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麻醉时仍然有意识是怎样一种体验？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一名妇女去医院接受癌症手术，手术很成功，所有的癌灶都被切除了。然而几个星期后，她感到有些不对劲。她回到外科医生那里，外科医生让她放心癌症已经消失了；她又去咨询了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她开了抗抑郁药。

然而这一切无济于事——她越来越确信自己命不久矣。她重新见了外科医生，医生再次安慰她“一切都很好”时，她忽然脱口而出：“黑色的东西！你没有得到黑色的东西！”

医生目瞪口呆，因为他还记得在手术期间，他曾无意向同事抱怨自己浴室里难以清除的黑色霉菌。癌灶在这名妇女的腹部，手术期间她处于全身麻醉状态，尽管如此，医生的话似乎已经留在她脑海里了。当她得知手术中医生的这段对话后，她的焦虑便烟消云散了。

在《麻醉：遗忘的礼物和意识之谜》（Anesthesia: The Gift of Oblivion and 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一书中，美国心理学家亨利·贝内特（Henry Bennett）向澳大利亚记者凯特·科尔-亚当斯（Kate Cole-Adams）讲述了这个故事。科尔-亚当斯从麻醉医师和心理学家那里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显然，人们在麻醉状态下仍能听到声音，并且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记得。

一名妇女在子宫切除术后经历了可怕的失眠，在后来的催眠治疗中她回想起麻醉医师开玩笑说，她将“陷入死亡般的睡眠”。另一名患者在一个小手术后想自杀，随后她记起，当她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她的外科医生惊叫道：“她很胖，不是吗！”

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科学家给30名即将进行心脏手术的患者戴上耳机，并在手术过程中播放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删减版本。患者无一记起这件事，但不久后当被问起“星期五”这个词时，他们马上想到的都是书中的故事。

1985年，贝内特要求接受胆囊或脊柱手术的患者佩戴耳机，他们听到的是贝内特说着：“当我来和你说话时，你就轻摸你的耳朵”；对照组听到的则是手术室里的声音。当患者们见他时，那些听到说话的人触摸耳朵的频率是对照组的三倍。

在还是青少年的时候，科尔-亚当斯就被诊断为脊柱侧弯，她开始害怕未来可能要接受纠正脊柱弯曲的危险手术；到中年时，她的驼背越来越严重，她意识到手术是不可避免的。或许是为了克服恐惧，她从1999年开始研究麻醉，在近乎二十年的努力后，她写下了对麻醉这片朦胧缥缈的未知领域痴迷、神秘、恐怖、甚至是幻影般的探索。

除了麻醉，这本书还描述了科尔-亚当斯的童年、父母、几段恋爱和各种精神体验和生存危机——一种漂泊不定而又无时不在的组合，注定要唤起被麻醉的心灵。她记录下许多被遗忘的经历和未曾感受过的情绪，疑惑着：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以一种麻醉的状态生活着呢？

麻醉医师描述病人们经历麻醉的几个阶段：从迷失方向，到谵妄，最后进入手术状态。当我们进入麻醉时，他们通过监测脑电波来滴定“麻醉鸡尾酒”，以确保使用的镇静剂不会过多或过少（典型的“鸡尾酒”含有一种止痛药、一种肌松药和一种催眠药。肌松药可以防止手术刀划过时肌肉收缩，早期的肌松药来源于箭毒，是南美洲战士涂在弓箭上用以对抗欧洲人的毒药，而催眠药可以使人失去意识。）但即使麻醉医师能以精湛手法操作麻醉器械，他们对这些药物背后的机制仍然一知半解。

“显然，我们可以开具麻醉药，而且能很好地控制它，”一位医生告诉科尔-亚当斯，“但是在真正的哲学和生理学层面上，我们仍不知道麻醉的机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有意识，这就好像如果你不知道太阳为何升起，就难以解释它为何又会落下。

在科尔-亚当斯试图理解麻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寻觅之路上，她了解到一系列异乎寻常、充满暗示，而又不可复制的实验（被澳大利亚麻醉医师凯特·莱斯利（Kate Leslie）称作是“幽灵般的小研究”）。

在其中一项研究中，从1993年开始，英国麻醉医师伊恩·罗素（Ian Russell）在即将接受大型妇科手术的患者前臂上均绑上一根止血带。他配好麻醉鸡尾酒（催眠药咪达唑仑（midazolam）以及止痛药和肌松药），然后收紧止血带防止肌松药进入每个病人的手部和腕部。手术期间，通过头戴式耳机向患者播放一段录音：“如果你能听到我，我希望你张开并合上右手的手指。”如果患者移动了手指，罗素就摘下一只耳机并要求她捏自己的手指；如果她捏了，他便会要求感到疼痛的患者再捏一次。

32个受试者中，有23名捏手指表示自己可以听到，有20名再次捏手指表示自己感到疼痛。尽管罗素本应该对六十名患者进行测试，但他对这些结果感到非常不安，以至于早早结束了试验。他认为，这些女性在手术台上可能既有意识也能感到痛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身麻醉”（general anesthesia）可以被更好地描述为“全身失忆”（general amnesia）。（之后，没有人回忆起听到罗素的声音或捏过他的手指。）

是罗素没有给予充足的麻醉剂吗？（他说他使用的剂量与他在一般手术中使用的一样。）他所察觉的动作是否并非是有意识的？（科尔-亚当斯与罗素一起参加手术，他再次使用了“孤立前臂术”；这一次，当病人抓住他的手指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反射运动”。）可能的是，患者有意识，但只是部分性的——能够捏罗素的手指，但不足以知道自己的名字或者回忆生活点滴。

意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认为，意识不是一种二元状态，而是渐进的；在麻醉下“有点”意识和“有点”自我是可能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所谓的清醒镇静（conscious sedation）状态下进行结肠镜检查：他们昏昏欲睡，可以与医生沟通，但对后来的手术记忆甚少。如果你不记得那些痛苦，它还算数吗？它发生在“你”身上了吗？也许在手术中“有点”意识也不是那么糟糕。

“无意识的心灵不是虚无的黑海”，而是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地方；我们可以将麻醉下的心灵想象成一个音乐厅，指挥失踪了，但管弦乐队仍在演奏。

科尔-亚当斯发现，探究麻醉状态下的意识的研究都不尽完美。像罗素那样使用真实患者的研究往往设计得不好，而使用志愿者的研究并不涉及到真正的手术。她写道，在没有手术的情况下探讨麻醉下的意识，“有点像在没有雨的时候测试你的雨刷。”“即使对于已经麻醉的患者，一个手术切口也会有刺激效果，”她解释说，“当手术刀进入时，她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有时还会抽搐。 她可能更接近于有意识。”

当然，另一种方法就是向大量经历手术后的患者询问他们还记得什么。2000年，《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在瑞典两家医院接受手术的1.2万名患者，研究人员发现了18个他们确信是清醒着的患者。这些病人在术后马上以及之后的不同时间段里接受了测验，有的人术后立刻想起他们的经历，其他人一开始没有记忆，但在一两周后回想起了手术。其中还有一人在术后24天后才想起了详细的手术过程。

我们往往认为麻醉状态与睡眠一样。但科尔-亚当斯总结道，事实远比我们想的要匪夷所思——它更像是先拆散你的意识，再拼凑起来。一名叫乔治·马休尔（George Mashour）的麻醉医师告诉她，“无意识的心灵不是虚无的黑海”，而是一个“活跃而积极”的地方；我们可以将麻醉下的心灵想象成一个音乐厅，指挥失踪了，但管弦乐队仍在演奏。大脑系统仍然运作着，但并不同步。也许是因为每个人的意识退化的程度不同，因此人们在麻醉时会有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经历。

墨尔本的一位麻醉医师回忆说，一名患者在搭桥手术过程中发现自己处于清醒状态；尽管这个男人经历了“锯开胸膛”，但他并没有感到疼痛，而且觉得“惊奇而不是惊恐”。（“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家伙，”麻醉医师回忆说。）

另一名医生想起一位从手术中醒来的患者看起来“非常满意”，当被问及她为什么这么高兴时，她说：“你不会相信，但我刚刚经历了半小时的高潮！”

但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在“麻醉”这个主题的核心，有一则澳大利亚女性雷切尔·本马约尔（ Rachel Benmayor）的故事。

25年前，她在剖腹产时，发现尽管自己的肌肉被麻痹了，却仍然留有感觉。（雷切尔的医生本打算给她全身麻醉。）

起初，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随后她感到痛苦万分，仿佛有一辆卡车在她腹部中间来回驶着。（“当你打开腹腔时，空气冲到没有保护的内脏器官上会产生巨大的压力，”科尔-亚当斯解释说。）

她觉得自己停止了呼吸。（一个呼吸机正在帮她。）只有当她听到医生和丈夫说，“看，你有一个女儿了！”时，她才意识到她在手术过程中都是清醒着的。当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她开始恐慌起来，她觉得疼痛和瘫痪会让她发疯。于是她决定试着去“进入”痛苦。

她告诉科尔-亚当斯，她没有逃避这个经历，“我有意识地转过身来，开始感受到疼痛并进入疼痛中，让它把我包围起来。”她感到自己陷入极大的痛苦中 ——然后，突然间，虽然她仍然可以感受到手术的疼痛，但她发现自己在图书馆里。“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存在于人类所知道的，以及终将会知道的一切中。”她回忆道。

无论人类是否知道或理解，所有可能被知道或理解的东西都在那里，……它实在太大，太大了，我觉得我被逼到了那里，而我必须活下去。

当她在图书馆时，一个声音告诉了她几条信息：

• “生命是呼吸”；
• “一切都很重要，一切又都不重要”；
• “只有经历痛苦，才能发现真相”；
• 第四条信息与她的丈夫有关（她没有告诉科尔-亚当斯是什么）。

最后，这个声音告诉她：“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生育。拥有孩子是我们作为人类的首要关注点。” 她说， 即使在手术过程中，她也反对这种想法。然后，她感到外科医生又回到身边将她的刀口缝合。

当她能够再次移动时，她叫来了医生，道出原委，当医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他哭了；她也叫来了丈夫，告诉他那些信息。一时间，她不受控制地颤抖着；过了一会儿，她抱起女儿爱兰歌娜（Allegra）。

她对科尔-亚当斯说：“宝宝的眼中有着一种漆黑的平静，而我只是把她抱在怀里，便觉得她刚从我去过的地方过来。”

读这本书时，你很可能忽视本马约尔的手术发生在1990年。科尔-亚当斯解释说，在那之后，新的医疗协议和监测技术让她这样子的罕见案例更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本书中的许多访谈、研究和轶事都是以主题联想的顺序来呈现的，你必须努力提醒自己：它们是来自上世纪的60年代（奇怪科学的鼎盛时期），还是看起来更可靠的90年代。《麻醉》这本书的内容从19世纪50年代发现乙醚开始，囊括了麻醉剂的简史。但它并不是技术进步的编年史，你也不会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去读它。它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如果麻醉剂是完美的，那我们也无从进一步了解无意识。

一无所知的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这是《麻醉》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尽管“从真正的哲学和生理学角度”，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麻醉的机理，但这并不能阻止麻醉医师每年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同时，麻醉药的改善及其引起的涟漪效应与意识的奥秘无关，例如，改进的肌松药通过“使强大的躯干肌松弛”，可以使外科医生安全接触到重重防护下的胸部和腹部，这也使得全新的、挽救生命的手术成为可能。

然而，尽管麻醉的技术正在明亮的无影灯下改善着，其余的空间还是保持着黑暗。在科尔-亚当斯看来，这就是存在。我们体验、思考、行动和感受颇多 ，却没有完全了解我们是谁，是什么，或者在哪里。在她书中最精彩的一段内容，她描述了自己的一个梦：她正在寻找一条迷路的狗，发现它“在城镇边缘的围栏里”，这是一条美丽的红色塞特猎犬，躺在笼子里。

“当我进去的时候，这个小生物向我抬起头来，我惊讶地发现它的嘴巴被钓鱼线缝了起来，”她写道。“它跳到地面上，蹒跚着走向我，把前腿搭在我的肩膀上，又将头靠着我脖子的左侧。”她知道这只狗想要得救，但不知如何帮它；令她费解的是，她知道狗的名字是Gadget，在梦结束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后。

对科尔-亚当斯来说，那只嘴巴被缝合的狗狗是“受那些麻醉后仍有意识的人们的困境所唤起”，同时，他们的拥抱意味着“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鸿沟：一个多言、领会、排他；另一个沉默、不懈、包容。”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小Gadget：无意识的、局部的、沉默的自我，而大脑无法感知它。那些自我一直都在意识深处；有时，在麻醉下，它们试图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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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Hélène HUGON
翻译：杜璇
校对：何宗霖
编辑：EON
原文：https://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are-we-all-awake-during-anesthe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