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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去年初,我在知乎写了一篇到目前为止点赞数量最多的文章:《我为什么不再相信宗教》。作为一个彻底叛出教门,并且公然拒绝了一切宗教,却依然保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信仰的前教徒,我被不少人问了很多关于信仰和宗教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我最终决定,在时隔一年后,带着这一年的思考和学习成果,再来谈谈这个看起来很敏感的问题。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我偶然听来的宗教故事。


从前有个国家,姑且称之为A国吧。A国有个圣女,每天能够使用神力治愈一个重病人,她因此在A国深孚众望,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待遇。有一天,A国和敌国(姑且称之为B国)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圣女却偏偏在这个时候爱上了一个B国人,想要跟着爱人去B国。A国国王勃然大怒,下令扣押圣女,并强迫她只能给A国国民诊治。
故事的结尾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是A国国民,你是否支持国王的命令,为什么?



两难问题:一个评估道德发展水平的标尺

上面的这个故事,是一个典型的道德两难问题故事。这里先不告诉大家答案是什么或者要如何回答,给大家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稍后我们会再回到这个故事来继续讨论。


两难问题的英文写作Dilemma,这是一个源于希腊语的词汇,是一种提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可选项的选择问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个选项通常没有绝对的正确或者错误可言,不管怎么选都可以自圆其说,也都可能存在问题。对于学习过发展心理学的同学们而言,一提到两难问题,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一个心理学家——劳伦斯·柯尔伯格。


受到让·皮亚杰影响,劳伦斯·柯尔伯格对儿童如何产生道德观念这一命题十分感兴趣。他于是编制了九个道德两难问题故事,在跟儿童谈话的时候随意挑选其中一个故事讲给他们听,然后询问他们的选择和理由。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海因茨偷药”故事,在《我为什么不再相信宗教》里,我也提到了这个故事,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


柯尔伯格认为,真正标志着人们道德发展水平的,不是他们选择服从规则或者挑战规则,而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他根据自己访谈得到的结果(访谈对象涵盖3-21岁的人群,并不局限于儿童),将人的道德水平大致划分成了如下的3个水平,六个阶段。


柯尔伯格的这一理论为人们测查评估道德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比较高的标准,因此,虽然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依然存在很多争议,但它依然促进了道德教育的科学化,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测量标准和教育工具。


而除了道德教育领域之外,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人们也热衷于借助诸如“电车难题”之类的两难问题来探讨诸如道德标准、立法原则、社会伦理等更复杂的问题。甚至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也难免要面临“救老婆还是救老妈”、“要孩子还是要工作”之类的两难问题。只要我们注意观察,生活中随处可见这种没有标准答案,没有绝对正确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两难问题的回答,不仅能测查出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出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多少“毋庸置疑”的问题进入了两难问题的世界,就意味着人类的思想变得有多开放;而有多少“两难问题”变成有唯一标准答案的问题,也就意味着人类的思想变得有多封闭。


当然,封闭和开放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的开放和绝对的封闭都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也都会令人类毫无悬念地走进某一种早已被预言过的反乌托邦。所以,我个人并不单纯赞成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更倾向于在两者中寻求一个相对的平衡折中状态。



允执其中,为两难问题寻求当下的最优解

在我看来,两难问题更像是一种对社会问题的极端化讨论,或者说是一种相对激烈的思想实验。它能够方便快速地让我们去探索我们自己的立场倾向,也能让我们借此去思考自己的理性程度。


然而,“人”在思想实验里只是作为一个数据,在现实中却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问题时,既没有上帝视角,也没有与周遭世界隔离,更不会一锤子买卖做完就走。所以,在现实中,真的出现了两难问题中的困境,我们不可能只拘泥于两难问题中的两极,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最终的决策,往往是一个尽可能顾及了多方面的不同影响之后的折中方案,或者说是在当前条件下的最优解。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决策总是会被各种背景的人挑出各种毛病的缘故。并不是决策者的才智不如旁观者,更不是他们掌握的信息或资源不够全面,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需要顾及的方面更多,才更容易做出一个在各方面都只有80甚至只有60分的最终方案,而不是一个单方面100分但其他方面都不及格甚至打0分打负分的最终方案。


这样论述大概还是太抽象了一点,那么我们拿个被魔改之后的“电车难题”来作为例子吧。如果在现实中,真的有一个荒郊野外的扳道工发现有一群熊孩子在一条运行中的铁道上,而旁边的空置铁道上有一个小孩,火车已经疾驰而来的话,他要怎么做呢?


按照知乎网友 @Observer Li 的介绍说明,一个中国铁路扳道员遇到这种事,他应该做到:

扳动道岔后,眼看道岔,手指道岔位置,确认道岔位置正确,口呼“XX号道岔位置正确”。
向车站值班员方向显示道岔位置正确手信号。
然后发现两条股道上都有熊孩子。
且无法通知他们。
向列车方向显示停车手信号。
列车司机看到扳道员显示停车信号后,立刻采取紧急制动措施。
在最后的紧急制动距离内,熊孩子能下道就能活,下不了就变成熊孩子块了。

事故之后,
由于熊孩子们是被上帝视角的出题人放置在股道内的,责任不在铁路方面,从轻处理涉及事故的各干部职工。虽然及时发现隐患,但不能及时通知列车停车。机车司机、机车学习司机、相关车站值班员、扳道员,列安全红线问题,罚款1000元,三月内所有奖金免发。本次事故局管内各单位要吸取教训,深入组织学习,记名式传达。


而随着火车速度越来越快,基础建设越来越发达,现在更多的时候是在火车线路两侧直接设立封闭网,并且将一切擅自进入封闭网、在铁路线上或周围逗留、在铁轨上放东西的行为都视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则》第71条:事故当事人违章通过平交道口或者人行过道,或者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造成人身伤亡,定事故当事人责任。


这样一来,这个两难的问题初始设置已经被彻底化解,不再存在。自然,任何一个扳道工即使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也只需要按照规则办事,不必再陷入两难问题。


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真正解决两难问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两难问题本身给出的两种选项;而在于找准问题的关键要点,打破题目预设,寻求最大限度上照顾各方利益的”第三条道路“。



自主自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这篇文章开头的这个两难问题故事了。相信一些理性思维比较强的同学们已经发现了这个故事的设定漏洞:如果圣女一天只能救一个重病人,那么一年365天就算她全年无休,也不过只能救365个人而已。这个人数……恕我直言,怕是一所幼儿园的学生数量都比这要多得多。


即使是在人们传统概念里人丁寥落的欧洲中世纪,一座城市的人口也能轻易超过5万人。几百的人口,怕只能是个鼻屎大的小村子了。搞不好,《冰与火之歌》里,“小指头”贝里席大人的起始领地五指半岛的人口,加起来都不止这个数了……


所以,开头的这个寓言故事,在现实的面前,根本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伪问题。

首先,圣女能够提供的医疗在巨大的需求缺口面前,连”聊胜于无“都算不上。

其次,这个问题里的国王的行为策略极度刻板僵化,毫无任何灵活弹性可言,在重大危机时刻,这样的人很难不被推翻或是架空。

最后,这个问题将所有民众(不管是A国还是B国)都被当做了毫无行动能力,除了等待拯救之外就别无选择的存在。


因此,从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出发,随便击破任何一个完全违反常识的设置,都足够打破这个拙劣的”两难问题“。不管是让国王去促成停战谈判,允许圣女同时救治AB两国的人;还是让圣女去乞求神明赐下神力,让更多人获得治疗能力,这个问题都可以不再存在。


但在这里,我更想谈谈第三条道路:让民众行动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拯救者。


在这个故事里,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瘟疫。


仅仅依靠圣女的神力,一年到头,所能够治愈的不过三百多人。然而瘟疫却是有一个从染病到发作再到病重最终身亡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等待之外,其实普通人还有很多能做的事情。不管是隔离病人,还是保持环境清洁卫生,或者为病情还不太严重的轻中度病号提供营养充足的洁净饮食,都能够在一定程度对瘟疫进行遏制。如果再能发掘出针对瘟疫症状具有一定疗效的草药,针对性地进行投放和治疗,或设法截断瘟疫的传播途径,那么在几个月内救下三五千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这就是中国人民自神农尝百草以来面对瘟疫的办法。在过去,千千万万倍受轻视,难登大雅之堂的铃医,走街串巷,为人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和安慰。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管是降低传染病的传染率,还是降低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靠的也是一大批享受着现代化医疗的人们看不上眼的赤脚医生。


诚然,铃医或是赤脚医生,肯定远远不如接受了正规医学教育,有完全规范的现代化医学知识正规医生。但在正规的现代化医疗资源尚未诞生,或无法顾及的地方,铃医和赤脚医生就是一个虽然不够100分但至少比完全没有好的选项。而到了今天,科学知识已经随手可得,普通人掌握一些基本的医学常识,学会预防传染病、加强抵抗力、促进康复照顾病人的方法,也不是什么难事。


在本文开头的这个故事里,讲述者和默认这个设置的听众读者们,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以为只能依靠“精英”和“权威”(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权威)来拯救国民。可以想见,若是把他们放在八十多年前,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危机面前,恐怕他们所能做到的极致,也不过只是蒋校长的片面抗战,一溃千里。但全面发动之后,开启了全面抗战统一战线的中国人民,却可以赶走日本侵略者,重整河山。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都可以使用的力量。


这力量,可以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建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力量,也可以在滔天洪水、漫天冰雪、地动山摇的巨大天灾中,互助守望,共抗天灾,重建家园。

这力量,还可以在国内国外各种暗流涌动的时候,凝聚结合,扶持着“中国”这艘大船平稳前行,航向星辰大海。


曾经有人这样总结过我们的神话:天破了,炼石头来补。没房子住,自己搭窝棚。没有火,自己钻木头取火。瘟疫来了,就尝遍百草寻找解药。发洪水了,就自己修堤坝。堤坝被冲了,再修整河道治理洪水。太阳晒裂了地,就把它射下来。山挡了路,就祖祖辈辈挖了它……我想,这就是中国人民烙印在血脉最深处,最值得永永远远传承下去的精神——不靠什么神明救世主,不等什么来世投胎,只靠自己,只争朝夕,用踏踏实实的劳动和思考在现实中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


是的,这就是在彻底宣布与宗教决裂一年之后,我对所有关于信仰的问题的回答。


我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神明,也绝不盲目地追随任何一个现实的权威或是精英。我相信的是来自每个人内心蕴藏的巨大潜力,是在理性思考之下每个人所具备的强大能力。这才是真正的,能够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旋转的力量。


诚然,要让这股力量尽量发挥出正面的作用,需要非常多的努力和付出,而且未必就能完全如愿。它需要足够科学和思辨的教育,搬走阻碍每一个人发挥潜能的障碍,让每个人尽可能地得到满足生存的资源……很显然,当这一切实现的时候,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就是人类真正进入新时代,成为和苏格拉底不同时代的人的时候。


这个过程会很难,很漫长,但我愿意竭尽所能地,去为这个未来的实现付出我的力量。不祈求什么圣君明主,不寄望什么救主来世,靠自己和每一个我所能够影响到的人,靠人类千百年来积累和筛选过的经验、知识、逻辑和方法,为后来的人,继续开拓一条前往更好的世界的路。毕竟,从人类建起金字塔的时候起,人类就始终面对着种种局限和困难。但每一次突破局限,解决困难,靠的都是人类自身的理性和努力,并没有什么天外飞仙的恩赐。时至今日,当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的手中时,我们也有义务去尽力思考自己能为改善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并且将我们所思考的结果付诸实践,再通过实践检验和修正我们的思考。如此,这个世界才能继续变得更好。


我的一位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曾说他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希望,因此他在面对一切问题时,都选择了等待。但我一直想对这位老师说,光是等待而不采取行动,永远不会让现实有任何改善。只有怀抱希望,心存耐性,不断行动,这个世界才可能真正变得越来越好。这,也就是我在思考之后的选择:怀着对人类本身能力的相信,竭尽所能地去努力,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理性一点,更美好一点。


最后,我愿将一首我爸爸以前很喜欢在家里播放的歌送给坚持看到这里的你们,以此与你们共勉。


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功花不开
幸福不会从天降
社会主义等不来
莫说我们的家乡苦,
夜明宝珠土里埋,
只要汗水勤灌溉,
幸福的花儿遍地开。
——《幸福不会从天降》,电影《我们村的年轻人》插曲

本文首发于个人微信号:仓鼠老师的心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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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8-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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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未被讲述的故事,一些要被听到的心理学知识。用来存放我自己写的关于心理学或小说的自留地,暂不接受投稿,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