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造」人:4000 万不孕不育症患者的矛盾与选择

中国式「造」人:4000 万不孕不育症患者的矛盾与选择

生育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它是一个家庭的隐私,而另一方面,它又关乎着一个社会的未来。


在全面放开二胎的两年后,中国的生育率并没有如官方所预料的回升,仍然在 1.5 - 1.6 的低位徘徊——按照国际标准,要维系正常的代际更替,生育率应该不低于 2.1。


「繁荣」的反而是不孕不育门诊,澎湃曾引用了一个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6 年 6 月底,那里上半年辅助生殖门诊量同比增加 37.6%。


人越来越多了是多数辅助生殖机构们的抱怨,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协会 2012 年的调查:中国有 4000 万不孕不育患者——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占育龄人口的 12.5%。


如果考虑到其中 10%-20% 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推算,应该有 400 - 800 万个家庭对辅助生殖技术(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有潜在需求。


而在中国,越来越低的生育意愿与不孕症的共存,让这个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两者以某种几乎荒谬却不失合乎逻辑的方式矛盾却又和谐地共存于这个国家。


以至于就在今年 2 月,被视为政策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文,小心翼翼地探讨代孕合法的可能性。


当然,这些宏大的背景、数据,都不是我写下此文的主要动因,我更希望的,是为我自己,以及具有类似经历的无数家庭做一个记录。


在我 30 岁前的最后一年,我准备要一个孩子。


也是在那一年,备孕 12 个月无果后,符合了 WHO 不孕症的定义条件,带着自己手绘的基础体温曲线,我和先生决定去医院,之后是漫长地,每个月、每周,甚至密集时候需要每天去医院报到的促排,还有宫腔镜手术,我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有了自己的孩子,很幸运了。


两年的历程,在各大生殖中心,我看到了许多——有全家出动,4 点半就去排队,只为了挂一个辅助生殖专家号的姑娘;有在医院厕所难受地弓起身子的姑娘,她脸色蜡黄,在做输卵管通液检查;医院旁边老公房里一张床只要 60 块的备孕妈妈小屋,她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城市,这里「成功率高一些」;还有取卵、移植八个周期不成,最终去了美国找了代孕的妈妈,她最终得了对龙凤胎,那是对百万宝宝……


不孕症是病吗?


至少我们的医保不认为它是。生殖医院的官方资料中也大多非常小心地不提「病人」、「患者」,多数时候,来这里的人被称作「就诊者」。


当孩子出生后,我以采访者而非就诊者的身份去接触这些医院那些需要凌晨排队抢号的专家们,得以一点点梳理「不孕症」这三个字的背后——生殖健康教育,医疗资源的不足与分级诊疗的缺失,以及医保的缺位。



一. 最繁忙的

上世纪 90 年代,当赵伟鹏游说美国遗传与辅助生育研究所,希望在中国成立一家中美合资的辅助生殖医院时,美方有人很不能理解——作为一个「控制生育」的国家,在中国,帮人生孩子的医疗手段会有发展的空间吗?

不过,时间将很快能够证明,在这个比西方更传统,更看重血缘和传承的东方国家,建立这家名叫集爱的专业诊治遗传与不育的专科医院是多么富有前瞻性。

1978 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例试管婴儿,这项技术的出现,无异于人类应对不孕的核武器。在中国,虽然在 1988 年就有了第一例试管婴儿,但在集爱之前,试管婴儿技术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研究性技术而非实用技术存在于这个国家。

1998 年 9 月,集爱在中国上海正式接收就诊者,这是中国第一家将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一种成熟治疗手段使用的医院——在不孕症患者中,大约有 10%-20% 的人需要求助于试管婴儿、人工授精这类辅助生殖技术,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据说,最初,集爱的候诊室有舒适的沙发与空旷的候诊大厅,与当时始终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相比,简直异数。不过,十几年后,当我在一个细雨的周一早上 8 点半到达集爱的候诊大厅时,那里挤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运时候的火车站。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到这里来采访过一个医生,并配以细致的说明——「他一天要看 40 个病人」。而就在我去的那几天,我知道,在那里「有的医生一天几乎看了 92 个病人」,以至于,赵伟鹏,那位集爱的创院院长说,「这不行的,这个是超负荷的事情,坚持不了多久」。

今天的中国,不孕不育科几乎是中国医院里最繁忙的科室之一。

在北京,2010 年就有媒体报道,单北医三院的生殖中心,单日门诊量经常超过 1500 例,平均就有一千多例,每天的辅助生殖手术大概在三十例以上,在那里的不孕症群中流传着一个冷笑话:「北京的生殖中心人太多,队排得老长,排着排着都怀孕了。」

而谈到 2012 年成立的上海曙光医院东院生殖医学中心,中心的主任,从新加坡归国的生殖科医生童国庆认为,这种发展几乎超出他的预期:

「按国际上的一般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生殖医学中心,第一年大约能做到 100 例左右的试管婴儿治疗,第二年 200,第三年,500。而曙光的第一年做了 900 例,第二年 1600 例,第三年过半,已经做了 1000 多例。」

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辅助生殖科是上海人最多也是人气最旺的辅助生殖医院,在备孕群中,这里以擅长应对高龄不孕、卵巢功能低下和反复移植失败而著称。早上 6 点 26 分,有人挂到了生殖门诊的第 180 号——2013 年,那家拥有 6 位主任医生的生殖中心的日门诊数就已经突破了 800,整个科室也从原来的半层楼扩展到了几近三层楼。

我问一个正在排队的中年男人,每天开始挂号的时间?回答说:「不知道,可能是早上 4 点半吧。」

不用问路,随着人流,绕过从血检窗口排到走廊还转了个弯的血检队伍——这队伍,不消说,大部分是生殖门诊的病人——挤进一个小小的电梯间,电梯缓缓上行,有人在互相问候,「小李,今天又值班呀?」那个被称作小李的人高马大的保安赶紧低头跟对方打个招呼,「大姐早,今天是来取卵,还是移植?」

7 楼的电梯一出来,同样是排着长队的人,队伍从走廊中间的护士台那里排出来,贴着楼道的一端,在电梯那儿拐了个拖泥带水的弯,拉出几个尾巴。护士台里贴着用来维持秩序的招贴画,画面上有眼睛清澈的孩子的质问:「未来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在为我插队吗?」另一侧的初诊登记处,有详细的建档注意事项、二胎生育证明样本——目前,大部分生殖门诊的就诊者还是以一胎为主,但二胎的夫妇,人数正在增加。

两侧的尽头和中间的诊厅分布着主要诊室,大多挂着「男士免入」的牌子。楼道临窗的走廊密排着座椅,算候诊厅,对着窗的一侧排着几个小门,门上分别挂着男、女厕所,「男科诊室」或是「取精室」的牌子。

与上厕所类似,男人们不怎么需要排队,而且很快就从诊室里出来了,而女人们一直在等,在走廊的座椅上等,在诊室的门口等,不过,一旦进了诊室,往往也能比较快就出来。

候诊是一段漫长而无聊的时光,电子屏上显示着滚动的通知,楼道里响着「XXX 号***请到 n 诊室候诊」的广播,被叫到号码的人,去到诊室的门口继续排队。医生看诊时,诊室们通常开着门,门的一侧有屏风,屏风后面是检查床,因为就诊者太多,这类诊所的安排通常非常紧凑,一个就诊者尚未离开,下一个已经在门内等着了。



二. 不孕潮到来?


仿佛一夜之间,生殖门诊变得人满为患,是因为不孕症发病率在增加吗?主因应该并非完全如此,彭献东这样回答我。彭是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的医生,是中国最早的那批进入辅助生殖领域的医生之中的一个。

他告诉我:现在觉得医院里不孕症的病人特别多,可能是因为现在他们来医院了。「从前这样的人一般不去医院,他们或者看中医,或者领养个小孩完了。」


不过,医生们也都不否认,因为现代化所带来的污染、肥胖、工作压力等等,生殖能力衰退是全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种衰退的表现之一是精子质量的衰退。

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出台的第一版精液分析标准中规定,每毫升精液中,精子数目的正常值是 6000 万;

而在 2000 年的第四版 WHO 精液分析标准中,只需要 2000 万每毫升的浓度,就可算正常了;

又过了十年,2010 年的第五版精液分析标准中,正常标准又被下调到了 1500 万。


对这种衰退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的生育年龄。2013 年,《柳叶刀》杂志在一期关于「生育力」的专题中特意提到,英格兰的初胎生育平均年龄第一次超过了 30 岁。

在中国,这个趋势同样明显,1960 年,我们父母的父母年轻时候,平均初育年龄是 22.02 岁;到了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平均初育年龄到了 24.44 岁,而到了我们该生育的时候,根据一份 2012 年的调查报告,中国女性第一次怀孕及第一胎生育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5 - 29 岁。

作为注脚的数据还包括,1999 年,北京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 26.67 岁,同年,上海市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 27.9 周岁,而也是在同年,香港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是 29.8 周岁。


上世纪,世界卫生组织(WHO)曾预测,不孕症将会成为 21 世纪的第三大疾病,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事实上,在日本这种不孕症大国,差不多每 6 个宝宝中就有一个是利用过人工辅助生育手段才得以出生;

而在美国,每 8 对夫妻中就有一对有怀孕或者保持妊娠问题,美国大约有 740 万女性在他们一生中曾接受过不孕服务,不过,在美国接受如 IVF 等辅助生殖技术的不孕症病例低于 3%,大约有 85%-90% 的不孕症是用手术或者药物进行治疗的。


WHO 对不孕症的关注几乎与她对「避孕」的关注始于同一时期。官网上,WHO 对不孕症有两个定义:临床上,「一对夫妻进行规律地无保护性生活达到一年时间,而没有怀孕」,便可被诊断为不孕症;

从人口学角度看,不避孕,非哺乳期,有生育意愿,5 年,却没有怀孕,被定义作不孕。WHO 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0 年,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 4850 万想要孩子的育龄夫妇无法在五年内如愿,其中 1920 万夫妇不能拥有他们的第一个孩子,2930 万夫妇无法再要一个孩子(后者的数据不包含中国)。」



三. 中国的不孕症发生率如何?


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协会 2012 年的调查:中国有 4000 万不孕不育患者——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占育龄人口的 12.5%。


二十五年前,这个数据只有 6.89%,1988 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1976 - 1985 年全国总的不孕率为 6.89%。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不孕不育的发生率几乎翻了一番。


正常情况下,有规律性生活的夫妻,一年下来,怀孕的几率是 87%,连续两年,这个几率会上升至 94%,而连续三年,这个几率几乎不会有太大变化。


在美国,2002 年,畅销书作家西尔维亚•安•休利特写了本名叫《造人》的书,书中,这位畅销书作家建议女性应趁年轻及早生育,否则就会面临不孕不育的风险——三分之一到一半的美国女性高管没有孩子。休利特的书在西方国家引起了一股「生育恐慌」,这风潮甚至让很多大学研究生院里 20 几岁的女生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安排。


2013 年,另一位畅销书作家简•图志在《北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她自己从 35 岁开始,生了三个孩子的经历。最后一个孩子出生时,图志已经 40 岁了,她认为:事情没那么可怕,我们对高龄不孕过分恐慌了。然

而,图志文章的数据大多来自她的一本《没耐心女性怀孕指南》中的一章,那是一本教女人如何掌握最佳受孕时机,增加怀孕几率的书,换句话说,那是用一本来应对不孕的「生人指南」,而那本书,成了畅销书。

在那本书里,图志问:你的母亲并不懂基础体温与排卵试纸,不知道什么叫排卵期,更不知道受精卵如何发育,你还是出生了,为什么你想要个孩子,会那么难?「你是个没耐心的女人,遗憾的是,现代女性多数如此」。她们计划自己的学业、家庭,她们希望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而怀孕,这是件充斥着几率,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事情。


为了提升你怀孕的几率,你需要抓住排卵的时刻,也许可以放根温度计在枕畔,每天早上睁眼前来测量自己的基础体温——女性的基础体温在排卵日最低,排卵后升温 0.3 - 0.6 度,在体温曲线上出现一个漂亮的锯齿形。

也许你还可以买买试纸来「玩尿」,多数排卵试纸依靠促黄体生成素(LH)的浓度预测排卵,多数女性的排卵发生在 LH 峰值后的 14 - 28 小时。但即便如此,你同样需要接受几率的安排,美国《生育与不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排卵前两天性交,35 到 39 岁女性怀孕的几率为 29%,27 到 29 之间的女性为 42%。


严格的医学定义而言,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指的是对配子进行操作的辅助生殖手段,即人工授精,或是试管婴儿。临床统计来看,必须使用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夫妻大约占不孕症患者的 20%,如果按不孕症的平均发生率为 10% 来看,大约有 2% 的育龄夫妇需要求助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然而,这同样是一种需要依靠几率的技术,一位资深生殖医生对他的学生讲:「我们能做的只是增加就诊者在一段时间内怀孕的几率」。


两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中,人工授精怀孕的几率大约为就诊者自然怀孕率的两倍。但如果对方年纪比较大,比如 38 岁,两年内规律性生活却并没有怀孕,那么他们自然怀孕的概率大约只有 1%,两倍也仅有 2%。与人工授精不同,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与患者本人的情况和医院的医疗水平有关,平均下来,大概在 40% 上下。


几率同样出现在围绕着怀孕的各种因素中,男方因素主要有性功能障碍或是少精弱精等,而女性就复杂多了,可能是因为输卵管不通、各种因素导致的排卵障碍,以及子宫内膜问题或免疫方面的问题所导致的受精卵不能正常着床

对这些导致不孕的因素在中国人的不孕症中所占比例并没有足够的数据,不过,在采访中,彭献东指出,在集爱的就诊者中,「多囊卵巢的患者越来越多」——多囊卵巢综合症(PCOS)是在育龄期妇女中发生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然而,它的病因不明,发病率不清楚,甚至诊断标准在世界各国目前尚不统一。


根据 1987 年的一项英国的研究,不孕的夫妇中,大约有 40% 的原因来自男方,另外 40% 的原因来自女方,还有 20%,原因比较复杂,与男方和女方都有关系。然而,很显然,在中国,身受不孕症困扰的夫妻,承受压力最大的几乎都是女性。



四. 女性的自主性

在这篇文章的采访过程中,一个女明星赴外冻卵的故事成了热门话题。当我向各种受访者问到冻卵的问题,一位从事赴外辅助生殖医疗服务的人士回答我:「通常,我们把冻卵与试管婴儿这种辅助生殖治疗分开看。因为后者是一种治疗,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女性的权力。」


这是生育的另一个复杂之处,男性与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权力或义务,以及透过这些东西所表现出的平等与不平等。现代女性迫切地希望拥有控制权,能够决定自己要或是不要孩子。

1960 年,女权运动领袖桑格会见医生平克斯,桑格说:我需要一种廉价、易用且万无一失的避孕方法,最好是某种药片儿,一个女人可以每天早上搭配她的橙汁,或是在刷牙时顺手服下而不需要征求她枕畔那个男人的意见。平克斯发明了这种药片儿,那就是目前广泛被采用的短效避孕药。

而冻卵技术,人们,尤其现代女性热爱着那背后蕴藏着的对自己生育权的控制感。


这自来是个热门的话题,不管是高科技企业们为女员工提供冻卵福利,还是 最近的热门新闻——「冻卵派对」。

那是在 2015 年 3 月,美国洛杉矶,由百位脚蹬高跟鞋,身着考究职业套装的成功女性参加的鸡尾酒会,酒会由一家以冻卵为主营业务的新兴公司主办,参会的女人们大多 30 岁以上,单身。在那场派对中,主办公司的生殖科学家——她们也是女性——穿着桃红套装站在讲台前,向听众介绍冻卵:就如同某种形式的捐卵,由年轻的你为年老的你捐卵,「作为女性,能够享有这样的自主权真是太棒了」。


2012 年,美国生殖协会(ASRM)的一份报告宣布:卵子冷冻技术已越过试验阶段。报告的主要作者,ASRM 执委会主任萨曼瑟(Samantha Pfeifer)认为:卵子冷冻保存技术可用于因癌症等疾病需要保存生育能力的患者。

不过,报告并不支持将该项技术用于推迟生育,或者年轻女性以此作为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生育问题的「保险策略」,因为「针对卵母细胞冷冻技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需要更广泛的临床具体数据证明」。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写作的《纽约时报》撰稿人阿贝尔(Abby Rabinowitz)参加了那场著名的冻卵派对,她认为,那是「一场伪装成闺蜜谈心的市场推广活动」。

不仅如此,在回家后的专栏文中,她还深刻地讨论到:「虽然有了新选择,女性却仍然被必须成为母亲的文化预设束缚着,这一预设首先认定的就是没有孩子的女性一定会深深后悔——而冷冻卵子可能会强化这种预设的影响。」


「我不想服从于这种通过冷冻卵子加强的不幸的社会规范:有钱的女性能够以她们想要的方式,在她们想要的时间生育,而贫困的女性却不能;我们必须与子女有血缘上的联系;就算无法怀孕的情况中有一部分是男性不育造成的,不孕不育仍然是女性的错,因此也是女性需要负责解决的问题。」


「(冷冻卵子)给了我这么一种感觉:生育都是女性的事儿。一个朋友这样告诉我;她还补充道,冷冻卵子这件事让她感到』孤独、受辱、没有希望。」


顺便需要提一句的是,阿贝尔正是冷冻卵子这项服务的顾客之一。因为子宫内膜异位——一种可能会造成不孕不育的疾病,7 年前,阿贝尔冷冻了自己的 22 枚卵子。

而在我的受访者中,有人建议我去看一个「姐妹」的微博,那也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因为子宫内膜异位,她的双侧输卵管严重堵塞,经历了几次痛苦的输卵管通液,以及两次宫腹腔镜疏通手术后,医生建议进行试管婴儿治疗,最终,因男方家长不能接受试管婴儿技术生出的孩子,离婚。


我问一位 85 年出生,留过学、进过名企,目前正在创业中的单身姑娘,「你会不会去冻卵?」「不会呀」,她说「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到,有失去,我接受这个结果」。回答这问题的那一刻,她脸上是骄傲的笑,30 岁单身女性的骄傲。而另一位 84 年,同样创业中的姑娘则认为,在生育中,女性本来就是弱势,「接受这一点,想办法多帮助自己一点,比如冻卵,比如找个不会因为你试管就离婚的老公。当然,这些办法不完美,但可以帮助在事业与生育中寻求一个舒适的平衡点。」她目前的状态是,已婚未育。



五. 生育的残酷一面


中国的生殖医院人满为患,是否因为医院太少?美国人口 3 亿多,2012 年,其生殖门诊数目是 486 家,日本人口 1.2 亿多,生殖门诊数目是超过 500 家.

而在中国,生殖中心的数目,根据卫计委的数据,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被批准展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共有 451 家。


与卫计委的数据形成鲜明对照的数字是,如果你在百度上去搜「不孕不育哪里好」,你会得到超过 1 亿条结果,排在这些搜索结果前面几页的,有违规的私人医院,也有赴日美泰等海外医疗机构进行试管婴儿治疗的广告。


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国际上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赵伟鹏认为:「中国的辅助生殖治疗,数量上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跟得很快,基本上国际上有的东西,中国都有。而在北上广及其他地区的几个顶尖的辅助生殖中心,不论是技术含量、技术服务还是成功率,与国际同行相比,几乎没有差距。」


进行赴外试管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内糟糕的就诊体验,比如,排队很长时间,毫无隐私的诊室、电子公告牌和呼叫广播,一位赴日试管的就诊者告诉我,在日本,每个就诊者会分得一个对讲机,医生通过机器联系就诊者,那里的诊厅里的候诊人数大约也有中国诊所的 1 / 3,却安静有序。


赴外的试管与国内的另一个不同是麻醉。取卵时会疼,教科书上说,「采卵时的疼痛绝大部分是由于针通过腹膜时产生的腹膜刺激痛. 卵巢移动时产生的疼痛, 以及阴道内超生波探头引起的压迫痛」.

在中国,取卵手术大多不用麻醉。我曾经问一个就诊者,会疼吗?对方反问,「都来做试管了,还怕疼吗?」当我问一位中国医生,为什么中国的取卵手术不能像某女明星在美国的经历一样,使用麻醉?

得到的答案很简单,「缺人手」。


除了就诊体验,另一部分的赴外试管者大多因为政策法规的原因,代孕在中国都是不允许的,而对供卵,中国的法律并不完全禁止,它只是规定,「只限于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剩余的卵子」.

不过,这条规定的操作性很差,因为,让自己尚需进行辅助生殖治疗的夫妇捐出卵子几乎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就诊者的群中,尚有几个胚胎剩余的就诊者被称作「富婆」,大部分人,「缺的就是卵子」。


作为一件你只有到了某个年龄阶段才开始考虑的事情,生育的残酷之处在于,一旦发现问题,留给你的时间窗口通常不长,尤其你如果已经需要并开始接受试管婴儿治疗。

我的受访者中,在试管治疗上坚持了超过 5 年的极少,随着治疗的深入,你的精神状态、身体素质、经济实力、夫妻感情都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一位国内生殖科医生跟我讲起他的那些「试管失败」的就诊者,他们之间最后的交谈往往是:「医生,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次不成功,我就去离婚。」

而一位赴外试管的医疗助理告诉我,她会遇到试管期间离婚的案例,一位准备赴美试管的女顾客告诉她,「我已经离婚了,不过希望试管按计划进行,改为捐精,孩子是我自己的。」


对生育与年龄,在加拿大的妇产医学学会(SOGC)2010 年通过的《临床指南》中,有专门的《高龄生育与生育力》一章。

指南指出:「应该在女性二、三十岁的时候告知其年龄相关的不孕,而其他的生殖健康问题,如性健康或者避孕是主要妇女健康保健的一部分。育龄期女性应当意识到,从三十岁后期开始,其自然妊娠与辅助生育技术妊娠成功率(除非使用供卵)显著降低。因为 35 岁以后生育力的下降以及受孕所需时间的增加,大于 35 岁的女性在试孕 6 个月后就应该去不孕门诊就诊。」


事实上,近些年,担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的北医三院院长乔杰经常在媒体上提到:每次看到门诊前长长的排队人群都觉得非常难过,按说人类生殖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乔杰认为加强生殖健康教育很重要,而这种教育的内容,在某次接受采访时,她说:

「我非常希望育龄夫妻尽早建立自己的生育计划,准备生育之后先了解生育的基本知识,确实在努力了一年没有结果的时候,要早一点到正规的妇产科或者是生殖医学中心去就诊,检查不孕症的哪个环节困扰了你的生育问题,之后医生会采取尽量简单贴近自然的方法去帮助你,确实这些方法没有效果的时候尽早采取辅助生殖技术,这样在相对比较少的干预下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


生殖健康教育之外,就诊者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显然要更多。比如,歧视,整个社会尚认识不到不孕症已经是一种高发的疾病,而且会将它等同于「性无能」,甚至归结为对家族的「诅咒」,因为害怕被歧视,大部分人羞于走入生殖门诊,大部分试管宝宝的家长把这件事当作了家庭的秘密。

虽然目前看来,尚无证据显示由试管婴儿技术生出的孩子在生理或心理方面与其他孩子有任何不同。再比如,进行辅助生殖治疗时所需的生育证明文件——这类文件通常要求回到原籍地开具,而各地开证明的要求不同,各地医院对证明格式的要求也不同,「经常搞到要来回数趟,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


从取卵到移植,即使最顺利的流程,花费也会超过 2 万,医保是否应该全部或部分地负担就诊者的费用,这同样是个问题。即使在接受我采访的医生中,答案也并不统一。支持者举出日本的例子,在日本,符合一定条件的夫妇可以免费接受至少一次的试管婴儿治疗,也有人指出,辅助生殖治疗目前「价格昂贵,成功率尚低」,由公共财政负担的话,也许尚不是时机。不过,双方都支持对失独的不孕症就诊者提供经济资助,毕竟,那些人通常经济状况并不好。有医生甚至提到,是否对他们(失独者)可以使用某些更具可操作性的供卵政策,毕竟,「对这些人来说,时间很重要」。


2008 年,时任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的王一飞写道: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卫生资源配置中究竟应放在何种地位,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分级咨询、筛查与转诊的有效机制,如何在中国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作合理布局,以充分发挥有限卫生资源的最大效益。」


「每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伦理、法律、社会与资源分配的思考;每个国家也必须制定既符合国际共同准则又切合国情的规范与准则。然而,制定规范与准则的目的不是限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应为其健康发展提供宽松有序的支撑性政策环境。」



本文作者系偶尔治愈的主创李珊珊,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这是丁香医生新开的专栏「偶尔治愈」(微信公众号:to-cure-sometimes),我们希望记录这个时代人和疾病、衰老、死亡相抗争的故事,虽然医学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但在被这三个终极敌人战胜之前,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和它相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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