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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与娼妓:性侵/“Easy Girl”之辩证法

英雄与娼妓:性侵/“Easy Girl”之辩证法

本文已发表于《四季书评》公众号,转载请联系“四季书评”(sijishuping)


2017年度的关键词是“女性”。女性掀起波澜,女性打破沉默。在Frances McDormand的号召下,所有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女性在颁奖现场起立,接受热烈的掌声和赞美,似乎为这一年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然而,将近年底的时候,开始有暗流涌动,不一样的声音出现了。一开始是演员Liam Neeson(他主演过《辛德勒的名单》),批评反性侵(Metoo)运动有捕猎女巫的味道,接着就有不少演员导演附和,包括马特达蒙和《白丝带》导演迈克尔哈内克,法国女演员Catherine Deneuve还带领了100位法国女作家,集体质疑Metoo运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而在我们身边,同样的,2017年迎来了女性发声的高峰,性侵、家暴事件的曝光在微博和各大门户网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当然也有一些blame the victim的言论,比如受害者色诱男人这种,但大多会被对性侵者的声讨淹没。直到17年底、18年初,质疑和负面的言论似乎有越来越大声的趋势。直到最近的easy girl事件,算是达到顶峰,成为反性侵运动的最大backlash。甚至本该为女性维权的女性主义组织居然变成easy girl交易的中介。这逆天反转的剧情,真是太超现实了。

可是,这场戏的主角,其实一直都没有变。就是那些女孩子们。你们想没想过,那个被性侵的女孩可能和easy girl是同一人呢?很多的数据和案例告诉我们,经历过性侵的女孩子们无法建立正当的两性关系,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失去了保护自己身体的意愿和能力。这样的女性,很容易让自己陷入更加混乱的两性关系中,从而受到更大的伤害,无限恶性循环下去。从最初被迫的被欺凌,到最终主动的放弃自己,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

即便有些女孩就是你们想的那样爱慕虚荣、崇洋媚外,作为“不那么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她们还是受害者,对吗?无论是遭遇性侵,还是和外国渣男交往然后被欺骗,无论舆论把她们标榜为英雄,还是贬低成easy girl,付出身体、眼泪、和尊严的,被欺负、被抛弃、被嘲笑的,仍然是那些女孩子们。

女性一直被伤害。这大概是60年代以来我们最不愿面对也不愿意承认的,那就是平权运动的失败,或者更具体的,女权运动的失败

我不否认平权运动的价值,它为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确实做出贡献,让我们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女科学家、女企业家、女总统。我质疑的是,女性做为一个群体,在最近这5、60年,不是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了,女性的困境并没有像6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承诺的那样,得到缓解,女性并没有得到解放。

其实,9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意识到了左翼女权运动在解释和缓解女性困境中的有限甚至错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很多伊斯兰国家由女性自发兴起和参与的“虔敬运动”(Piety movement),年轻的女孩自愿的带上头巾,在清真寺学习古兰经,在生活中操练实践敬虔。在过去,这被视为父权男权社会的压迫,曾经的社会变革者企图将女性从中解救出来,赋予女性新的身份认同和自由。但今天这些女孩子们说,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头巾不是压迫的象征,而是我们的自由的终极象征。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弹呢?我认为,激进或者左翼女权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它错误的甚至粗暴的把男人和女人突兀的转变成了抽象的、去性别化的“人”,把“男”和“女”的性别区分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内容和意义完全抹去了,剥夺了作为男人和女人从根本上建立不同身份属性的可能性。这在伊斯兰教国家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尤其明显。

在中国的语境下,人类学家对基于五四运动的妇女史观的批评也在于,那一套要把女性从压迫性的封建父权和夫权制度下解救出来的话语构成了“非历史的发明”,它并不真实反映传统社会女性的生活状况和困境,它更多的是服务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话语工具。而这个解放运动的后果也并非真的为女性带来释放和福祉,相反的,“男女都一样”“妇女半边天”的去性别化运动反而在女性已有的负担上多加上了一层要和男人一同参与革命和劳动的重担。

再来关注今天的性侵和easy girl事件,我认为这仍然是不考虑历史和文化情境强行复制西方女权主义,和维护国家民族解放话语体系的延伸。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女性丧失了其作为女人的独特身份认同,男性亦然,亦丧失了其作为男性的独特身份认同。

而在西方,左翼女性主义触礁的后果也是一样,包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隔靴搔痒,社会学者在寻找一种新的实践在塑造女性(和男性)主体和创造意义上的可能性。但在中国,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反思和行动。我们还停留在左翼的解救女性和自由主义的物化女性的层面上并不停的左右摇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女性是反性侵的英雄,明天又摇身一变成为崇洋媚外的娼妓。我们不能准确的描述女性(也包括男性)的困境,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一套传统的话语和实践来区分男人和女人,随之失去的是作为男人和女人独特、不同于彼此的骄傲、尊严、荣誉、认同和意义,至今还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的话语和实践来赋予彼此这些。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孩子问你:“长大以后我要成为什么样的女人(男人)?”你要怎么回答ta?要勇敢、善良、聪明、正直……?你发现了吗,这一系列优质属性的描述都是既可以适用于男人,也可以适用于女人。我们没有一套帮助孩子了解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女人的词汇和话语。

而这套性别独特性的话语在任何社会、文化中都是至关重要。“跨文化中的性别”研究发现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有非常繁琐、重要的建立性别差异的行为仪式,包括伊斯兰社会的敬虔实践、各个社会的男女成年礼,当然也包括西非的女性割礼和中国过去的裹小脚。我不是说这些实践都是好的,它们是有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其实对男性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很多血淋淋的成年仪式,这些实践是应该停止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要有一套替换的性别实践来赋予男人和女人独特的意义和尊严

我过去翻译过两本书,一本叫《培养一名当代骑士》,一本叫《淑女城》。我不是要为它们打广告,因为它们注定成为不了畅销书,畅销书都是“如何培养三个孩子上哈佛”,“如何赚到第一桶金”这样……而少有父母关注自己的孩子在将来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应该有怎样的尊严和荣耀、要如何举止、付什么责任、在和异性交往中的角色是什么……

这两本书的作者带我们回望古代的欧洲社会,那时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启蒙运动可能在萌芽中,我不赞美当时的君主制、父权社会谱系、和妇女普遍的政治经济地位,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的,是那个时候作为男性和女性为自己汲取榜样、灵感和尊严的标准是普遍存在的,男孩子aspire to be a knight,女孩子aspire to be a lady。可能今天的你我会说,这多傻多陈旧啊。可是,我们今天的世界恰恰需要这样的aspiration,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的aspiration,而且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和女人的aspiration。女权运动的“解放”把那些aspiration都看作是压迫的、束缚的,我认为是不对的,正是很多的“束缚”赋予了男性和女性独特的尊严和力量。

而失去了那些“规范”和“束缚”的男人和女人,以一种崭新的、“平等”的方式交往,这反而是不自然、具有压迫性的。因为这样的“解放”完全忽视了男人和女人的巨大差异,比如非常明显的,男人的力量/暴力倾向、性欲、和生育机制,是和女性完全不同的,如果没有特别的约束和规训,男人对女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人,而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里可能有人会批评我的essentialist的倾向,我承认,因为在后现代的去本质主义或非本质主义的文化观已经遇到了困难,比如,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中东去性别化运动的失败、为什么女性自愿带上头巾、为什么男女差异被骤然缩小的地方女性受到的伤害越大……

我觉得,在保留女权运动为女性争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成果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就要正视男女的差异,要建立一套男性和女性可以从中汲取灵感和榜样的话语和实践,acknowledge她们和他们的不同,同时celebrate这不同,不是压迫性的,而是inspiring的。比如女孩子第一次来月经,帮她庆祝进入成年女性的行列,认识和宝贵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耻辱的、需要道歉和掩盖的;比如男孩子进入14岁,庆祝他的成年,制作家庭徽章传给他,教导他荣耀和尊严的意义,告诉他什么是行为正直……还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也许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吸收灵感再加以改变合理利用,也许可以诉诸于宗教实践,总之,在性侵和easy girl事件中暴露出来了女权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困境,我们不是要倒回去到女性没有权利的社会,而是可以借鉴西方、和中东国家的教训和经验,发展出一套适合我们当下语境的话语和实践,赋予男孩子和女孩子们特有的尊严和意义。

编辑于 201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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