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大选结果——数字化政党五星运动党的胜利

意大利大选结果——数字化政党五星运动党的胜利

左:Marco Morosini教授,英语原文作者(Maurizio Maltoni)

右: Beppe Grillo,五星运动党创始人之一,“网络可以让我们保卫我们并把政治从经济的泥沼中拉回。” (全球第一个数字党派五星运动在2018大选中获得了33%的选票) ( 照片来源: Oliviero Toscani)


作者:Marco Morosini*

*自1992年以来,Marco Morosini教授一直担任五星运动创始人之一Beppe Grillo的顾问和代笔人,也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教授

意大利大选的结果在今天(2018年3月4日)已经揭晓了,全球第一个数字政党五星运动(5-star Movement)党大胜并获得了约33%的投票。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党派的独特性,就很难意识到这个结果的意义。数字政党这项意大利的新“发明”,会不会像披萨一样传播到其他国家吗?

我将会以独一无二的经历来带来解读,首先,自1992年以来,我一直是五星运动党创始人和代表人物Beppe Grillo顾问和代笔人,他是五星运动党的公众形象。其次,我的事业和热情都致力于帮助Grillo和五星运动的发展,促成生活方式,经济活动和环境之间相互协调的生态转型。

未达成的共识

在2013年的选举中,五星运动在意大利5000万成年人中得到了860万人的选票,占所有应投选票的17%和有效选票的26%。 目前,几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和约一半的年轻选民都表达了对五星运动的支持。 尽管五星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但作为想要重建整个政治,社会和道德体系的政党,在我看来,需要半数以上人口的认可,为此,他们需要意识到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政治数字化主义的远景

根据神秘的政治数字化主义,数10亿吨的塑料,金属和大脑组成的互联网将最终允许人类直接管理自己,消除党派或意识形态斗争。数字化先驱认为,这最终将会促成更加成熟的人类社会。带着这个远景,五星运动创始人Gianroberto Casaleggio在2004年10月29日敲开了我的门,向我解释如何改变世界。 他让我说服Beppe Grillo帮助他,之后两人决定从意大利开始,最终五星运动党可能会赢得今年3月4日的选举。我建议大家去观看Casaleggio制作的七分钟视频“盖亚 - 政治的未来”, 无论你的反应是震撼还是恐惧,你都是正确的。

全数字化政治

五星运动实际上是“云端党派”,它没有街道地址,也没有电话,也没有任何现实的集会,只有数字会场。门户网站“卢梭(五星运动的操作系统)” 像大教堂一样,成员在上面提出法律,投票公投,批准程序和选举候选人。因此,五星运动的总部就是“博客”,大家都像对待人或者圣贤一样称呼它, “博客”和党派都是由初创Casaleggio 公司创建和管理的。 2016年,在创始人Gianroberto Casaleggio去世后,他的儿子Davide继承了公司和政党 —— 这两个实体很难区分。然而,这个博客从来就不是一个属于个体的日记,更不用说是Beppe Grillo(所以在法庭上将他的律师写进免责声明中)。多年以来,直到今年1月22日,博客都追求双重身份和角色。一方面,它表达了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以Joseph Stiglitz和Muhamad Junus等嘉宾作者为特色)。另一方面,它是宣传五星运动的政治路线,并且诋毁敌人、记者和“叛徒”的平台,驱逐党员的法庭,进行公民投票的工具,管理人员,最重要的是筹款广告机。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个自“博客”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运动。现年41岁的领袖Davide Casaleggio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政治软件和政治大数据 ——这是五星运动的真正核心。官方负责人是现任31岁的那不勒斯副总理Luigi Di Maio,他有意成为总理。意大利是G7国家中数字化程度最落后的国家,而几乎所有的五星运动党员都是这方面专家。如果未来的商业和政治财富是数据,那么社会的结构不是以金钱为基础,而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

数字投票

在五星运动的网站上投票是不靠谱的,因为在这个平台上,“裁判员”和“球员”是同一个实体,没有独立的监管。自下而上的体系应当鼓励数字公民的参与,否则将会被一部分人操控。投票普遍会偏袒对管理层有利的一方面,底层成员不能提出投票,最终结果选民总是绝对赞成对管理层的愿望(除了一次例外)。据称14万名会员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不投票,仅管他们可以在几分钟内就能通过智能手机投票。对于一个新的政党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其一直在辩称弃权是对旧政治阶级的抗议。

投票程序

通常情况下,在上午通过一个突然的电子邮件发起投票,然后在当天晚上七点截至,这种“忠诚度建立”的方法经常用于电视购物。在这种情况下,它吸引了特定的用户:那些网络在线的人(即年轻人,失业者或有很多空闲时间的人),尤其是男性,事实上绝大多数成员和所有管理人员都是男性。2016年7月5日,期待已久的门户网站“卢梭”首次亮相,这让我们对投票和成员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比如,在关于该国最重要问题立法的129项建议中,第二大票数却是“重新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提案。

左右兼有

像月亮一样,五星运动有着明暗两面,可见的和被人熟知的面孔是右翼,其诉求更少的法律,更少的行政区划,更少的税收,更少的难民和移民,更少的政治家,政党,工会,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更少的公共电视。据调查,大多数五星运动的支持者是男性和小企业家,他们更喜欢与极右翼联盟(北方联盟,意大利兄弟联盟)而不是中性偏左,并且更喜欢特朗普,普京和勒庞而不是马克龙和默克尔。然而,与此相反,五星运动隐藏的和更具历史的面貌却是社会生态。它的观点参照的是德国智库乌珀塔尔气候,环境和能源机构及其畅销书“可持续的未来”。 2,200名五星运动民选议员中,许多人和欧洲社会学家和绿色组织分享观点,并且和他们在欧洲议会中有着最高的投票一致性(74%)。

更少的能源,更少的工作,更少的材料

“我有一个梦想”,2008年Beppe Grillo说道。他的文章“三个减少 - 为什么我不投票”(来源:Internazionale, 11th April),他构筑了一个基于三个战略原则的社会:首先,通过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瑞士政府设想的人均能源消费2000瓦社会目标(相对于目前欧洲6000瓦的平均水平),实现更少的能量消费;接下来是更少的工作,这需要立即削减周平均工作时间至30小时,随后减少到20小时,正如1930年由J. M. Keynes首先提出的那样,随后在1985年关于莱茵河奇迹的书中,Oswald von Nell-Breuning S. J.也提到“人是否工作时间太长了?”;最后更少的材料消耗,通过循环经济,由目前的人均40吨减少到20吨,循环经济的先驱者瑞士建筑师Walter Stahel他已经在五星运动的节日上进行了演讲。

十年后的2018年,五星运动计划坚持对实现这些原则以及其他社会生态目标的承诺,否则,将变得言而无信。例如,被任命为影子经济发展部长和议会候选人的是经济学家Lorenzo Fioramonti,他是“幸福经济学 - 在没有经济增长的世界中取得成功”和“GDP - 国内生产总值问题”的作者。另一个例子是成员Dario Tamburrano,他是欧洲议会能源政策中第五位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在太阳能飞机“Solar Impulse”在首次试飞期间,他组织了欧洲议会主席与生态先驱Bertrand Piccard之间实况视频对话

“坏”竞选能促成“好”结果吗?

五星运动不乏吸引人的政治议程和积极的人士,但是,为了能够改变意大利的,还是缺少足够的支持者。一位五星运动成员曾告诉我关于竞选拉票的现实,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经济时代和生态包容性转型是吸引人的,但这在意大利这是“自杀”行为。事实上,传统观点认为,大多数意大利人看起来略微偏右,而那些向左和向前看的人在意大利从来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政治途径是假装推行选民喜欢的政策,然后一旦达到足够的支持,就回归初心。相比之下,在德国,绿党已经和几个部长一起在政府工作了八年。自2011年以来,绿党的Winfried Kretschmann一直管理着巴登 - 符腾堡州的绿红政府,这是德国最富有、技术最先进的地区。然而,在意大利,绿党对媒体和选民来说几乎不存在,因此,右翼言论似乎成为赢得选举的唯一途径。

数字隔离

五星运动最大的阻碍是数字隔离,尽管它的口号是政治数字化主义将扩大公民参与至“全民”。不幸的是,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在意大利,全数字化政治的模式会将非“数字公民”隔离开来。由于缺乏足够的金钱,文化或年纪等原因,这些人几乎占成年人口的一半。在全球范围内,仅有数字化政治的活动将会削减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参与。因此,五星运动不是一个“公民聚会”,而更像是一群由键盘侠组成的“用户派对”,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像操控电脑一样治理国家。在意大利,半数最有技术的人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政治利益只会加剧社会分化,并无助于减少社会问题。

数字潮流

与其他新技术一样,信息技术也会带来风险和损害。他们的使用和滥用带来上瘾和弊端才刚刚显露出来,我们都会受到影响,但有些人会比其他人更加深受其害。这些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数字党派的成员。对于许多五星运动成员来说,网瘾是一种职业病。当我站在这些成员的面前时,我觉得他们的智能手机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甚至是他们的大脑。在他们的公司里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即他们的思想永远不会关注于现实环境中,而是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许多成员在网络空间中的的生活似乎在现实世界中丰富精彩得多。

数字失明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商业逻辑下的数字浪潮会带来额外的人力、精神、健康、社会、政治和环境成本,然而,五星运动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任何与“虚拟世界力量”的对抗也不存在,经济学家称GAF(谷歌,亚马逊,Facebook)是历史上最大的寡头垄断公司,被称为“需被驯服的数字巨人”,并被认为是BAADD:巨大(big),反竞争(anti-competitive),成瘾性(addiction)和破坏民主(destructive to democracy)。然而,五星运动并没有解决“数字巨头”的黑暗面,也没有广泛的举措,可以让更多公民在互联网上获得保护,或者实现民主化,从底层重新规范数字和互联网领域,充分正确发展其潜力。

数字冠军,而不是政治冠军

将整个政党限制成只在互联网存在,也会对人员选举产生影响,通常几十票(有时少于十票)足以赢得内部初选,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毫不费力地进入议会,这些投票可以很容易地被亲戚,朋友和水军操控。此外 ,互联网上最具破坏性的一点 ——选出的是数字冠军,而不是政治冠军。(社交)媒体成为赚点击率,需要频繁,简略,具有争议和肤浅的消息,五星运动成员和活跃者的大多数发表的是一片哭腔和埋怨的表情,很少是有价值的意见计划。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位身残志坚的五星运动政治家,在谈话节目中借助电子设备表达自己的抱负,而不是通过网络诋毁竞争对手。

数字资本主义

五星运动的战场是社交媒体,事实上,Facebook,Twitter等是全球最具“生产力”的广告公司,他们的员工人数达到数十亿,其中大部分是键盘志愿者。我们受到三方面的利用:第一是作为免费的劳动力,第二是推广我们免费的劳动,第三是用广告轰炸我们成为推广商品的购买者。这确实是资本主义,从卖物质(atom)到信息(bit),从销售原油到Facebook。利用互联网信息(取之不尽)创造了比卖化石能源更多的价值(会枯竭的)。五星运动和数字资本主义之间无意识协同作用的最坏后果是政治文化的退化,社交媒体将取代乡村广场和电视辩论,因为后者不能通过嵌入式广告“创造价值”,而前者只需提出想法,几乎无须花费美元。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真正的利益创造者是商业驱动下扰人和强制的推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治讨论的退化并非是来自互联网本身,这原本是一个伟大而有用的发明,而是来自商业统治下,包括互联网和电视在内的媒体,为了博取眼球和点击率,不惜降低自己水准,发布庸俗和具有争议的内容。

3月4日意大利选举之后

3月4日的选举将会为这次五星运动的竞选划上句号,我在这里假设四个场景,这可能会是五星运动的合理命运:

第一种情况:已经持续稳定七年的意大利政治将延长五年,新反建制五星运动党对一百多个 意大利 传统党派的威胁将带来稳定,这是传统党派在过去70年中一直未做到的 。五星运动将在罗马继续扮演主角,除非他们失去话语权。

第二种情况:五星运动最初的左翼思想及其更受人尊敬的人物(例如米兰市市长Giuliano Pisapia,众议院议长Laura Boldrini,共和国总统候选人Stefano Rodotà) 被否定。五星运动对意大利最右翼的所有不当行为的沉默,对反法西斯主义的否认,对右翼的无限纵容 ——这一切都将收到惩罚。Silvio Berlusconi(贝卢斯科尼)联盟将因此收割过去十年间由五星运动领导人动摇的支持者。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一个七十岁的Grillo(不合格的,有前科)将无奈把政府交给八十岁的贝卢斯科尼(也不合格的,被定罪),这将是贝卢斯科尼的第三次胜利。我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一直自问:“你们意大利人,你怎么会选出这种......?”, 再过五年,我将不得不继续寻找这问题的答案。

第三种情况:五星运动政治家Gianluigi Paragone(北方联盟报纸La Padania的前董事,极右派)将取得成功,称自己是“联盟与五星运动的对话人”,但是,我不敢想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第四种情景:五星运动建立之初的那些“grillini”(小Grillo们),直到现在还保持沉默,最终会发出声音,也许还承担起他们的责任。

海啸之后

“海啸之旅”是2013年五星运动选举时行动口号:40天内由Beppe Grillo发表80场激情的演讲,这股无赖浪潮将163名年轻的“公民”带入议会。但是当洪水退去时,那些进去的人又会留下什么?只有五星运动的“大联合”才会幸存:每个成员和所有其他成员的“大联合”,除了反政治之外,一切都会分裂。

五星运动现在是泰坦尼克号,官员们已经摧毁了所以救生圈。通过抹黑欧洲一体化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海啸也在肆虐。五星运动管理层培育了一个年轻的“vaffanculo一代”,其凝聚力不过就是“点赞”,“关注”和“好友”的范围。五星运动管理层对政党、工会、合作社和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嗤之以鼻。

勇敢的探索者

五星运动的海啸后将留下没有地图或指南针的幸存者, 2014年5月5日,我为Grillo写信:“是的,我们犯了错误,不应拿着智能手机在未开发的地区寻找真理和正义。”通过这些话,我试图将自己置身于像Grillo一样的人脚下,以蒸发他们数字乌托邦的实质。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在这次冒险中投入了他们的心智,如果五星运动不履行最初的承诺,其中有多少将迷失方向,继续在其他地方“寻求真相和正义”?1968年出现了乌托邦,现在又出现了五星运动,半个世纪以后会不会重蹈覆辙?乌托邦破灭,在50年内可能会发生两次——这是我无法想像的。

如果这些年轻的五星运动政客主导了政府,他们之间的分歧将会非常严重。 Casaleggio和Grillo的合作中,前者让我试图说服后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培养合格的接班人,五星运动的未来被他们的后代继承。这个深刻的教训,需要被民主道路的探索者铭记。相反,要是他们两个没有辜负最初的雄心壮志的话,他们原本可以成为优秀的政治家并为后人留下重要的遗产。

Translated by Jiaqi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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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18-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