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战略无常：普鲁士/德国

不要做一个绝对理性的人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利奥波德·冯·兰克将国家比作个人，拥有它自身的性格，拥有指导其行为和发展的观念。而对被称为“拥有国家的军队”的德国军方而言，它的“性格”是一种普鲁士特色的战略文化，即军队既为君主效劳，也为国家服务。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一个保守的普鲁士君主国中维持秩序，与此同时确定和保护一个多语种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利益。

战略缔造者：国王/皇帝、参谋总部和国务家

如果你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顶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

——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

德意志帝国的战略文化主要由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场短暂的统一战争中塑造而成。俾斯麦这位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为了具体和有限的政治目的，使用毛奇统率下的武装力量，而一旦达到这些目的便停止作战。当军人和国务家之间发生摩擦时，行政首脑即威廉一世便行使一种协调性的影响，通常是有利于国务家。

然而在普鲁士亦或是德国的历史上，俾斯麦是例外而非通则。前后相继的宰相们要么屈从与军方的压力，要么干脆拒绝“干预”军人的领域。甚至连老毛奇这种深谙政治的军方领导人都声称：战争一旦爆发，政治家就应当退下舞台，直至决出战场上的胜负时才能够复出。1864至1871年的军事胜利创造了某种神话：俾斯麦的外交准备和政治谋划遭到贬低，参谋本部的军官被尊为“半神”（俾斯麦语），正规军独揽胜利的荣光，后备军的贡献完全得不到承认。多数人都认为，普鲁士在永无谬误的总参谋部的领导下，王家常备军的“铁与血”塑造了统一，1871年后各国对于参谋本部的普遍模仿更是加强了德国军方这帮“半神”的优越感。只有寥寥几位观察家才注意到，德军仍然是这么一个机构：它在前工业化的普鲁士观念和需要与工业化的德国观念这两端之间，岌岌可危地走钢丝。

在德国，缔造战略是通过一个高度复杂和分散的过程展开的。德意志帝国从来都没有一个总的军事规划机构，类似与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或是法国的最高战争委员会。在德国，皇帝之下的普鲁士陆军部、军务内阁、参谋总部、海军部、海军参谋部和宰相府都负责部分战略的规划。在理论上，德意志帝国军方和国务家之间的纷争都由皇帝解决，然而威廉二世分明不能履行这一中心职能。因此，在拜占庭式的德国军事行政体系内，参谋总部——一个完全不具有宪法权力的机构才取得了对国家战略事实的控制。

普鲁士军队首先是埃卡尔特·克尔口中那个“御林军式的权力工具”，并且也非常自觉地守护自己在政权内部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宪法地位。军官团一方面抵制着工业化动员战争所要求的普遍征兵制和后备军制，另一方面从人口较少但看上去更保守可靠的农村（占总人口42%）中征召了大多数兵力（总兵力的64%）。

进入20世纪，普鲁士军队也发现自己进退两难。虽然认识到需要依赖城市工业生产的上百万人的军队打一场现代工业化战争，但它的领导人拒绝改革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体制来反映这一必须。他们年复一年地试图在国家的对外战略需要与对内政治考虑中搞平衡，在此过程中，他们既未满足指责者，也未能满足支持者。

对战略的国内制约

总参谋部及其长官们总是被迷惑以致于危害到和平，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制度的必不可免的精神；我不能否定这种精神，只不过是由于皇帝的政策缺乏眼力和不能抗拒狭隘的和不符合宪法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才变成了危险的东西。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二卷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持有一套清楚的政治和外交观念。在欧洲，维持五大强国的构造。在海外，拒绝那种咄咄逼人的殖民政策。他很清楚巴尔干是全欧洲战争的火药桶，从而使奥匈和俄国双方都无法在那里获取权势。直至1890年，75岁的帝国的舵手俾斯麦被35岁的皇帝赶下前台。

其实在俾斯麦时代后期，德国军方开始已经脱离国务家的视野。早在帝国建立之前的1867年“铁律”中就规定德国将维持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一从军，并自动地按照每人225泰勒（银元）来给这支军队拨款。因此之后军方关注的焦点不是他国军队所力争的如何获取资源而是如何摆脱议会对军队的影响和如何配置资源。

在1883年关于军事政策的操作所进行的宪法争执中，军队便消除了唯一的对议会负责的陆军部的权力（总参谋长获得直接觐见皇帝的权力陆军大臣的人事任命权也转交给军武内阁）。1889年，威廉二世设立了一个叫“皇家大本营”的军事机构，能够直接觐见皇帝的军官人数扩大到40余人（军事权威进一步分散）。1890年社会民主党获得选举多数席后，军方在威廉二世的同意后下达了对社会民主党的监视命令（军方有了干预政党政治的权力）。1899年的一项帝国敕令表示地方军事指挥官可自行挑选适当时机取代文职当局，部署武力镇压平民，并中止对公民自由的宪法保障。甚至威廉二世在1891年在波兹坦为近卫团新兵主持效忠宣誓时提醒这些新兵在必要时“枪杀自己的亲戚和兄弟”。

在军队日益摆脱政治约束的同时，其传统的那种“御林军”式的为君主服务的特色也不断强化。在1892年威廉二世拒绝了议会增加军事预算以换取服役时间由三年缩短为两年的要求，皇帝和军官们宁愿舍弃一件更为有利的国家政策工具，而要一支可靠的国内治安力量。

军队的国内功能（镇压革命君主统治）和国家战略目标（国家安全争夺霸权）之间的内在矛盾之处，使得施利芬那种大胆包围战略严重缺乏兵力，但是对“革命”和周边国家权势不断增长的恐惧也使得施利芬确信，德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一场持久战。帝国的精英们“大战略”这种概念或者意识完全退场了，帝国的命运也越来越依赖一次军事上的豪赌。

外部威胁

统一以后的德国在外交上最需要自我节制，可惜俾斯麦以后德国最缺乏的就是自我节制。

——亨利·基辛格

1871年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这意味着中欧在现代史上第一次被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治下，它统率着欧洲和全世界最优秀的陆军。但同时，帝国的军方领导人和国务家们也很清楚帝国最大威胁就是多线战争。因此，老毛奇用一种攻防兼备的战略来抗击他所理解的两线威胁，在战场上的有限胜利后“必须留待外交来决定是否能够达成和平解决”。而俾斯麦则竭力阻止这种威胁变成现实，他拒绝领土扩张和欧陆霸权，并小心翼翼地编织了一张使柏林成为欧洲外交中心的同盟网络。威廉二世入主皇位后，于1890年取消了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参谋总部的新掌权者们从德国统一战争中汲取经验重新谋求速战速决的进攻战，这些事态急剧地改变了柏林的战略规划性质。

参谋总部的这些“半神”们尽管不满俾斯麦在德国统一战争中政治“干扰”，颂扬毛奇和正规军的作用，但他们与毛奇不同，他们漠视重大的哲理问题，规避对治国方略和历史动因的深入分析。19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实证论在他们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们的世界是一个狭隘的技术奇迹的世界：绘图法、铁路、通讯、武器系统。他们拒绝文职专家发表意见，从不构思一种包容民族国家组织的政治、外交、经济和心理等成分的“大战略”概念，他们唯一的世界观竟是一种简单化的、危险的种族主义：“日耳曼民族中欧”受到了来自“拉丁民族西方”和“斯拉夫民族东方”两方面的威胁。

与“大战略”退出相伴而行的是对“最坏情况”设想的执迷。将军和政客们这样描述德国面临的危险局面：爱好和平的德奥两国被阴险好战的邻国包围，法国渴望为1871年的失败复仇，俄国仔细考虑“斯拉夫人和条顿人之间的种族敌意”，英国人对德国的贸易充满妒忌，意大利人（尽管为同盟）出于赤裸裸的领土扩张贪欲来行动。这种妄想狂似的“最坏情况”的泛滥同样导致了拥军团体和退伍军人协会的狂热活动，伴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一种“欧洲全面战争不可避免论”被命定般的接受。它还使得参谋本部为“预防性战争”做的规划工作和它此后的巨量领土兼并要求有了可信性。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这样形成了。

1890年德国丢弃“领航员”俾斯麦后，柏林迅速从欧洲大陆的外交中心和同盟网络的根本枢纽沦落到自我孤立和自我“围困”。在两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德国一次次的外交失败后，柏林军界将帝国的前途归为一种简单化的只能两者选一的局面：德国要么毁灭一切对手，要么遭到毁灭。

缔造战略：一项检验性实例

施利芬的计划要能取胜，除非德国军队由“上帝”统率，而法国军队由“傻瓜”指挥。

——德国军事历史学家尤斯特洛夫《统帅和军事技术》

皇帝和参谋总部的“半神”们放弃了战略，转而寻求一场彻底决定帝国命运的战争赌博。然而陆军作为国内政治工具职能的坚守导致工业化时代战争对军队数量的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在1897至1911年，陆军仅仅增加了3.5万人。另一方面制约陆军发展的则是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和提尔皮茨上将的海军至上主义的“新方针”，这些政策将德国的兴趣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海外，海军的军事预算在1900年仅相当于陆军的25%，在1911年增至55%，在庞大舰队上的巨大开支不仅变相耗费了陆军的资源也绑架了政府的决策。然而诡异的是，参谋总部的将军们鼓吹着欧洲全面战争，陆军的建设却陷入停滞。海军的统帅和皇帝则誓言挑战英国霸权，推行一种“世界政策”，最后耗资巨大的舰队反而成为战略上的负资产。更为致命的是，伴随着国家战略发生转变（从维持欧洲准霸权到世界政策）德国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外交重组。

1891年施利芬出任总参谋长时，专业狭隘性的缩影使得他坚信两线战争不可避免。他认为只有一场真正的“决战”才能打破那“包围”德国的联盟铁环，而且只有在西线进行进攻战才有望取得成功。然而在施利芬在地图上谋划着一场规模巨大的包围战想象时，他并没有召开任何形式的各军种和政务部门的联合会议。所谓的施利芬计划形成于相对隔绝状态，德国海军从未参与规划过程，包括如何阻拦英国跨海峡部队的运输这样致命的命题也未有任何形式的联合探究，提供作战所需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普鲁士陆军部直到1912年12月才知道这项计划。同样，德意志帝国也未能与其坚定也是唯一的盟友奥匈帝国协商，施利芬与维也纳军方领导的交流仅限于年度节日的问候。

施利芬在地图上进行宏大的决战时，他拒绝海军的协助，尽管在海军的支援下或许能限制英国远征军的登陆的时间和规模；他丝毫不透露信息给提供战争资源的陆军部，后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断阻止参谋本部扩大陆军规模的要求；他没有向仲裁者威廉二世呼吁，或许他很清楚强调忠诚的“皇家军官团”的皇帝将会予以拒绝；他也从不考虑与盟友奥匈帝国同时协同作战，柏林和维也纳心怀猜疑地追求各自独立的作战目的；而政治家和议会则在一开始就被排除出战略或者更恰当的说战争的领域。

施利芬不顾现有的兵力规模，光他那个“大轮盘”（以右侧拂扫英吉利海峡）的决定性右翼，就需要13个军团，而当时施利芬能够投入的只有5个军团！施利芬把短缺的8个军团的问题留给了它的后继者。他的规划漠视了英国军队的登陆速度和规模，高估了德国后备兵力的训练程度，摒弃了克劳塞维茨的“攻击力递减”原理。他设想围攻巴黎的8个军团不存在于现实中也不存在于规划里，而在上一次1870年的战争中，老毛奇享有比法国人多7个步兵师的数量优势。对于德国军队在《巴黎入城进行曲》的管弦乐中齐步通过凯旋门的美丽想象取代了俾斯麦式的“现实政治”。

1912年12月21日，总参谋长小毛奇第一次将施利芬计划的基本轮廓告知宰相和陆军大臣，然而总参谋部的计划所需要的巨大动员将使帝国脆弱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宪法构造发生革命性的变更，在工业时代，创建一支现代的大众军队将意味着丢弃军队作为国内稳定的保障者这一突出功能。皇帝的犹豫，普鲁士战略文化的作祟和议会的争执一直持续到1914年。

实施战略：大战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

德国当然没有准备好战争，但鉴于弥漫德国已久的宿命情绪，1914年战争爆发后德国精英的欢迎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乐观的态度并不能改变德国现实的不足，德国的军队、工业和财政都不适合打一场持久战。德国的正规军迟迟未能扩充到足够规模，柏林和维也纳也从没有一个系统的战争规划、军事工业原料大多依赖进口，战争期间德国只有70万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远少于英国的160万，甚至自始至终德国都没有征用私人的资本、财产和投资用来支付战争。

施利芬计划所要求的新加的8个军团只被小毛奇增添了两个新的现役军团和6个后备师，1914年德国在西线部署了70个师，这一兵力被设想在42天内进军300英里，决定性地击败74个法国师、20个英国师和6个比利时师。而德国军队不仅数量不足以满足要求，其作战工具也没有革命性的进步仍然是人和马匹。德国的战略目的和可用资源极不相称，其试图用单薄的19世纪的工具从事一场全面动员的工业化战争，以达成1871年或1940年的成就。在1871年俾斯麦的德国拥有兵力优势和外交优势，1940年希特勒的德国拥有最新锐的作战工具和作战理论，1914年的德国什么都没有。

1914年11月德军被阻挡于马恩河一线，施利芬计划失败，德国唯一的计划失败了。小毛奇让他的后继者法金汉将军通知宰相贝特曼·霍尔维克：德国不再能够取得一种导致“体面”和平的胜利，他提议退回战前原状，谋求不兼并领土的和平。而宰相则争辩道，这个国家需要“为其大的难以置信的牺牲获得酬劳”，这意味着波兰必须留在德国手中，战争目的这个新因素加入了德国的战略缔造。而且宰相也受受困于德国的战略文化拒绝谋求觐见皇帝（担心被皇帝视为是对其统帅权的篡夺）讨论是否应该停止军队攻势，即使这关系到国家生存。

于是，在1914年冬天这个紧要关头，德国没有停下来根据人力和资源状况去重新评估国家战略形势，并且可能去思考在现行战略文化界限之内改弦易辙，而选择在一场消耗战中打下去，尽管事实上它在人力和物质储备方面大大劣于自己的敌手。施利芬的进攻战变为蜕化成为一种“消耗”战略，并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达到高潮。

总参谋长法金汉用一场大规模的正面攻袭，将凡尔登作为一个巨大的吸杯，用来抽干法国的军力，他的野心勃勃地声称“作战目的在于使法国陆军放血至死”。但这个庞大的能够决定国家命运的会战不仅没能与奥匈帝国进行协作，也拒绝与其他将领商讨作战计划，仅仅通知了威廉二世。凡尔登战役比任何其他战役都强烈地显示出“战略、战役设计和战术三者之间的彻底脱节，连同没有能力运用现代战争手段。然而最重要的是。它以可怕的代价。表明了专业性战略步入死胡同”。结果这场战争形成了两败俱伤的结局，法金汉由于凡尔登灾难不得不屈从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双头政治，同时德国海军带着德国仅有的世界大战战略走上舞台，即针对协约国海上运输的无限制潜艇战。

战争爆发后，提尔皮茨庞大的公海舰队被英国海军远程封锁于北海之内，即无法阻止英国干涉大陆，也没能前出大洋保卫德国的海上运输线。德国海军界认为英国有利的“军事——地理位置”与其“巨大的物质优势”妨碍了德国海军取得成功，只剩下一个替代性方法，即通过运用潜艇打击英国贸易。不同于德国陆军的每一次战役都决策与寥寥数位将军，在决定潜艇战上，德国进行了深入的公开辩论，海军军官和经济学家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并在1917年1月举行了一次真正的“战争议事会”。可是在德国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战略缔造中，德国的公众舆论对新技术兵器陷入了病态的迷恋，经济学家高估了粮食进口对英国的重要性，德国海军军官没能认识到美国巨大的船舶制造能力，再加上英国远洋护航体制的实施，潜艇战也最终走向失败。

在施利芬计划的进攻作战、法金汉的消耗战凡尔登战役、无限制潜艇战相继失败后，德国未来的命运现在掌握到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手中，他们制订了一项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攫取胜利的最后时刻战略。一方面，动员德国的人力和物资后备。另一方面，实行一种新的进攻性战略。但前者的总体战要求的“全民皆兵”的企图遭到帝国议会和工业界的反对而失败。后者在1918年春季在西线孤注一掷的进攻也失败了，这种新型进攻战要求机械化，而德国陆军仅有3万辆用木轮和铁轮行驶的卡车和20量新型A7V坦克，但它的对手拥有10万辆橡胶轮胎行驶的卡车和800辆坦克。

战争在物资和精神两方面摧毁了普鲁士的“御用军官团”，就像恩格斯预言的那样“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

结论

政策是可能性的艺术。

——俾斯麦

德意志民族国家在1871到1918年的战略缔造是困难的，也是不成功的。德国军事规划者们脑海中的“战争图景”基于非理性的、古怪的观念，即“最坏情况”。其结果是一个巨大的有缺陷的作战计划——施利芬计划，它从未能达到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目的，即生存。

在德国，国家政策这一权势政治与文化的独特混合从未得到明确的界定。“世界政策”和“中欧”之类的口号含混不清，就像瓦德西元帅所说的那样“我们被认为在奉行一种“世界政策”，但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军队垄断了解释所谓战略的权力，并禁止帝国议会和民间学者进入这一领域。

德国战略的缔造依靠如此小的一个圈子极窄的群体，在俾斯麦离职之后，这种弊端暴露无遗。威廉二世明显不能履行他在大战略层次行使“统帅权”的里历史和宪法权利，而后继的各位宰相则向鸵鸟一样拒绝在决定防务政策或者协调陆海军战略和分配资源方面发挥直接作用，1883年的陆军部改革破坏了陆军的行政统一并剥夺了议会对于军事领域的干涉权力，对唯一坚定盟友——奥匈帝国的不信任排除了认真的盟国间规划。这一切导致的结果就是，德国投身于战争而没有大战略计划。

俾斯麦在1890年离职后，德国未能适应变化中的战略环境。就像美国内战所表明、老毛奇所预见的那样，传统的19世纪“内阁战争”将让位于旷日持久的工业化大众战争。然而，普鲁士军队历来作为国内稳定的保障者的作用妨碍了动员全国迎接现代战争。大众动员以为着扩充容克地主支配的军官团，而这就意味着向“民主派”和其他“不受欢迎分子”敞开军官职位，那么“御用军官团”和专制皇权的存在本身便岌岌可危。

这种陆军“御林军”式的角色限制了陆军的扩充，为了避免社会剧变就必须采取速战战略，施利芬计划就顺势走向前台但其一开始就是一项出自绝望的政策。当然，也只有在普鲁士/德国这种特殊的战略文化中，一项源出于一个缺乏宪法权力的机关的纯军事行动的计划，才能在全无最高决策层的彻底讨论下变成国家战略。并在计划制定后的7年时间里，始终不为宰相和陆军大臣所知，尽管前者将决定这项计划能否在政治上成为可能，后者将为其提供资源使其实际奏效。这同样是德国特色的。

在施利芬计划的进攻作战、法金汉的消耗战凡尔登战役、无限制潜艇战相继失败后，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撰写了德国战略缔造的最后一章。事实上，鲁登道夫禁止在大本营使用“战略”一词。1918年的春季攻势背后也全无战略规划。整个战争期间，德国都没有考虑或者不敢考虑与敌国达成恢复1914年现状的和平，因为德国只有在工业化大众战争中获得巨量领土和巨量赔偿的计划，才能拯救霍亨索伦王朝和“御林军”式的军官团免遭国内改革力量毁灭的厄运，德国除了赢得纯粹的军事胜利别无他途。

德国的战略失败，因为它是按照单纯的军事方式被构想的。安德雷阿斯·希尔格鲁贝尔对战略的有效性有这样的论述：为了达到一种内在连贯的现代战略之意识形态和权势政治观念，所有各个层次上的国家领导人都需要将对内和对外政策、战略和心理方面的战争规划以及经济和军备生产协调、整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