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二十世纪中国摇滚简述（上）
· 序
关于中国摇滚，有太多的争论和分歧，如今的乐迷已经很难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我写这篇文章也不是为了想要调和大家的矛盾、澄清什么史实或树立什么新的观点，仅仅只想从我的角度来回溯一下中国摇滚的过去，以便加深我对如今国摇的理解。
我出生于九十年代中期的四川小镇，中国摇滚风头正盛的时候。但摇滚的风似乎并没有吹入我的家门，倒是孟庭苇、邓丽君这些台湾女歌手的声音始终回响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等我接触到摇滚，那也已经是初中的时候了，是后街男孩、西城男孩这样的欧美流行摇滚组合，新世纪初中国的主流流行音乐里似乎已经看不到中国摇滚的身影。从诞生到“鼎盛”，再到低谷，中国摇滚经历了什么，我一直很感兴趣，却始终没有文章能解答我的疑惑。前段时间我又想到这个问题，于是我打算自己查查资料，也就有了这篇文章。
在查资料和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回溯中国摇滚的历史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事情，可惜现在很少人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国摇滚和所有其他国家的摇滚一样，它的诞生与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中国摇滚诞生的时候，就举着意识形态的旗子，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都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当二十世纪末中国摇滚逐渐放下旗杆，向着世俗和商业进军时，也就迎来了它的失语。
还是那句话，整个摇滚的历史表明，它始终是一种属于青年的亚文化，它的潮流随着青年的思潮而改变，在中国也是如此。对新一代的青年而言，摇滚前辈创造的辉煌固然值得尊敬，但更重要的是开创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也就像是刺猬在新歌里感叹到的：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让我们把历史的刻度拨到1978年，那是一个黎明的时刻。
· 改革开放的春风（1978-1985）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新事物，新思想，新潮流随着1979年的春风吹入中国，这股春风里有着一种叫做“抒情歌曲”的事物。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我国的商品经济开始焕发活力，漂洋过海而来的各类家电产品涌入大陆的百姓家中，这其中就包括录音机、录音带。那时候，我国还没有生产提供给个人使用的录音播放设备。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所使用的录音机和录音带，大多是从海外以走私、探亲、旅游等形式传入大陆的。海外流行歌曲也就这样传入了大陆。
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采访了崔健，崔健在八十年代初接触到摇滚的时候所听的国外摇滚磁带，便是他认识的一些老外从国外带进中国的，包括The Who, The Beatles, ABBA, Talking Heads等。
1978年以前的十几年时间，国人所能接触到的音乐都是“高强硬响快”的豪言壮语式的歌曲，主人公都是“我们”，充满了战斗性与斗争性。当海外流行音乐踏入国门时，老百姓一下子发现，原来歌曲还能如此温柔、抒情，于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词语诞生了：“抒情歌曲”。后来抒情歌曲渐渐地又演变为通俗歌曲、流行歌曲，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词语了。
被贴上抒情歌曲标签的海外流行音乐初入中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与轰动，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在1982年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音乐》一书来进行批判。但这样的歌曲深受人民欢迎，迅速地传遍中国。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传入中国的抒情歌曲绝大部分是港台流行音乐，无数港台流行歌星很快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歌手当属邓丽君。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
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的这首《何日君再来》真是道出了历史的无常。这首歌最初是由民国歌手周璇演唱，作为发行于1937年的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广为流传。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首歌在解放前被左翼知识分子及音乐家批评为“黄色歌曲”，在建国后被禁。其作曲者刘雪庵也在1957年因这首歌被划为“右派”，饱经苦难。
1978年，邓丽君翻唱的《何日君再来》一经发行，便迅速传遍华人世界，在大陆也引起了巨大反响。由于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转变过来，加之这首歌的历史和邓丽君的政治立场问题，它在大陆流传时，引发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抵制，仍然被扣上了“黄色歌曲”的帽子，被指责会造成了“精神污染”，它的作曲者刘雪庵又一次受到了指责。1980年的广州《羊城晚报》有这么一篇文章《不应播放靡靡之音》，它写到：
几十年前的“亡国之音”《何日君再来》也搬出来播放了。他们这样传播靡靡之音，影响是很不好的。
不过，就像这首歌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的一样，尽管在一些层面遭到了抵制，但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流行音乐逐渐被公众、媒体、音乐界人士以及国家文化部门所接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怎能轻易被阻挡？1985年，《北京青年报》对邓丽君进行了53分钟的越洋电话采访，并询问了她“是否能来大陆开演唱会”的问题。这标志着大陆媒体对邓丽君态度的极大转变。
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自己的流行音乐也开始萌芽，发展。港台歌星带来的流行歌曲迅速的征服了大陆老百姓，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大陆的歌手们也有样学样地试着用港台的方法唱起歌来，发展起来了所谓的通俗唱法。从最初的“扒带”翻唱，到模仿着写歌，再到自己创作，音乐创作者一点一点地把流行音乐种植在了大陆的土地上。1986年，“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设置了“通俗唱法”，从此确立了流行音乐的合法地位。
同一时期，中国的摇滚乐也在流行音乐大环境中开始了它的生命。1980年，大陆第一支以演唱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s早期作品的摇滚乐队万马李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随后，阿里斯乐队、七合板乐队、不倒翁乐队等摇滚乐队也纷纷成立。
尽管这一时期的摇滚乐队很少在公开活动场合亮相，多数以聚会的形式出现。但至少，中国摇滚迈出了第一步。
· 从地下走向台前（1986-1992）
1985年一月，在著名的“We Are The World”的歌声中，美国的46位流行歌星在洛杉矶举行了为非洲灾民义演募捐活动。这场活动由于其感召力巨大的人文关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回响。虽然中国未曾实况转播这次演出，但这首歌和它的精神也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讨论。比如，罗大佑在台湾发起了《明天会更好》演唱会，献给1986年国际和平年。大陆也做出了回应。
在中国国际录音录像出版社、东方歌舞团、北京电视台的策划、组织下，一场向“国际和平年”献礼、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展现中国流行音乐风采的《让世界充满爱》、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于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众所周知，崔健和他的“一无所有”在这个舞台的亮相，标志着中国摇滚正式从地下，走向大众的视野。
可以料见的是，在中国的环境下，摇滚乐的出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就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出现场，国家体委主任某负责人看了崔健的演出，很生气地对当时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说：“你看看，这些牛鬼蛇神都上来了。”1987年，崔健接到其所在的北京歌舞团“必须限期离职”的口头通知。
崔健却受到了北京青年的极大欢迎，北京大学甚至成立了“崔健北大后援团”，这也许是新中国第一个流行音乐粉丝团体。而且政府文化部门内部的意见也并不一致，比如，1988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却被中央电视台选为向汉城奥运会递送的特别节目，崔健则更是在汉城奥运会的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
在政府和文化界意见的摇摆不定中，中国摇滚开始一路披荆斩棘的发展历程。
1989年3月，中国摇滚第一张专辑、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面世并举行演唱会，后赴伦敦参加亚洲流行音乐节，与港台明星张国荣、齐秦等同获大奖。同年这张专辑的港版和台版《一无所有》在香港和台湾发行，引起轰动。4月，受中法友好协会邀请，崔健与ADO乐队赴法国参加“布尔日之春”音乐节，引起轰动。那一年，“呼吸”、“眼镜蛇”、“1989”等乐队成立。
1990年2月，被称作“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演唱乐队有包括唐朝在内的六支乐队，演出现场一度发生混乱。3月，包括黑豹乐队在内的五支乐队赴深圳参加“中国现代摇滚音乐会”。也是在这个月，唐朝乐队签约台湾滚石唱片，第二年十月，其首张专辑《梦回唐朝》由滚石唱片制作完成，1992年正式发行。1991年，黑豹的首张专辑《无地自容》由台湾滚石唱片发行，同年，崔健的第二张专辑《解决》发行。
无论是摇滚乐队还是乐迷群体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深得八十年代那些内心充满迷茫和焦虑的城市青年们喜爱。
这段时期，政府和文艺界对摇滚的态度始终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面对这种新生事物，没有很好的应当政策，时而批评，时而支持。这种矛盾也并非只存在于摇滚乐上，而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摇滚的批判，在八十年代的最后半年时间里达到了高潮，文化界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活动，不少文艺工作者都把矛头直指摇滚。我给大家摘录这么一段话：
把那些“充分摇滚化的”歌词翻成普通人的语言，那还不是说革命的理想是一个弥天大谎，使得人们上当受骗。但是这种“宣泄”和“沟通”意味着什么难道不是反社会情绪的积累，骚乱的酝酿我们固然不可以简单地把摇滚歌星都视为暴乱的煽动者，或者说参与暴乱的人都受到了摇滚乐的影响，但是骚乱与摇滚乐确有内在的情绪上的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余心言同志指出“一大批宣传淫秽、色情、荒诞、暴力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毒害了大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实际上起了培养暴徒的作用。”
但很快的，摇滚又继续上路，著名的崔健“亚运会巡回义演”开始了。
1990年1月28日起，经北京市委宣传部批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签字，崔健开始了为北京亚运会巡回义演活动，目标是为亚运会筹集一百万义款。面对一些质疑，张百发表示：“亚运会需要的不止一百万但又不缺这一百万。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办好亚运，为国增光，人尽其能，多做贡献的爱国主义的亚运意识及其行为。”
可巡演进行到半途，反对摇滚的声音又占了上风。4月10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煽动性言论”以及“所到引发了太大的骚动”等，义演被取消，崔健被禁演十个月。值得玩味的是，虽然崔健被禁演，但他依然在演出：
八九十年代之交，崔健于主流舞台上沉浮不定，但他的演出生涯并未真正地中断，变化仅仅发生在“地上”、“地下”的称谓与演出规模及“合法”程度上。禁令，仅仅表现演出空间由票房售票的正式厅堂，而转换为大学饭厅、机关礼堂等非正式场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禁而不止的社会事实，亦可以将其理解为禁令本身同样具有某种并不单纯的“表演”色彩。
社会对于摇滚的矛盾态度，可见一斑。
不管怎么说，面对社会舆论的批判，在这样的夹缝中，中国摇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发兴盛，一时间有上百个摇滚乐队在北京活跃，小型的非盈利的摇滚聚会兴盛一时。也许就像黑豹乐队的歌里所唱到的：
你别来纠缠我
别来管我
我不想再难过
这是新的中国
新的中国，在矛盾中，在混乱与骚动的深处，依旧隐约闪烁着某种对未来的希望，不停向前。
· 中场总结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有这么一段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里，对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有这样一句描述：
...（某三位）从传媒、宣传和文化邻域的岗位给撤换下来。这一变动预示了艺术、文化和智识生活中比较自由的氛围。
摇滚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上世纪的中国深受政治、社会、文化政策的影响。八十年代的中国弥漫着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气息，青年思想十分活跃，给予了摇滚极大的精神支持。虽说经历了波折，但它最终也挺了过来，在新一波的开放浪潮里，中国摇滚将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迎来它的一个春天。
参考资料：
- 王思琦：《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
-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 李皖：《多少次散场，忘了忧伤——六十年三地歌》
推荐阅读：周北树整理的中国摇滚编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