81氏族长为1国,《礼记王制》八十一元士

商,64夫地,出8户,8*81=648人,对应1辆马车、1辆牛车,1个商制百里有8辆马车、8辆牛车,山东1个商朝伯爵有25辆马车、25辆牛车,12个伯爵就是600辆

孤竹国、西周齐国和宋代金国,64夫地,出30户为1蒲辇,10蒲辇300户为1谋克,10谋克3000户为1猛安(《国语齐语》齐国乡),2猛安6000户20谋克为1军帅,2军帅12000户40谋克为1万户,2万户24000户80谋克为1都统


齐国旧商区是4847立方厘米(国博),齐国旧商豆[斗]是1300(1212)立方厘米(国博),齐国旧商升是(305立方厘米)

齐国山东的旧商制田和河北的新商制田都不是三三得九的井田,而是八卦田,以八八六十四为单位。《左传昭公三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商)升为(商)豆,各自其四,以登于(红黍)釜,(红黍)釜十则(红黍)钟。陈氏三量(升、啝、釜),皆登一(十)焉,钟乃大矣。考古发现,齐釜陈釜容积大概都是20000立方厘米,陈釜出土有20460立方厘米(国博)和20580立方厘米(上博),齐釜应略小(算出为19388立方厘米),陈钟也因此乃大于商钟。齐国三种田制,一方面是传承变迁,一方面也是种植的作物不同导致,红黍黑黍颗粒大小不同,导致了重量和容积的差异。但是釜/斛似乎是齐国三制所共通的汇聚点,《考工记》:粟氏为量。。。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臂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器身重一斤384立方厘米?钧11520立方厘米?)。釜的体积是1.414/2*1.414/2*3.1416*10=1570.8立方寸,以红黍1寸是2.31厘米,则红黍釜的体积是1570.8*2.31*2.31*2.31=19362.29立方厘米,与根据考古发现的齐区(4847)齐豆(1300/1212)而算出的齐釜19388立方厘米的体积基本一致,齐钟是10齐釜,也就是193880立方厘米;以黑黍1寸是2.48厘米,则黑黍釜的体积是23959.4立方厘米,与魏大斛的24000立方厘米的体积基本一致。

《周易》乾用九,坤用六


晚商先周[0.197米✘6尺✘10步✘10✘4]✘2✘昏用6✘5+(路网和沟渠)=32公里(商制百里)

晚商先周,64夫地,出8户,36个邻,8✘36=288,加12助养着的贵族,也就是300人,扩张后减少为150人,另150人不当兵,供养这150人,对应1辆马车、1辆牛车一车,为攻车和守车,为一个甸国。边长32公里的一个商百里为一族,25个甸国,50辆。商的河北王畿,有十族250个甸国,500辆。

武王伐纣,300车,4万5千人,1车150人

《尚书牧誓》司徒(15000)、司马(15000)、司空(15000)、亚旅(各3750)、师氏(虎贲3000)、千夫长(各750)、百夫长(各150)

箕子朝鲜和后金,300户为1牛录,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固山

粟升300立方厘米,8✘9=72。燕、赵、中山、卫、魏东部,都是河北一代种植“粟”的新商制区域,按齍(7200)、庾(3600)、毂(1800)、豆(900)、升(300)。

周秦汉[0.246米✘6.4尺✘10步✘10✘3夫]✘100里+(路网和沟渠)=50公里(周制百里)

100步为1亩(长条),100亩为1夫(正方),9夫为井,10000井为1国

红黍升200立方厘米,

黑黍升240立方厘米,《汉书律历志》1两也就是1合,等于2400粒黑黍,实测是24立方厘米,1黑黍升,24*10=240立方厘米,除了魏国北部部分地区,战国已经没有多少地区还种植黑黍的了

韩国以167、1670、3200立方厘米,种的似乎是小麦?

楚铜量,以升为单位的,容积是216立方厘米,另有半斗铜量三器——即大府铜量、王铜量、铜量,折合每升容积为222、225、228立方厘米,比周量大出不少。种的似乎是水稻?

秦汉以后,体积的斛和重量的石合二为一,而因为大小石有了大小斛,去除其他各种升,只保留方便折算的红黍升

到唐宋因为生产力的提升,又不好意思增加一亩一石的赋税,于是就把石扩大了,后世沿用


重量

度量衡的量,也就是重量容积,主要是用来交租子交税的。

度量衡的衡,也就是重量,主要是用来计算运输军粮所需要的消耗的。

先秦对私田实行的是原始平均主义,奴隶主要发财只能打公田的主义,私田的公民一开始要承担打仗的义务,因为民兵缺乏战斗欲望,后来才开始对私田收税,养职业、半职业军人长期作战。重量单位的递进规律背后,反映着农村编制的递进规律。

唐《唐六典》:“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10分为寸,10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1200黍为龠,二龠(2400黍)为合,10合为升,10升为斗,三斗为大斗,10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24铢(2400黍)为两,三两为大两,16两为斤。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调钟律,测晷影,合汤及冠冕之制用之;内外官悉用大者。”

铢两是基本单位,西周春秋,根据《管子》是十年三税,同一块田,每年收的税是不确定的,要打仗了就多收,不打仗、王心情好或者灾荒就少收,收来主要是作为远征用量,所以在乎的是重量。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才变成固定税,设有大型粮仓,重量也改为容积。汉代重量,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石。西周,4井12家24个成人组成一个村邑,64井16个村邑组成一个甸邑(1个甸邑出马车一乘),10个郊人甸邑和10个遂人甸邑加1个都城和4个县鄙(属于贵族私有,不收税,但要出马车1乘)组成一个都邑(也就是1个都邑出马车25乘),战国,把约36井公田全分给了奴隶变私田,大部分的甸邑一个甸邑多出了8个村邑,变成了30个甸邑(加1个都城和4个县鄙)组成一个都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郡、县二级制,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秦制“大率(县)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银雀山汉初竹简《库法》:“大县百里(越大越容易囊括废地),中县七十里,小县五十里。大县两万家,中县一万五千家,小县万家(近5760家农村人口,以及随着产量生产力的提高和非农人口的增加,而繁荣起来的小都3000家人口和4个县鄙各500家人口)”。所谓战国时郡比县小,很可能是错把“都”看成了“郡”。都,在战国以后专指点而不指面,但是周朝的都,既指点也指面。《说文》中的注解称“地方千里,乡为百县,县有四郡(都)”,正方形边长一千周里,有100个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大都。郡音形同君,是国家级别的,五十周里的小都离战国的国家,面积差太远了。汉朝一个郡一般有20个县,王国一般有4到8个县。所以只能是古人错别字了。

《周礼·地官·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所以总面积2个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子爵领,可用的只有正方形边长五十周里的一个小都,也就是战国的都、汉初的万户小县。总面积3个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伯爵领,可用的只有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一个大都,也就是战国的都、汉初的2万户大县。

西汉公元前后,6300万人口,公元2年共103个郡、王国等郡级政区,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拆分了很多2万户大县,保留少数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万户方五十周里的小县,5人1户,1000个1万户小县就是5000万人口。再加上少数人口大县和边疆山区一些地广人稀的县。

原本方百里,四分之三到一半土地是不能用的,比如男爵是1个百里1个都邑,有1个大县。子爵是2个百里2个都邑,有2个大县。伯爵是3个百里4个都邑,3个大县4个小县。侯爵是4个百里5个都邑,4个大县4个小县。公爵是5个百里10个都邑,20个小县。但是从西周到春秋到战国到汉朝,人口也翻了4倍,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极大增加,所以4个都邑组成一个理论值23040家的2万户大县,也指4个小县的纯农业人口的产出。

王说,今年一个成人收5000铢,那么监察官只要数数县令交上来的是不是5000石就好了。当然这只是理想模型,但是全国有无数个县可以互相对冲,搭建这种模型有助于管理。

大小县,造就了大小斛,大小斛又造就了大小石,到了西汉,为了与重量绑定,由黑黍产生了中石,之后又由红黍产生了真石。

先秦两汉粮食容量制度单位量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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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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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1斤原本等于250克,用的是黑黍,王莽搞出个红黍升,于是又搞出个红黍斤220克,东汉自此沿用,或许也与黑黍几乎很少地方种植,而红黍和粟成为主要作物的缘故

到唐宋因为生产力的提升,又不好意思增加一亩一斛的赋税,于是就把斛扩大了,后世沿用

北魏前期,一升400ml,一斗4000ml,比东汉翻倍。罗氏铜缶,容一升395ml,有盖并重一斤五两455g,一斤347g,一两21.7g。西晋太康铜升(北魏前期最新刻铭,折算)也是一斤347.6g。瓜棱铜权,北魏前期七两155g,北魏前期八两173.4g,北魏前期十两219.5g(北魏中期八两,一斤439g,一两27.44g),北魏前期十二两265g,北魏前期铁权五十两1030g。唐孔颖达《左传正义》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这里用的是称粮食的斗称,而不是称盐铁蔬菜的瓜称。

北齐东后魏尺《宋史律历志》比晋前尺一尺三寸八毫,也就是30.048厘米。《隋书律历志》齐以古升(北魏后期,一斤593g,一升600ml)五升为斗(3000ml)。齐以古称一斤(东汉200g)八两为一斤(300g)。北齐前期武平葫芦铁权四两74g,瓜棱铜权一斤299.5g,一两18.7g,北魏后期一斤、北齐二斤593g。北齐后期瓜棱铜权七两143.5g,一斤328g,一两20.5g。

北周前期,同北魏后期一斤600g,北周中期玉称,瓜棱铜权二十两487.5g,一斤390g,一两24.4g,《隋书律历志》周玉称四两(24.4✘4)当(北魏前期)古称四两半(21.7✘4.5),北周后期,一斤660g。

晋尺24.6,北魏前尺25.6,升395,斤347g,中尺27.9,升535,斤440g,后尺29.6,升600,斤593g。不断加深的剥削,终酿成六镇流民起义,北齐减半,所以前期占据优势,北周尺29.2,593g,玉尺26.75,390g,隋开皇尺29.5,660g,北周推行均田制才反胜北齐。

到了唐宋,量制逐渐与衡制分离,量制主要用于收粮食,于是量制越来越大,衡制主要用于课盐铁酒的税,所以衡制反而不断减少

唐代,1石约为2斛


《新唐书·食货志》说:“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

《新唐书·崔弘礼传》说,崔弘礼“迁河阳节度使,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于秦渠下辟荒田二百顷,岁收粟二万斛”(怎么理解收字?是收获量还是晚唐对半收的税)

1两为1合,10合为1升,10升为1斗,10斗为1斛,也就是1000两。汉大石3万克也就是1920两,汉小石1万克也就是640两,唐以汉大石为石,1唐石等于2斛。1个人是种不了1顷地的,至少要1家人才行,这里的人只是指计算兵役的人,代表的是一家。


《资治通鉴》卷239《唐纪五十五宪宗元和七年》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十)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千)余万缗,边防赖之。”

韩重华的京西振武军是十五屯,每屯130人(户),1950人户,3850余顷(估计是二圃轮作),岁收粟二十万石。

大概就是一户2顷轮作,一年100斛的产出

至于这里的一顷到底是多少面积,很难说

《新唐书食货志》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溯河舟溺甚众。建中初,宰相杨炎请置屯田于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知其利害,以为不便,疏奏不报。郢又奏:“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谷。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时杨炎方用事,郢议不用,而陵阳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元和中,振武军饥,(元和六年十一月己丑)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公元811年也就是元和六年冬)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一城加二十屯,300+900+5*130+15*130=3800户),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元和八年冬)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元和九年二月癸卯)李绛已罢,后宰相(李吉甫)持其议而止。

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一户三劳力一牛,二圃方能耕百亩,岁200斛,留90斛,食36斛,种一收十)。灵武、邠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大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后党项大扰河西,邠宁节度使毕諴亦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


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师粮禀益羡,自是玄宗不复幸东都。天宝中,岁以钱六十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短递输仓者百余万斛(千余万斗,三千余万钱,三万余缗,二十得一)。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戍兵月给粟十七万斛(每人13.75公斤),皆籴于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谷价四十有余,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菑州县,斗减时五十以救乏。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粜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韩愈《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记韩重华在东起振武(呼和浩特),西至中受降城(包头)的六百余里(150公里)内,大开屯田的许多事实。《新唐书· 食货志》即取材于此,改写时,存在若干错误,应依此文校正。

至则出赃罪吏九百余人,脱其桎梏,给耒耜与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偿所负。。。连二岁大熟,吏得茎其所亡失四十万斛者,而私其赢余,得以苏息,军不复饥。(赃罪吏九百余人,也就是近千户,1户1顷也就是100亩,1亩岁产2斛,1户2岁产400斛,近千户就是近40万斛,大熟,所以还有大量赢余。赃罪吏,种子口粮产出都是国家的,所以能真实反映亩产


君曰:“此未足为天子言。请益募人(赃罪吏近千户另加千户,共1950户),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留30人望风,实际100人耕种),而种百顷(1户1顷)。令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呼和浩特),转而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包头),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150公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罢漕挽之费。”朝廷从其议,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

八年,诏拜殿中侍御史,锡服朱银(“朱金银绯”,唐五品服),其冬来朝,奏曰:“得益开田四千顷(两军开田1500顷,另三军3500顷),则尽可以给塞下五城(东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军)矣。田五千顷,法当用人七千(每100顷130人户,也就是6500人户),臣令吏于无事时,督习弓矢,为战守备,因可以制虏,庶几所谓兵农兼事,务一而得两者也。”大臣方持其议。吾以为边军皆不知耕作,开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车船,自他郡往输,乘沙逆河,远者数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费不可胜计,中国坐耗,而边吏恒苦食不继。今君所请田,皆故秦汉时郡县地,其课绩又已验白,若从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数也。今天子方举群策,以收太平之功,宁使士有不尽用之叹,怀奇见而不得施设也。君又何忧?而中台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韩君前领三县,纪纲二州,奏课常为天下第一;行其计于边,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尽用其策,西北边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闻其归,皆相勉为诗,以推大之,而属余为序。)

早期种植的是黍,原粮不容易脱谷壳,所以品粮比例低,在战国中晚期就已经达到了年3000斤,品粮则才2000斤。宋代以后以水稻为主,含水量大,脱谷容易,所以需要脱谷保存,很多数据是脱谷后的,脱谷前会更高一些。汉代以后,就是生产力与盐碱化较量,唐代以后,远古沼泽基本被开荒完毕,盐碱化就彻底占了上风

隋唐开始,随着西方面食技术的普及,小麦开始成为主食

唐代60000毫升的1斛红黍重41.25公斤,1斛小麦重45.6公斤,唐代一石重79.32公斤,约等于2斛红黍

沈括《梦溪笔谈》卷三: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75.96公斤)重百二十斤(633克)。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已如此,“(《晋书》北燕皇帝冯跋)饮酒一石(10公斤)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每立方米重800公斤)一斛(33500毫升)之重为一石(26.8公斤)。凡石者, 以九十二斤(升)半为法(92.5*66000=100*60000),乃汉秤(西汉斤250克/东汉斤223克)三百四十一斤(85250克/75960克)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 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左传·定公八年》:“士皆坐列,曰:‘ 颜高 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 1斤是250克,春秋20 斤为1均,6均就是30公斤),人当五人有余。

汉人(《晋书》北燕皇帝冯跋)有饮酒一石(10公斤)不乱,予以制酒法较之。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汉法,则粗有酒气而已,能饮者饮多不乱,宜无足怪。然汉一斛(20000毫升),亦是今之二斗(6700毫升)七升(670毫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18090毫升)水邪(底部最重的酒浊不饮)?或谓“石”乃“钧石”之“石”,(26400克)百二十斤(东汉斤220克)。以今秤计之,当三十二斤(633克),亦今之三斗(20100毫升)酒也。于定国饮酒数石不乱,疑无此理。

余考乐律,及受诏改铸浑仪,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6700毫升)七升(670毫升)九合(67毫升);秤 三斤当今十三两(40克);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 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

《宋史·律历志》仁宗时范镇上书论斛法一段中提到新莽嘉量“方尺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幂(圆面积)百六十二寸(方寸)、深尺、容一斛“时说:“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依此,宋代斛法(此时尚为圆柱形)是一·六二尺乘一·六二方尺等于二·六二四四立方尺。宋初当和唐时斛法使用同样的尺度,即沿用唐大尺增讹前的尺值-29.3厘米,29.3厘米的三次方为25153.8毫升,再乘以斛法的比例二·六二四四,答数为66013.52毫升。这是直接由“斛法"计算出来 的一斛(十斗)确切的容积,当比各种推算更说得过去。因此宋一升还是定为660毫升为宜。
因为没有量器传世,北宋早期阮逸、胡瑗复制出来和这个数据最接近,而沈括的670就已经算是偏大了

有精准史料的基础,完全复制量器,应该算是没有实物传世情况下最准确的数据,还是取660的数据更好(但后期随着政府掌控力度的减弱,量器肯定会加大,南宋由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一直到加倍,无所不有;盐场交盐也用加大三五成的盐斛;城镇民用的市斛同样有不同程度的加大,有的甚至成为官民并用,取代了宋初的标准量器。但在这里讨论一个朝代的量器,应该去前中期的标准数据。)

我也知道出土了很多实物,但这些实物有以下特点:一,不是太府寺、文思院的官秤,而是专业部门特制的、或由民间依样仿制的秤,有的更明确是称盐专用的;二、不是北宋初期的实器,而是中期的产物,并且时间越晚,权重也越轻。宋代扩大商品专卖,盐茶是最主要的专卖商品(盐税+茶税大概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官府是最大的卖主,小秤出,正可从中多占便宜,以一斤言,由宋初的680克,减至嘉佑时的铜则斤重640克,轻了近百分之六。熙宁铜砣斤重比宋初减轻百分之九还多,这里面既有时间差,也可能还有部门的差异(铜砣自钱库取样,由钱监铸造)。北宋后期秤权的减 轻并非特有的现象。唐后期(大历时)长安二市所用之秤权比唐初减轻百分之八·四,每斤之重不过623克,宋代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但正像不能以唐后期权重的减轻来否定唐初 一斤重680克,对于宋代也不能无视其初年斤重同于唐初,而把有宋一代的斤重都定为640克,或把不同时间的斤重如640克丛625克拿来平均,那样做是抹煞了宋代衡前后阶段上的变化。
因此这些实物并不是最准确的初期官秤。
景德年间(真宗皇帝公元1000年左右),刘承珪创造了精密的戥秤(即戥子、等子)。于两、钱之下又定有分、厘、毫等单位(分厘毫由度尺而来),都以十进,可算到厘毫,后来终至取代了唐代的两,铢、累、黍非十进单位,计量不但精确,而且方便。后世在称量金银、**等物时所用的等子即始自北宋。刘氏新秤因为十分精密,所以式样留于官中,用以校勘旧制标准权衡(太府寺旧秤)的准确性。
刘承珪之秤明言以淳化钱一枚为一钱之重。按《玉海》一再记载:御书淳化钱“令与开元通宝钱轻重等,付有司以为定制。(《玉海》卷八、律历。淳化权衡新式、景德权衡新式))“永平监用开元通宝钱法,肉好精妙”。(卷一八○钱币.开宝钱监)这就可以断定宋代的斤两之重是承袭唐制,在初年并无改易。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北宋初年的宋元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二十六枚的重量平均计算,每枚为四·二四五克,约言之为四·二五克,确与唐开元通宝等重,由此宋初官秤一斤之重为680克,确与唐代相等。而且从宋开始法钱一枚之重即称为一钱了。在观存的文献中也不乏支持宋斤重680克的史料。据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一中所说;刘敞(原父)所藏的那个汉时谷口铜甬“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权校之,重十五斤”。(南宋张采臣亦采入《珊瑚钩诗话》中)也就是宋一斤相当于汉代的2.67倍。两汉一斤之重的实物大抵在250克左右,以武库一斤铜权而言,其重为252克,如宋一斤以680克计,则斤重为汉之2.7倍,与刘敞所测的比例十分接近。元佑时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收集了几个比较可靠的古器的今古权衡比对衡比对结果:一、秦二世时的斤权。当宋秤六两,宋斤当秦斤的2.67倍。二、好畤供厨鼎,铭刻“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宋一斤相当于汉的2.69倍。三、宣帝五凤四年造的车宫承烛铜盘,铭重三斤八两,实测为宋秤一斤五两,宋秤为汉秤的2.67倍。。如以宋一斤为680克,按比例倒推,秦汉一斤之重为254.7克(2.67倍)与252.79克(2.69倍)。按秦汉时铜权实物,其一斤之重确有252克以至258克的,因此这些材料可用。即使按秦汉标准斤重250克计,宋秤与之的比例也无非是二·七二倍;但如把宋秤斤量算小,比例就会缩小,而和吕氏推算结果就碰不拢了。

其实宋代衡制的变化还并不限于专业部门、限于专卖商品秤重的减轻。随着时间推移,通过连锁的反应,权衡减轻现象更进一步扩散到别的方面。这从银铤每两所含克数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唐代银铤每两合四二.五克,宋代银锭、银铤明显减重。北宋末银铤每两在四十克多一点或四十克,即每斤合640克多一点或640克的居于多数。说明在一般商品的买卖和银钱收付中也正通用着64 0克的秤。到南宋初连广州经总制起发的银锭也降为三九克(绍兴二十六年),即每斤为624克,可见熙宁永丰监铜砣那样的斤重(625克),此时已通行于财政解库之中,当然更用于其他场合,尤其应用于支出场合。再后来银铤每两的克数更减少到三八克左右。南宋末叶(理宗时)解库的银锭上标明“系市秤伍拾两重”、“贰拾伍两”,实秤只一.八七五千克、九三七·五克,即市秤一两平均只合三七·五克,市秤一斤为600克。这种市秤被用于官府的财政结算上面,具有公然的合法性。收入用如此减重的秤,支出更是小秤以出。联系宋以后的历史来看,这一情况很值得注意:即宋时减轻了的市秤竟成为后来朝代合法的官秤,明清官称一斤之重接近六百克,不正是从宋代市秤一一斤之重演变过来的吗?自宋初官秤斤重的680克,到北宋中叶的640克,到南宋初期的625克(北宋熙宁时的六二五克似仅用于钱物付出时的秤量,因宋徽宗大观政和时银铤的收入—进奉、缴库,尚用斤重640克之秤),再到南宋末叶的六百克,历史的发展过程,脉胳应该说是很清楚的。

宋初期到中期都是680(继承了唐制,从初期铜钱重量 中期欧阳修 中后期元佑吕大临两者的考证)....
后来慢慢就变下了(唐朝也有这种情况),而那些实物也都是中晚期的,而且不是官方而是地方军监,比如卖官盐的,他们才巴不得改成一斤60克呢....北宋末期徽宗大观年间银挺还是640 (民间可能就有630的)
南宋初官方也变成630 民间更小 已经到了600
明清也就继承了这个数据
这是《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七章的内容,我感觉总结得很好,而630的数据,则是中后期民间所用 还有那些实物的数据
确切来说 从最开始680 到640 630 600 这个很是反应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一中所说;刘敞(原父)所藏的那个汉时谷口铜甬“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权校之,重十五斤”。(南宋张采臣亦采入《珊瑚钩诗话》中)也就是宋一斤相当于汉代的2.67倍。西汉一斤之重的实物大抵在250克左右,以武库一斤铜权而言,其重为252克,东汉则为220克,算出来大致就是680克
但随着时代推移,衡器会越来越低,几件北宋中后期的、铜权、银锭表明,后来一斤只有640克

南宋初甚至降到了624克(广州经总制起发的银锭),末期市场流行的甚至到了600克
而这也变成了明清时代的官秤

个人认为,北宋初的度、量、衡,比唐增加10%应该是刻意为之


到了宋朝,改斛的6万ml为6万6千ml。至少南宋孝宗贾似道时,因为以密度更大的米麦为主,脱离了红黍,量制已经与衡制脱钩,于是改一斛为五斗,两斛为石(南宋《苇航纪谈》韩彦古,时为户曹尚书,孝宗皇帝问曰:「十石米有多寡?」彦古对曰:「万合、千升、百斗、廿斛。」)。宋以40克为1两,16两633(660)克为1斤。南宋怀疑以20斤为1均,4均50.64公斤为1石(如以600克为1斤,则48公斤为1石)。现代中等小麦每立方米重760公斤,现代粳米每立方米重800公斤,一石66000(70000)毫升现代中等小麦重50.16公斤、现代粳米重52.8公斤、红黍重45.375公斤、黑黍重51.48公斤,实现衡与量的统一。

315-苇航纪谈-宋-佚名(韩彦古)

卷三十_《陔余丛考》卷三十 在线阅读_杂论_子部(苇航纪谈)

中国古代度量衡单位名称之变化--斛、石(shí)、石(dàn)关系小考 - 豆丁网(南宋孝宗)

简表

先夏黄帝

度制,黑黍尺0.25米(黍的最佳耧播距离),寸0.025米

量制,釜26400毫升,区5280毫升,和2640毫升,兜(1320毫升),盛264毫升,盅(26.4毫升)

衡制,无

夏大禹

度制,黑黍尺0.125米(先夏减半,大禹比黄帝矮小),寸0.0125米

量制,未知

衡制,无

度制,早期黑黍尺(齐国西土东田)0.1578米(0.8为夏尺),晚期黑黍尺0.197米(0.8为早商尺),晚期红黍尺(齐国西土西田)0.188米

量制(齐国西土),钟,釜,区4847毫升,豆1300毫升,升305毫升

衡制,

度制,黑黍尺0.2463米,红黍尺0.31米

量制,

衡制,

编辑于 2017-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