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 —1:从“半月形文化带”说起

​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 —1:从“半月形文化带”说起

将中国文化和人群的来源作“东西两分”的假说,源自1934年傅斯年发表的著名史论《夷夏东西说》。傅氏于纷纭芜杂的文献材料中提纲挈领,独开新境,提出:

“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两个不同的系统。
... ...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这个假说确实建立了一个有一定合理性的文献解释框架,八十多年来“夷夏东西”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夏、周为代表的 “华夏”人群和文化源自西部的观点,似乎成了不移之论。

但这八十多年来地下考古的新材料,却不支持这一论断。比如考古证据表明:夏如果存在的话,其文化与商文化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了六十年,它到底是“夏都”还是“商都”至今无法确定。许宏感叹说“难哉,一刀断夏商!”。张光直认为“夏、商如果不是同一个民族,也必是同一类民族”。

不惟夏、商之间如是,周、商之间亦如是。更多西周早期文物(比如青铜器、墓葬形式)的发现和研究显示:周、商之际的文化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商晚期至周早期并没有突然的变化。更像是同一个文化的自然演进,而不是异文化之间的取代。

语言学家郑张尚芳通过对殷墟甲骨文的音旁部首规律的研究证实,商人的口头语言属于汉藏语。这意味着:不仅他们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他们的语言也是汉语之滥觞。

周原甲骨文的发现更表明周人的语言文字与商人大致相同,属于同一个系统。 周原卜辞中,出现周人祭祀成汤(商人的始祖之一)的证据。在那个敬拜祖先神是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的时代,周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祭祀异族的祖先。这个证据说明周、商两个人群的王族是类似叔伯兄弟的关系。被疑古派否定的古文献中一以贯之的夏、商、周三代同源共祖的记载实际是正确的。

如果再往前追溯,境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大范围的文化同质化的现象。如果观察这种同质化是如何逐渐达成的,其发展进程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玉崇拜的传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西部各个古文化的玉崇拜发生得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受了东部的影响才得以产生。龙、凤、龟崇拜以及祖先崇拜,也都是先盛于东部,而后递次西渐。西北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就是仰韶文化不断西进的过程,是蒙古人种人群不断向西推进、驱逐和取代甘、青地区和新疆东部的土著印欧人群的过程。而在中原,仰韶文化又逐渐被源自中原东部的龙山文化覆盖和取代。一言以蔽之,从整体看,“东风西渐”是中国境内东西轴向上史前文化互动的主旋律。

“夷夏东西说”从文献角度看无疑是存在合理成分的,但它与上述这些考古证据又是不相容的。多年来这种矛盾造成了相当大的认知混乱(比如“商人是不是华夏”,“商人说不说汉藏语”都成了知乎上的问题)。

从我们的“华夏北来说”角度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祖先人群的南迁走了哪条路线——东线还是西线——的问题。我们知道,对石器时代的古人而言,同纬度的迁移是首选。当他们不得不大幅度跨纬度迁徙的时候,也往往是尽量沿着一条气候、植被和动物群比较相似的路线。在气候变化不是特别剧烈的大部分时段里,华夏先民的南迁也一定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由于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特点,确实存在这样一条人类迁徙的“走廊”地带,这是一条贯穿我国版图的与多条等温、等湿、等雨量线大致重合的地带。它就是童恩正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从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来自[1] ,(绿色块和红字是石头布添的)

“半月形文化带”大致东起大兴安岭南段,沿长城一线西抵河湟,然后向西南弯折,沿青藏高原东侧南下,直至云南西北部。在这条路线的途经范围内,生态环境有诸多相似之处。童恩正先生将其总结为如下方面[1]:

1. 气温相近。该地带的内侧大致与年平均气温8度线重合。(这条线越向西南海拔越高。升高的海拔与降低的纬度相抵消,保持了气温的恒定)。

2. 太阳年辐射量大致相似。与140千卡/平方厘米太阳辐射量等值线位置相近。

3. 降雨量相似。大致位于年降雨量600毫米与400毫米两条等值线之间。

4. 空气干燥度相近。大部分位于干燥度1.5和2.0两条等值线之间。属于半干旱气候类型。

5. 主要农作物和大部分木本植物的生长期相近。都为200天左右(生长期是日平均气温5度以上的持续时间)。

6. 植被类型相似。都处在森林和荒漠的过渡地带,属于草原、灌丛和草甸植被。


当然这是基于现代气候的总结。古代的气候会暖一些或冷一些,植被和动物群也会相应的变化。但这条线沿途的相似性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似的自然环境方便了人群的流动,促成了这一地带上广泛的文化共性。

童恩正先生从包括石器和青铜器在内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角度,论证了“半月形文化带”沿线的诸多文化共性。比如华北细石器的分布,自东北松嫩平原、经内蒙、西至甘肃,向南折向青藏高原东缘和四川、云南。在四川炉霍和西藏昌都都发现了包含华北细石器的古人类遗址,最南端至云南元谋盆地。

比如三角形细石器镞分布区从东北向西南的扩展。

三角形细石器镞从辽西经内蒙中南部向西南方向传播。[2]


还比如青铜器。早在殷周相交(约距今3000年前)之际,相距遥远的辽西和四川所铸的某些青铜器就呈现了惊人的相似性。

商周之际的两件高度相似的青铜盘龙盖罍。出土于四川彭县(左)、辽宁喀左(右)。[1]


北方地区龙山时代遗址分布。龙山前期(左),龙山后期(右)。来自 [2]

古文化的分布范围也可以反映古人类的迁徙方向。比如上图是龙山时代北方地区遗址的分布图。这个范围包括内蒙古中南部、晋北、陕北、冀西北地区。该地区的这些特定文化类型是大致沿着东北——西南方向传播的。从中也可以管窥到人群的流动规律与半月形文化带相吻合。

文化的相似性背后,是人群在半月形文化带上川流不息的往来。自古以来,这个地带就是人群迁徙的走廊。迁徙的主要方向是向西、向南的。

文献记载中有据可查的例子,最典型的是西晋时源出鲜卑的吐谷浑人的西迁。他们从辽西出发,由阴山南下陇西,西入青海东部,势力南界直抵四川松潘。

还有《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北方诸戎的西迁。战国时代华夏诸国的人口扩张,压缩了比邻而居的诸戎族的生存空间。“大荔戎”、“代戎”和中原“伊洛之戎”在秦国和三晋的不断征伐之下,不得不向西、向南迁移,成为西羌别种。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

九十二年之后,“西逾汧、陇”戎人又被秦人继续驱赶:

“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铠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上述事例证实了在进入历史时代以后,半月形文化带是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的迁徙通道。但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在没有留下文献材料的史前时代,在这条“走廊”上是否也曾为从北方南下的华夏先民所用呢?

童恩正先生曾指出:

“越是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当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还相对的处于低下的阶段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能力就越大,在人类文化中留下的烙印就越深。”

中国先民们迁入长城以内的时候,还是游猎和半农半猎的族群,使用的工具处在石器和铜石并用的阶段。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无疑比进入铜器乃至铁器时代之后的人群更为深切。这条气候、植被和动物群落与他们的出发地相似的走廊,是迁徙的理想通道。

我们还认为:越是弱小和边缘化的族群,在这条迁徙之路上就走的越远。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气温和地形的全局信息。

年均温度

第一个原因:半月形文化带上的年均温度不冷不热、比较适中,大致对应上图中黄色范围的温度。在离开西北地区折向西南之后,这一温度的分布区域骤然收窄,这意味着生存空间变小了。

海拔三阶梯

第二个原因:东部地区是最适宜生存发展的平原,向西走就进入越来越高的山地。

古人的优先选项显然是在半月形文化带的东部停留下来,生存繁衍。逐渐适应当地环境,其子孙后代逐渐向四周发展。如果气候变冷的话,就会大幅度向南方的平原深处移动。

而在竞争中处于于弱势的族群,就不得不继续迁徙,向西去寻找新的立足点。如果他们无法克服东方的堂兄弟们的压力,就无法东返,只能在这条迁徙之路上一去不回头。比较典型的是藏缅语人群的迁徙。他们中有的沿着这条路线最终进入青藏高原,有的沿着横断山脉继续南下进入缅甸和喜马拉雅山南麓。

青藏高原的石器时代遗址。红色圆点为新石器时代遗址。来自[3]

如上图所示,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集中于其东北部(西宁市周围)。正处在“半月形文化带”与青藏高原的接触点上。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批进入高原的人群,正是从上述通道而来的东北方的移民。

不仅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显示藏族人中的蒙古人种成分与华北汉族的联系较为密切[4],语言学方面的证据也指向同一结论。邢公畹在《汉藏语概论》中指出藏缅语人群来源于华北[5]:

有一个与后世藏族有关的古种族在远古由华北向西南逐步迁徙,沿甘肃、青海、四川而入西藏,还有一部分顺川康之间的横断山脉而入云南。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他们的语言发展成藏缅语族。

在一些文献中,这条半月形通道被描述为“从东北到西北,再向西南”。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陕西渭河流域、甘肃南部、青海虽属于人们地理观念中的西北区,但这里比东北地区的纬度要低得多。

东北与陕、甘、青省会城市的纬度列表:

  • 吉林长春: 43.88, 辽宁沈阳,:41.80
  • 陕西西安:34.27,甘肃兰州:36.03,青海西宁:36.56

所谓从东北区到西北区的迁徙,正是在东北—西南的方向上。周人赖以发展壮大的渭河谷地正位于半月形迁徙通道附近。从这一视角来看,商人的东北起源、周人的西北起源,与他们的同源共祖真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黄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揭幕之战发生在涿鹿、早期文献里冀州拥有特殊的地位、“大河之北,总谓之河内”、“渤海,第一个海?”。。。我们论及的这些文化现象从半月形文化带的视角看,呈现出统一的轮廓。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认为,有了“北来说”与半月形文化带相结合的框架,“夷夏东西”和史前史的许多混沌和矛盾有了妥善解决的可能。


(请继续关注续篇《破除“夷夏东西”的迷思 —2:“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1]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12月。

[2] 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2003年,文物出版社。

[3] F. H. Chen,et.al.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 Science , Jan 2015: Vol. 347, Issue 6219, pp. 248-250。

[4] 张振标,《藏族的体质特征》,人类学学报,1985年8月。

[5] 邢公畹,《汉藏语概论--汉语篇》,马学良主编,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辑于 20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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