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村长械斗——死亡百万纵横七省,定中国命运!

清末的村长械斗——死亡百万纵横七省,定中国命运!

土客械斗一事,在过去的历史学界是一件有意无意的忌讳。人民因为利益而互动刀兵的事情总归是不利于团结。到八十年代后,乃有学者慢慢开始收集整理民间史料,逐步还原了在19世纪广东广西二省土人和客家人流血冲突之真相。
就两广地区的土客纠纷而论, 土是指两省本地居民,客是指从别处迁徙到两广地区的新居民。两广地区地处偏僻,战争波及较少。一旦中原地区有战乱,中原地区居民就不断逃亡到两广地区。随着客家居民在两广的增多,土客矛盾也随着争夺耕地、水源以及风俗冲突而日趋增长。在明朝时期,两广的土客矛盾尚不尖锐,随着满清和郑氏在福建和台湾的对峙,从北方迁移到两广的客家人越来越多。自清朝中叶开始,土客之间的冲突逐步激烈和不受控制。

【清朝开始大量涌入两广地区的客家人与本地人的矛盾逐渐尖锐】
土客冲突的大规模爆发源于1854年的洪兵起义,这是在两广地区活跃多年的天地会组织策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农民总暴动。天地会多由本地人组成,相对的,官府就多招募客家人为勇丁来进行镇压,称之为客勇。客勇在讨伐战中的活跃一方面扭转了土客对峙中客家人的后来者劣势,加强了客家人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则对本地人造成了大量伤亡和破坏。本土的父老把这些伤害自然不会归咎于官府,而是全都归罪于奋勇作战的客勇。于是从1854年(咸丰四年)开始,两广地区爆发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血腥惨烈大范围土客械斗。

最先是清朝政府大肆搜剿洪兵暴动的余党,于是客家民多指土人村落为匪村,并大举进攻土村,土人则还以残酷报复。据记载,客家先指某村为匪村,得到官府许可后组织人手大举进攻,杀死男丁,掠夺妇女财物,烧毁屋村,称之为“铲村”。被进攻的一方则联络旁村反过来攻打进攻的村落,互相攻掠,争斗难休。激斗之下百姓罹难者无数,村社化为废墟,田园沦为荒野。据不完全统计,仅不到一年时间里,广东恩平一县内被攻打的土村就有400余个,七月客勇围攻松柏山,杀死土人2000余人,遗尸满山谷。咸丰六年,土人反攻,杀死客家较精干的丁壮500余人,客家人被迫逃亡他乡,不料半路又被土勇联合劫杀,老弱妇孺死者四千余人。械斗遂进入最血腥的一个阶段,客家人纷纷逃往较为和平的乡县,几个械斗较严重的县内人口都逃散一空。
咸丰九年开始,土客械斗进入高潮期,本地士绅纷纷设立公局,招募武装,聘请佣兵,派人去香港采购洋枪,准备报复前几年铲村的旧恨,另一方面客家人被土人赶出聚居地后流离失所,无不结成乡团,聚居险要,构筑工事。从咸丰九年到十一年,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战,由于土人在人力和财力上较之客家人有明显优势,客家人在广东开平和鹤山的聚落多被捣毁。客家人成千上万逃往新宁等地聚集,形成了多达数万乃至十余万的流民集团。缺乏粮食的流亡客家人迫于生计只得四处攻打土人村庄以掠取粮食,土人在鹤山的胜利反而促使土客矛盾广泛化和扩大化了。根据多年负责土客械斗案件的清朝官员郭嵩焘的奏报,“土客交相掳杀,各至数十万人。”
局面崩坏如此,清朝政府不得不出面弹压。按政府方面的态度,原本应该是在土客之间尽力居中调解,使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来化解土客之间的积怨。但清政府正忙于对付太平天国,对于地方上的事务多用敌我心态看待。加上客家人走投无路时开始和各支起义队伍联络,不但没有带来转机,反而招致致命的祸端。同治二年开始,清朝调集官兵对客勇进行剿杀,收复了被客勇占领的广海城,土勇并乘胜追杀客家老弱,在大隆洞地方被杀死的客家人数以万计。五坑和赤溪半岛的客家流民也被清军逐一肃清。为了平息土客冲突,清朝政府采用以产换产、划界分疆的政策,将土人和客人的聚居地完全隔离,才逐步平息了持续十四年的血腥冲突。
土客械斗中死难者多达数十万,被称为两广地区近代史上最惨痛的杀戮事件。但其实早在土客大械斗之前,土客之间的冲突早已经对中国历史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影响。这一切肇始于广东,继起至广西,最后波及了大半个中国,彻底改变了清朝的命运。
早在本地人和客家人火药味渐渐浓厚的时代里,有一个客家人始终坚持不懈的在两广地区传播自己的信仰。这个人就是后来以太平天国运动而留名史册的洪秀全,所谓上帝信仰,其实不过是洪从一本基督教宣传小册子里得到的一些平等博爱的思想,后来发展为拜上帝教的雏形。虽然洪秀全的拜上帝只不过是得到基督教的一些皮毛,但对于土客对峙的局面来说,客家人是得到了一种有力的团结工具。
两广地区本是天地会活动十分频繁的所在,本地人因会党的活动而同声连气,声势更加浩大。客家人加入拜上帝会后,也获得了如本地人加入天地会一样的便利,每当土客冲突时,客家人就不单单是以一姓宗族来对抗本地人强大的会党势力,而是邀集会众,成群结队的对官府衙门施加压力。有清一代,基层官吏的大事是维稳,州府县治内不出现大的治安案件是关乎乌纱帽的头等大事。所以民众有纠纷争端,官员们总是偏袒人数较多、影响力较大的一方,殊不知如此保持稳定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刺激了会党组织和教门教派在民间影响的扩大。

【拜上帝会的教堂活动,本地官府的处理措施进一步激化了宗教团体的扩大】
当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团营准备反清的时候,以客家人为主体、兼有不少本地人参与的拜上帝教徒众们已经显示出明显的客家特色,参加者不但有退役兵勇(萧朝贵)、儒生(杨秀清),甚至还有冯云山和石达开这样颇有财力的地方富户,以及大量的矿徒和农民。土客矛盾兴起,就连冯云山这种在地方上能号召千人的大户也不免受害,太平天国的爆发,说是源于本地和客家矛盾的激化也不为过。

那么接下来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清朝一开始面对太平军的行动显得如此迟钝和软弱,就像是一只老掉牙的猎犬面对正当壮年的猎物一样。清朝的经制兵马,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都是职业世代相传,所以一旦经过几十年岁月沉淀,很容易积累一些油滑习气。而客家人时刻面对本地人的竞争,在斗争策略和具体的战术上是每日按规操练、打仗则只管乱放枪炮的经制兵不能比拟的。

根据清朝的记录,太平军作战的特点主要在五个方面:

第一是用间。土客冲突的长期实践中,客家人逐步摸索出行之有效的搜集情报和利用侦探的办法。曾有国外报道说太平军“侦察系统完善,各处均密布侦探以探取情报。”太平军多利用管理下的行商和手艺人远出四五百里探听敌情,显然和客家人的做法一脉相承。太平军又对间谍赏赐丰厚,有传言说在南京建都后几个月时间里,太平天国就花费了一千多万两白银,其中很大一部分显然是用来收买和赏赐间谍。太平军北伐仅以不足两万的兵力在北方纵横数省,威震京畿,显然也是得到了间谍的帮助。
第二是行军,土客争斗,客家人人数不足,利用地理成为逆转形势的手段之一。太平军也是如此,每每行军到一处先画地理图,行军先发路单,路单上标明行程、次序、远近,依序行进,分毫不差。又多用向导,平时就安排当地出身的兵士作为向导队呆在将领身边,行军时依照路线预先将向导派遣到岔路,渡口、艰险崎岖之处等地各为照应,预先派人监视清朝军队的行动,行军前后联络,首尾相应,队伍分明。所以经制兵为首的清军难以追击。

【以客家人为核心的太平军具有客家军队的种种特点】
第三是善用埋伏。古时候村长械斗,使用埋伏是一种常规手段。使用这一招对付混日子的清军是再有用也不过的手段。长沙水陆洲之战时,面对紧追不舍的清军向荣大军,太平军以少数部队引诱向荣进入伏击地带,然后三路齐出,前后邀击,使得清军气夺奔溃,就是典型的伏击案例。清军评价自己的对手“一味便是埋伏”虽然有推脱责任的原因,也不可否认这一客家人惯用的战术对于清军的有效威吓。
第四是劫营。作为清朝的经制兵马,八旗和绿营按理说对劫营这种手段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之前的对手无论是准噶尔游牧军队还是白莲教军,都是以偷袭见长的。但在镇压太平军时仍然不时被劫营所破。太平军劫营,先以精兵埋伏在隐蔽处,派数骑精锐携带火弹直冲到清军营寨墙根,踩在马上攀登上墙,抛射火弹四处点火,敌人惊扰之后伏兵马上鼓角齐鸣,大声呐喊杀奔营寨,敌军在夜里惊慌失措无不惊溃。
第五是撤退。土客争斗,客家时常陷于不利局面,也总结出了一套撤退的办法。太平利用这套办法,在优势清军面前总是成功撤退。这套有效的方法就是欲退先进,在撤退之前每日前进交战,每夜逼近敌营下寨,营造出进攻的假象,然后一夜之间人马退走,使得敌人惊魂未定,不敢追击。又喜欢在营寨里扎草人、假人,白天虚张旌旗,晚上安排灯火。使得清军不能分辨。
相对于在紧张的局势下锻炼出来的客家人军队,清朝的经制兵屡屡溃败。有意思的是清朝最终能扭转不利的战局,将太平天国这一支客家人军队完全扑灭,靠的正是客家人的天生死敌,土人军队的力量。



说起太平天国,自然不能不提曾国藩的湘军。湘军和淮军其实是后来人们给予这些地方大员招募军队的称呼,按照清朝的正式编制,曾国藩招募的军队应该划归勇营。但曾国藩招募的勇和清朝过往临时招募的勇有着很大不同,可以说曾国藩招募的勇是一支土人的军队,而不是临时募集的帮手。

湘军招募壮勇,都是湖南本地土生土长的青年。要求是第一不用城市里油滑之人,要用质朴乡农,第二必须取具乡里官吏的保结,保证士兵是本乡本土出身,第三重视军中“上下”“名分”的阶级区别,第四规定主帅选将佐,将佐亲自招募士兵,达到层层选拔,人人效忠的的目的。所有的手段保证湘军是一支由宗族血缘为纽带、本乡本土为号召、宗法关系为维系的传统土著风格浓厚的武装力量,形成和客家军队太平军的完全对应关系。
湘军的战术也很符合这支本土军队的特点,比如行军时极为谨慎,步步为营不敢冒进。以及在扎营时建高墙、掘壕沟、布置障碍,都是学习戚继光的成法,但究其核心,则与土军作战时依赖营垒,出击时谨慎为上的原则暗合。其次相比陆军湘军更加重视水军,是因为长江作战中补给是优先选项,湘军依赖补给的程度比之太平军更甚,也符合土军就地补给远比客家军优良的原则。在作战时,湘军的主要战术是依赖营垒,发扬枪炮的威力进行防守反击,也与土军与客军交战时的情形相似。
有趣的是曾国藩用兵的一个特色就是喜欢大谈主客之辨。在曾国藩看来,居于主位的军队是掌握了战场主动性的军队,也是能够获胜的军队,反过来,要将你的对手置于客位,让其经受种种不便利的约束。曾国藩的主客之辨是基于儒家的学说,却在实际的运用中符合了湘军和太平军两支军队的特色。当湘军为代表的土军渐渐在粮饷和补给上取得优势的时候,也就是太平军逐渐丢失战略主动性的时候,从这一点来看,太平天国败落的命运已经预示着随后发生的两广土客大械斗的结局。
而在太平军北上之后两广爆发的土客械斗,虽然规模上不如太平天国这样惊人,在流血程度和对地方的破坏程度上却是同样激烈。除了太平军运动的影响之外,尚有广泛的天地会暴动夹杂其中,清朝虽然花费了大量精力用于处理尖锐的土客矛盾,其在两广地区的基层统治还是遭遇到永久性的破坏。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以客家人为首的太平天国被土著军队湘军打败的事实,尚且不是土客冲突影响中国命运的最终幕,辛亥革命后两广地区成为新革命势力的基地,也许才是土客冲突在新时代里真正的余波



END


这其实就是封建王朝的周期律,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人口增长快于粮食产出的必然结果

编辑于 2017-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