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士绅化推动城市“不死”还是走向“分裂”?

城市更新:士绅化推动城市“不死”还是走向“分裂”?

城市是工业社会构建出来的生态系统,它时时刻刻都在扩张而坍缩、分裂而连接、孤立而融合。而当人们准备用“城市更新”这种字眼来捕捉它动态的演化进程时,过分求全往往一不小心就走向了无的放矢。

我们自然也无意于此(实际操作上也是“无能”),但仅仅是尝试厘清这个概念,让后文有公共的讨论空间,已经占去两篇文章的篇幅。现在我们把“城市更新”的视线聚焦在士绅化(gentrification,也有译为“绅士化”、“中产阶级化”)这一现象上,参考国外城市(尤其是典型的美国城市)这一领域的起始因由,探讨国内城市将来该如何再开发那些值得保留的建筑,并又该如何尽可能避免它们士绅化过程中的问题。


土地或建筑被改作它用,肯定不是近代城市才有的事,但我们现在谈到的“士绅化”这个词为英国社会学家露丝·格拉斯(Ruth Glass)在1964年所创。她当时住在伦敦的伊斯灵顿区(London borough of Islington),这个地区原本是个上流社会人士聚集的温泉小镇,但在18世纪后期富人们纷纷搬走后,逐渐被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低收入移民占据。但在1960年代有一群年轻的专业技术人才突然“发现了”那儿乔治亚风格的联排房屋(Georgian
terraces)和私密的小广场,他们纷纷涌进抬高房屋租金,“挤走”原有居民,并最终改变了社区的生活氛围。格拉斯用来描绘这种社会现象的词汇,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不仅研究文献汗牛充栋,更成为城市阶层斗争(class struggle)和城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s)的学术支撑(比如在新开发社区争取各阶层的混居权利等)。士绅化因为总是和“阶层替换”’、“驱逐”和“社区消融”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逐渐成为地方政治家、金融企业和开发商眼中的“脏词”,在城市更新项目中被尽量避免使用(或让人产生士绅化的联想)。


图1:伊斯灵顿区乔治亚风格的联排房屋,格拉斯把它的居民更替现象概括为“士绅化”

简单而言,“士绅化”是中产阶层(根据不同时代,还可以用优渥阶层、知识阶层、创意阶层和技术极客等高收入新兴产业的人群来替代)重返市中心导致中低收入阶层人群被迫离开的现象。和早前中产阶级纷纷转移到郊区的“逆城市化”比较,士绅化有时也被描述为“再城市化”。很自然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未来会逆城市化发展吗?毕竟如果依循美国的城市发展路径,可能人口的外迁,中短期城内设施都没有的必要了。

我们认为可能的答案是:会,但以不一样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因为当初美国中产阶级外迁的历史条件要么在国内并不存在,要么已经消失了。首先相比美国,东亚人口居住更密集,城市建设体量本身更集中。但人口向城区过度集中之后,城市进一步规划会逐步将功能分散出去,让城市向外围“有机”生长:表现在外,就是人口向外蔓延,工作机会同步跟进,上班通勤时间并不会随之增长(参见图2和图3东京的人口增长分布和通勤时间)。


图2:东京人口密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高,核心23区人口近50年仅仅增加了5万人而已

Data source: Census of Japan


图3:东京郊区离市中心30公里以外的区域,平均通勤时间反而下降,这是城市功能随城市区域扩张随之分散的结果

Data source: Millennium Cities Data base

上海的人口扩张进程基本上也依循这个路径。在2000~2015年鉴,上海人口增长了83%,原先的市中心黄埔和静安的人口密度都降低了1/3左右,而同时外围区域闵行、宝山、嘉定和松江人口增加了2.2~3.0倍(图4)。这种整体增加和中心向外围扩散同时发生的现象,实际上是不难理解的。当人口数量不足、交通不够发达时,人们需要集聚在市中心共享不多的公共服务;而当人口不断增长时,对更宽松的居住环境的追求会越来越强烈,而快速和准时的轨道交通在技术上支援了这种需求——人口一旦向外扩散,新兴产业在城市的落脚也就无须再强调市中心,城市的生长也自然发生。


图4:过去15年上海人口整体增加和由中心向外围扩散是同时发生的,和东京当年情况一样

Data source:上海历年统计年鉴(部分年份存在区域合并问题,相应数据已经调整)


简而言之,像中国(或者说东亚地区)这种人口数量多,人多分布更稠密的城市,更容易建立起昂贵而便捷的轨道交通系统,而轨道交通一旦规划建立,城市的新增居住区就大多就沿之规划,这就反过来“阻碍”了汽车为主导的逆城市化(维基百科Modal share百万以上人口和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其居民的出行比例数据已经说明,人口数量更少的城市,因为难以分享昂贵的交通系统,汽车出行的比例更高)。当然,决定城市蔓延方式的因素众多,土地所有权便是其中之一。但即便是以私有土地为主的日本,东京独立住宅(Detached Houses)的比例高达44.3%(图5),但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仍高达51%。


图5:东京不同地区独立住宅(Detached Houses)的比例分布(以离市中心的距离划分),离市中心越远,比例越高,整体约为44.3%。

总结而论,未来中国大城市仍会随人口增加而进一步扩张,但人口多会沿轨道交通的辐射分布,并不会“跳跃”到城市公共服务以外的地区去,出现美国曾经的“逆城市化”浪潮。事实上,国内无法提供轨道交通的大量小城市,农村与城市之间道路的通达,也没有让人口的职住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切换,去城内定居仍是主要趋势。

横向对比,美国1960年代以汽车为交通工具的逆城市化,可能是一种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大量低收入人口涌入市中心,卫生环境恶化和犯罪率高升,又刚好有汽车支撑中产阶级“逃离”市中心,去郊区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谁不想呢?)。但几十年过去,原先中产阶级的后代们突然“发现”,除了环境,其实他们日常消费更多(或更好)的是教育、体育、文化、娱乐、公共活动和休闲,而这些资源的供给只有在市中心才更密集更充沛(或者说使用成本更低)。而当他们纠偏先辈选择、以“士绅化”的方式向市中心回归时,他们对市内地点的选择就格外能够说明,到底哪些因素才能提供一个充盈丰沛的日常生活。

马丁繁荣研究所(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在2015年出具的报告《The divided
city and the shape of the new metropolis》,对全美最大的12座大都市(纽约, 洛杉矶, 芝加哥, 华盛顿,亚特兰大, 迈阿密, 达拉斯, 休斯顿, 费城, 波士顿, 旧金山和底特律,涵盖美国30%的人口)的人口分布研究,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报告将人口分为三大阶层,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具备知识和专业技能)、越来越庞大的一般服务阶层(service
class,技能低,工资低)以及规模不断缩小的蓝领劳工阶层(blue-collar
working class)。虽然这12个城市的地理环境和结构差异甚大,但报告认为这些城市的创意阶层均占据了城市内最具经济功能的地块位置。这些地块位置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集聚在城市核心区附近。士绅化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创意阶层进入市中心填补原先逆城市化留下的“甜甜圈洞(hole in the donut)”。市中心再度成为城市各项产业、商业和购物中心集聚区的现象,不仅体现在纽约和芝加哥之类的地铁密集的都市,同时也适用于波士顿、旧金山和华盛顿之类后工业化城市。

其次是靠近交通要道。这种现象在纽约和芝加哥之类公共交通发达的城市体现得特别明显。原先这些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主要面向相对低收入的阶层,现在其要道位置已经被创意阶层纷纷占领,低收入阶层被排挤到相对远离交通线的地方去了。

再次是知识机构(Knowledge Institutions)。如研究院、大学和其他知识机构,这些机构原先仅仅被认为是学生短暂停留,用来获取知识,开启职业生涯的起点,但现在其周围也开始密布创意阶层,不管这些大学是在市中心还是郊区。

最后是滨水区。城市的湖海区原先的功能体现在工业运输,现在也已经纷纷被改建为创意集聚区。

对美国来说,创意阶层对这四大最便捷、最理想和最具经济功能的区域的追求,已经改变了这些城市的面貌。城市不再是原先“富人在郊区,穷人集中在市中心”的模式,也不是“富人重返市中心,将穷人全部排挤在外面”,而是分裂的混居状态(以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为例,分别见图6~8)。报告认为,士绅化运动之下,城市三大阶层在城市居住的重新分布进一步加大了城市贫富分化,加剧了阶层割裂,让城市更加“分裂”。


图 6:纽约三个阶层在城市的居住位置分布图

图7:洛杉矶三个阶层在城市的居住位置分布图

图8:芝加哥三个阶层在城市的居住位置分布图

那么,中国的城市更新从中可以借鉴的地方在哪里?毕竟市中心、交通节点、教育机构和滨水区本身也是最受国内城市居民欢迎的定居地点。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值得借鉴:

首先,国内的城市更新广受美国等国家的城市“士绅化”的影响,因为其带来的负面效果显著,其诉求体现在外就是对城市居住、工作和机会的平等呼吁。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潮毫无疑问影响了国内当前的城市更新的公共舆论与施行政策,当公平诉求与经济功能相冲突时,选择不去更新反而受到褒奖,具体表现是对旧有居民楼和工业遗址的过度保护。但这些地址成为美国城市士绅化的主要发生地,证明其经济功能是完备自洽的。选择不去更新,或者仅仅是被动地更新为不含直接经济效益的公共活动空间,那么城市更新就是缺乏效率的。

另外,上述美国城市士绅化地点的选择动因,是创意阶层通过排挤低收入人群来提高自身享受各种公共服务的便利和相应比例,这是通过更高的支付能力和对政府公共投资的影响力来达到的。为了弥补这种阶层的分裂状态,美国强制性要求不同阶层的人在新开发社区混居。中国目前的“配建房不设围墙”、“只租不售”和“租售同权”映射了类似的思维:公共资源(或者说优质的公共资源)不应该仅为优渥阶层独享。但实践证明其效果并不会太好:前述报告认为这种政策是三心二意,并不能解决贫困人群难以摆脱自身阶层的问题;国内的相关政策也是争议满满。毫无疑问,有限的公共资源供给并不会平均分配给竞争者,更不要说竞争者是被假装平等。有效的办法只能是进一步提高公共资源的供给,和滨水等自然资源不一样,市政服务、交通、学校和医疗都是人为生产出来的,并非天然稀缺。


综上陈述,未来国内居民并不会出现过分追求宽松的居住环境而逆城市化分布,人口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而被城市扩张蔓延所覆盖的地块在更新其功能时,如果正好处在前述四重节点上,应该尽量发挥其经济功能,而不应该囿于不必要的保护而损失经济效益。同时,优质地块的城市更新带来的收益应该用来生产更多公共服务,补充其他地块所缺——对应来说,非优质地块的更新,应该偏向整合出更多的公共空间,来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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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8-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