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二十世纪中国摇滚简述(上)

历史:二十世纪中国摇滚简述(上)

· 序

关于中国摇滚,有太多的争论和分歧,如今的乐迷已经很难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我写这篇文章也不是为了想要调和大家的矛盾、澄清什么史实或树立什么新的观点,仅仅只想从我的角度来回溯一下中国摇滚的过去,以便加深我对如今国摇的理解。

我出生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四川小镇,中国摇滚风头正盛的时候。但摇滚的风似乎并没有吹入我的家门,倒是孟庭苇、邓丽君这些台湾女歌手的声音始终回响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等我接触到摇滚,那也已经是初中的时候了,是后街男孩、西城男孩这样的欧美流行摇滚组合,新世纪初中国的主流流行音乐里似乎已经看不到中国摇滚的身影。从诞生到“鼎盛”,再到低谷,中国摇滚经历了什么,我一直很感兴趣,却始终没有文章能解答我的疑惑。前段时间我又想到这个问题,于是我打算自己查查资料,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在查资料和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回溯中国摇滚的历史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情,可惜现在很少人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国摇滚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摇滚一样,它的诞生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中国摇滚诞生的时候,就举着意识形态的旗子,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都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当二十世纪末中国摇滚逐渐放下旗杆,向着世俗和商业进军时,也就迎来了它的失语。

还是那句话,整个摇滚的历史表明,它始终是一种属于青年的亚文化,它的潮流随着青年的思潮而改变,在中国也是如此。对新一代的青年而言,摇滚前辈创造的辉煌固然值得尊敬,但更重要的是开创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也就像是刺猬在新歌里感叹到的: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让我们把历史的刻度拨到1978年,那是一个黎明的时刻。

· 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1985)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新事物,新思想,新潮流随着1979年的春风吹入中国,这股春风里有着一种叫做“抒情歌曲”的事物。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我国的商品经济开始焕发活力,漂洋过海而来的各类家电产品涌入大陆的百姓家中,这其中就包括录音机、录音带。那时候,我国还没有生产提供给个人使用的录音播放设备。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所使用的录音机和录音带,大多是从海外以走私、探亲、旅游等形式传入大陆的。海外流行歌曲也就这样传入了大陆。

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采访了崔健,崔健在八十年代初接触到摇滚的时候所听的国外摇滚磁带,便是他认识的一些老外从国外带进中国的,包括The Who, The Beatles, ABBA, Talking Heads等。

1978年以前的十几年时间,国人所能接触到的音乐都是“高强硬响快”的豪言壮语式的歌曲,主人公都是“我们”,充满了战斗性与斗争性。当海外流行音乐踏入国门时,老百姓一下子发现,原来歌曲还能如此温柔、抒情,于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词语诞生了:“抒情歌曲”。后来抒情歌曲渐渐地又演变为通俗歌曲、流行歌曲,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词语了。

被贴上抒情歌曲标签的海外流行音乐初入中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与轰动,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在1982年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音乐》一书来进行批判。但这样的歌曲深受人民欢迎,迅速地传遍中国。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传入中国的抒情歌曲绝大部分是港台流行音乐,无数港台流行歌星很快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歌手当属邓丽君。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的这首《何日君再来》真是道出了历史的无常。这首歌最初是由民国歌手周璇演唱,作为发行于1937年的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广为流传。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首歌在解放前被左翼知识分子及音乐家批评为“黄色歌曲”,在建国后被禁。其作曲者刘雪庵也在1957年因这首歌被划为“右派”,饱经苦难。

1978年,邓丽君翻唱的《何日君再来》一经发行,便迅速传遍华人世界,在大陆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由于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加之这首歌的历史和邓丽君的政治立场问题,它在大陆流传时,引发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仍然被扣上了“黄色歌曲”的帽子,被指责会造成了“精神污染”,它的作曲者刘雪庵又一次受到了指责。1980年的广州《羊城晚报》有这么一篇文章《不应播放靡靡之音》,它写到:

几十年前的“亡国之音”《何日君再来》也搬出来播放了。他们这样传播靡靡之音,影响是很不好的。

不过,就像这首歌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的一样,尽管在一些层面遭到了抵制,但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流行音乐逐渐被公众、媒体、音乐界人士以及国家文化部门所接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怎能轻易被阻挡?1985年,《北京青年报》对邓丽君进行了53分钟的越洋电话采访,并询问了她“是否能来大陆开演唱会”的问题。这标志着大陆媒体对邓丽君态度的极大转变。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自己的流行音乐也开始萌芽,发展。港台歌星带来的流行歌曲迅速的征服了大陆老百姓,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陆的歌手们也有样学样地试着用港台的方法唱起歌来,发展起来了所谓的通俗唱法。从最初的“扒带”翻唱,到模仿着写歌,再到自己创作,音乐创作者一点一点地把流行音乐种植在了大陆的土地上。1986年,“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设置了“通俗唱法”,从此确立了流行音乐的合法地位。

同一时期,中国的摇滚乐也在流行音乐大环境中开始了它的生命。1980年,大陆第一支以演唱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s早期作品的摇滚乐队万马李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随后,阿里斯乐队、七合板乐队、不倒翁乐队等摇滚乐队也纷纷成立。

尽管这一时期的摇滚乐队很少在公开活动场合亮相,多数以聚会的形式出现。但至少,中国摇滚迈出了第一步。

· 从地下走向台前(1986-1992)

1985年一月,在著名的“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中,美国的46位流行歌星在洛杉矶举行了为非洲灾民义演募捐活动。这场活动由于其感召力巨大的人文关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回响。虽然中国未曾实况转播这次演出,但这首歌和它的精神也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讨论。比如,罗大佑在台湾发起了《明天会更好》演唱会,献给1986年国际和平年。大陆也做出了回应。

在中国国际录音录像出版社、东方歌舞团、北京电视台的策划、组织下,一场向“国际和平年”献礼、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展现中国流行音乐风采的《让世界充满爱》、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于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众所周知,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在这个舞台的亮相,标志着中国摇滚正式从地下,走向大众的视野。

可以料见的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摇滚乐的出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就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现场,国家体委主任某负责人看了崔健的演出,很生气地对当时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说:“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来了。”1987年,崔健接到其所在的北京歌舞团“必须限期离职”的口头通知。

崔健却受到了北京青年的极大欢迎,北京大学甚至成立了“崔健北大后援团”,这也许是新中国第一个流行音乐粉丝团体。而且政府文化部门内部的意见也并不一致,比如,1988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却被中央电视台选为向汉城奥运会递送的特别节目,崔健则更是在汉城奥运会的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

在政府和文化界意见的摇摆不定中,中国摇滚开始一路披荆斩棘的发展历程。

1989年3月,中国摇滚第一张专辑、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面世并举行演唱会,后赴伦敦参加亚洲流行音乐节,与港台明星张国荣、齐秦等同获大奖。同年这张专辑的港版和台版《一无所有》在香港和台湾发行,引起轰动。4月,受中法友好协会邀请,崔健与ADO乐队赴法国参加“布尔日之春”音乐节,引起轰动。那一年,“呼吸”、“眼镜蛇”、“1989”等乐队成立。

1990年2月,被称作“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乐队有包括唐朝在内的六支乐队,演出现场一度发生混乱。3月,包括黑豹乐队在内的五支乐队赴深圳参加“中国现代摇滚音乐会”。也是在这个月,唐朝乐队签约台湾滚石唱片,第二年十月,其首张专辑《梦回唐朝》由滚石唱片制作完成,1992年正式发行。1991年,黑豹的首张专辑《无地自容》由台湾滚石唱片发行,同年,崔健的第二张专辑《解决》发行。

无论是摇滚乐队还是乐迷群体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深得八十年代那些内心充满迷茫和焦虑的城市青年们喜爱。

这段时期,政府和文艺界对摇滚的态度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面对这种新生事物,没有很好的应当政策,时而批评,时而支持。这种矛盾也并非只存在于摇滚乐上,而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摇滚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最后半年时间里达到了高潮,文化界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活动,不少文艺工作者都把矛头直指摇滚。我给大家摘录这么一段话:

把那些“充分摇滚化的”歌词翻成普通人的语言,那还不是说革命的理想是一个弥天大谎,使得人们上当受骗。但是这种“宣泄”和“沟通”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反社会情绪的积累,骚乱的酝酿我们固然不可以简单地把摇滚歌星都视为暴乱的煽动者,或者说参与暴乱的人都受到了摇滚乐的影响,但是骚乱与摇滚乐确有内在的情绪上的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余心言同志指出“一大批宣传淫秽、色情、荒诞、暴力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毒害了大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实际上起了培养暴徒的作用。”

但很快的,摇滚又继续上路,著名的崔健“亚运会巡回义演”开始了。

1990年1月28日起,经北京市委宣传部批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签字,崔健开始了为北京亚运会巡回义演活动,目标是为亚运会筹集一百万义款。面对一些质疑,张百发表示:“亚运会需要的不止一百万但又不缺这一百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办好亚运,为国增光,人尽其能,多做贡献的爱国主义的亚运意识及其行为。”

可巡演进行到半途,反对摇滚的声音又占了上风。4月10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煽动性言论”以及“所到引发了太大的骚动”等,义演被取消,崔健被禁演十个月。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崔健被禁演,但他依然在演出:

八九十年代之交,崔健于主流舞台上沉浮不定,但他的演出生涯并未真正地中断,变化仅仅发生在“地上”、“地下”的称谓与演出规模及“合法”程度上。禁令,仅仅表现演出空间由票房售票的正式厅堂,而转换为大学饭厅、机关礼堂等非正式场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禁而不止的社会事实,亦可以将其理解为禁令本身同样具有某种并不单纯的“表演”色彩。

社会对于摇滚的矛盾态度,可见一斑。

不管怎么说,面对社会舆论的批判,在这样的夹缝中,中国摇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发兴盛,一时间有上百个摇滚乐队在北京活跃,小型的非盈利的摇滚聚会兴盛一时。也许就像黑豹乐队的歌里所唱到的:

你别来纠缠我
别来管我
我不想再难过
这是新的中国

新的中国,在矛盾中,在混乱与骚动的深处,依旧隐约闪烁着某种对未来的希望,不停向前。

· 中场总结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里,对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有这样一句描述:

...(某三位)从传媒、宣传和文化邻域的岗位给撤换下来。这一变动预示了艺术、文化和智识生活中比较自由的氛围。

摇滚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上世纪的中国深受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的影响。八十年代的中国弥漫着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气息,青年思想十分活跃,给予了摇滚极大的精神支持。虽说经历了波折,但它最终也挺了过来,在新一波的开放浪潮里,中国摇滚将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迎来它的一个春天。


参考资料:

  1. 王思琦:《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
  2.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3. 李皖:《多少次散场,忘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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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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