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死亡工厂里,他因为纹身,偶遇了自己后半生的爱情

二战中的死亡工厂里,他因为纹身,偶遇了自己后半生的爱情

文身,在今天是一种cool的标志。


可是在五十多年前,对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来说,文身就像一个烙印,时时刻刻提醒他们那段惨无人道的日子。

奥斯威辛被文身的囚犯


一进集中营,犹太人们会被要求脱下衣服换上统一的囚服领取编号,随后将编号刻在前手臂上取代自己名字。


据幸存者回忆,文身时的第一反应是疼痛,然后意识到自己的姓名将变成冷冰冰的数字,“就像一只待宰的牲畜。”

Lale Sokolov


拉莱·索科洛夫(Lale Sokolov)是一名犹太人,曾被囚禁在最著名的“死亡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


期间,他还担任过集中营里的文身师。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因为害怕被当成纳粹、连累家人,拉莱死守这个秘密几十年。直到妻子去世,他松了一口气,和别人说起了这段传奇的经历。

1942年,26岁的拉莱被押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名字变成了32407。


进集中营后,老残病弱直接被送进毒气室,较为强壮的拉莱逃过一死。


他被分配到工地上修建营房,可因为劳动过度繁重,没过多久就染上了重病。

幸运地是,拉莱通晓六国语言,党卫军将他扔给了正缺助手的法国文身师Pepan。


Pepan照顾他直到康复,教他文身,还教导他如何学会闭嘴,向残酷的命运低头。


因为Pepan,拉莱第二次与死神擦身而过。

奥斯威辛集中营


可是某天Pepan不辞而别。


党卫军军官说他坐船离开了,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拉莱意识到,自己并不比那些囚犯离死亡更远。

集中营的小孩在展示他们的文身


Pepan走后,拉莱成为了主文身师。


他可以在管理楼吃饭,甚至被分配一个单人间。如果没有新的囚犯需要文身,还会被允许拥有一点空闲时间。


“给你什么就接受什么”“你应该感激,因为这样子证明你还活着。”拉莱说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生存。

“有一天,也许我会把你送到毒气室去接受治疗。”


党卫军军官经常对拉莱说句话,边说边一本正经地看着他的眼睛。


拉莱只能逼迫自己“习惯”这种死亡威胁,毕竟这里是集中营。

纳粹军官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在这黑暗的人间地狱,拉莱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某天他收到一张文身编号的工作单:34902。抬头一看,是位年轻的女孩。


拉莱在她的左手臂上刻下数字,而她明亮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拉莱的心里。


还有她的名字,吉塔·富尔曼诺娃(Gita Fuhrmannova)。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囚犯


拉莱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到了吉塔的信息。


他托人偷偷地给吉塔送信,送她额外的口粮,帮她换到更好的工作环境。


他想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囚犯的生活环境


吉塔总说,“她看不见未来。”


但屡次躲过死亡的拉莱想让她知道,“我们可以生存下去”。

为了获得吉塔的心,拉莱决定帮助更多其他的囚犯。他相信如果自己给更多的人带来希望,吉塔就会被打动。

集中营里的孩子


食物是奥斯维辛的硬通货。


他将自己多余的食物,分给前室友们和吉塔的家人。借助和外界沟通的机会,将囚犯给他的珠宝和钱,向营地周围的居民交换食物......


通过所做的努力,吉塔爱上了这个善良的文身师。


事实也证明,拉莱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

1945年,纳粹战败,他们想赶在苏联军队到来之前,运送囚犯离开奥斯威辛,吉塔就是其中之一。


还没来得及见最后一面,这个他深爱的女人就离开了。


拉莱仅仅知道她的名字,知道她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吉塔·富尔曼诺娃


无奈的拉莱用从纳粹那里偷来的珠宝付了路费,辗转回到了他的家乡——捷克斯洛伐克。他发现姐姐没死,老家的房子仍在那里。

他的心却一直被一个人占据着——吉塔现在在哪里,我还能在见到她吗?


他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从何找起。也许吉塔现在离他家乡有上千里,也许吉塔早已不在人世。想到这里,拉莱有种无法抑制的悲伤。

1946年犹太人从捷克斯洛伐克逃亡到澳大利亚


但是,他仍不想放弃。冥冥之中,他觉得和吉塔会再次相遇。他驾了一辆马车,去了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火车站,因为这是回捷克斯洛伐克的必经之地。


他留在了火车站,逢人就问,“有没有认识吉塔的?“没日没夜地搜寻着每一张来来往往陌生的面孔,却没有一丝收获。


在火车站露宿一周后,火车站长建议他到红十字会看看。

心灰意冷的他在前往的路上,看到一堆人出现在了马车前,他瞟了一眼,发现里面有一位年轻的女子。

拉莱 与 吉塔


他看到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像是吉塔的双眼。


他又仔细看了一眼,没错,真的是吉塔。他欣喜若狂,大叫着吉塔的名字。乱世里被分散的俩人终于又重逢了。

这对重逢的恋人,在1945年10月完婚。之后,拉莱在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开了一家纺织店,生意也还不错,他们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和平时代里,拉莱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他偷偷地将赚到的钱寄出国,用来支持以色列。政府发现后,拉莱被拘禁,店也被充公了。

吉塔与儿子加里


他们千辛万苦逃亡到了维也纳,巴黎,最后来到了悉尼。在遇到了一对来自墨尔本的夫妇后,他们相信在这里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1955年的墨尔本


定居墨尔本,吉塔回到过欧洲三次,而拉莱余生都没回到过欧洲。


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名叫加里(Gary)。


而加里,从未听父母谈起过相爱的经过,经受的煎熬。

2003年,吉塔去世。出于对她的怀念,以及自己为纳粹工作的负罪感,拉莱想把积压了几十年的秘密讲出了。


经朋友介绍,他找了业余作家,当时还在墨尔本公立医院工作的海瑟·莫里斯(Heather Morris)。


莫里斯开始每周去拉莱家听他讲故事,一直到三年后拉莱去世。


在最近出版的《奥斯维辛的文身师》(The Tattooist of Auschwitz)一书中,莫里斯坦言,因为拉莱,自己才有机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始终乐观的老人让她发现“即便在被迫害、受压榨、彼此仇恨的时代,也不要低估爱的力量…...”


莫里斯说,“对拉莱来说,故事的一切,都发生于那个18少女的眼睛。”

“我在她的左臂上文下数字,

她将自己的数字印在了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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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18-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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