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父系祖先就是“三皇五帝”吗?

超级父系祖先就是“三皇五帝”吗?

目前在全国范围的检测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五个“超级父系祖先”单倍群:Oα(O2a2b1a1a)-M133、Oβ(O2a2b1a2a1)-F46、Oγ(O2a1c1a1a1a)-F11、Oδ(O1a1a1a1)-F78、Cα(
C2c1)-F1144
。之所以称为“超级祖先”,是因为这五个父系单倍群的爆发时间都在一万年前的全新世开始之后,各自都占到了全国男性人口10%左右的比例,分布范围遍布整个东亚地区。那么这五个超级父系家族能对应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吗?

超级父系祖先的形成是必然事件


我们知道,如果某个父系家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在某个时代一旦没有男性后代(绝嗣),便就彻底失传,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事件。所以,同一时期的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的多样性随时间的推移只会逐渐降低而不会增加。例如,在七万年之前走出非洲的应当是一个甚至多个现代人族群,包括了多个男性成员,但如今非洲外的现代人都只继承了其中一个男性个体的Y染色体(CT-M168)。六万年之前非洲外的现代人族群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人口规模,但也只有D、E、C、F这四个父系家族祖先的Y染色体传递到了现在。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虽然根据对常染色体的研究,现代人曾经和尼安德特人及丹尼索瓦人有过血缘上的交流,但由于在这个混血过程中现代人的基因贡献远大于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所以后两者的Y染色体或线粒体类型如果想传递到现代的话也是属于小概率事件。

另一方面,虽然每个家族生育的后代中男女比例理论上应当都是接近1:1的,但在实际上会有个别家族出现偏差,有的家族可能会生到更多的女孩,有的家族生到更多的男孩。就好比分组做抛硬币的实验,虽然正反面出现的比例是接近1:1的,但在有限次数的前提下,总会有的分组更多次数的抛到正面,有的分组更多次数的抛到背面。如果把这些分组的情况统计下来,会符合正态分布的曲线。类似的,我们假设存在若干多个初始父系支系,在没有外界环境压力,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繁衍能力和机会的条件下进行实验,统计每个初始支系男性后裔的增长率,结果同样也会符合正态分布曲线。


如图所示,大部分初始支系的男性后裔增长率都会趋近于均值,男性后裔增长率明显高于均值的只有一小部分支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率差异所带来的人口数量差异会指数级增加。最终的结果是,大多数后代人口将会集中在少数支系中,形成超级父系祖先,而大多数支系只有相对少数的后代人口。这也是“马太效应”在人口学上的体现。

由此,我们得到了Y染色体遗传过程中的两条定律,现实中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影响所造成的“瓶颈期”与“奠基者效应”只会加剧这一结果的实现。所以,虽然一些具有强大政治文化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可能拥有更多后代,并成为超级父系祖先,但并非所有的超级父系祖先都需要用上古帝王或历史名人来解释其来源。

我们是炎黄子孙吗?


按照《史记》等文献的记载,黄帝和炎帝是生活在五千年前左右的古代部族首领。他们子孙众多,后世的史书和姓氏书籍也都将几乎所有姓氏家族的起源追溯到炎黄二帝,因此可以看做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父系祖先。


然而,即使是各自只包含10%左右现代中国男性人口的五个大簇,其共祖时间也要追溯到一万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早期。这五个超级父系家族的形成很可能是一万多年前随着最末次冰期结束及农业技术逐渐成熟所带来的人口增长的结果。其下游不同分支后来广泛参与到包括汉族在内的东亚各族群的形成过程中。到六七千年前,幸存于今的男性家族分支已达数百支之多,随着大样本量研究的深入,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持续增加。也就是说如传说中那样在四五千年前成为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男性父系祖先的黄帝和炎帝是不存在的。这五个超级父系祖先也不可能对应史书中所描绘的“三皇五帝”。

另一个史书及传说中后世姓氏繁多的“大户”是建立周王朝的姬姓家族,按照姓氏起源的文献资料,指向姬姓起源的姓氏占据了一半以上,然而目前所知四千年内的父系支系,没有任何一支在现代中国男性中的占比超过5%。只能说周人在文化上所形成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在遗传上的影响力。

那么史书中记载的炎黄又是谁呢?追溯早期的历史文献如《诗经》、《尚书》、《论语》、《春秋》、《左传》、《孟子》及东周之前的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中都没有出现过黄帝或与之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即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楚辞《天问》也只提及尧舜。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炎黄共祖”最早的记载只能追溯到战国末年成书的《国语》,而已知最早载有黄帝的青铜器也是战国晚期齐威王所铸的陈侯因齐敦。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其实太史公已经发现,早期文献中难以找到黄帝的踪迹,而传世文献中提及五帝的内容又疑点颇多。同样根据《史记·封禅书》的记载,黄帝与炎帝只是秦人祭祀的四个方位神之二,秦人同时祭祀的还有青帝与白帝。

在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夏人的祖先禹、商人的祖先契、周人的祖先弃等古代族群的祖先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共祖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战国时代之后,这些族群的共祖关系被逐渐“发掘”出来,融合到出现更晚但资格更古老的帝王名下,家族间的共祖关系好比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至后世,连拓跋鲜卑的祖先也都被安排到了黄帝的名下。这实际上体现了华夏地区不同族群在融合过程中重新构建共同的祖先认同的需求。所以,虽然不存在生物学上作为中国人共同父系祖先的炎黄,但作为形成于战国秦汉之际,标识着中国人“大一统”情结的文化图腾,“炎黄子孙”已经成为了汉民族共同的民族记忆,其象征意义也是无法否定的。

抛开这些所附加的文化意象,传说中“三皇五帝”的真实人物原型是否存在,依然是一个既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问题。还需要未来更多的考古学、历史学、遗传学等多方面结合,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寻找线索。

我们的祖先是谁?


传统上来说,我们已经习惯了古代文献中对于民族和家族一源多流接近于树形分化的历史叙事。这种树形分化从分子生物学上来说自然是正确的,但其形成的时间却要远远早于历史记述的时期,甚至要上溯到三四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事实上正如考古学所展示给我们的一样,早在四五千年之前的,中华大地上已经存在有“满天星斗”般的考古文化人群。也正是这些活跃在不同地区的考古文化人群“百川归海”,最终汇合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分布



所以否定掉“炎黄共祖”并非否定我们祖先的来源,而是我们在寻找真实祖先的路途上所踏出的第一步,不久的未来,结合考古成果与古DNA研究,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血脉与古代的祖先再次连接在一起,追寻我们祖先真实的来源与所走过的历程。如今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每个存活到现代的人的祖先都是历史进程中的幸运者和成功者,并很可能在某个历史时期掌握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为古代社会普通人的绝嗣率是非常高的,连续多代的平民家族是很难有后代存活下来的。

此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本文虽然重点介绍了男性后代的繁衍模型,但并非因为带有“重男轻女”思想。而是因为从一方面来说,近两三千年来的历史文献记载都是以父系家族为主,并通过父系家族建构了华夏族群的上古起源。另一方面,因为Y染色体的某些特质,使其成为了现阶段用于研究人类遗传最为便利的材料。在未来基于全基因组的深度测序普及之后,线粒体所代表的母系祖先、常染色体所代表的全体祖先,都可以成为我们追溯的对象。到那时,我们也可以为每个人描绘出更为全面的族群起源背景。























































































编辑于 2018-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