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试读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试读

说明:以下内容均选自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作者是方可成。这些内容提供给对订阅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感兴趣的朋友,试读分为四个类别。读完如果觉得满意,还请考虑订阅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

【试读1】类别:重要的传播学理论和学术研究解读

选自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第30期,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11月30日出品。

本月深度文章,我们来详细聊聊近几年来政治传播学界的热点话题:极化(polarization)现象,以及与此相关的两个概念:回音室(echo chamber)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今年以来,因为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热点事件,这些概念也越来越在普通人当中普及开来。它们也确实和每一个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息息相关。这篇深度文章,希望能够将这些概念和相关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

1. 极化的三种领域和三大根源

极化,或者“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意见极化”(opinion polarization),是一个不难从字面理解的概念: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变得日趋极端,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共同空间越来越小。下面这幅动图很形象地展示了美国政治中的极化趋势。

图中蓝色是民主党成员的意识形态分布,红色是共和党成员的意识形态分布。自然,民主党成员更偏左,共和党成员更偏右。不过在1994年的时候,两党之间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中间有很大一块灰色的重合区域。实际上直到2004年,两党之间的距离都还是很小的。从2004年开始,共和党成员有一个明显右转的趋势;从2010年开始,民主党加速左移,共和党加速右移,灰色重合区域已经大幅度减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显著拉大。

上图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意识形态分数是通过一系列问卷问题测量出来的。我们也可以针对某一个问题来查看极化的趋势。比如,堕胎在美国是主要的争议议题之一,下图显示的是民主党成员和共和党成员之间对堕胎接受程度的极化。

大多数极化研究是在单一维度的座标系上进行的,也就是左右两极。实际上,也可以有三极、四极,甚至更多,不过那样的分析会变得非常复杂。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那张动图展现的是发生在大众中的极化现象。也就是说,问卷调查的对象是普通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除了大众极化之外,常见的两个领域还包括:精英极化——在美国的语境下,主要指两党议员在重要议题上的意见极化;媒体极化——也即发生在媒体当中的极化现象。当我们谈论“极化”的时候,一定要先弄清楚:我们谈的到底是哪一种极化?

那么,这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精英的极化和媒体极化是否导致了大众的极化?大众的极化是否反过来加剧了媒体的极化?考虑到我本人的研究方向和新闻实验室读者的兴趣更多集中在媒体方面,在后文中,我会详细分析媒体极化和大众极化之间的关系。

这里先做个铺垫:极化现象的产生,大抵有三种最主要的根源。理解了这些根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媒体极化和大众极化的关系。

第一种来源是认知心理学上的。简单来说,人类的认知偏见会自然而然地导向极化。人是一种很会偷懒的动物,我们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时往往会想办法逃避,以免信息过载。我们有很多种逃避的策略,其中一种重要的策略就是选择性地接收信息,只接收和自己此前既有的想法一致的信息,对于和自己想法不一致的信息视而不见。这种现象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也即,我们更喜欢接收能够确认既有观点的信息。

说到“确认偏误”,有一个很好玩的笑话:“自从学习了‘确认偏误’之后,我在所有地方都发现了这种偏误!”

看出来好笑在哪里了吗?这句话本身就是“确认偏误”的体现——当你学习并认同了“确认偏误”的存在之后,你的脑子就会更喜欢接收能够证明这一现象的信息。

具体到传播学上,我们谈得更多的是一个相关的概念: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也就是说,在选择接收媒体信息时,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和自己意见相一致的,忽略那些意见不一致的。

极化现象的第二种来源是技术上的。人类在认知上的懒惰为极化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人类的心理也深受技术条件的影响。当你需要非常麻烦、付出很大成本才能获得和自己意见相一致的信息时,我们往往也就算了,忍了。这就好像,虽然你平时不看《环球时报》,但是当你上了飞机发现只有这么一种报纸可以选择,而且手机还被要求关机的时候,你很可能也就拿起来看了看。当你去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好不容易发现一台电视,就算上面只有《新闻联播》一档节目,你可能也会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我在会员通讯023中曾经这样描述五六十年前的美国家庭:“当时,普通美国人刚刚走进电视时代,三大电视网(ABC、NBC、CBS)垄断了电视荧幕。每天晚上全家一起收看晚间新闻,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成为了一种仪式——新闻只在特定的时间播出,你需要专门腾出固定的时间来看它。克朗凯特一张嘴,你马上进入状态,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仔细听他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又发生了什么。”既然全家都同时收看同一个频道的同一档节目,那么不管你和你爸妈兄弟姐妹的观点相差多大,你们都会接收同样的信息,没有选择的余地。

有线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改变了这一现象,我们不仅可以更容易地选择符合观点的媒体,还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被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包围。所以有不少技术决定论者认为,最近十年的政治极化是数字技术造成的后果。对于这种观点,我将在第四部份中详细解读。

第三种来源是商业模式上的。前面两种来源更多是关于极化内容的消费。但是,如果没有人生产极化的内容,消费也无从谈起。

在研究极化内容的生产时,媒体政治经济学是主要的分析框架,商业模式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当面向一小群人、持续供应符合他们意见的内容成为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之后,生产这种内容的各类媒体也就越来越多。如今的媒体市场是高度垂直化、碎片化的,是适合专门针对一小群人的媒体生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批量生产极端意见、谣言、阴谋论的媒体,很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坏,而是因为他们一心想赚钱。

2. 政治精英和大众媒体的极化

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媒体往往被纳入精英之中。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这里的媒体指的是“大众媒体”(mass media)。为什么这样强调?因为大众媒体的专业化生产及一对多传播,确实是符合精英的定义的;而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则不属于精英的范畴。

精英和大众有什么区别?精英往往有着更加明确的意识形态。其实,对于很多普通大众来说,他们并不具备清晰的意识形态倾向,他们对各类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了解有限,看法意见是比较混沌的、不稳定的,往往并不是很明确的左派或右派。而精英则不同:不管是议员还是媒体,往往对于各类议题有着更深入的了解,总体来说有着更为明确、自洽的意识形态。

对美国政治精英的研究显示:过去数十年间,美国的国会议员们确实变得越来越极化。证据很简单:看看他们在各类议题上的投票就知道了,两党议员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Poole和Rosenthal的研究

那么,大众媒体呢?Prior在2013年发表的综述文章中,回顾了此前十数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美国的主流大众媒体变得更加极化了。

不过,鉴于大众媒体的种类众多,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的讨论。首先是几大广播电视网的新闻节目,也就是我在上文中描述的美国家庭收看的新闻节目。大量内容分析表明:它们是非常持中的,有一点点偏向自由派的倾向。

同是电视,有线电视(cable news)则完全不一样了。当CNN还是唯一一家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时候,它的节目还是非常中立的。但是当Fox News和MSNBC加入,他们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向。尤其是Fox News和MSNBC旗下的几档脱口秀节目,更是观点鲜明。

至于主流的报刊杂志,大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都是比较中立的,比政治精英的极化程度要小很多。当然,在报刊杂志的评论内容中,可以看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比较偏左,《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等比较偏右。不过,对评论内容和新闻内容的研究发现:二者并不具备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这些纸媒的评论板块观点较明显,而新闻板块的倾向性不明显。

综合而言,学术研究给出的信息是:大多数美国大众媒体在政治观点上都是较为中立的,能够提供不同方的观点。但是,有线电视、脱口秀节目,以及政治类网站(最典型的如Daily Kos和Drudge Report,在中国则是共识网和观察者网?)提供的内容确实是存在着极化现象。

3. 大众媒体的极化让民众变得更加极化了吗?

本文开头展示的那张动图表明:极化现象确实发生在大众当中。既然媒体提供了更多的极化内容,而大众也在极化,那么是不是前者导致了后者呢?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XX导致XX”这样的因果关系是最难确认的。你可以很容易地验证两件事情是否具有相关性,但是因果关系则难以建立。不过,还是有不少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Prior的一则经典研究发现,有线电视频道和节目的出现,确实带来了选民投票的极化。不过,他称之为“不涉及说服的极化”。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些媒体提供的内容对选民的意见产生了实际影响,而是因为这些极化媒体提供的政治内容让投票人群发生了变化。

听上去有点复杂,其实很好理解:五十年前,当人们只有一种新闻节目可以选择时,不管你是死硬的政治发烧友,还是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普通人,你都得听克朗凯特跟你讲政治新闻,然后都会被鼓励出去投票。而现在,政治发烧友有了看不完的政治内容,其他人则抱着娱乐明星和鸡汤养生。于是,政治发烧友投票率提高,而政治冷感者投票率下降。而政治发烧友中的极化是比其他人要更明显的,所以,投票的人群中,极化的人变多了,中立、模糊的人变少了,这就导致整体的投票结果变得极化了。

以上介绍的是一种根本不需要涉及媒体内容说服的极化方式。也有不少其他研究,考察了媒体内容是否通过说服让民众变得更加极化。

根据Zaller的经典说服模型,人需要先收到信息,然后再判断是否接纳这一信息。所以,媒体内容面临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上文所说的“选择性接触”,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提供了证据。

第二道关卡就是接触到信息之后,会怎样处理这样的信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发挥作用的机制叫做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通过预设的判断来处理信息、进行推理。由于这种动机性推理的存在,人在接触到信息之后发生的态度改变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取决于你的既有立场和你的政治娴熟度。比如说,遇到和自己立场不一致的信息,有的人会选择相应调整自己的立场使其变得更加中立,而有的人则可能会暴跳如雷、变得更加死硬极化。再比如,有时候中立平衡的信息反而会加强极化,因为持有既有立场的人会选择性地摘取和放大其中支持自己的信息。

所以,要问大众媒体是否增强了大众的极化程度,很遗憾,答案是一个常见的:这很复杂。

4. 社交媒体让民众变得更加极化了吗?

最后来谈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政见前段时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最近发表的一则研究:“宽带网络让已经持有某种政治倾向的人群消费更多带有同类政治倾向的媒体,从而强化他们的政治立场。”这是关于互联网对政治极化影响的一则非常重要的实证研究,因此也确实登上了政治学的顶级期刊。

此前人们更多凭借的是观察和总结,而非严格的因果推断。在关于互联网与极化的研究中,Sustein的《Republic.com 2.0》应该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了。他普及了信息“回音室”的概念。在社交媒体上,你选择添加的好友、关注的人,以及你此前阅读的文章,都决定了接下来会读到什么样的信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符合你观点的信息。在回音室中,你以为自己的观点是主流,实际上不过是个幻象。

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过滤气泡”,它更加专注于算法的作用。根据我们的个人信息和此前的阅读行为,社交媒体、搜索引擎或阅读类app会为我们过滤掉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信息,让人们活在一个个泡泡里面。

今年3月份发表在舆论学的顶级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研究了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带来的极化现象。作者的结论是:的确,使用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会让人变得更加极化。不过让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渠道也增加了人们对反面观点的接触。此外,他们还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固定访问自己收藏的网站,这些网站还是主流媒体为主。不过,这则研究是在2013年做的,倘若在今年做的话,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

以上研究大多基于美国或欧洲背景。那么,中国的极化状况如何呢?以上所述的心理、技术和商业模式根源,在中国也都存在。我们在日常使用中也都观察到了不少极化现象。此前有一篇论文利用“意识形态坐标测试”的数据发现:从2008年到2011年,中国网民的极化现象越来越明显。不过总体来说,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少,未来期待看到更多的研究,我本人也可能会针对此话题做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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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2】类别:最新的全球媒体创新案例、商业模式

(节选自会员通讯第42期,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月14日出品。)

The Information的成功之道和质疑之声

会员通讯038、039中提到,美国新闻界人士普遍预测:2017年,媒体将会更多得到来自读者的直接支持——无论是订阅、会员,还是捐赠。其实,近些年来有若干媒体已经成功探索出收费模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The Information——这家创始于2013年的网络媒体,专注于科技商业报道,尤其是深度、长篇报道,每年订阅费399美元(或每月39美元),盈利状况良好。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最近的一篇文章详尽报道了The Information的模式。在此向各位做个介绍,并穿插我的简单评论。

一些基本信息

The Information每天发布2篇文章,不定期举办线下社交活动,订阅者有机会和创始人及记者互动。目前它的规模并不大,仅有20名左右员工。总部位于旧金山市中心,俯瞰金门大桥。总部办公室里有10名采编人员,以及一些工程师和经营人员。

2016年8月,它在香港开设了亚洲办公室,希望扩张对中国市场的报道——这是为了回应读者的需求。相比起记者聚集的硅谷,中国科技公司发展得如火如荼,能写出高质量英文报道的记者却相对稀少,好内容更加供不应求——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市场空缺,无论是个人还是媒体机构,如果能够填补这样的空缺,都会得到很大的回报。

2016年3月访华时,创始人Jessica Lessin专门向感兴趣的年费订户发出邀请:可以自费加入他们的访华团,到访小米、顺为资本、高瓴资本等机构。回程后,Lessin又邀请未能一同访华的其他订阅者参加他们讨论这次行程的电话会议。

过去一年中,The Information的订阅量增加了超过一倍,不过他们不愿意透露具体的数字。外界估计,这个数字应该在10000人左右,其中包括许多硅谷大佬(如扎克伯格),以及公司机构订户——全球11家最高市值的科技公司中,有10家都是订阅者。

在报道方面,The Information生产了一些独家新闻,当然也不是每篇报道都属精品。举例而言,他们对智能家居公司Nest创始人Tony Fadell管理风格问题的调查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一度导致他们的网站被挤爆。后来,Fadell宣布辞职。

创始人和创始记

Jessica Lessin从小就是校报记者。她2001年进入哈佛大学,也曾在哈佛的校园媒体工作。大四时,她一边写论文,一边在《华尔街日报》实习。值得一提的是,Lessin的论文主题是沃尔特・李普曼——被李普曼影响的中国记者也有不少,最广为人知的一位是许知远。

Lessin毕业第二天就加入了《华尔街日报》开始工作。不过,她一开始是从事经济报道的,转向科技纯属偶然,只是因为刚好有这样一个全职岗位的空缺。

Lessin在《华尔街日报》积累了经验和人脉,但她对传统媒体也产生了很多不满。跑线记者在日常工作中疲于奔命,没有办法花更多时间去生产更有价值和影响力的报道。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对商业模式的探索也是步履艰难,对付费墙问题就是几番来来回回地调整。

观察到这些问题后,Lessin对Politico的付费模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Politico是一家做政治报道的网络媒体,它的大部分内容是免费的,但它的“Politico Pro”则是付费版,提供更具深度和价值的政策分析报道,每年订阅费高达几千美元(最低一档是3295美元),但依然成功地吸引了一批忠实受众。它的创始人Jim VandeHei说:这种付费订阅模式杜绝了新媒体的“垃圾怪圈”,也即为了吸引点击而生产垃圾标题党内容。随着用户逐渐意识到高质量报道的重要性,生产垃圾的媒体会被逐渐被淘汰。

当时,科技报道基本都是免费模式,但Lessin相信:做一个科技版的Politico Pro也会有生存空间。于是,2013年下半年,她创建了The Information,一开始从朋友圈及朋友的朋友中发展第一批订户,并逐渐把雪球越滚越大。不过,The Information的订阅价格比Politico Pro要低得多,这是因为Lessin希望能够让受众面变得更广。

在经费方面,Lessin创建公司时用的是自己的钱,并保持了全部的所有权。这让她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不需要去回应风投提出的要求。

在创建和运营The Information的过程中,Lessin最大的挑战是寻找合适的人才,她的主要解法则是——去老东家《华尔街日报》那里挖人。目前团队里几个重要的采编岗位上都是Lessin的老同事。

当订阅者就是被报道对象

虽然在商业上颇为成功,但The Information也面临着新闻业界的质疑:它和被报道对象——硅谷公司及商业大佬的关系过密。

这种过密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创始人Lessin的私人关系,二是这些公司及大佬本身就是重要订户。

先说第一层。刚才说到,Lessin是哈佛毕业。她比扎克伯格高一级,她和她的老公Sam都是扎克伯格的好朋友。Sam创始了一家名为Drop.io的公司,在2010年时被扎克伯格收购,小扎还给Sam提供了一份在Facebook的产品经理工作。2012年,Lessin和Sam结婚时,扎克伯格担任了伴郎,整场婚礼基本就是一次硅谷社交活动。除了扎克伯格之外,Lessin也曾被传出和其他一些硅谷大佬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

再说第二层。前文提到,硅谷的大公司和大佬很多都是The Information的订户。当一家媒体的商业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报道对象掏钱支持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很难办。它必须在维护订户关系和坚持调查监督报道这两者之间小心翼翼地追求平衡。实际上,Politico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指责他们和华盛顿的政治圈之间有一种过分亲密的关系。

面对这样的质疑,Lessin的回应是:The Information不会因此就降低批判性和监督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引读者,获取商业上的成功。“你只有通过不留情面的报道才能赢得尊重,靠拍马屁是无法赢得尊重的。”

付费阅读的未来趋势

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付费阅读最大的挑战是:很难在数量上发生大规模的增长。这是因为,要让读者愿意付费,首先就需要定位于提供相对窄和专业的内容,但这又反过来限制了规模的扩张。

The Information在考虑新的扩张策略。一是寻找新的垂直领域,包括金融科技、生物科技,以及传媒业(!);二是在地理上开拓新的中心,包括奥斯汀、丹佛、盐湖城等,以及更长远的目标——亚洲;三是提供高收费(每年10000美元)的VIP服务,为VIP会员提供更多的互动机会、更频繁的电话会议和情况通报;四是为学生群体提供打折价。

Lessin没有考虑的一种模式是:办会。有不少媒体机构通过办会、卖高价门票获得收入,但The Information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开展更加非正式的、不需要太多精力去筹备的线下活动。

纵观整个传媒业界,Politico Pro和The Information的模式会有更多的模仿者。创办了Politico的Jim VandeHei,就正在筹办一个新的付费媒体,预计将于2017年上半年问世。媒体产业顾问Bernard Gershon说,他现在给从事内容生产的客户提的建议都是:做付费订阅吧,或者至少做一部分的付费订阅,千万不要只依赖广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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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3】类别:重要、新颖的全球媒体作品推荐

(节选自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第35期,美国东部时间2016年12月18日出品。)

案例:用乐高讲故事

讲故事是新闻业的核心技能,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新鲜的讲故事方式,比如用乐高积木。

前几天,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塔帕湾区时报》(Tampa Bay Times,这家报纸也是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的主办者)推出了一则用乐高搭出来的报道。这则报道既有调查性报道的成分,也属于解释性报道,它的目标是:弄清楚一座重要桥梁的道路收费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把这个问题回答好,并不容易。这家报纸的一位专门跑交通条线的记者和另一位调查记者花了很长时间阅读佛罗里达交通部的规划文件、采访官员和立法者,他们发现:这一规划确实复杂,而且交通部在有意混淆视听,用非常有误导性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规划,以至于议员和地方官员们都并没有真正理解计划的含义,何况普通民众。

如何将这个复杂的规划解释清楚?两位资深记者想了好久,最后是一位实习生出了个好主意:用乐高。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叫Eli Zhang的实习生来自中国,本科就读于北外,刚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大体来说,乐高主要展现了两个场景:桥梁道路和官员听证。在展现交通部官员和地方官员时,他们还采用了emoji来协助表达。

Eli Zhang用乐高来进行可视化的步骤是:先利用3D建模软件来计算需要用到多少块乐高积木,然后就是找来积木搭建,在摄影棚中拍摄,用Photoshop修图,然后在网页设计师的帮助下将其做成页面。

在找乐高积木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很难找到长相正常的积木小人,能从网上买到的乐高套装里面绝大多数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人物。所以,他们给全编辑部发了一封邮件,请求协助。最后,同事们拿出自家的乐高,他们才最终凑齐了人物。

报道上线后,很多人问:你们用了什么软件来制作啊?报社数据新闻的负责人回答说:我们基本上用的就是Eli Zhang。有意思是,Eli Zhang本人之前从来没玩过乐高。

此前,《塔帕湾区时报》还有另一则精彩的可视化叙事作品:用3D建模的方式展现奥兰多酒吧枪击案。

不过,把目光完全聚焦在可视化这一步,也并不十分公允。因为在可视化之前,这些报道都历经了长期、扎实的调查。没有这些调查工作为基础,用乐高或3D建模也讲不出清晰、吸引人的故事。

其实用乐高讲故事并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此前较少用在媒体作品中。我最佩服的一个系列作品,是用乐高来讲述博士生的悲惨生活。作者本人是西海岸某大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博士,对美国博士生活的体会可谓深刻,表达方式也非常天才。想了解在美国读博是怎样一种体验的人,可以看看这一系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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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4】类别:从媒体角度深度解读时事

(节选自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第43期,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月20日出品。)

今天,川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了。川总统治下,美国媒体会怎样?美国记者们会如何做报道?这将会是会员通讯持续关注的一个主题。

川总统 VS 白宫记者团

让我们先从川总统在就任前两天收到的两封公开信谈起。

一封来自白宫记者团,也就是一群(大约两百多名)来自各家媒体、驻扎在华盛顿、专注报道白宫事务的记者。在信中,记者们列举了川普对媒体和记者的种种不友好举动,包括禁止部分媒体采访他,在推特上鼓励支持者攻击部分记者,鼓吹更宽松的诽谤法律以起诉媒体,嘲弄残疾记者,等等。记者们明确表达了自身的态度:作为总统,你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做自己想做的;而作为记者,我们也一定会尽己所能,无所畏惧地报道你、监督你。

这封信的背景,是关于川普政府将大幅改革白宫记者团的传言:他可能会取消每日发布会的制度?或者至少把不喜欢的媒体从发布会里面赶走?可能会拒绝接受白宫记者的采访?甚至可能会把白宫记者团整个赶走?虽然川普本人还没有任何正式表态,但从他对媒体的一贯态度来看,坏消息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在这样的时刻,白宫记者团集体发声,也是在申明自己的立场,获得舆论的关注和支持。

另一封信来自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这封信同样强调:媒体对政府及官员活动的自由报道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协会向川普提出期待:保证记者可以和政府雇员直接互动,可以对总统的活动进行报道,保证联邦信息公开法案(FOIA)的效力。

可以说,这两封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那就是“access”。这个词不太好翻译成简洁的中文,大致意思是可以接触到、采访到被报道对象。“Access”是美国新闻自由的要素之一,因为,不管你发表什么报道,前提总是你能采访到关键的人。给不给采访机会、给多少采访机会,往往是衡量一届政府透明度的关键标准。

具体到对总统及其内阁的报道,白宫记者团就是获取“access”的核心。

白宫记者团和每日发布会

白宫记者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19世纪时,大部分报纸的政治报道都集中关注国会,基本没有跑“白宫条线”的记者。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1893-97),出现了第一位白宫记者William “Fatty” Price,他的工作方式很原始——站在白宫门口,采访从白宫里面出来的访客。后来,威廉·麦金莱总统(1897-1901)开始允许记者进入白宫进行采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在白宫里面为记者开辟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区域,让自己的新闻秘书每天召开发布会,并且自己经常直接和记者见面——后来有人说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着清晰的媒体管理思路”的总统。

学过外国新闻史的朋友可能会敏锐地意识到:西奥多·罗斯福的创举,一方面当然是和他自身的思路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历史的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美国的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报业蓬勃发展,扒粪运动如火如荼,新闻专业主义逐渐形成和发展。

从1969年开始,白宫的日常新闻发布会就一直在白宫西翼一个专设的新闻发布室中进行。这个房间是由一个室内游泳池改造而成的。常看政治类美剧的朋友,对这个房间应该非常熟悉。

上图是目前的白宫新闻发布会座次图。这个座次会不会很快发生变化,会不会让极右翼媒体Breitbart之流获得一席之地,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给白宫记者发采访证的是政府,但安排发布会座次的,并不是总统或其他白宫工作人员,而是一个叫做“白宫记者协会”(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的非营利组织。这个协会最有名的活动是举办每年的白宫记者晚宴。

之所以是由白宫记者协会来安排座次,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嫌。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他们都会避免被批评偏袒某一派的媒体,所以不如交给第三方来做这件事。

但是,这一切的安排——无论是提供固定区域给记者,是召开每日新闻发布会,还是让白宫记者协会来分配座次,都是约定俗成的规矩,而不是写到宪法和法律里面的白纸黑字。现在,一个以颠覆规则闻名的总统上台了,这些规矩是不是也会被很快打破?

Access真的那么重要吗?

在白宫记者团可能被打压、改组,乃至拆散的背景下,美国新闻界对“access”的问题非常忧心。前段时间,《大西洋月刊》的一位记者采访我,询问我之前在《南方周末》担任时政记者的经历:采访不到领导人,你们怎么做报道?她说,他们正在广泛采访各种在采访受限的国家做记者的人,希望从中吸取一些经验。他们的这篇报道不久后将会发表。

不过,access真的那么重要吗?从白宫记者团的公开信,以及其他一些分析文章中,我们也可以读到不少人的反思:access并不是一切,有了access并不一定能做出好报道,没有access也不一定就做不出好报道。

白宫记者们在公开信中说,“有access当然更好,但它并不是关键。你可以认为,给记者们access对你没什么好处。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但这是你的选择。我们非常善于通过其他方式获取信息。其实,竞选期间我们做过的一些最好的报道恰恰是来自被你下达禁令的媒体。”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文章说,限制白宫记者的access,反而可能对于媒体来说是好事。为什么?因为access和transparency(透明度)不是一回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白宫新闻发布会和采访总统的机会,反而会降低透明度,因为它们都给了掌权者设置议程的机会。川普是一个设置议程的高手,他的推特就是最好的例证,现在他是否会通过发布会和白宫记者团来继续设置议程,让媒体记者绕着他的议程团团转,而忽视了真正的新闻?很有可能。

所以,他要是真的不搞发布会了,不接受采访了,反倒让记者们从中解放出来,可以去做更多实实在在的调查报道:川普的政策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实实在在的影响?他和他的政府有哪些值得密切关注和监督的丑闻?这些都不是单纯依靠参加发布会可以得到的。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一篇文章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放弃对access的执念吧。“川普令人意想不到的胜利告诉我们,过去那种依靠access驱动的新闻,既没有增加公众对国家政治的了解,又没有提高公众对记者的好感。”

确实,白宫记者们依靠在发布会上被“喂料”、渴求专访机会,其实是将设置议程的权力拱手让给了政客,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主性。也许,川普对access的限制,反倒会成为记者们反思和改变的契机。

在川总统面前,记者们该这么做?

除了对access的反思,记者们也在思考其他面对川总统的方式。

比如,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团结。此前,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下,记者之间大多是在“抢料”的状态。但是现在,有很多记者提出:应该更多地加强合作。比如,在一场发布会上,当川总统拒绝回答CNN的记者提问后,其他媒体记者应该帮助把CNN记者的问题提出来,或者集体拒绝提问,以示抗议。

在白宫记者团致川普的公开信中,记者们还亮明了一些原则,包括:

- 是我们自己来决定是“on the record”还是“off the record”,而不是你来决定。我们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参加你组织的私下交流活动。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规则制定者,要把“不守规矩”的记者赶走,没关系,我们有其他方式。

- 是我们来决定给你多大版面、多少新闻时间。我们会尽力传达你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所有的版面和时间都变成你的传声筒。当你不断扭曲事实的时候,我们有权拒绝报道你的观点。

- 我们相信客观事实,并且将会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你。当你说了不符合事实的话,我们会告诉读者这是错的。你说的话当然是有新闻价值的,但是“你说的话是假的”这个事实也有着同样的新闻价值。

- 我们会死死盯住政府的细节。你和你的手下待在白宫,但美国政府伸展到很多地方,我们会派出记者到各个地方、各个部门。

- 我们会给自己制定比之前更高的标准。

- 我们会打持久战。你最多当八年总统,而我们这个行业的历史和未来都比这长得多。感谢你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行业的一些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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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5】类别:和新闻传播相关的课程、电子书、影视作品、游戏等资源分享

(节选自会员通讯第58期,2017年3月10日出品。)

和新闻传播相关的网络公开课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有没有新闻传播学方面的MOOC(网络公开课)推荐,最近正好国际记者网做了一个整理,我根据这个名单略作补充介绍和点评。

Coursera

在Coursera上的这些课程,大多是课程材料免费获取,但是如果要提交作业、获得证书,则需要缴纳一定的报名费用。

Coursera上最成系统的新闻学课程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开设的一个系列专业课程“Become a Journalist: Report the News!”,其中包括五门课:(1)入门性质的“什么是新闻?”;(2)新闻采访;(3)新闻写作(广义的,包括制作视频、互联网内容产品等);(4)新闻业的职业前景,包括专业记者、自由撰稿人,也包括积极的信息消费者;(5)创造你自己的作品集。每门课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每周2-4学时。

宾夕法尼亚大学开设了一门“新闻英语”课,专门面向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课程内容包括:新闻的历史和原则;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的语言;广播电视新闻;数字新闻。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开设了一门“融媒体报道”课程,重在讲解怎样利用多媒体手段来讲故事,其中包括了讲故事的基本原则和技巧,也包括了最新的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

以上几门课都是针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或者想当记者的学生。而香港大学开设的“Making sense of the news: News literacy lessons for digital citizens”则是针对所有人的媒介素养课程。我看了一下内容,课程设计得很不错。在问答页面(需要报名该课才能看到)里面,老师们回答了超级多的常见问题,非常推荐一读。

EdX

哥大新闻学院在EdX上开设了“调查报道和全球媒体”的课程。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课程的重点是调查报道,并且是全球语境,不限于美国案例。这门课更多不是教你怎么做调查报道,而是介绍理念、案例、调查报道中面临的压力、新媒体环境下的新趋势等。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了“新闻与社会变革”的课程,授课老师来自公共政策学院,课程强调的是用新闻报道来解决社会问题:消除贫困、儿童保护、社区建设等。

Poynter

Poynter是美国新闻职业教育的领军机构。在它的“新闻大学”中,有几百门课程可供选修,有的是Coursera那样的可以获得证书的课程,有的是网络讲座,有的是讨论群组。

BBC学院

BBC学院不提供系统的颁发证书的课程,但提供很多实用的技术讲解和伦理讨论,而且有中文版

关于新闻传播专业的中文网络公开课,我目前不太了解,如果你有好的推荐,欢迎回复告诉我。新闻实验室在未来也可能会推出自己的网络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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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7-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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