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性别分工

语言和性别分工

本文非原创,转载自公众号“香樟经济学术圈(ID:camphor2014)",作者焦阳。原文链接:【香樟推文1025】语言和性别分工


图片来源: brainchildmag.com/wp-co.

原文信息: Hicks, Daniel L., Estefania Santacreu-Vasut, and Amir Shoham. “Does mother tongue make for women’s work? Linguistics, household labor, and gender identi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0 (2015): 19-44.


随着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的不断发展,语言学家研究的焦点日益转移现实的人之上。性别语言,成为了语言学家们探讨的新话题。


性别语言有以下表现:第一,用词方面,许多学者发现女性更喜欢使用一些夸张性的、强调性的词语,包括perfectly, extremely, terrific等。此外,女性喜欢使用委婉语,话语中“模棱两可”的词语较多,在语言使用方面比男性保守;第二,男女交谈的方式也存在很大区别。女性在请求别人时言语比较间接、婉转;而男性更多地使用祈使句和命令句,言语较直接;第三是话题方面的差异:传统文化中,男人属于社会,女人属于家庭。男人关心事业,女人关心家庭和孩子。不同的天地,不同的话题。男人在一起多谈论政治、体育等;女人相聚时议论的话题常围绕感情、婚姻和家庭。


近年来,在语言学之外,语言差异也成为了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语言的性别属性对家庭分工的影响,为了排除各国政治在体制、立法以及市场规模方面的差异,以及为更好地体现各国在性别观念上的差异,本文将研究的样本限定为移居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本文的研究重点有两个:第一,检验家庭分工是否受移民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第二,研究性别认同的形成,以及认同观念形成后,是否会随着居住地点的改变而改变


作者发现:语言中包含的性别属性,对男女日常生活的时间分配有很大的影响。比起没有使用性别标记语言的男性,使用性别标记语言的男性更少做家务活动 (包括煮饭, 打扫卫生, 照顾老人等),而女性则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理财、日常消费以及汽车维修等活动上。其次,通过比较9岁前后抵达美国的移民,作者发现性别观念在少年时期已经定型。使用性别标记的语言对家务活动分工的影响,只对9岁后的移民显著。作者还发现性别观念一旦形成,不会随移居到其他国家的时间的长短而改变。


文章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2003至2012年的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以及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ATUS)。 CPS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ATUS则是从2003年开始,美国劳工部针对抽样家庭是的时间时间进行的调查。由于ATUS的调查人群来自CPS,所以,可以通过每一户调查家庭的ID,将两个数据库匹配起来。作者匹配了19548个现居美国的第一代移民。样本中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为女性,平均年龄44岁;48%的调查对象拥有高中以上的学历;一般家庭规模为3.59人,平均每个家庭有1.09个孩子。


下表分性别统计了个体在时间分配上的不同。平均而言,女性比男性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要多90分钟。此外,她们消闲娱乐和工作的时间分别比男性少42和97分钟。具体到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性别差异也非常显著:女性的时间主要用于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活动,而男性的时间主要用于在修剪草坪,维修等工作。



如何测试语言的性别差异对时间分配的影响呢?一些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差异的成因是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性别语言的成因有以下几点:社会分工,传统的社会分工导致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更高,这一点必然反映到语言中来。Breadwinner(养家糊口的人、当家人)主要指男性,housewife (家庭妇女)是专门操持家务、养育孩子的女性;社会偏见,两性社会分工和文化角色的差异,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定势。男性使用新奇的、甚至是粗鲁的词语,能表现他对社会固有标准的独立和挑战精神,在谈吐中体现男子汉气概。使用相同词语的女性,则被认为是不文雅。社会偏见导致人们往往用不同的词汇或句法来描述从事相同职业的男女。例如,大家常说A businessman is aggressive(一个男性商人精明强干、进取心强),以及a businesswoman is pushy (一个女性商人争强好胜、好出风头);社会权力支配,现实中,男性往往处于强势 (powerful)、支配的地位,语言以男性为规范,男性在语言中是标准和主体。女性则处于弱势 (powerless)、受支配的地位, 女性在语言中是一种附属或变体。英语中的阴性名词,大都由阳性名词加词尾变化而成,如actor (男演员) 和actress(女演员),hero(男英雄) 和heroine (女英雄),waiter(男招待)和waitress(女招待),等等。


参考世界语言结构图集,作者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给各语言的性别属性打分:性别基础(sex based-SB),主要指生物性别。比如日语的性别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丹麦语区分人和非人类。作者将区分生物性别属性的语言标记为1,其他为0;语言中有关性别分类数量的词(number of genders-NG),比如尼日利亚福拉有20种与性别有关的词,德语把“neuter”归为第三类性别,西班牙语和法语只有两种性别分类的词 (feminine and masculine)。作者把只有两种性别分类的语言赋值为1,其他为0;性别指定(gender assignment-GA),有的语言会针对情境,为不同的性别设置不同使用名词的的语言规则。作者将有针对特定性别的规则的语言设置为1,其他为0;与性别有关的代词 (gendered pronounce-GP),比如英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为he/she/it。作者把语言中区分性别的人称代词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这四个指标,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性别在语法方面的区别。作者还把四个指标加总,构建了语言的性别强度指数(Gender Intensity Index),比如, 德语的性别强度指数为2,其性别基础和性别指定分别为1。针对CPS和ATUS的数据没有记录个体所使用的语言这个问题,作者把个体移出国大多数人口所使用的语言作为受访者所使用的语言,以此为基础计算性别强度指数。



这篇文章所使用的估计方程如上。其中, T_{ijkct} 代表在第 t 年从移入国 c 移居美国的住户 k 中,个体 j 的家务劳动时间分配。 GM 是语言性别属性, F 代表性别。文章还加入了性别和语言的性别属性的交叉项。 X 包含个体特征(年龄、学历、雇佣状态、每周工作时长、每周的工作收入等), Z 是住户信息(常住人口,、孩子数量),年份固定效应。



估计结果如上表所示:比起语言中没有性别属性的男性,语言包含明显性别属性的男性每天平均少做24分钟的家务包含明显性别属性的语言,女性每日花在家务劳动的时间要多100分钟,不包含性别属性的语言,这个数字只有50。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样本没有包含个人的惯用语,作者使用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重复了研究,结果稳健。其次,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数量很多,而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国所使用的西班牙语带有有较强的性别属性,这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对排除墨西哥、波多黎各等临近国家移民的样本进行回归,结果与表4没有明显差别。此外,作者进一步对有无配偶, 是否双职工家庭的子样本做了回归,结果如下图Panel A所示。最后,作者控制了移入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GDP等变量,得到的结果依旧稳健:使用的语言中性别属性显著的女性,比语言不显著的女性要花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性别属性明显的语言,使用同一语言的男女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差异高于无明显性别属性的语言。



那么,语言对性别观念的影响,在什么时间段最强烈呢?作者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对语言背景和其它特征相似,但移民年龄不同的个体使用双重差分法。如何选择年龄的分界线呢?之前的研究显示:对个体的语言能力来说,9岁是很关键的时间点。9岁之前移出的个体,使用移出国语言时明显更加流利。作者沿用了这个分界点。对9岁前后移入美国的移民,分别统计语言背景差异对后来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结果符合作者的预期:性别分工的观念,对9岁以后移入的移民才开始显著。9岁以后移入、语言有明显性别属性的女性移民,在家务上花的时间要多20分钟;9岁以后移入,语言有明显性别属性的男性移民,在家务上花的时间要少25分钟



这篇文章分析了语言的性别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文化的性别观念对两性家庭分工的影响。在识别策略方面,文章通过比较移居外国的第一代移民,更好地排除了其他社会制度、宗教观念的影响。比较遗憾的一点是,本文并没有详细地解释什么决定了语言的性别属性,以及语言的性别属性和文化的性别区分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最后,我为大家准备了几篇相关的文章,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下载阅读:

[1] Falck, O., Heblich, S., Lameli, A., & Südekum, J. (2010). Dialec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economic exchange.

[2] Gay, V., Hicks, D. L., Santacreu-Vasut, E., & Shoham, A. (2017). Decomposing culture: An analysis of gender, language, and labor supply in the household.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31.

[3] Lupyan, G. & Dale, R. (2010). Language structure is partly determined by social structure. PloS one 5(1): e8559.

[4] van der Velde, L., Tyrowicz, J., & Siwinska, J. (2015). Language and (the estimates of) the gender wage gap. Economics Letters, 136, 165-170.


原文摘要: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gender identity in a sample of U.S. immigrants. We show that gender roles are acquired early in life, and once established, persist regardless of how long an individual has lived in the U.S. We use a novel approach relying on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document that households with individuals whose native language emphasizes gender in its grammatical structure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allocate household tasks on the basis of sex and to do so more intensively. We present evidence of two mechanisms for our observed associations – that languages serve as cultural markers for origin country norms or that features of language directly influence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ur findings do not appear to be driven by plausible alternatives such as selection in migration and marriage markets, as gender norms of behavior are evident even in the behavior of single person households.


本文非原创,转载自公众号“香樟经济学术圈(ID:camphor2014)",作者焦阳。原文链接:【香樟推文1025】语言和性别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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