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啊张艺谋

张艺谋啊张艺谋

“不是中国只剩下这么一个导演,而是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


平昌冬奥会闭幕了。

张艺谋成为了焦点。

第二次执导“北京八分钟”,他又给中国人长了脸。

之前的整个闭幕式表演,被张艺谋用八分钟吊打了。

不过,昨天在微博上我看到了这样的评论:

说这种话的人不少。

他们没搞清楚的是:

不是中国只剩下这么一个导演,而是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



张弓搭箭


三十年前的今天,张艺谋凭借《红高粱》拿到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那是他导演生涯的处女作

(几十年后,大洋彼岸的JB同志似乎受到了谋式时尚的启发)

第一箭,就命中了红心。

箭射的准,是因为弓拉的稳。

1988年时,张艺谋已经38岁。

此时距离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正好十年。

和他同一级的有陈凯歌、田壮壮、何群、黄建新、顾长卫、李少红、霍建起等一大批后来在中国影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们有个共同的称谓:

“第五代”。

在那个娱乐生活还略显贫瘠的时代,张艺谋几位第五代导演逐渐崭露头角,年轻的他们开启了一场对中国电影的伟大革新,他们走过的路,几乎就是中国电影的发展之路。

提起“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名字在大多数时候都会排在第一位。

因为他成就最高、荣誉最多、知名度最广。

这些“最”,都没有之一。

事实上,和出身艺术世家的陈凯歌和田壮壮相比,张艺谋走上电影之路要意外的多。

1950年出生在西安的张艺谋在成长过程中赶上了那个纷乱的年代,初中毕业就到农村插队,后来又在一家棉纺织厂做了工人。

从20岁到28岁,张艺谋在工厂一干就是八年。

如果他就那么一直做一个工人,该是件多么让人惋惜的事情。

但命运就是曲折离奇,28岁的张艺谋刚好赶上了恢复高考,1978年他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开始学习摄影。

从那一年开始,他的人生和电影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而中国电影也将和张艺谋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1984年的“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让他正式进入了观众们的视线之中,也在行内有了自己的名气和地位。

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身份还是一个摄影师。

凭借在1985年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中史诗级的摄影,张艺谋拿到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摄影。

毕业三年,他成为了国内最好的电影摄影师之一。

这之后他又以全新身份给人们带来了惊喜。

在1987年吴天明导演的《老井》中,张艺谋扮演了质朴能干的农民孙旺泉。

凭借着极具张力的表演,他一举拿下金鸡、百花、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三个影帝奖杯,第一次做演员,他就做到了极致

紧接着,他就拍出了《红高粱》。

柏林金熊奖只是他的起点。1992年他便以《秋菊打官司》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1999年他又凭借《一个都不能少》完成了金狮奖的梅开二度。

除此之外,他还拿到过三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导演,非他莫属。

你可以说他是为获奖而生的。

但我更愿意说:

张艺谋是为电影而生的。



色艺无双


这里的得加双引号。

世人皆知,张艺谋对色彩的使用是一绝。

解读张艺谋的电影,色彩是一把钥匙。

在《红高粱》里,红色、黄色与绿色构成了影片的主色调。

绿色的高粱地成了欲望的象征,红色的高粱酒化作了英雄的图腾,日全食则为影片笼罩上了悲壮的气氛。

看完电影之后,我们记忆都变成了红色的,也分不清到底是血浆还是夕阳。

厚重的色彩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似乎正氤氲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张扬的野性在张艺谋的影像化表达中被诠释了出来,得到了最大化的释放。

这种对于色彩精准而富有想象力的应用,在《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体现得同样明显。

在《菊豆》的原作小说里,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山区之中。张艺谋做了调整。

他让故事发生在了一座南方小镇的染坊之中。

灰白色的小镇建筑与染坊里鲜艳的布料形成了强烈对比,仿佛正对应着影片中的核心冲突:

封建礼教与人伦欲望。

《大红灯笼高高挂》与《菊豆》有很多相似之处。

张艺谋通过灯笼这一意象,给影片创造了一系列极具仪式感的符号,从“捶脚”到“封灯”,影片的色彩从明到暗,女主角颂莲的人生也走向了绝望。

早期的张艺谋,对“形式”有着疯狂的迷恋,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像语言解构中国过去的历史与社会,在强烈的批判意识下,他的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西方最多的赞誉。

很多人觉得张艺谋过于强调色彩着重隐喻,反倒忽视了最基本的故事叙述。

但只要看过《活着》、《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等电影,多半不会质疑张艺谋在讲故事上的功底。

当他想要回归现实的时候,他也能精准地找到最佳的切入点。

在拍摄《活着》时,张艺谋为影片引入了富有自己家乡色彩的皮影戏和老腔,这样的设计为影片平添了不少苍凉感,这样的手段,张艺谋最得心应手。

在人物的命运随时代变化的同时,影片的节奏也尽在张艺谋掌控之中,时刻紧抓着观众的心。

《秋菊打官司》则吸取了不少纪录片拍摄的经验,用写实的视听语言讲述了一件荒诞却又充满辛酸的小人物故事,以一份“真”描摹出了社会的“伪”。

1997年的《有话好好说》则多出不少黑色意味,体现出了张艺谋性格内在的叛逆色彩。

不管是着重于意象的构建还是现实的传达,2000年之前的张艺谋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艺术水准,在世界影坛为中国电影张目。

作为一个导演,他也能够不断挖掘出演员的潜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巩俐

在张艺谋的镜头下,巩俐成为了一种符号,代表着第五代的艺术风格,也代表着当时的东方文化。

独一无二的张艺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作为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并且影响着许许多多的电影人。

如果在50岁时就选择息影,张艺谋一定会走向神坛。



剗旧谋新


张艺谋从来都不是隐士。

他是旗手。

不管是因为性格还是压力,他从未故步自封。

在近30年的中国影坛,张艺谋参与甚至主导了每一次重要的变革。

八九十年代自不必说。2000年之后,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形成,在好莱坞大片虎视眈眈的境况下,国产电影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危局。

张艺谋站了出来。

一部《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

三段叙事、三种颜色、两种假设,张艺谋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心中的武侠,解析了内心的英雄。

对于《英雄》的争议,影迷们讨论了十几年。

有人说这是张艺谋式美学登峰造极的作品,有人却说这是部空洞无物亦且三观极歪的烂片。

但没有人能否认《英雄》在商业上的成功。

国内2.5亿人民币、全球1.77亿美元的票房,炸开了整个电影市场。

如果说《红高粱》等电影让张艺谋赢得了国际上同行们的赞誉,那么《英雄》则让中国电影真正走向了世界。

《英雄》不但走向了世界,更为中国电影市场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从此,热钱涌入。

张艺谋则保持着自己的拍片节奏,商业与文艺并行,赚够钱满足投资人,用情怀滋养创作。

拍文艺片,他依然执着地进行着富有人文关怀的表达

比如《山楂树之恋》,比如《归来》。

不再繁复,不再充满隐喻,却依旧动人。

就像是昔日《我的父亲母亲》里张艺谋反复对着章子怡拍出的特写镜头,干净、简单、质朴。

拍商业片,他不断使用新技术。

从《十面埋伏》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再到去年的《长城》,他都体现出了一个老导演对于高科技的狂热追逐。

和同年龄段的李安导演相似,张艺谋渴望变革,并且不断地在进行尝试。

当然,电影从来都不只关乎于艺术和技术。

在商业压力下,张艺谋也拍出了很多令人失望的电影,比如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

去年的《长城》也让他受到了不少非议,甚至有人仿效尼采高呼:

张艺谋已死。

我倒觉得,张艺谋“活”得明白。

《长城》对于他来说,其实就是一次尝试,也是又一次领航。

中国导演在好莱坞拍一部使用中国资本的商业大片,这本身就是一次极具价值的尝试。

能从中吸取的经验,太过宝贵。

但第一次做这件事的人,无疑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于名于利,这件事都远在舒适区之外。

但张艺谋无疑是最合适的那个人。

早在《金陵十三钗》中,他就有过和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

他选择再次为中国电影探路,就像多年前他刚刚出发时一样。

已经68岁的他,确实已经老了。

我们很难苛求他还能拍出像《红高粱》、《活着》那样的电影,但只要他还在,很多人就会觉得安心。

当奥运会、G20这些国家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张艺谋。

尖端科技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彰显中国的大国气质,他确实是最好的人选。

不是别的导演一定做不了,而是张艺谋这三个字,就能给人一种信任感。

有些让人难过的是,中国只有一个张艺谋。

但幸运的是,张艺谋属于中国。


(是的,电影爬虫是我的号。)

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