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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春天,期待重磅新药的诞生——专访索元生物创始人罗文博士

▎药明康德/报道

【编者按】从跨国企业引进经过临床2、3期试验证明其安全性并对部分患者有效的新药,找到新的生物标记物筛选患者,在敏感患者中重新开展临床试验,从而提高新药的成功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是索元生物医药创始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罗文博士对他创立的索元生物模式的定位。通过这个独特的新药研发模式,索元生物从礼来引进了已完成两个临床3期试验的PKC-β抑制剂Enzastaurin(DB102),并成功地利用全基因扫描发现了可预测DB102药效的生物标记物DGM1。

在DB102作为治疗组的多项试验中,与DGM1阴性受试者相比,DGM1阳性受试者在总生存期方面显现出优势。根据这些优异的结果,索元生物设计了一项基于新的以DGM1为指导的3期临床试验,在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美国FDA批准后,已于今年启动这项一线治疗高危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的国际多中心3期临床试验(ENGINE Study)。

在成功引进DB102之后,索元生物又先后引进了治疗精神类疾病的DB103和DB104.为满足索元生物快速增长的研发产品线的需求,今年1月,索元生物宣布其在美国新建的研发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位于生物医药公司聚集的圣地亚哥,附近有全球知名药企辉瑞、强生和武田等,更是全球基因组学龙头企业Illumina、Thermo Fisher的所在地。该研发中心包括全新的生物标志物实验室、临床样本存储中心,并且是索元生物美国子公司Denovo Biopharma的总部及美国临床团队的办公地。新研发中心的启动会进一步加速索元生物在生物标志物研究发现上的进展,并为生物信息学、临床研发及管理团队的快速扩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与此同时,索元生物还组建了一支行业经验极为丰富的高管团队,在首席运营官、共同创始人方向明博士及首席商务官Robert Little基础上,又增加了首席医学官Ron Shazer博士首席技术官卢小雄博士和首席财务官Michael Haller博士。其中卢博士有三十余年新药的化学、生产和控制等方面丰富的实战经验。Shazer博士有十余年新药临床研发的经验,曾在辉瑞、施贵宝等国际大药企从事多项肿瘤新药的临床研发,加入后,他的首要任务是主导DB102临床3期的研究推进工作。罗文博士乐观估计,DB102有望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完成临床3期。倘若顺利获批上市,它还有望为全球高危DLBCL病人带来福音,成为一款重磅药物。

从2012年创立索元生物,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到如今在全球生物医药中心之一建立属于自己的研发中心;从一开始被资本冷落,到敲开大型国际医药企业的大门,研发模式受到认可;罗文博士坦言,索元生物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挑战,“克服每一个挑战,就意味着迎接每一次爆发性的成长”,这位在业内被称“颠覆者”的创业者认为,“独一无二的创新模式”、“过硬的核心技术”是索元立足医药创新的最大竞争力,“与此同时,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索元从创立伊始就坚持始终恪守国际标准进行临床试验。”罗文博士说。在当下中国进入ICH之后,索元能够无缝对接,在市场中取得先机。

罗文博士和索元生物的案例,恰巧也印证了一个观点:新药研发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很少有人能一口气跑到终点。只有更多创新创意的人才和公司加入,才能实现这场药物研发的接力跑。

罗文博士是索元生物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拥有20年深厚的生物医药科研和产业经验,特别在生物信息学,人类基因组学应用于药物研发,临床生物标记物以及个性化治疗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创建索元之前,罗文博士曾在Ligand Pharmaceuticals负责临床生物标记物的研发,主管生物基因组部门。他还曾在基因公司Incyte Genomics任职,参与管理当时全球最大的蛋白质组数据库LifeProt,并从事新型药靶基因及其剪接变异体研发。他还曾在著名的蛋白激酶公司Sugen(后被瑞辉收购)从事癌症免疫疾病,血管生成领域开发和鉴定新药靶点的工作。罗文博士就读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他在国际一流生物科学杂志上发表10余篇论文,同时是多项全球专利的发明人。

接下来,就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索元的故事。

药明康德:索元的研发模式是从国际大药企引进经过临床2、3期试验证明其安全性并对部分病人研发新药再进行创新药研发。怎么会想到要开展这样的模式的?

罗文博士:索元生物成立于2012年,当时也是中国医药创业创新开启的时代。基于当时的大环境,中国创新药主要还是做me-too和biosimilar,但包括我本人在内许多在国外做创新药的多数都是做first-in-class,在我们看来,me-too和biosimilar是那个时期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合理选择。但真正要做创新迟早要与国际接轨,还是要做first-in-class。但first-in-class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做,主要原因在于研发时间长、需耗费资金巨大,而且风险高,五、六年前甚至是今天,中国的资本都不是特别适应。我们当时就在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改进主流的first-in-class研发模式,尽可能缩短研发周期和降低研发成本及降低风险。

我们发现,有许多开发到后期失败的药其实对部分病人是有效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斯利康的易瑞沙,当年也一度遭遇过失败,后来是哈佛大学两个教授找到了可预测药物疗效的生物标记物。才使得这个药“起死复生”,目前易瑞沙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拯救了无数肺癌病人的生命。

目前索元是国际上为数极少的系统性地以这种模式进行新药研发的公司,我们在精准医疗领域的理念、技术和经验,在国际上也较为超前的。

药明康德:正如您介绍,索元生物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极少数在沿用这种模式的医药公司,为什么之前没有药厂按照这个思路去做呢?

罗文博士: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药物的真正“生物标志物”非常难找,一直是精准医疗的瓶颈。当年易瑞沙的生物标记物也不是阿斯利康自己找到的,而是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找到的。从这一点上,也说明寻找“生物标志物“的困难程度。新药的研发依靠各种人才,中小型的研究机构的研发能力应该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其实现在也成为行业的一个共识。

我从事2000年开始从事基因组学研究,过去十余年做了大量将生物信息用于新药研发的工作,生物标志物一直是我研究的重点。公司成立早期,我们也考虑过做服务模式,但很快就调整了,决定以通过收购其他药企研发搁置的药物自己完成临床研发这样一个模式去做。

这样的模式好处是,可以加速新药上市的速度。因为我们获得的这些药基本上都已经做到临床2b或者3期,通常意味着之前已经历了约十年的研发,我们从这里开始接手,相当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至少省略了之前的1期、2期临床步骤。我们工作的重点就是重新找到生物标志物,然后再做一个验证性的临床试验,根据不同的病种所需时间会有不同,最理想的状态是,只需要3~5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个新药上市,大大缩短时间,减少资金投入,且成功率更高。

药明康德:这个模式听上去很好,但您6年前创立索元,是否遇到过一些预料之外的困难?

罗文博士:索元是我和方向明博士于2012年创立的,当时的情况是对于创新药项目风险投资不是很多,在融资方面挑战重重。另外审批环节当时排队等候的时间也非常长。这些因素对于我们的模式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索元还是比较幸运的,当我们的新药真正进入临床报批环节时,正好等到了中国医疗创新政策的改革,药监局对国际创新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审批速度也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临床试验的质量、标准得到很大的提升,目前国内创新药的环境与几年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药明康德:从开始创业的艰难到现在的发展规模,您认为是否有一个爆发性成长的特殊时期?

罗文博士:我更愿意将之阐述为阶段性的挑战。创始之初,我们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说服国际药企将那些开发搁置的项目卖给我们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公司。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让大药企认可了我们的模式,并愿意与我们合作。目前,我们手头有三个项目,其中一个是2014年与礼来达成协议,获得临床3期抗肿瘤药Enzastaurin(DB102)的全球授权。根据协议条款,索元生物拥有该药全球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全部权利,包括所有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与信息。此外,我们还先后从礼来和美国AMRI/百时美施贵宝分别获得抗精神分裂症药Pomaglumetad Methionil(DB103)以及抗抑郁症在研新药Liafensine(DB04)的全球授权。

跨过了这个“信任”的挑战后,我们又要向技术进行挑战,即如何证明自己的平台有能力找到生物标志物。目前,我们在Enzastaurin(DB102)的项目上成功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生物标记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同时证明了我们不是简单的in-license,我们拥有自己的创造新价值的能力。

索元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挑战,我们通过克服一个又一个挑战来迎接下一个高速成长期,也让更多人对我们的模式充满信心。现阶段,Enzastaurin(DB102)的全新标记物已经找到,临床3期在中美两国已经启动,下一个节点,我们期待这个药在未来两年内完成3期,Enzastaurin(DB102)有望成为中国“first-in-class”的重磅炸弹

药明康德:除EnzastaurinDB102)之外,你们现在还有两个精神疾病领域的药物正在进行研发,在选择新药研发方向上,你们是怎样考虑的?

罗文博士:我们主要聚焦在两个领域,肿瘤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CNS),我们团队也是围绕这两个领域组建的。选择肿瘤领域的原因是非常自然的,我们的团队包括我本人多年都是做肿瘤创新药的研究,另外精准医疗在肿瘤领域的应用目前做的最好,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

选择CNS是基于我们对于目前该领域市场及研发格局的判断。我们认为目前市场上治疗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新药较少,与肿瘤药相比落后很多,主要原因在于精准医疗在这个领域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相比肿瘤领域的药物研发水平来说,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药物新药投放远远落后,希望能够依靠我们在精准医疗方面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帮助开发出更多这个领域的好药,为患者提供更多的优质选择。

药明康德:您认为对于索元这样的一家公司而言,中国加入ICH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罗文博士:对于索元来说,由于我们在研项目都是拥有全球权益的,目标大都是要同时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美国FDA的批准,我们一开始就是以国际标准来做。索元大量采用外包的模式,我们选择合作的CRO合作伙伴,包括药明康德在内,都是与国际质量标准对标的公司。中国加入ICH也印证了我们早期的努力是符合中国发展的趋势。中国药监局近年来的一些列同国际接轨的改革举措,包括新药的进口注册、审批速度的全面加快,索元都是直接受益方。

另外一点,我想强调,中国加入ICH,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信号。随着我们对国际接轨,标准整个提高,外界对中国的临床试验水平有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对于像索元临床试验大量在中国入组的公司来说,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药明康德:之前有许多评论认为,随着中国加入ICH,首先受益的将是大型的国际药企,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国际药企的研发中心入驻中国。一旦这样的情况法发生,您认为对于索元来说究竟是一个机遇,还是一个挑战?

罗文博士:首先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既是对的,但不够全面。传统认知里,大家一谈到国际药企想到的都是如罗氏、辉瑞这样的大药企,事实上,最近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索元在内的许多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创新企业非常国际化,有着境外的研发中心,展开越来越多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所以我认为,加入ICH后,受惠的不仅仅是那些国际药企,很多中国的国际化创新药的生物医药企业都将从中获利。

其次,我并不认为仅仅因为ICH,国际药企就会把研发中心迁到中国。正如索元一样,无论中国是否加入ICH,大家本身都已经是按照国际标准在做研发,对索元而言加入ICH让我们更坚持以国际标准做临床试验,与此同时,随着国内更多以国际标准的临床试验中心落地,我们可以把更多的项目拿到国内来做临床。

药明康德:另外一个趋势是近期我们看到有大量的生物医药企业赴香港上市。我看到之前的报道你曾表示如果索元要上市,纳斯达克是一个重点考虑的选项。现在您还是坚持原来的打算吗?

罗文博士:对索元来说目前两个选项都在。首先索元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公司,我们目前做的所有项目都是全球研发,开发的新药都是全球first-in-class。由于我们没有收入、更没有盈利,在港交所改革之前,纳斯达克几乎是唯一选项。

目前,业内大量企业前往港交所上市。其中一些成功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杆,这对中国生物医药企业都是一个很好的鼓舞,我们目前也已经满足了香港上市的要求,我们也正在慎重考虑香港这个选项。

药明康德:您于2012年创立索元,赶上了中国新药研发走入一个全面蓬勃发展的时代。您如何评价目前中国本土药企的创新力,以及它们要进入国际市场所要面临的挑战?

罗文博士:目前这个时代比我和方博士六年前创业时的环境要好很多。主要体现在更多的资本愿意投入到新药研发上来,以前资本一般更倾向投资医疗器械及诊断类的项目。这几年的大量资本的涌入到新药领域,创新药公司呈现爆发型增长,产业链更加完整、人才大量聚集,为行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相应的问题也会出现一些,估值比以前高了不少;出现了不少热门靶点大量扎堆的现象,真正拥有创新核心技术,差异化的公司还不是很多。

相信在未来,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中国新药公司能够融入全球的创新体系,做出更多创新突破。希望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的创新药能够出现像之前中国互联网那样的爆发性的成长,收获更多的创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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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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