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哲学都是从"神学"中诞生的？不问“鬼神”问苍生
这个宇宙整体的真理就是无常，没有所谓的完全的正义与完全的邪恶。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即首尾交接，天人合一。周文王在乾卦的用九中写道：“见群龙无首，吉。”最高的领导者不以领袖自居，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就是一种忘我的理想状态。群龙：人人如龙。无首：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越预判越错判：历史不能用科学”量化”
人是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对象，历史也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它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
太阳每天升起，潮汐和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前者甚至更准时（你指望月亮，月亮是可靠的；但你要指望人，就不一定可靠了）。
因为，人类的行为和历史中一些特定条件，不可能孤立出来或重复出现，也不可能重复给定的条件；复杂的人类行为不可能复制，不可能蓄意地发动，也不可能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期待它一定出现。
“真理是与文字无关的，真理好象天上的明月，而文字只是指月的手指，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但手指并不就是明月，看月也不一定必须透过手指，不是这样吗？”
举个例子，有了一战的惨痛经历，二战时，美国就能打得比一战更加聪明？
但美国从未预料到，日本敢于偷袭珍珠港，从而将美国彻底拉下水。
珍珠港事件是一个经典的向历史学习的失败案例。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美国本该预见到日本在谈判期间的突然袭击。因为，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们当年突袭了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了日俄战争。
除此之外，美国洞察了所有的蛛丝马迹。他们破解了日本的密电码，他们的雷达有了预警，他们掌握了一系列准确的情报。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信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判断。
他们有了一切证据，但不愿正确地解读，就像德国人在1944年不愿相信诺曼底登陆的证据一样。人倾向于拒绝相信与他们的周密计划或事先安排相冲突的事实。
“有智慧的人，智如太阳，慧如月亮，智慧如日月一样永远明亮，如果执着于外界的事物，就会被自己的妄念浮云所覆盖。”
所有军事情报的缺陷在于，不论它们是20％、50％还是100％的准确，它们终究需要人去判断，而判断，就是大量个人、社会、政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产物。
如果人们能破译日本的密码，却不能相信密码告诉自己的东西，那他怎么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东西？ “电脑”能做得更好吗？
也许”电脑”会正确地去粗取精，正确地得出结论，但是转折突发，某人“闪了下腰”，历史就改变方向，另觅他途去了。
也因此，我们常说，历史是由一个个的人创造的，如同一滴滴水，组成了时代的大海。
帝王是大海的浪花，能量巨大，引人注目，但并不是华夏文明的全部。中国4000年历史演进，66个朝代更迭，469位皇帝世袭传承，即使是帝王，有的也不过是华夏文明的沧海一粟。
“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也许，路程却最遥远。当我们最谦卑时，才最接近伟大。”
我们常说慎终如始，然而世事无常。作为九五之尊的历代皇帝又是如何走向人生终点的呢？
中国帝王的死法有16种，总结一下大概类型就是臣杀、兄弟互杀、宦官杀、子杀、叔杀、父杀、外公杀、岳父杀、母杀、妻杀、祖母杀、兵杀、俘杀、自杀、病杀、寿终。在这16种死法中，中国的皇帝有一半以上的是被自己身边的人害死的。欧洲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帝王在死亡的形式上，也与中国帝王类似。分类总结历朝历代皇帝的死因，也许能对历史的演进和文明的进程有一定程度的警醒与思考。
有些事情我不看透，不是我太笨，只是我太善良。——《樱桃小丸子》
各种杀——
臣杀：汉少帝刘辩、唐昭宗李晔、末帝李柷……
兄弟杀：宋太祖赵匡胤
宦官杀:秦二世胡亥、唐敬宗李湛
子杀：西夏景宗李元昊、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后梁太祖朱全忠、隋文帝杨坚（待考证？）……
叔杀：明建文帝（待考证？）
外公杀：北周宣帝宇文赟
岳父杀：汉平帝刘衎
母杀：北魏献文帝拓跋弘
妻杀：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唐中宗李显
祖母杀：西汉少帝刘恭
兵杀：金国海陵王完颜亮、隋炀帝杨广
俘杀：宋徽宗赵佶、西晋愍帝司马邺
自杀：明崇祯朱由检
病杀：秦始皇嬴政、汉宣帝刘病已、汉元帝刘奭、汉哀帝刘欣、汉安帝刘祜、汉灵帝刘宏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
各种死——
饿死：齐桓公小白、赵武灵王赵雍、梁武帝萧衍
吃丹药中毒死：晋哀帝司马丕
吃药死：明光宗朱常洛
被人下毒害死：汉质帝刘缵、清光绪爱新觉罗·载湉
被菜刀砍死的：前凉的张祚、东魏文襄皇帝高澄、辽穆宗耶律璟
箭伤复发而死：汉高祖刘邦
“用一种模型解释整个复杂的历史,也许是时尚的历史理论，但，正如时尚的本质一样，新旧交替，走马灯一样变换。所以，无论是凡夫俗子还是人间帝王，人的性格、环境和历史的情景，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
稀奇古怪的死法——
掉茅坑死：春秋晋景公姬獳
举鼎受伤死：秦武王嬴荡
被雷劈死：商王武丁、成吉思汗（待考证？）
被老婆出轨气死：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忧郁而死：汉惠帝刘盈
刚即位就死的：金昭宗完颜承麟
下落不明：元兴宗
至今还是谜的：雍正
……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上述中关于东汉一些皇帝的死亡，史书大多以驾崩一带而过，究其原因，可从两个视角推测：一方面是东汉的史书记录比较简洁，并未将每位皇帝的生老病死详尽记载，或是当时的御医医术有限，无法查明真正的病因；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死因不能书面化，比如当时体制下的生活习惯问题、“基因遗传问题”……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历史是人写的，自然就带有个人的思考和立场，同一件事，不同人会从不同角度、立场得到不同的结论，另外，政治因素、观念的演变也会带来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史家"，力求以客观、公正、独立的记录描述事实，甚至不惜以性命为代价（崔抒、司马迁），事实上他们的记述也难免带有个人或时代的“色彩”，汉后，史家基本沦为御用文人，后世改朝换代后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修史”，即按照自己的观点（政治需要）改造史书，由此可见，“正史”本身也不单纯。
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家谱。——鲁迅
学者马未都曾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留一个道理。”想要一味的去探求某一历史的真相，倒不如去了解新的史观。
正如那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也是读历史书籍最有意思的地方。
另外，没有历史人物是简单的好人或坏人，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多方面的（比如崇祯的勤俭和多疑、努力和无情，并不冲突），好人也许会干坏事，坏人也许会干好事，即使是同一件事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被誉为 “帝王哲学家”的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对这一切看得很透彻，他曾在《沉思录》里这样说：
“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不是真相。”
千百年来，包装过的历史记录跃然纸上，事实本身却可能在时光的流转中失散。
没有宗教（宗教般的信仰）的科学是瘸腿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眼盲的。——爱因斯坦
科学依赖于经验主义，它的基本原理是所有知识都来自感官，实验。科学的目标是为了解释、观察和理解所观察到的东西。对科学家来说，他的结论更有效是因为结论已经被观察，测试，并且结果可重复，这是一种归纳推理。
神学的假设是所有东西都由更高的权利预先设计，在神学中，通常认为我们在辨识上帝已经揭示的东西。因此，大多数情况下，神学的任务就变成了对上帝本性，品格和本质等的评估。
如果这种评估的起点来自于科学的经验主义结果，以已经发现的结果来批评修改宗教文本，从而不断修正人类对上帝的理解，这其实也算是一门科学，叫做文本批评。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也许，晚年痴迷于“神学”研究的世界顶级科学家们做的是后者，他们发现了自然定律，但这个自然定律到底是不是“神”设计的呢？“神”是不是人格化的呢？有没有可能通过理解“神”来理解更多的定律，更了解世界？那么多定律是不是巧合？科学的尽头是不是通过研究“神”（“神”创建的规则）来认识世界？
在牛顿的时代，很多科学家都是神职人员，因为科学的诞生，与宗教问题无法剥离。比如，神父们、神学家们想要证实《圣经》中的传说、想窥探上帝通过星辰运动传达的讯息，这也就促使聪明的神父们、神学家们去不断地探索和研究。
由此推测，科学和哲学其实都是从神学中诞生的。所以，在几百年前，很多科学家，往往也身兼哲学家和神学家。但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宗教思想不断发展变化，到了爱因斯坦生活的年代，信教已不再是唯一的强制选择。
其实这种发展过程类似于佛家的小乘和大乘，道家的无为和修仙，一门哲学思考终归要落实到世俗出口。
“从哲学研究的范畴上来说：儒家——入世的哲学，道家——隐世的哲学，佛家——出世的哲学。”
有人说：物理的尽头是数学，数学的尽头是科学，科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这句话成立吗？
众所周知社会和人性都属于复杂系统，很难用数学或科学来解释，那用哲学如何解释呢？
道德经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与大多数人认为《周易》是中华神秘学的想象不一样，它其实是一部哲学著作，集中体现了古人的哲学思考，同时还是一部伦理著作，反映了古人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
其实，《周易》本身的哲学思考是唯物的，是规律总结的方法论。《周易》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可以用数、象、物来概括，其哲学思维的逻辑是，先研究“数”，即宇宙规律；其次研究“象”，即宇宙现象；然后以此为基础研究“物”，即考察宇宙万物。
整部《周易》都是探求宇宙规律以试图解释宇宙现象，从而发现宇宙万物的规律，并以此作为行为的指导。同时，也反过来用对宇宙万物和宇宙现象的观察，来验证和探求宇宙规律。
王阳明的《大学问》阐述了类似的思想，叫万物一体。
我们现今也有与时俱进的类似名词，叫万物互联。
这类似于：我们在生活中总结规律、观察现象发生、映证规律的正确性，从而从规律的普适性来对下一次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推导。
“即使在逆流中也要不断前进才叫人生，其实，随波逐流也并不是甚么蠢事。只要你在前进。”
《易经证释》里面有一句话说：“窥天地之盈虚，知阴阳之消长，为人事之准则。”这就是古人创《易经》的目的所在，让我们根据天地阴阳消长的规律，来作为人事的准则，来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
我们平时看到的“算命”先生其实是儒家流派，学问出自《易经》，其实是儒家经典。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类自有史以来，一直试图破译被高维生物锁定这个程序，想找到那些源代码，八卦图是古代中国人开发的破译模型，它推演出了人类的各种状态，但是始终没有逃离这个规律，后来人类发明了计算机，用来演绎那个程序。如今，量子计算机又诞生了，它能将人类的算力成千上万倍的提升，从而可以对无数事件进行归纳、总结、分析，进而破译出上帝设计的程序，让人类可以不断的挑战高维生物的逻辑。
那么，八卦图作为古代中国人开发的破译模型，它是如何推演人类的各种状态的呢？
乾：元，亨，利，贞。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再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我们今天说“群龙无首”这个成语，意思是一群龙没有了领头的，比喻许多人聚在一起而没有首领，无从统一行动，因此也就难以成事。很多时候我们使用这个成语，都带有贬义。
那么，“群龙无首”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众说纷纭，提出了很多解释。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六爻皆体乾，群龙之象也。舜既受道，而与稷、契、咎繇之属并存于朝。”这讲的是乾卦六爻皆以龙为象；而舜受禅让为帝后，不以首领自居，从善如流，故呈现群贤并朝，群龙为用之象。如此天下大治，四海升平，当然吉利。
传说尧帝让舜治理天下你，舜任劳任怨，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万民的拥护。尧帝去世时，没有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让舜继位。舜一开始没有继位，让尧帝的儿子掌管天下，自己到很远的地方生活。可是老臣们和民众，都跑到舜住的地方，愿意跟随他。舜没办法说服，为了国家着想，只好回去完成尧帝的遗愿，当了帝王。所以德才兼备的人，尽管不以首领自居，还会引来大家的拥戴，佣立他为帝王，结果必然吉祥。
南宋儒学宗师朱熹则指出：“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根据筮法，九为老阳之数，会转变为阴爻。乾卦若筮得六爻都是九，那么六阳爻就会变成六阴爻，等于乾卦变成了坤卦。乾坤互相转化，刚健而能柔顺，所以是吉利的。而“群龙无首”，正是刚柔并济之象。
北宋理学家程颐则将“无首”解释为无自为首，意思是以刚健为主的英雄人物勿自为天下人之首，而应让天下人拥我为首。
当代著名学者高亨认为，“爻辞言：群龙出现于天空，其头被云遮住。此比喻众人俱得志而飞腾，自为吉。”‘用九‘是乾卦六爻皆九，纯阳皆动，乃象‘天德’。六爻象群龙并出，各秉刚健之天德，其中不可能有龙王为之首领也。此乃比喻诸侯并立，各秉天德，德齐力均，不可能有帝王为之首领；但以其各秉天德，故吉。”
还有的学者从“群龙无首”中解读出了平等、大同。比如著名哲学家熊十力认为，《礼记》中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就来源于“群龙无首”。他说：“春秋太平世，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为众阳，是为群龙。无首者，至治之隆，无种界，无国界，人各自由，人皆平等，无有操政柄以临乎众庶之上者，故云无首。”
从乾卦爻象的变化上看，用九的六个爻都变，就是阳爻全部要变成阴爻，乾卦要变成坤卦。用九处在阳爻即将变成阴爻，将变未变之时，既有阳刚的特性，又有阴柔的特性。群龙谦让而无首，也体现了坤卦谦虚守柔的品格。这样，阴阳平衡，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故大为吉祥。
文言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周易》中只有乾卦与坤卦出现有用九与用六。所谓九，指代的是阳爻，所谓六，指代的是阴爻。第二个需要明白的是，乾、坤两卦是所有卦的门户卦，所有的卦都是从这两个卦变化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卦就代表了所有卦的一些特征。因此，这里的用九与用六，不是单指乾卦中的阳爻及坤卦中的阴爻，而是指所有卦中的阳爻与阴爻。
“用九用六”就是使用、运用阳爻、阴爻的意思，换句话，就是该阳就阳，该阴就阴，该怎样就怎样。
“见”通“现”，就是表现、出现、化现的意思。
“群”是“多”的意思，更接近于“各个、每个”的意思。
“首”在这里不是领袖的意思，而是头面，样子。
见群龙无首，通俗讲，还可以说是：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
曹操把酒论英雄，对龙有一段描写：“龙者，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吞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藏于波涛之内。”这也许是对“见群龙无首”的另一个解释。
《易经》讲究三易：变易，不易，简易。
“见群龙无首”讲的就是变易。上善若水，随方就圆，要像水那样，变化多端，这也是见群龙无首的意思。
乾卦都是阳爻，阳爻就代表龙，乾卦中的六个爻，代表了龙不同时段的状况。
《易经》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六位就是六爻，时就是天时。一个卦由六个爻组成，六个爻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时间段。一个人只有懂得天时，明白自己的位置，才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才能做到“见群龙无首吉”。
《易经》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又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元在这里是本始的意思，乾卦的根本就是用九，用九弄明白了，天下就大治了，或说，就可以治天下了。“见天则”，天则就是天的规则，就是天道、自然规律，类似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因此，用九，就是对自然规律的把控。
初学易经的人，起一卦，大多都会根据这个卦来断事。若《易经》真这么简单，也称不上六经之首了。实际上，一个卦一出来，是错综复杂的。错综复杂分别讲的是一个卦的四种变化，除了“变卦（也叫之卦）”之外，还有错卦、综卦、复卦、杂卦，而对每一个爻来讲，又有隐、互，因而，一个卦就变出了很多的卦来，择其善者而从之，这就是学（用）易经的真正意义。把每个卦都参透了，就会“用就用六”了。
所以，孔夫子讲：“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孔子这里的“玩”，就是用九的“用”，会玩就会用。会用，则“见群龙无首，吉”；会玩，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用和玩说的是一个道理。
※”群龙有首”的哲学推演。
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尚书》
朱厚熜执政时间较长，他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明王朝1566》的朱厚熜皇帝执政了 45 年，我们先试着勾了一下这位皇帝的影像拼图：
第一块拼图：海瑞骂皇帝，被骂的就是这个朱厚熜皇帝。
第二块拼图：严嵩，有明一代最大的奸臣，伺候的就是朱厚熜皇帝。
第三块拼图：朱厚熜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却没有完全“罢工”。
……
初步的人物画像建立起来后，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又懒、又坏、又笨的皇帝。但在明代大量史料当中，提到朱厚熜虽不见得有什么好话，却基本上都说他非常聪明，对朝政的控制非常严密。
“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毛泽东文集》”
实际上，朱厚熜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严嵩、徐阶、胡宗宪、张居正……个个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中国作家协会的李洁非先生曾说，朱厚熜这个人是利用文字、精神、心理因素，去驾驭权力的大家。从朱厚熜皇帝身上，我们能洞察权力的运作方式和它败坏的过程。
“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朱厚熜皇帝出生在1507年，他当皇帝是在1521年，十三四岁时，按照当时的虚岁叫15岁。这是什么时期？西方人刚刚经历地理大发现，哥伦布是1492年到达的美洲，从此欧洲历史开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国历史越来越走到皇权政治发展的顶峰，最后打成死结，朱厚熜就处在这个过程当中。
“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长，君子道消。”
纵观其历史演进脉络：
首先，当时的明廷已经走到了一个真正瓶颈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朱厚熜的内忧，并不是前朝所存在那种急性内忧，如被夺权等。他经历的内忧，是大臣通过礼法制度让其以皇权身份做无端妥协的十分棘手的问题，处理方法也十分讲究，最要命的地方就是，它不会要你的命，却能让你的个性、人格、思维逻辑发生改变，“普通话”来讲，是一种精神压制。
比如，朱厚熜为什么死活要将自己的生父放到太庙呢？
其实就是要加强自己的皇权。处理过程和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但这个问题在前后十余年所酝酿的余波是，朱厚熜学会了或者做到了，从解决问题到利用问题，这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礼仪派与护礼派之间的斗争也是新旧势力的对弈，这种无谓的斗争，还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衰亡，以至于后人有了明亡于朱厚熜的说法。
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春秋》
大礼议之争使得杨廷和与朱厚熜两人形同陌路。杨廷和被削官为民，更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世宗日渐腐化，大肆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长生不老之术，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风日益败坏。游戏大幕也正式拉开了……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礼记·表记》
朱厚熜帝审问海瑞时曾说：
“古人称长江为江，黄河为河，长江水清，黄河水浊，长江在流，黄河也在流。古谚云‘圣人出，黄河清’，可黄河什么时候清过？长江之水灌溉了两岸数省之田地，黄河之水也灌溉了数省两岸之田地。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长江为长江，黄河非“黄河”===
在关于明代历史的各类话题里，“廉洁的海瑞”与“腐败的张居正”，常拿来做类比，一个“睿智”观点也长期流传：别看海瑞一生清廉，但毫无实际能力，不过是个大明吏治的道德“标杆”。而身为“明朝最伟大改革家”的张居正，虽说贪污腐败丝毫不落，可却凭着强大的行政才能，把“万历中兴”推到了顶峰。一个谬论也因此甚嚣尘上：廉洁奉公没什么用，腐败却救了国。那事实果真如此？
首先，就要先厘清一个历史真相：“廉政标杆”海瑞，真的是“有道德没能力”吗？
海瑞的清廉事迹，即使那些给他扣上“偏激”“没能力”大帽子的“历史爱好者”们，基本都能如数家珍。但常被无视的，却是他“清廉事迹”背后的官场学问。
以著名的“捉公子”事件来看：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宝贝儿子在淳安县吃拿卡要，被时任淳安知县的海瑞捆成了粽子。可这么个烫手的山芋怎么处理？
海瑞轻松一句话解决了问题：“今其行装盛，必非胡公子”。然后就把人给胡宗宪送过去——有人假冒你儿子，给你送来了哈。
这番操作，既怼了胡宗宪，又没伤了胡宗宪的颜面，不动声色揭过了这场大风波。
如此圆熟的官场手段，哪里是“偏激书呆子”办得到的？真实的海瑞，哪里不懂人情世故，又哪里是因为“愚忠”“偏激”才廉洁？
官场的人情世故，他懂。自己这“得罪人”的处事风格，他更懂。既然懂，他为什么还要这样？
因为当许多人“千里来做官就为吃和穿时”，他的心里，却装着江山百姓。
“真正的危机不是机器人像人一样思考，而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
同样证明海瑞能力的，还有海瑞“为官一任”的业绩。且不说他在“淳安知县”“兴国知县”任上的政绩，哪怕是在他遭遇“海瑞罢官”悲情命运的“应天巡抚”任上，他也不动声色完成了另一桩大事——疏通吴淞江与白茆河：
在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前，应天治下的太湖平原，这个大明王朝的钱袋子，却也是不折不扣的灾地。越演越烈的洪灾，早已是“恐为吴患”，海瑞到任应天巡抚时，滔天的洪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洪灾波及到苏州松江等大明朝“经济发达地区”，仅饥民就多达十三万人。甚至“水灾之后无从取民，饥民汹汹”。至于治水？
江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更复杂”的政治环境，让“治水”成了大难题，各级官员“问之水利，茫然无知”，能躲就赶快躲。
可海瑞明知这里“水太深”，特别是看过了当地“其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的民生后，海瑞深感“其间所为百姓痛苦，可为百姓太长息者，一言难尽也！”擦干眼泪的海瑞，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誓言：“是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而缓也！”
为了这场继“夏元吉治水”后江南大地空前的水利工程，海瑞亲自勘察，走遍了灾区各地，然后不惜得罪江南各地大族，制定了极其强硬的治水方案，毫不犹豫扫清了各地豪族修建的“私田”，先打通了淤塞已久的吴淞江，又疏通了多灾多难的白茆河，不但一口气解决了困扰江南数十年的水患，更给了十三万饥民工作与饭食，同时在河道两岸开垦新田，仅在吴淞江边就开垦熟田四十万，是为中国古代“以工代赈”的经典案例。
“连接遥远的过去与未来，我们为此而存在。”
也正是因为这场大工程，水患频发的江南大地，从此多次上演了“灾年无灾”的奇迹。一直到清代时，吴淞江沿岸依然“虽有小灾，不成大害”。可以说一个工程，造福了明清时期几代人。
而江南的水利格局，也因此焕然一新。黄浦江的形成乃至上海港的繁荣，都与这场工程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地老百姓的一句民谣，更见证了这位“廉政标兵”卓越的才能：要开吴淞江，需等海龙王。仅这一项能力，就足以碾压明朝中后期，多少碎碎念“海瑞没能力”的“精英”们。
至于 “张居正不用海瑞”问题，也根本不是海瑞“没能力”的问题，却是两人在“一条鞭法”“漕运”等方面的政治分歧。但这些分歧，却无法掩盖海瑞实干家的身份。
真正的事实是，在那个“岂有异于汉唐末世乎”的嘉靖、隆庆之交的时代里，正是因为有海瑞为代表的，一批有操守有担当的政治家的存在，才托着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绕开历史的暗礁，进入又一个中兴时代。
哪怕到今天，只要站在黄浦江边，脑补下当年海瑞走遍灾区沿线的身影，就知“海瑞廉洁却没能力”“一生清廉却没能挽救大明”的论调，可笑可叹。
一件是历史，一件是文化，前者可鉴世，后者可润心。
而第二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张居正那一场挽救大明的改革，真的是靠了腐败？
说到张居正，“腐败”确实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张居正晚年时期，除了行政越发飞扬跋扈，“私生活”也越发遭人诟病。尽管关于张居正的大多数“黑料”，都是来自政敌的抹黑诬陷。但不争的事实是，权力巅峰上的张居正，除了衣食住行越发奢靡，连他的贴身仆人游七也掏钱买官，他自己也自嘲“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而在他死后的抄家闹剧里，张家也被抄出了上万两黄金与十几万两白银——明显“与收入不符”。
那是不是说，张居正中兴大明，就是靠了腐败？
恰恰相反。张居正改革能够成功，首先是因为享受了他的前任高拱留下的“吏治红利”。
在张居正刚刚“入阁”的隆庆初年，是明王朝“政以贿成，财货上流”的时代，空前的腐败，也让当时包括张居正在内的改革家们痛心疾首。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采取了空前烈度的整顿方式：仅是高拱担任首辅的两年半时间里，明王朝就惩治了一百六十九名腐败官员，查办了大量腐败案件，于是“是以数年之内，仕路肃清”，尽管万历登基后，高拱被张居正排挤回家，但他的惩贪成果，却为张居正留下了一个廉洁的行政环境。在吏治问题上，张居正也与高拱一脉相承。
这才是张居正中兴大明的真正根源。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十月之交》
在“惩贪”问题上，张居正的政策也更加细化：万历初年时，张居正就责成各地的巡按御史，要定期核查本省文武官员的政绩，从巡抚到知县，皆在考核范围之内。而对于有着“核查”大权的御史们，张居正更是有着严厉要求：“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这个高效的监督体系，才是“张居正改革”正常运转的保障。
他整治吏治的成果，在万历皇帝亲政后，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败坏殆尽。对比明末年间御史们“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万”的丑态，还有那“抹布”的“雅号”，就知这“中兴”后的大明朝，为何会继续陷入万劫不复。这，才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结局中，一个常被人忽视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真正造就张居正改革成功的，哪里是什么“腐败”，恰恰是大明王朝曾焕然一新的廉洁政风。虽然晚年权力巅峰时的张居正，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了一个破坏者。也让晚年的海瑞，成了明朝官场上更加孤独的“异类”。但廉政对于一个王朝的意义，却不应该被扭曲。
“镜子里显示出来的永远不是真实的自己。”
因此，所谓“海瑞廉洁没法救国，张居正靠腐败强国”的论调，确实是找错了历史经验。海瑞与张居正的“恩怨”，以及万历中兴的辉煌与教训，留给我们的不该是“腐败强国”的谬论，相反，却是贪腐亡国的警钟长鸣。
===源远流长的应是“清源”与“活水”===
尤其是朱厚熜帝那句：
“云在青天水在瓶。”
这句话理可理解为：人们应保持初心，不管是云还是水，他们都是水的不同状态而已，总是那么纯洁；也可以理解云无定势，水无常形，他们都是“道”的化身，云在青天水在瓶，就是云和水各自遵循各自的“道”而互不干涉；在剧中，也许可以理解为：无论忠奸，本质是一样的，一个离不开天，一个可以装进瓶，暗指皇权才是最终制衡的器具。
在朱厚熜眼中，只要能做到“云在青天水在瓶”，治理这个国家就不难。
他说过：“各人干好各自的事情”还说过“要各自管好各自的儿子”而在“两江理论”中阐明了“黄河要用，长江也要用“其实就是云水之理。这也是朱厚熜的治国理念。
“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些‘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
这一时期，国力尚可，内忧基本平息，但，实际已到了党争的开端，朱厚熜也正是利用了大礼议事件，将异己打发回家，另提拔了一批可为己用的人，有意安排培养，并让他们形成长时间的斗争之势，甚至可以以专宠某人的方式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和效果。
他是名副其实的有能力，无道德，有权谋，无责任的昏庸“能”君：他不能挽救乱世中王朝的崩溃，却能保持衰弱的王朝不灭亡；他可以保证正常情况下，王朝的不灭亡，却不能保证百姓吃饱穿暖无冻馁之苦。
通过一系列操作，朱厚熜可谓做到了平内，但未能对治理国家起到什么作用，明朝在朱厚熜时期经历的外患已达到了顶峰，他对于国家战略部署以及外交政策并不在行。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道长”（朱厚熜）这辈子最大的浪费，就是浪费了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明君的资质。海瑞治安疏中说“ 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副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在《大明王朝1566》当中，“国之利器”海瑞是有一大段陈词的，说的非就是他当官这几个月以来看见国家已经是满目疮痍，到了必须深刻改革的地步。
而其实大明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制度性缺陷，最严重的三个是：
1.权力制衡。开国皇帝朱元璋不愿让宰相分权，导致皇权过于集中，后世皇帝无法胜任如此高强度的工作，逐渐衍生出内阁与司礼监，形成三权分立。后来太监逐渐控制东厂和锦衣卫，形成了太监控制的特务制度，对国家的正常行政干预非常大。
2.宗亲制度。朱元璋建立王朝的时候，给自己亲戚规定的俸禄非常高，而且还鼓励宗亲不断生孩子，经常年累月的发展，到嘉庆朝时，光是供养皇室宗亲的粮食就能占到一个省一半的粮食收成。
3.低薪“养廉”。朱元璋自己是穷苦出身，非常痛恨官僚体系的腐败乱象，因此他一方面严刑峻法，一方面压低工资，希望各级官员能保持清廉。但这实际操作起来很难，反而给了一些官员们大肆贪腐的理由。
“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
海瑞是破局者，朱厚熜皇帝是掌握全局的人，就像朱厚熜占卜的卦爻一样，走了两圈，踏了个乾卦，乾上代表朱厚熜自己，乾下则指的是海瑞，一个作为天子，至高至上，一个作为直臣，至阳至刚。
事情源于朱厚熜的万寿宫仁寿宫修好之后，要百官上贺表祝贺他的乔迁之喜，朱厚熜准备传位裕王，自己一人住两宫修行去。作为皇帝不惜抚恤，竟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大兴土木，别的官员上奏的都是贺表，海瑞却上了一本“天下第一疏”《治安疏》。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严嵩罢相，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
“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海瑞在奏疏里将朱厚熜批的一无是处，其实，上至朱厚熜，下至百官，都不理解海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朱厚熜是不是个好皇帝这样的事情。
他们觉得自古无不是的君父，宁可委屈了百姓，也不可委屈了君父。也难怪徐阶看到这部奏疏会连说两个不可思议。朱厚熜也不理解海瑞骂他的真正用意。所以他一个人乔装去牢房询问海瑞，海瑞则说整部剧里自己最深刻的心里话。
“风行水上，自然成文。”
海瑞说：汉文帝不尊孔孟，崇尚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因此有悠游退逊之短，怠废政务之弊，但臣仍认文帝为贤君，因文帝犹有亲民近民之美，慈恕恭俭之德，以百姓之心为心，与民休养生息，继之景帝，光大文帝之德，始有文景之治。可是当今皇上，处处自以为效文景之举，二十年不上朝，美其名曰无为而治，修道设醮行，其实是大兴土木，设百官如家奴，视国库如私产，以一人之心夺万民之心，无一举与民休养生息，以致上奢下贪，耗尽民财，天下不治，民生困苦。要我直言，以汉文帝之贤，犹有废政之弊。当今皇上，不如汉文帝远甚。大明朝设官吏数万，竟无一人敢对皇上言之。我若不言，煌煌史册自有后人言之。请大人将我的话，转问李清源，转问那些要驳斥我的百官，他们不言，我独言之，何为影射？我独言之，百官反而驳之，他们是不是想让皇上留骂名于千秋万代。
朱厚熜帝：独你一人是忠臣、良臣、贤臣。
海瑞：我只是直臣。
“感谢火焰给你光明，但不要忘了那执灯的人，他是坚忍地站在黑暗当中呢。”
朱厚熜帝：无父无君的直臣。
海瑞：我四岁便没了父亲，家母守节一人将我带大，出而为官，家母便谆谆诲之，尔虽无父，既食君禄，君即尔父。其实，岂止我海瑞一人视君若父，天下苍生无不视皇上若父，无奈当今皇上，不将百姓视为子民，重用严党以来，从宫里二十四衙门派往各级的宦官，从朝廷到省、府、洲、县所设官员，无不将百姓视为鱼肉，皇上深居西苑，一意玄修，几时查民间之疾苦，几时想过，几千万百姓，虽有君而无父，虽有官而如盗，两京一十三省，皆是饥寒待毙之婴儿，刀俎待割之鱼肉，君父知否？
到了对话的后面，朱厚熜已经知道自己失败了，朱厚熜在全剧中第一次感到无力，海瑞也已经知道面前这个人就是朱厚熜。
“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海瑞的奏疏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纸万言字，而是要朝廷挖疮断臂自救，皇帝从一开始拉不下面子不肯认错，到后来，读了不下百遍，才发现自己太过专权根本就听不到真话，日子久了，早被蒙蔽了。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违背“科学自然规律”的情形：皇帝非常能干，但非常自私，看上去什么都管，但实际上却是给自己牟利，因为再混蛋的皇帝（智商正常值以上）也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能视百姓为鱼肉呢？
可朱厚熜就是。
朱厚熜的王朝在明朝历史上也是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从朱厚熜在位开始整个文官集团的风气为之一变。
朱厚熜在位之前，文官系统还有比较多的硬骨头；但朱厚熜之后，什么气节什么才干，都不如会拍皇上马屁、曲意逢迎皇上重要，这直接导致了整个官僚集团对皇帝的完全不信任。
《大明王朝》中的朱厚熜时期，只有海瑞、胡宗宪、裕王是真正站在民众立场考虑问题的，其余的，无论是严党还是裕王党，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权争，甚至不惜把民众推向水深火热的深渊。
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无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糜骨而不知。——《菜根谭》
这样的朝廷还有救么？
本质上没有，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愿意管愿意问（愿意管愿意问的被“圈禁”了）。
结果呢？
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变成实际上的权力之争。
关于“毁堤淹田” 一案，等海瑞审完何茂才，谭论审完郑泌昌，浙江衙门的争论又开始了。 郑泌昌，把所有罪名直接往朱厚熜身上扯，导致赵贞吉不敢把证词呈交上去。
何茂才，挨了一顿打，把小阁老供了出来。
何茂才的供词符合除了海瑞以外所有人的期盼，大家都只想把何茂才送上去，但精通大明律法的海瑞不同意，一番唇枪舌剑，海瑞最终赢了。
“过了这个村，依旧有这个店，因为是连锁店。”
而这个争论的过程也是在不断探讨国家运行本质（人治or法治）的过程。人治和法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到底是人大还是法大？
在本局中明显是人大。因为，很多事情照着大明律办没有任何问题，但大家默认都不按照大明律办，才闹出了那么多事儿。
那大家为什么不按照大明律办，非要另搞一套呢？
因为超额利益。
要说赵贞吉有什么立场，显然，他唯一的立场就是迎合朱厚熜的意思。而面对这么一个局面，处在夹板气中的赵贞吉心态失衡了。
这里面的核心矛盾是：
赵贞吉想入阁拜相，而实现这种非常规利益，必须非常规手段才能办到。即帮助朱厚熜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抗倭军需，另一个就是织造局的银子。
这都是靠执行法律干不成的事情，而赵贞吉和海瑞的争论核心也在此处，赵贞吉觉得事急从权，先把法律扔一边，但海瑞觉得就要按照法律办下去。
究竟谁对？
如果站在民众立场上，那肯定是海瑞对，但站在朱厚熜的立场上，赵贞吉对。
“大家都是公主，为什么偏偏你有病？”
再往深处想，法律到底体现的是谁的意志？
古今中外，所有政治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实际上，法律是当时条件下，对民众进行保护的最好规则。 可对民众保护的很好，那就意味着对皇权，和官僚的权利就有很大的限制。
“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
此时，如果朱厚熜还想多要怎么办？
这就是人治和法治的核心区别。
朱厚熜想要超额利润：即要实现抗倭大业的完成，保证自己的龙椅不被推翻；又要保障自己的宫殿能够修好。而朱厚熜多吃多占，那民众必然少吃少占。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朱厚熜一生也几乎没有朋友，他只是冷眼看大臣们互相争斗，当大臣没用时，就毫不犹豫的丢掉，再换个人操纵，这种实用主义，让大臣都对他实际上敬而远之。
另外，朱厚熜奢靡好色，迷信道教，在道教法事和修建道观上花费巨资，他的妃子数量在明朝皇帝里也算比较多的，而且，他的永陵在明十三陵里算是相当豪华的。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所以，如果站在比较正直的古人立场（从评价皇帝和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朱厚熜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海瑞骂朱厚熜的事情基本都正确；而如果以现在为坐标回顾历史，朱厚熜在位时，南倭北虏，内忧外患都很严重，确实不是一个太平时代。
朱厚熜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论精明、权术，他可能不如朱元璋；论残忍，他也许不如朱棣；论放纵荒唐，他更不比不上堂兄朱厚照。但是，精明，残忍，荒唐，喜欢玩弄权术，却集于朱厚熜一身。他不是明君，也不算纯粹的昏君，却是明朝最能体会和最会应用皇权优越性的皇帝。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政治家，我们应该从他做的事情对时代的影响来判断，全面综合整个朱厚熜在位时的历史来看：
他只有窝里斗地手段和如何人为制造朝堂内耗让自己安宁的小聪明。
在他的治理下，大明朝当时的情形是：俺答把北京围了，倭寇在东南沿海横行无阻，西班牙人甚至狂到扬言两万人就能灭了大明。
真所谓，内斗内不行，外斗外不行。治国如此一塌糊涂，名声凭什么好？
“睡觉才是‘你’的真正活动状态，清醒的时候只是为了收集做梦用的素材。”
朱厚熜很自私的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福，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福，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从来不在他的“治国理念”中。一句话概括，就是，在”我(朱厚熜)”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最终，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一部《大明王朝1566》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朱厚熜，有大智慧大谋略如他（严党专权已让他不能容忍，却还能步步为营，下套等严嵩入瓮）、懂得权衡驾驭百官如他（他不顾民生，挥霍国库建造两观两宫还让百官要心服口服的上贺表）、帝心似海如他（连近侍的太监也会时不时因摸不清他的心思而胆战心惊，即便是陪伴了他几十年的吕芳、黄锦、陈洪），但一心玄修二十年不上朝不问苍生的也是他，造成严党误国国库亏空朝野不满的也是他，冷血坐山观群臣乱斗的还是他。
“贤与不贤由不得他们，贤时用，不贤则黜”，一句话便点出了朱厚熜与隆庆之间的差距。只可惜他天资过人又如何，群臣战战兢兢又怎样，心中没有苍生，只有一己私欲，便也造成了生灵涂地，百姓遭殃，国之将倾。
《治安疏》催来的朱厚熜帝临终前的及时思过，把改新制、贤臣都留给了隆庆帝，把藩王兼并的土地返还百姓，也是他纠错的开始，海瑞功不可没。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内卷”的恢恢天网
《大明王朝1566》的精妙之处在于，一开始就丢出来一个大麻烦——国库没钱了。
“期末考试最悲惨的遭遇莫过于，自己辛辛苦苦背过的内容，最后都成了题干。”
关于这个大麻烦，有一系列的铺垫，先是太监打死忠良，然后是太监内部“内卷”，然后是内阁大臣们“内卷”，一“内卷”就向观众展现了不同的人物技能属性。
从紫禁城里面的阁老宰相，到千里之外的封疆大吏，从市舶司太监，到江浙商人，大家都故作淡定，一本正经地来合理化这个问题：
公公们忙着恪守忠孝，大肆揽没有任何“实用”的权；
操劳了一辈子的阁老忙着打太极；
狗头军师忙着给小阁老出坑爹的馊主意；
“精明”团伙帮着蛮干；
清流们为证己清、别人污，置天下苍生于不顾；
胡大爷忙着背黑锅；
……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接下来，公公们开始为了个印章“内卷”，阁老门开始为了个对错“内卷”，宫里，地方，各大门派纷纷“内卷”。
前半截走的是现实主义，后半截走的是浪漫主义。前半截极尽控诉，讽刺，挖苦之能，告诉你现实之歪，后半截又给予人希望，重塑三观之正。
虽说《大明王朝1566》所展示的只是政治的一小部分，且还不一定完全真实，但政治游戏的复杂，已经超越了许多人想象的极限。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礼记·大学》
【“神仙们”的“逢场作戏”】
引火自焚之前，沈一石将二十年来“孝敬”给各级官员和宫中太监的账单明细，准备了两份，一份留作“抄家”；一份暗中送给了杨金水。抄家所得的那份账单，让郑何两人搬到巡抚衙门的后院烧了；杨金水手中的那份账单，则很快送到了宫中，送到了朱厚熜皇帝的手中。
剧中有一段字幕，其中提到一个关键信息：
“沈一石那四大箱账册和杨金水的密奏，五天内运到了北京……由司礼监签署了收讫的单子，送到玉玺宫时，天已经黑了。”
这里面有几个信息，杨金水的密奏，是给朱厚熜的还是吕芳的？
从后面的剧情看，其实是奏给吕芳的。
其次，这些账册是绕过了户部的，直接经司礼监的手运到了朱厚熜身边，剧中有详细的阐述：
“据史料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几十年不上朝，但整个大明朝的财政收支却一直掌握在他的手里……”
这段话以字幕的形式出现，却透露了一个非常严酷的秘密：
朱厚熜作为一个对账本非常敏感的皇帝，必然很清楚“改稻为桑”推行后，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得剥削老百姓，这也是从上到下推行“改稻为桑”国策最大的困境。而朱厚熜向来是一个甩手掌柜，最终解释权在他那里，他又站在道德制高点，这是他二十多年不上朝，仍然牢牢把控朝政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是“毁堤淹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礼记·经解》
====国际视野====
2008年时任法国农业部长米歇尔•巴尼耶表示，“把人民的饥饱问题交由市场决定”是错误的。
美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加蒂•瓦斯凯兹第一时间予以了否定，他表示“形成的粮食相互依赖是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呀。
====中饱美国囊====
可以说，”中饱私囊”的朱厚熜对大明朝国库的亏空是一清二楚的，也完全了解下面大臣的贪污情况。
账单到达宫中的同时，时任“浙直总督”胡宗宪也被秘密召入京城，身为浙江的一把手，浙江官场出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贪腐大案，胡宗宪自然要给皇帝一个说法；只是，一路奔波的胡宗宪，来到宫中等待召见的过程中，甚至连口饭也没吃上。
因为没吃饭，胡宗宪在查看账单时，差点饿昏，吕芳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大暑的天，几千里赶来，在朝房又候了这么久，从中午到现在没进过食，他这是累的。吃点东西就好了，主子不要担心。”也就是说，从中午到晚上，胡宗宪一直在朝房候见，一直没有饭吃；可等到太监好不容易将饭端上来，吕芳就立马出现了。
“知道你一路奔波，腹中饥饿，可皇上召见，先觐见吧！”
明知道胡宗宪一路奔波，腹中饥饿，吕芳为何不早早安排饭食？
明知道朱厚熜要立马召见胡宗宪，吕芳为何反倒安排人给胡宗宪送去了饭食？
原因只有一个，吕芳不想让胡宗宪吃饭！
只是，吕芳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先来朱厚熜皇帝和吕芳之前的一段对话。
将沈一石留下的账单算清楚以后，朱厚熜问道：
“一百万匹丝绸折合白银是多少两？”
吕芳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权衡了嘉靖二十一年到嘉靖四十年的物价情况，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各年的市价行情不一样。嘉靖三十年前海运畅通，每匹丝绸在内地可卖到十两白银，运到西洋可卖到十五两白银。朱厚熜三十年后，倭寇为患，海运不通，每匹丝绸在内地只能卖到六到七两白银。”朱厚熜所指的“一百万匹丝绸”，指的就是浙江官场二十年来从沈一石手中贪墨的数量。“二十年”，也就是从嘉靖二十年到嘉靖四十年之间的二十年，丝绸在这二十年之间有着明显的价格差异，吕芳自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他才给出了样的说法。
吕芳真的不清楚这二十年的一百万匹丝绸到底值多少钱吗？
他自然知道。只是，太过模糊的回答，不是回答朱厚熜问话的态度；太过明确的回答，又会让朱厚熜生出对自己也曾贪墨的怀疑；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朱厚熜正在愤怒之中，吕芳需要给他一个发泄的出口，将丝绸的价格差异明确汇报，让朱厚熜自己计算，而后再自己愤怒的报出一百万匹丝绸的价值。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吕芳尚不确定朱厚熜对浙江官场贪墨的具体态度，也就是说，他还不确定这一百万匹丝绸到底“该”值多少钱。
报少了，朱厚熜会不会生气，会不会认为吕芳有意偏袒，毕竟织造局和宫中各衙门也牵扯其中；报多了，朱厚熜会不会心生忌讳，毕竟大明的臣子出现了这等贪腐行为，朱厚熜的脸上也不好看。
“发财秘籍：不表白可以做朋友，做朋友可以借钱，借了钱再去表白被拒绝，就会变成陌生人，那么就可以不用还钱了。”
剧中的旁白中，其实还有一段：
“后世得出一个结论，大明朝的户部尚书实际上就是朱厚熜（皇帝）本人！”
我们来看朱厚熜的回应：
“那就是说，浙江官场这二十年贪墨沈一石的一百万匹丝绸怎么算也不下七八百万两白银！”
吕芳则立马跟上了一句：
“主子圣明。”
也就是说，吕芳看似什么都说了，又看似什么都没说，这就是未明确领导真实意图的前提下，最为稳妥的汇报办法。而后，朱厚熜阴冷地给出了一句问话：“这些银子都到哪里去了？”我们再来看吕芳的反应——不回避问话，不回避眼神，甚至挺直了腰杆，正面回应：
“要彻查！”
仅就吕芳的这个反应，我们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吕芳已经明确了朱厚熜的态度，这一百万匹丝绸本属于朱厚熜私有，现在却被浙江官场和织造局、宫中衙门贪去了，必然不爽。
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管子·七臣七主》
因为这次贪墨牵扯了自己管辖的织造局，针工局、巾帽局、尚衣监也牵扯其中，所以，吕芳不能回避，更不能袒护，只能正面应对并表明态度——“要彻查”。
那朱厚熜和吕芳的这段对话，到底和胡宗宪吃不吃饭有什么关系？
其实，吕芳一直都只在干两件事——替朱厚熜分忧，为干儿子们考虑。
朱厚熜要彻查账册的事，首选就是胡宗宪：
“胡宗宪已经于今日下晌到了……胡宗宪是奉密旨赶来的，一路上没有住驿站，没人知道他来。”
从吕芳说的这句话，可以看出一些关键信息：
1.胡宗宪是奉的密旨，直接见朱厚熜，则这封密旨的下达，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当初朱厚熜召裕王、严嵩父子、吕芳问话，当时是关于有人打着织造局幌子买田的事。这次召见，能明显地看出朱厚熜对严嵩父子失去了耐心，显然，召见之后，就下达了召胡宗宪进京的密旨，密旨送到浙江，胡宗宪再来到京城，时间刚好对得上。
2.从这封密旨也能看出，朱厚熜当时已经产生了动严嵩的念头，但要动严嵩，必然要顾及他下面的人，胡宗宪决定着东南战局，必然先稳住他，而且真要办严嵩，朱厚熜还需要严嵩下面的人支持。
3.浙江官场贪去了朱厚熜的钱，“浙直总督”胡宗宪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东南抗倭又离不开胡宗宪；更重要的是，胡宗宪还牵扯着朱厚熜要不要“倒严”的关键决断。
所以，朱厚熜对于胡宗宪的处置陷入了两难之中。为了不让朱厚熜为难，更为了不让胡宗宪受到惩治，吕芳才决定不让胡宗宪吃饭。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马克思
胡宗宪刚要吃饭，就被吕芳叫到了朱厚熜的精舍里面，朱厚熜让他进来，胡宗宪不敢：
“臣谨奏皇上，精舍乃圣上仙修之地，外臣不敢擅入！”
“外臣”二字用的精妙，言下之意，胡宗宪现在还是外臣，并没有资格进入，而能进入精舍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朱厚熜（皇帝），一个是严嵩，一个是吕芳。
不要小瞧这句话，更能从侧面表明，朱厚熜其实是暗示胡宗宪，你是可以顶替严嵩的。
吕芳过来解释：
“皇上万岁爷说了，你是个识大体的，这里平时只有严嵩一个人能进，也是因为严嵩用了你这样的人，在撑着大明的江山，他能进，你也能进。”
这句话意义非凡，足可见朱厚熜的帝王之术，严嵩位及内阁首辅，胡宗宪也能进。到底是进精舍，还是进内阁？
君前奏对时，朱厚熜对胡宗宪有一句评价：
“公忠体国，实心用事，这都是你的长处。太圆滑，不肯得罪人，放任下属跟朝里的人通同贪墨，视若不见！现在打仗没有了军饷，你这个总督怎么当？”
朱厚熜的两难心情，显而易见；但朱厚熜把胡宗宪的优点放在了前面，缺点放在了后面，所谓“听话听音，但是以后才是关键”，朱厚熜对于胡宗宪的不满明显更胜。
“唾沫是用来数钞票的，不是用来讲道理的！”
胡宗宪也振振有词，先是把功劳推到百姓和皇帝头上，随后又讲明自己已经请辞过，结果朱厚熜有点生气：
“不要拿请辞当借口，什么水清濯缨，水浊濯足，这一套在我大明朝用不上，朕还不是浊世昏君。”
这句话的意思不好理解，简单的解释就是同样是水，水清了就用来洗帽缨，水浊了就用来洗脚，说明人没有贵贱之分，所谓的贵贱都是自己造成的。
随后朱厚熜严肃的问胡宗宪，为什么不上报浙江的官员贪墨：
“为什么不向朕上奏，是怕得罪严世藩，还是怕得罪严嵩？”
胡宗宪仍然装作不清楚，朱厚熜有点生气，让他自己去看看那些烂账……
等到朱厚熜让胡宗宪自己去看沈一石留下的账单时，吕芳不让胡宗宪吃饭的目的开始发挥作用——胡宗宪，差点饿昏。
吕芳先是大声喊了一声“胡大人！”，意在提醒正在闭眼打坐的朱厚熜注意胡宗宪的“辛苦”；然后，吕芳又解释了原因，进一步强调了胡宗宪的辛苦。
我们来看朱厚熜的反应：
“扶他坐下，端朕的莲子羹给他喝一碗。”
吕芳的巧妙布局起作用了，朱厚熜开始顾念胡宗宪的辛苦，心疼他了。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按照朱厚熜的安排，吕芳对胡宗宪说道：
“胡大人，你就坐着喝吧！”
胡宗宪则拒绝道：
“吕公公，我怎么能坐御座呢！”
有些赏赐，皇上给你是恩赐，更是体恤；但这些赏赐往往又是超越君臣之礼的。皇上给你，是一种态度；你予以婉拒，更是一种态度。
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会有什么后果？
皇上，还是皇上；你，可能就不再是你了。清朝有个最为典型的负面代表——年羹尧。
听完这句话，朱厚熜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就让他站着喝，他撑得住。”
这是一句毫无折扣的夸赞，也是朱厚熜决定不再追究胡宗宪责任的表示。听完这句话，胡宗宪来了精神，直起了身板；听完这句话，吕芳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看完账册，胡宗宪一下子跪倒在地，他不是不知道浙江官员贪墨，但是这么黑，估计也是出乎他的意料。
随后，朱厚熜再次问起浙江“毁堤淹田”之事，胡宗宪还是不肯说实话，也不肯说严嵩半句坏话，最终朱厚熜心生一计，让他连夜去拜见严嵩，把这些账册都带着。
离开精舍以后，吕芳追上了胡宗宪，送给了他一句话：
“相信皇上，相信阁老，自己不要拿主意！”
这句话，是剧中特意增加的，应是为了圆上吕芳不让胡宗宪吃饭的整体安排——处心积虑的为这位公忠体国的柱臣考虑。
“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吕公公的艺术人生】
为什么说真正的智慧，是看一个人如何处理小事。
吕芳，是剧中虚构的人物，其历史原型应为明穆宗时内官监太监的李芳。
李芳，年少入宫做太监，后朱厚熜为帝，立身服侍，深得圣心，官至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实质上已经是明中后期权利最大的人之一，比如，曾经的在位者魏忠贤。
伴君如伴虎，在这个位置上，吕芳服侍朱厚熜几十年，临走时，朱厚熜更是赠给他一道护身符，保他改朝换代后的平安，伴君的差事能做到这个份上就非常厉害了。
以剧中吕芳的表现，一个人怎么说话，就能体现了他的身份和格局。如同剧中一开头，天降瑞雪，下面的小太监来报喜。
吕芳的第一个反应是，感慨：
“皇上有德呀！”
从初一到现在，朱厚熜就一直在玉熙宫斋戒敬天。
天降祥瑞，这个功劳是皇上的，而且也只能是皇上的。想在这件事上捞功劳，只能是适得其反。冯保就是个例子。
冯保是历史有明确记载的人物，也是万历年间权利最大的人之一。
本剧中的冯保，刚一出场，就是奉旨杀人。被杀得正是钦天监官员周云逸，紧接着就是他压着小太监们不许吭声，自己抢着去报祥瑞。
短短几个场景就展现了冯保阴狠、势利、急功近利的性格特点。
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
按理，这个祥瑞要报也该是吕芳这个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的差事，抢功报祥瑞，这种越级上报的行为，不仅得罪的是自己的直属上司，也把自己的一干同僚都给得罪了。
如果说打死周云逸是逼不得已，那贪功上报就算是把自己的后路都给堵死了。可冯保毕竟不是一般人。
冯保意识到自己犯错后，立刻长跪在雪中等着吕芳，这就是冯保聪慧过人的地方：他知道能救他的人只有吕芳，而吕芳心慈。
纷飞的大雪，长跪不起，即是卖惨也是态度，果然，吕芳御前会议回来，看到这幅情形，心也就软了，只剩下恨铁不成钢了。
外面飘着大雪，吕芳就坐在门槛上，给冯保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课。
“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冯保犯的错说到底就是个人的见识和格局的局限。
他打死周云逸时只知道向皇上邀功，没有想到，天道循环，朱厚熜之后必是裕王。这种差事，稍有城府的人都避之不及，他却往上赶；越级报功时又只想着好处，却没想到，不仅连朱厚熜的面都没见到，还把直接捏着自己生死的人给得罪了个遍。
吕芳教给他的正是，文官们常说的为官三思：“思危、思退、思变”。
做为大内十万总管，吕芳说出来的话始终都对称着他的身份。
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涯不枯。——《荀子·劝学》
这是说话，我们再看看吕芳是如何办事的。
御前财政会议上，剑拔弩张，朱厚熜为了平衡裕王这边的情绪，责成吕芳要处置打死周云逸的奴才。
朱厚熜声调转冷：“东厂的人你也该管管了。查一下，腊月二十九打死周云逸是谁掌的刑。”吕芳露出应有的惶恐，低声答道：“是，奴才下去就查。”
紧接着裕王妃诞子，朱厚熜要赏。
朱厚熜问吕芳“照祖制，添了皇孙宫里该怎么赏赐？”
吕芳回道：“宫里除了照例要赏赐喜庆宝物之外，还要调派二十名太监二十名宫女过去伺候。”
朱厚熜道：“那就立刻去办。”
吕芳是怎么办事的呢？
他把两件事合在了一块。
将打死了周云逸的冯保塞进了要派送到裕王府的二十名太监里，去裕王府给世子做大伴。
为什么这样安排？
首先，虽然腊月二十九，杖毙周云逸的，看起来是冯保，可是冯保背后是皇上，冯保也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
冯保即是代主受过，怎么处置都不合适，处置过轻，裕王那边交代不过去，处置过重，伤得是大内和皇上的颜面。
而经吕芳的巧妙安排，起码有一石三鸟之效：第一，执行了皇上的旨意。 第二，缓和和拉近了皇上和裕王之间的间隙。 第三，保全了冯保的性命。最后，还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所谓大事大约，小事小心。
那是因为大事，通常有常例参考，比如遭灾，怎么赈济，比如边防，如何戍卫；而小事往往考验一个人的临机决断的智慧。
“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先人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一个人追求外在的财富和身份的同时，也要有与之对应的智识和胸怀。反之，即使得到了，也会失去。
吕芳作为伺候了皇帝多年的老奴，大管家，老祖宗，聪敏练达，深谙奇葩朱厚熜的脾气和秉性，对上忠贞不二，对下宽厚仁慈。这个人物身上埋着太多亮点：
全局一开始，皇帝就在玩藏猫猫，最先出现的一个非常有气场的人物就是老祖宗（吕芳），他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吩咐着下人，安排好宫里一件一件事，虽然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吕芳却丝毫没有小人得志的跋扈和浮浅，而是表现出一个资深秘书的专业与老练，平和与端正。此外，有底线还是他最大的特点。
对冯保讲的“三思”（思危，思退，思变）的理论，更是一语道出了权力斗争中最重要，却最容易被欲壑难填的人们故意忽略的要领。这个人物至始至终在贯彻着这套带有一些老庄色彩的人生哲学，为人处世外圆内方，不骄不燥，温润如玉，宽厚仁慈，最终让自己和自己的徒儿成功逃离权利斗争的血盆大口，看似大权旁落，实则全身而退，然而，这只是表面。
实际上在封建权斗的残酷竞技场上，潮起潮落，没有赢家，没有永远，吕公公是唯一能够参透这一点，得以全身而退的，他可以做皇帝的保姆，以及整个宫里几万人的保姆，唯独不愿意打破底线去做鹰犬和爪牙，去成全不讲理的皇帝，去继续面对从上到下（皇帝默许下）贪腐成性的腐朽官僚体系。吕公公的离去，是朱厚熜的悲剧，是那个朝代的悲剧，却是他个人和杨金水的喜剧。
“金儿，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金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条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
“对于同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缺乏阅历的青少年之口，其内涵是不同的。”
一声呐喊，水花四溅，宦官杨金水奋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般宣泄自己的情绪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足足等了三年。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绝路，他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不能死，他选择疯。他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
杨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边的吕芳又何尝不是。
终究，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皇帝一句话，能让他们生；皇帝一句话，也能让他们死。
严党垮台，朱厚熜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朱厚熜是有私心的。
一方面，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朱厚熜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另一方面，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朱厚熜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朱厚熜四十多年，吕芳是什么人，朱厚熜能不清楚?朱厚熜的心思，吕芳也是明白的。朱厚熜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
“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但其实，陈洪是注定悲惨也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朱厚熜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朱厚熜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是没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朱厚熜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
【胡宗宪的“见招拆招”】
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但，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
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例如，《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胡宗宪更有文臣气质。他是能臣，朱厚熜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国家里充当润滑剂。
国之重臣胡汝贞也许是全剧里最让人敬佩的官员，他刚正不阿，一心报国，虽所见贪腐黑暗令他心惊，却从不放弃以一己之力为朝廷发光发亮：
任浙直总督兼任浙江巡抚时，官场上下属官员因是严党之众，受严世藩直接操控，将他架空，处处掣肘；
为民请命——虽然朝廷在浙江要实行改稻为桑，但胡宗宪仍然阻止官兵践踏百姓青苗，有违者军令处罚，不伤民一分；他带病找南直隶巡抚赵贞吉借粮赈灾私交；
清正廉明——江南织造局与他下属官员利用织造生意贪墨百万，整个浙江官场全黑，唯独他一人拒不参与；
军功卓越——他带兵打仗，鞠躬尽瘁，对朝廷心灰意冷时，甚至想以死殉国；将为祸大明长达几十年的倭寇之患，一举扫平；
御下有方——只要一句话，马宁远便心甘情愿为其赴汤蹈火，民族英雄戚继光更是对他忠心耿耿；
后奉旨押送织造局十多年的烂账进京，因恩师是严嵩，入宫前先拜恩师，尊师重道，但心中有国，国为重，烂账一律交给朝廷不做隐瞒；
另外，还是首辅严嵩的心腹；也是朱厚熜皇帝称赞公忠体国的名臣……
走进《大明王朝1566》有关胡宗宪的故事线中，也许能让我们“管窥一豹”地研究并了解被定义为顶级水准梯队里的胡宗宪是怎样做人做事的。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改稻为桑〗
根据年初时御前会议定下的国策，为弥补国库持续出现的亏空现象，朝廷下达了浙江“改稻为桑”的命令。出于民生的考虑，“改稻为桑”显然是“乱命”，胡宗宪并不打算奉诏，于是便以“改稻为桑”会逼民反为由给顶了回去。
但，胡宗宪始料未及的是，严世蕃竟直接绕开了他，直接命郑必昌、何茂才、杨金水等人直接“毁堤淹田”，并将胡宗宪的心腹马宁远一同拉上，参与执行。
那么，胡宗宪是如何见招拆招的呢？
第一步，命令军队将缺口给堵住，保住了七个半县；
第二步，杀马宁远、李玄，声明决口是因为贪腐，没把堤给修好；
第三步，用马宁远的供词，逼迫杨金水、郑必昌、何茂才等人与自己共同上疏，反对改稻为桑政策；
同时，胡宗宪还与严嵩通过信件往来，反复阐明自己的心迹，试图改变被动的局面。
这一番操作下来，最终结局怎样？
胡宗宪被夺去了浙江巡抚的职务，仅保留浙直总督的职务。接下来，胡宗宪全身心投入到抗击倭寇的事业中去，不再插手“改稻为桑”事宜。
其实，这更像是严嵩与胡宗宪之间达成了交易，因为这个时候被罢免浙江巡抚也对胡宗宪有利。对此，朱厚熜给出了评论——“饭还是要分锅吃的，马宁远杀太早了。”
====“正剧不等于正史”====
“改稻为桑”这个话题贯穿《大明王朝1566》全剧，从第1集内阁会议时严嵩提出“改稻为桑”的建议，到第34集严嵩父子倒台，“改稻为桑”计划失败，主要剧情都是围绕“改稻为桑”进行铺设。实际上，到第47集全剧结束为止，后半段的剧情依然有“改稻为桑”的后续影响。
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被广大观众看作是一部历史“正剧”。电视剧的时代背景是明朝朱厚熜年间（1522-1566）。当时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为解决财政危机，奸臣严嵩父子想出了 “改稻为桑”的点子，也就是将农民的土地买过来，改种桑树，养蚕，把丝绸出口到海外，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用以抵充国库空虚。《大明王朝1566》里的朱厚熜皇帝不但接受了严嵩的建议，还定为“国策”。历史上真有“改稻为桑”么？
实际上，在剧中成为矛盾焦点的“改稻为桑”，在朱厚熜一朝未见史籍记载。至多只能说，明朝政府鼓励过桑树种植。
早在立国之初，朱元璋就曾下令，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木棉，十亩以上者加倍。如拒不执行，还有惩罚措施：“不种桑者出绢一匹。”这是因为，蚕桑丝织业是我国家庭最主要的副业，故桑树种植历来为我国封建统治者重视，农、桑的兴废一直被当作政治是否清明的标志。
虽然“政府意志”强有力，但当时只重视对桑树的栽培，忽视了育蚕、缫丝、织绢等技术的推广，再加上另一种适应力更强、加工操作更方便的经济作物（棉花）与之竞争，明代中后期，多数地方的蚕桑业终究未能发展起来。
朱厚熜在位年间，从全国来看，种桑区已经大大萎缩。然而事情总有例外，在江南地区，更准确地说是太湖南岸，因地势低湿，不适合种棉，民间自发的“改稻为桑”趋势一直存在，比如吴江县（属苏州府）当时就有“蚕桑盛于两浙”之称。境内盛泽镇蚕桑业尤为繁盛，镇上居民“俱以蚕桑为业”。
但与杭嘉湖平原（特别是湖州）相比，吴江又显得是“小巫见大巫”了。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南巡（1697）时就感慨，“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并随之断言，“蚕桑之盛，惟此一区。”彼时的“湖丝”天下闻名，不仅量大，且质量高。
根据明人记载，当地植桑密集，“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树艺无有遗迹”尤其是到了“蚕忙”季节，家家户户闭门不出，全家把心力用在养蚕上。此时，甚至官府的日常业务也一概停止，统统要为养蚕让路。
“向外张望的人在做梦，向内审视的人才是清醒的。”
为什么在江南一隅会出现“改稻为桑”的情形呢？
因为“比较优势”（ 用经济术语讲）。
明代，经济重心南移，朝廷仰食漕粮，税赋依赖江南。其中，苏州府、松江府的“重赋”现象最为突出，以今日相当于上海市与苏州市的区区两府之地，田亩面积仅占全国2.31%，承担的税粮却超过全国的12%。其实，地处太湖南岸的湖州府，同样“民力不支”，按照时人的计算，湖州当时“户不满二十余万，口不满五十余万”，却要“每夏除丝绵外，出银一十一万余，秋冬除粮夫外，出银二十万余”。
被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该怎么办呢？
“尽量获得这种最值钱的市场产品”——湖州一带，就是桑蚕业。
朱厚熜在位年间，归安县人茅坤记载，当时地一亩用于栽桑的话，高产可采叶2000斤，卖价为白银五六两；中产可收1000斤，可卖二三两；最低产，也有一二两。相比之下，如果是种稻，高产者亩产量是2石以上，中产米1石5斗，下者仅数斗。当时江南平价米为大约每石五钱银子，则2石米仅值银一两，与2000斤桑叶的卖价竟相差5倍至6倍之多，与1000斤桑叶的卖价也相差了2倍至3倍。更加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是，当时，桑地是不用交税的。据《湖蚕述》记载：“朝廷以农桑为衣食之本，教民栽种，例不起科。”既然收益比种地多，“桑争稻田”是必然的结果。
然而，历史上的杭嘉湖地区是全国著名的粮产区，有粮仓之誉。到了宋代，更有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但，江南“地阻人稠”，光是苏、松、常、嘉、湖，五府在起运漕粮（及损耗）之后，每年短缺粮食竟达10亿斤。江南粮食不足则需长江中游四川、湖广等地输入。因此，在明代，“苏湖熟，天下足”，悄然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江南肥美稻田既多被用来种桑养蚕，又如何保障黎民的生计呢？
畅达的水陆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明代中期，农业形成了一个跨地域的市场分工体系。湖广顺长江水路，可将体积大、分量重，不易储存的粮食迅捷地贩往太湖流域“改稻为桑”的缺粮区。同时，朝廷不再用行政强制措施征收江南两浙定额的漕粮，允许用外地购入的粮食充赋。
“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是社会组织起来的经验。”
加之，太湖流域生产的丝织品除供本地消费外，主要面向外地。日后“一条鞭法”实施后，百姓可用货币（白银）充赋，更加可以自主选择农作物的种植。
“改稻为桑”既符合经济规律，又有良好实践，为什么没发展成一个“善政”？
《大明王朝1566》里的谭纶在裕王府中曾说：“从种桑养蚕到织成绸缎，中间省去所有环节，利润可想而知”，因此也相继引发了毁堤淹田、强征强买等一系列恶性事件。
此外，在《大明王朝1566》的设定里，“改稻为桑”会夺去农民种稻的土地，后者因此只好租种土地，沦为佃农。这就触及了明朝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土地兼并”。
在封建时代的农业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国家对农民征收赋役主要是以田产的有无为依据，有田产的人便有了正式而固定的户籍，于是便有承担赋役的义务。因此，农民小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是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很多王朝在开国之初，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千方百计保护小农经济的原因所在。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 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
因“改稻为桑”而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集中，则会使得小农经济遭受破坏。皇亲官僚、豪强地主们通过滥用优免特权等手段，不但拥有大量土地，还将应缴赋役转嫁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的头上。
明朝初年，全国户口总数为1600多万户，明成祖在位时（1402-1424）增加到2000万户，到了弘治年间却只剩下了900多万户，减少近半。这些数字意味着当时土地兼并、隐瞒的状况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农民流离失所的范围和程度也很深。
所以，《大明王朝1566》第45集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张居正和裕王说道：“藩王不纳税，官绅也不纳税，朝廷的赋税全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百姓不堪重负，就只能将田地卖给藩王官绅，如此兼并下去，总有一天，国库会一空如洗，百姓也会一贫如洗，再不改制，就便要改朝换代了”。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后来，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1572-1582），立即在全国范围里“清丈”土地，清查出不少豪强隐匿的土地，使得政府掌握的土地恢复到700万顷以上，对抑制兼并，均平赋役起到了一定作用。
“土地兼并”为什么不是“圈地运动”？
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1516）一书中认为“圈地运动”是牧业对农业的侵占，并愤怒地谴责这是“羊吃人”——尽管从后来的历史看，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而成为工厂的工人，这也为“工人阶级”的诞生埋下了伏笔。
“以为只有诗人才需要想象，这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愚蠢的偏见。甚至在数学上也需要想象，甚至微积分的发现没有想象也是不可能的。”
出于抑制“土地兼并”这一设定，《大明王朝1566》中的“改稻为桑”最终沦为“反面典型”。而“改稻为桑”在历史上的真实后果如何呢？
在现实历史里，桑蚕业在太湖流域取代稻米种植的进程从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自明后期到清康熙二十年（1681）这一时期，杭州府的田（种稻）减了30顷，而地（桑蚕）升了184顷；湖州府的田减了79顷，而地升了28顷。最大的变化出现在东面的嘉兴府（约当今嘉兴市）。在这里，田减少了1354顷，而地竟上升了1560顷。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区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有学者估算，在蚕丝生产方面，太湖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生丝年产量在明清之际约有1600万斤，贸易额约合白银一千五六百万两。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但与英国的羊毛业兴盛导致“羊吃人”局面大不一样的是，江南桑蚕业的发展，未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
原因或许在于牧羊不需要多少人手，种桑养蚕却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明万历年间湖州人孙铨曾经将蚕桑和水稻的劳力投入做过估算，其比例大概在100：5左右。在太湖流域的桑蚕区的农村，普遍出现了“男耕女蚕”的生产模式……因此，小农家庭的商品生产与传统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彼此之间并非你死我活，而是和谐共生。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改稻为桑”不等于“圈地运动”===
〖借粮救灾〗
大水把整整一个半县给淹了，几十万灾民流离失所，没办法了，上奏朝廷。可大佬们好像不太愿意：
首先是朱厚熜明确表态，知道你们难，可是朕也难，那咱们都勉为其难吧；
徐阶则是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
高拱只说，国库实在是没有余粮可以调给浙江；
张居正也不想蹚这趟浑水，有粮也不能调给浙江……
胡宗宪靠着唯唯诺诺的托词，也只能是一会儿跑这边一会儿跑那边，还跑到赵贞吉那边用自己浙直总督的身份强压着调军粮.....
“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
〖入京〗
随着沈一石案发，胡宗宪难辞其咎，只能带有关卷宗进京。详见上文“神仙们”的“逢场作戏”。
这一关，胡宗宪看似安全过关了，实际上这一关却成了胡宗宪倒台的关键。面对朱厚熜皇帝明显的倒严倾向，胡宗宪并没有选择背叛严嵩，而是泣血上奏，看似公允，事实上却有为严嵩开脱之嫌。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亲朋买产〗
随着沈一石身死，贪腐案发沈一石的家产也跟着被充公。郑必昌、何茂才、杨金水等为前线筹措银子，同时也为了将胡宗宪给拉下水，便拉拢了胡宗宪的几个亲朋购买沈一石的家产。
《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的财产为什么要被变卖？
我国古代的财政体制有这么一个特点，那就是朝廷和宫廷在名义上是分开的，也就是国家的钱由户部管理，皇上的私人财产交给内务府管理，户部每年照例给内务府拨款，如果皇上“大手大脚”，搞得内务府没钱了，那就要再找户部支取，比如说，朱厚熜要修宫殿，内务府没钱，就要找户部要钱。
沈一石的财产（包括丝机，绸缎行，良田）虽说都是自己的，但他是给宫里当差，有了利润，大头是绕过户部直接送进宫里了，这就使得朱厚熜有了一笔稳定又可观的收入。
后来沈一石犯事被拿下，其家产按理要抄归国库（户部），这些产业每年产生的利润也理所当然的归了国家（户部），朱厚熜（宫里）原本的收入就没有了。
所以，朱厚熜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但又不能明说，不但不能明说，还要下旨“将沈一石的财产悉数抄归国库”，而杨金水自然逢迎圣意，先下手把沈一石的财产买了，避免这些财产被直接收归户部，而买到这些财产的商人今后也将继续为织造局当差，朱厚熜（宫里）的收入依然可以得到保证。
“如果XX的灭亡是由科学保证了的，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的气力去为它安排葬礼呢？”
如何具体操作？
几个徽商被杨金水“请”到了织造局，确认了他们跟郑泌昌签的约书后，很高兴，嘱咐身边的人：
“把这些约书都收了存档。”
几个徽商有点惊讶，好像不符合程序啊：
“这约书您老似乎应该签了字，盖上织造局衙门的大印，给我们留一份才对啊？”
要知道几个徽商之所以能跟郑泌昌签约，就是因为有织造局这个后盾支撑。
可惜，还是被杨金水坑了：
“织造局怎么能在这样的约书上盖印呢？你们呐，放着安徽好好的生意不做，要到杭州来趟这汤浑水……”
加之，徽商们听说郑泌昌和何茂才昨晚就被抓起来了，跟他们签的约应该无效才对。杨金水可不管那一套，“这是钦案，你们都跑不掉！”
这一恐吓，几个徽商都跪下了，求他放过自己……
“求我，还不如去求胡部堂，官可比我大！”
杨金水没打算放过徽商，同时还想尽一切办法把胡宗宪牵扯进来。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人之。”
几个徽商交换一下眼色，商人嘛，利益为重：
“我们几个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杨公公但凡有什么开支，我们尽力效劳就是了，杨公公放心！”
“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四两重，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
这个节骨眼上杨金水哪里敢接，就算不是这个节骨眼，他也不会接，这群徽商犯了大忌：
“给我开支？笑话，我的开支都是宫里的开支！”
随后，他反问徽商，难道你们给郑泌昌和何茂才开支了，不然为什么把每年每人上交十万匹丝绸改成八万匹？为什么进贡给宫里的三万匹降为一万八千匹？
“这些话都留着，跟你们的本家胡部堂去说吧！”
这是杨金水第二次刻意把他们往胡宗宪身上引了，前面只讲去找胡部堂，这次直接挂上了关系——本家。
几个徽商大喊冤枉。杨金水这次是想要直接坐实他们和胡宗宪的关系：
“走呢，你们是都走不了了，就都先在我这住下吧，看着胡部堂的面上，我尽量去做。”
随后便是审问郑泌昌和何茂才了，而核心确实赵贞吉和杨金水的这段对话。
毕竟这次前来查案，一方面是惩治贪官，另一方面则是追查沈一石家产的下落，而胡宗宪在东南前线还打着仗呢，急需银两。杨金水把赵贞吉请到织造局，笑呵呵地递上一张足足十万两银票，可在杭州银铺随时兑换。
赵贞吉滴水不漏，明知道这钱是哪里来的，还明知故问：
“这银子是哪里来的？”
胡宗宪曾嘱托赵贞吉，让他不要“家国不分”；奉上谕追缴沈一石家产充国库，而不是转卖沈一石家产，充织造局，这就是“家国有分”。
“没有新的上谕或是内阁的急递，我不能这样做！”
杨金水也不是善茬：
“那赵大人一定有办法为前方筹募军饷，也一定有办法把朝廷卖给西洋的五十万匹丝绸织出来？”
赵贞吉只得拿圣旨说事，旨意上说的很清楚，追缴沈一石家产就是为了筹募军饷，至于卖给西洋的丝绸，另当别论。
“杨公公可否给我出示宫里的旨意？”
杨金水不紧不慢，决定拿出吕芳的书信：
“旨意我现在没有，可吕公公的信函我这里有，赵大人愿意看看吗？”
赵贞吉哪里敢赌：
“大明朝是皇上的大明朝，不是吕公公的大明朝，要是皇上没有旨意的话，老祖宗不会叫我们那么做。”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赵贞吉看完书信后，在摸不清朱厚熜的主意之前，断然不敢不信：
“既然宫里有旨意，我当然照办，可把沈一石的家产……我们决不能把这件事牵扯到胡部堂……”
赵贞吉曾答应过胡宗宪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朱厚熜上疏；另外两件事：一件是追缴并阻止转卖沈一石的家产，另一件事则是阻止徽商接手，不要牵扯到胡宗宪。
显然，这最后一件事，杨金水是不肯答应的：
“赵大人，沈一石的家产只能卖给胡部堂的亲谊！”
在改稻为桑之事的尾声，当沈一石家抄不出银子，国库亏空仍需要有人承担。这个担子，皇帝不行。考虑到严党库存多、名声不好又气焰嚣张，朱厚熜就有了“倒严”的意思。
正因如此，杨金水用左手揭开了身边的茶碗盖，伸出中指在茶水里蘸了蘸，然后在案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严”字！并对赵贞吉说：
“赵大人，最近内阁的变动你也知道了。皇上把内阁的实权交给了徐阁老。你可是徐阁老的学生，何必要为了别人牵上这个字呢？”
浙江贪墨一案牵涉严党，朱厚熜有了借口，于是变动内阁，他命徐阶以次辅之身暂行首揆之权。吕芳、杨金水等人心知肚明，这是“倒严”的信号。只是，东南抗倭还指望胡宗宪、国库亏空也要有人填，严党还有用武之地，不能立刻倒。
随后，杨金水只告诉赵贞吉一个原则，那就是千万不能沾上这个“严”字，毕竟此时的朝局就是在倒严！
“在纯粹的光明中，就象在纯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其实，朱厚熜事先也试探过胡宗宪了，可惜他坚持拥护严嵩，而严嵩又是“浊流”严党的魁首，此时既已容不下严党，自然对胡宗宪……有了这次卖沈一石家产的事，就借机给胡宗宪安了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可以启用，也可以不启用，关键就在于朱厚熜是否需要。
走到这一步，胡宗宪唯一能做的便是对赵贞吉发了一顿火，除此之外无可奈何……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养寇自重与剿灭倭寇〗
随着剧中“改稻为桑”的彻底失败，严党的地位也摇摇欲坠，严嵩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给胡宗宪写了一封信，曾讲到：“命令胡宗宪在最近这段时间打几场漂亮的胜仗，打完之后就退守，倭寇要剿但不能全剿，倭寇在，汝贞就在，汝贞在，我们就在。”
胡宗宪也知道，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自己虽贵为封疆大吏，也最终会和沈一石一样，被弃如敝履。
养寇自重，还是为国为民剿灭倭寇？
最终胡宗宪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平定了为患几十年的倭患，他有自己的信念“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边塞苦，岂为妻子谋。”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倭寇被成功剿灭，胡宗宪告老还乡。当然，这是书中美化的结果，真实的历史是，胡宗宪在天牢中自尽了。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胡宗宪听严嵩的，选择养寇自重，应该会是另一个结局。其实，从朱厚熜将胡宗宪与严嵩划上等号，设计胡宗宪的亲朋购买沈一石家产那一刻起，胡宗宪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胡宗宪为什么不选养寇自重呢？
胡宗宪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其实，胡宗宪的一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私德有亏、奢侈贪污，他为了获得权力不惜攀附权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又是一个真正的能臣，其鼎定大明东南的不世功勋远远胜于那些只知坐而论道满口仁义道德的“清流”。
“古九尾狐狸有九条命，分别亡于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
例如，主政浙江仅仅只是给胡宗宪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同时，胡宗宪也甩开了明朝已经腐朽的那一套官僚体系，转而按照自己的意志打造了一整套豪华的抗倭团队：
首先，重用真正能打的将领，打造能战的军队。在胡宗宪的一力主导之下，一代名将戚继光终于登上了抗倭的舞台，而在戚继光打造戚家军的过程中，胡宗宪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此外，还有俞大猷等一大批真正能打仗的将领在胡宗宪主导的闽浙一带获得了带兵实权。这些举措，使得大明东南的海防能力开始出现了“一年一个样儿，三年大变样儿”的跨越式提升。
其次，他根据剿倭的需求打造出了一套豪华的文人团队。这些人当中，有朱先、管懋光、沈坤等一线作战的指挥型人才；也有徐渭、王寅、沈明臣等善于沟通协调的机关型人才；还有茅坤、罗龙文等善于权谋的人才。而胡宗宪在选用人才时，完全规避掉了大明官场体系中“只会清谈而实际政务上百无一用”的腐儒。
但，老成谋国的胡宗宪，却依然输给了现实。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那个”胸不怀天下，满眼尽私利”的朱厚熜（皇帝不像黄帝）时代。胡宗宪如果不曾攀附权贵，他根本就走不到主政东南浙江的位置上，他如果不疯狂聚敛钱财，自然没有资金去协调各方，也没有资产打造抗倭的强军，当然也根本不可能平定倭患。而他成就大功之后，先前这些不择手段的作为却又将他最终送上了绝路。
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然而，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而且没有一定的原则，后患无穷。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大明王朝1566年，如编剧刘和平所说：“家国不分、朝廷不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官员们。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而媳妇是这种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媳妇再能干，也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家庭有难，媳妇可以缝补，难以挽回。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
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他“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
所以他敢说：“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完的坎。”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
海瑞的信念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过，这些无法缓解海瑞的苦闷，因为社稷污浊、文治不张、法度不严。也许，海瑞多做几任南直隶巡抚就可以挽救大明王朝。
※“元宇宙”设计师海瑞
“从游戏的角度来讲：儒家讲的是社会的“游戏规则”，道教讲的是“游戏技巧”，佛家则是讲的游戏中融通的大智慧。”
如果海瑞在南直隶任上完成南直隶士绅退田会怎么样？
海瑞的南直隶巡抚，苏州、应天、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十府，另外海瑞还负责总督杭州、嘉兴、湖州三省赋税。南直隶号称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是明王朝财赋最多的，可是号称一省养全国。当时南直隶的土地兼并很严重，而士绅不缴税，就是说大部分的田地不纳税。那么只要大部分士绅的免税田退给平民，南直隶的田税就要增加几倍甚至更多。
海瑞要求士绅退田不仅出于对小农的公平正义，主要是经济原因，这些田是士绅的就免税，小农的就纳税。
土地兼并，士绅不纳税是明王朝危机的主要原因，能解决并敢于解决的，明末只海瑞一人而已。
“失败是成功之母，一上来就成功的都是孤儿。”
海瑞几个礼拜审几万个退田案，并不是昏庸，而是精明到极致。“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海瑞非常清醒的注意到关键，以这种“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的表面方式，实现抑制土地兼并，解决士绅纳税的真正目的。
其实海瑞做的非常好，数量庞大的退田得到执行，实际已经成功了。
如果不免他的职务，让他多做几任，那么南直隶的赋税增加，民生改善......如再将海瑞调任江西、湖广，那么这些财赋大省土地兼并，士绅不纳税就能够治理，全国的财政和民生就能得到改善。
海瑞的其它政策：
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解决大明王朝的主要军事危机）。这个政策的核心是给边防军队送实物物资，恢复开中法。洪武三年，政府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称为开中法。即商人将粮食运送给边军后换取盐引，边疆地区很多盐商组织的民屯。如果了解明末历史，我们知道这个政策应该可以完美的解决明末军事危机。
那么恢复开中法这一利国利民的办法，难度在哪？
1. 必须废除现在的制度，面对几百个权贵利益既得者的阻挠。而海瑞其实能够做到这些，毕竟恢复开中法的难度远比士绅退田要小。如巡抚任后，改任户部尚书或侍郎，主持恢复开中法，从而解决明末军事危机。
2．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这并不是指一条鞭法，而是指均平赋役。取消士绅的免税役特权，按照田亩多寡来分配赋役。即田多税多，田少税少，无田无税。“度田定税”，解决“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苦乐不均，民穷为甚”的现象，以使“赋役均平、民得安生”。其实就是要官绅纳税，按田亩数量纳税。
3．江南数省设民壮，用西洋枪械。海瑞主张每县设立民壮，州县大者千名，次六七百，小者五百。根据里甲人户的等则，按丁粮多寡编派。每个民壮服役一年，平时在军营训练，负责县城守御。嘉靖41年，海瑞为兴国县令，他从广东雇来造枪技师，精造了鸟铳100把、购买了佛朗机20门，装备守城的民壮。民壮其实就是民兵，短期服役后成为平民，这样每县有千人的常备民兵和10倍甚至更多的接受军事训练的原民兵人员。这样规模的军事人员数量，配合严格训练，可以说恢复汉朝的民兵制度。
4．改革县级科举。诸生如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将边防、水利等事，每月约讨论一、二，本职就中命策考试。
5．颁行行政规范。《督抚条约》及《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钱粮册式》《应付册式》《均瑶册式》《官举等册式》等，以及任淳安县的《兴革条例》等。这些政策非常具体，其实就是制度化行政。
6．海瑞的一条鞭法。海瑞的一条鞭法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区别很大，海瑞认为只有南直隶、浙江这样的富裕地区以及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适合实行一条鞭法，而比较贫困的地区反而应该“反向一条鞭”，原来征银钱的改成征粮食。事实证明海瑞的方法更合理，因为只有南直隶、浙江、广州这样外贸繁荣的地区有足够多的白银，其他地区都因一条鞭法导致了银价暴涨、实际税额大增。
“这么多人都去撞南墙了，如果去修，应该可以挣不少钱，说不定还能一夜暴富。”
海瑞的一条鞭法与大明王朝的一条鞭法的本质区别，具体如下：
（1）农村地区田税特别是北方地区海瑞反对收银，要求必须收粮食，按田数量征收。其实海瑞认为只有南直隶的农村田税能收银。
（2）城市、农村地区免劳役收银钱，官府雇人服劳役。按产业数量情况收取，即农村佃户、贫农、中农免收役银，富农象征性收少量役钱，乡绅地主收役银。城市雇佣人员免收役银、小店铺收少量役钱，富户大商户收役银。不许乡绅代收、官府直接征收。这种形式的役银钱征收实际是县衙对乡绅地主、富户大商户的制度化摊派。
（3）海瑞认为一条鞭制度只适宜南直隶、浙江、广州等，其它不建议使用一条鞭制度。海瑞认为应均平赋役，即取消士绅的免税役特权，按照田亩多寡来分配赋役。
7．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
虽是老生常谈，但，能做到就是天下奇计。至于能不能做到，如海瑞能实际执政，他还真能做到，请看海瑞的执政。
8．海瑞的执政。
（1）皇帝信任。海瑞任巡抚，并非徐阶等人任用，而是皇帝任用的。海瑞举人出身，无同年门生党派，以孤臣立身朝廷能让皇帝信任。
（2）控制舆论。如海瑞做京官，可控制舆论。在任巡抚前海瑞在京师已实际控制朝廷舆论，虽孤臣而科道言官多望风景从。如回京任职仍能控制舆论。
（3）执政严厉。其执政严厉“飚发凌厉， 所司惴惴奉行”，在明末官场只有这样的领导能力，严厉风格才能保障政策的执行。
（4）领袖性格。性格刚猛勇毅过人、勇于任事，即使其上司不敢樱其锋芒。可笑世人竟以为“清廉就是懦弱”。
（5）智慧。其极有智慧，见识不凡，可说世事人情练达，如平黎策、治理黄埔江。可笑世人竟以为“世事人情说的是人际关系”。
（6）清正廉洁。可说能让部署易贪俗而廉政，须知上有所好，下必从焉。
（7）才能。海瑞任淳安知县即全县清田，可笑“某作者在其书中编造淳安县书吏衙役集体罢职的谎话”。这可是清田均赋啊，在官绅势力的浙江，无上级命令的县令主动清田均赋。海瑞两任知县任上，其清田均赋、革新县制、平冤抑豪、退田练兵，可谓是千古能臣。
“别的小女孩都趴在对象怀里说：嘤嘤嘤，打雷好可怕。只有你趴在阳台上喊：惊雷，这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
所以说，海瑞是被黑的最惨的人，他是一个有品德又有能力的人。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
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只可惜，就像刘和平说的：“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
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记得腊月的第一场雪，对于中国历史剧作者而言，腊月的第一场雪，别有一层意味。就是在腊月的第一场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欢声笑语，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拉开帷幕。冯保、吕芳、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朱厚熜、裕王、海瑞，他们渐次登场，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演真实。
该剧的结尾十分讽刺。大雪纷飞，朱厚熜病危，裕王问父亲龙御归天后，自己可用何人，朱厚熜先后说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裕王又问除此三人，还有何人可用，朱厚熜叹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朱厚熜自以为可以无为而治，凭借自己的御人之术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个人死生虚诞，再有能耐，身后事又如何把握呢？对于儿子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朱厚熜生前看似睿智，却也会被严党的人私下耍弄，圣意反而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护身符。所以，朱厚熜一人终归是治不了的，他的无为而治也只是“皇帝的新衣”。
其实，再详尽的行为“手册”也会有遗漏之处，如果遇到没有明文规定的活动该怎么办呢？
儒家还有一条总原则，那就是“中庸”。“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无“过和不及”，不偏不易。“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换句话说，中庸就是对事物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取其平均数，与心理健康的统计学标准毫无二致。
佛教也讲“不偏不倚”。大乘佛教中观派从“一切皆空”的理论出发，否定一切，甚至把“空”也否定了，认为佛教所追求的最后的解脱也是空的，因此，对“有”和“空”、世间和涅盘、痛苦和解脱都不可执著，应该不偏不倚，走中间道路（称为“中道”）。中国禅宗继承了这一传统，主张“即众生而成佛”、“即烦恼而成菩提”、“即无明而成智慧”、“不舍生死而入涅盘”。通俗地说，就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走中间道路。
道家认为，走中间路线和走极端都是不可取的，因为矛盾无所不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因此，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当遭遇不幸的时候，设法从中看出好的一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未雨绸缪”，“居安而思危”。为了做好一件事，必须“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因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之王”，就因为它善于处在小河流的下游。不难看出，道家是非常讲究策略的，为了战胜敌人，必须“欲擒而故纵”，“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观点后来统统被《孙子兵法》所继承。
而从功用的角度上来说：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
儒家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使命；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认为，一个人若能超脱于生死的执著，其心灵也就可以超脱形体的局限，而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在心灵上获得极大的自由，成为精神上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圣人”，或神妙至真的“神人”。佛家基于对人生“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怀着对人的迷惑、烦恼、痛苦、死亡的真诚关切，指出解脱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人提供了一种宗教的精神依托。更着重转向内心的探索、转换和提升，把心性修养看作人生解脱的必由之路，明心见性，超脱修心。
一场大雪而起，一场大雪而终。大明王朝的问题看似有所好转，却如同一个轮回。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隆万改革只过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废了，并没有真正的将“治世” “治身” “治心”的儒道释三家的内功心法融会贯通，最终没能挽救大明王朝。《大明王朝》里有很深的对天的敬畏，天不只是王侯将相们的信仰，也成为命运的象征；命运弄人，穹顶之下，更显个人渺小......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交织在一起，就是天下。
“ 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必然从领导者或者当权者的思想观念转变开始，特别是涉及到重大的历史改革和行政举措的推行（如商鞅变法、摊丁入亩）。
在近代，这种思想变革的引领作用，似乎体现得更加明显，从《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引发洋务运动，到五四风暴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无不是思想变革走在前面。思想是开启民智，启迪民心的重要力量。思想应当宽容，进而谋求建设。
“迷途经累劫，悟则刹那间。”
就如鲁迅先生所讲，中国是个“大染缸”，中国人人心不变，习性不变，再好的制度引进中国，也是要变质的。缺乏制度变革支撑的思想启蒙是无力的，不注意人的思想变革的制度变革是无用的。
鲁迅先生还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这同样是强调应当用具有建设意义的思想来引领民族发展的潮流。
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墨子》
一种先驱者的呐喊，是必须要拥有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英，应该拥有开明的思想，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吸收世界其他优秀文化的精华，为国家的振兴、民智的升华提供动力源泉和榜样引领。
要能够与时俱进，从历史的源流当中找寻现行制度的支撑。比如当前我们国家近几年新建立的监察制度，与汉王朝的刺史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它又摒弃了刺史制度行政独大的弊端，同时结合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和中国的现实环境与要求做到了妥善处理，构建了行之有效的监察制度。为反腐倡廉、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布局思想的落实提供了制度支撑。
不慕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荀子》
辉煌灿烂、源远流长的中华历史文化当中，蕴含着无数的宝藏，未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不仅需要从历史的深处找寻民族信心的根源，更要从历史的发展探索发展的经验。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离不开这个民族血液流淌的历史的基因。
灵魂深处闹革命。人的心量非常广大，如同空虚一样，没有边界，没有方圆，没有大小，没有颜色，没有上下长短，没有喜怒，没有善恶是非，没有头尾......
【共产主义的“华胥梦”】
“见群龙无首，吉。”此即为中道。
说白了，一切皆有可能时，潜力最大，在古人的眼界中，这种类似初始状态的生机最强。故吉。
实际上，乾卦的君位，“飞龙在天”那个位置，虽然是金字塔的塔尖，但是他集一切嫉妒、痛恨、爱慕、羡慕的核心，这其实是一条窄路。
“飞龙在天”是一个人垄断了所有的资源，那么久了必出问题，所以易经最后就把整个格局撑开了，为我们指出了“群龙无首”这样一个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
为何“群龙无首”为易经的最高境界？
因为群龙无首意味着阳变成阴，刚化成柔，意味着众生平等，天下大治，所以，它是吉的。
那么，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列子》中记载过一个黄帝梦游华胥国的故事，其中华胥国的治理就很贴近，这种“群龙无首”的境界。
上期回顾：
相传，黄帝曾经终日苦苦思索于治理之道而毫无头绪，但是有一天在白天睡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自己来到了一个叫华胥国的地方，这个国家他发现没有君主，也没有官吏，全靠百姓自然而然的生活。
这个国家的人民很有意思，没有任何的嗜好，也没有任何的欲望，一切都是顺其自然而为，这个地方的人不以生为乐，也不以死为恶，要死了他也不害怕，平时生的时候他也不高兴。
所以黄帝发现这个国度里的每个人好像都能善终，从来没有谁走到一半，半路夭折，这的人也不分什么亲疏有别，跟自己近的，他也不喜欢，离自己远的，他也不去疏远，所以这的人毫无爱憎。
......
美和丑不会让他们的心智迷惑，走着走着如果前面有一座山，阻挡了他们的脚步，他们轻轻一跃，就可以翻过山谷，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他们，这的人都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神行于道的境界。
黄帝猛醒，然后大悟。然后他把梦中所见所感，运用到了的现实的治理之中，过了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几乎达到了梦中的境界。
这个故事看似简单，但却让人回味无穷，实际上，故事中华胥国的生活状态，可能就是对老子所倡导的“小国寡民”社会的一种更升华的诠释，我们过去总是站在我们的认知基础上，来理解这种社会状态。
但是，在易经中却把它奉为最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它虽然小国寡民，但是每个人都有无限的自由，它虽然群龙无首，但是每个人都是顺其自然地去做事，没有人要求他们该怎么做，领导者也没有费什么事，但是天下大治。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太上，下知有之。”就是最有智慧的领导者，就是百姓只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但是却感受不到他在发号施令，而是完全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都可以达到极大的发挥，然而却无人争先，人们也没有分别心，于是整个社会的人都过着，一种类似于佛教中“天人道”的生活，生活在一个“群龙无首”式不可思议的“按需所取”的"共产主义"世界。
“永远保持开放的心灵是一颗永远空虚茫然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