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期刊发表危害数千万人的错误研究，这群“疯子”将其推翻
撰文 Julie Rehmeyer
翻译 张畅
审校 张士超
如果你被确诊患有慢性疲劳综合症，那你大概会得到以下两条建议：去看心理医生、做做运动。医生可能会告诉你这两种治疗有60%的可能会让你感觉好点，还有20%的可能会让你康复。这是2011年发表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研究得出的结论，同时发表的还有后续分析。
问题是，这个研究是错的 。
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个错有多离谱。
在法院命令下，这个研究的作者近期披露了该研究的原始数据。患者和独立科学家们联合分析了这些数据，并且于2016年9月21日将分析结果发布于哥伦比亚大学微生物学教授 Vincent Racaniello 建立的网站 Virology Blog 上。
分析结果显示，如果你已经接受了标准的医学治疗，那么你能够在运动和心理治疗中获益的概率最高只有10%。而你康复的概率几乎为0。
这一发现是一场持续五年的斗争的结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一同发起了对这项800万美元研究数据的复核。而这一斗争在2015年似乎还看不到希望。
这项名为 PACE 试验的研究在《柳叶刀》首次发表时，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头条关注。英国《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还曾用这种病的缩写调侃：“感觉疲劳？（Got ME?）出去锻炼下吧，科学家都这样说。”（肌痛性脑脊髓炎是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另一种叫法，全称 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首字母缩写为ME，现在政府机构称其为 ME 或 CFS。）这一研究结果影响了包括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梅奥诊所（Mayo Clinic）、凯撒医疗（Kaiser）和英国国家健康优化研究院（Britis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等多个机构对慢性疲劳综合症的治疗推荐。
但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患者立刻就对这一研究结果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一研究结果与我们在疾病中得到的经验相悖：ME/CFS 的特点就是即使是轻度的锻炼也会加重病情，产生包括严重疲劳、认知能力下降、血压不稳、睡眠无恢复和神经及免疫功能紊乱等症状。
我在2006年被诊断为慢性疲劳综合症，之后很快就发现，当我觉得“有点累了”的时候就必须休息。不然，我就会几近瘫痪，第二天连走路都费劲。
这些研究者说，像我这样运动以后感觉更虚弱的人只是没有用心培养运动习惯而已。他们建议开始的时候要慢一点，缓慢而稳健地增加运动量，并且要有专业人士指导。但是有时候仅游泳五分钟就能让我下不了床，尽管前一天我还能连游十分钟。于是我不再持续增加运动量，而是根据我不断变化的极限来进行调整。可是研究者们称这样做是错误的。
“想象出来”的病？
他们关于心理治疗的说法也让我感到怀疑。我的心理治疗师确实帮助我稳定了精神状态，但是对我的身体状况却并没有帮助。此外，研究者们推荐的并不是常规的心理疗法——他们推荐的是一种认知行为疗法，而这种疗法挑战了患者们关于生理疾病限制锻炼能力的认知。相反，理疗师们还建议患者们活跃起来、无视身体症状，从而“康复”。
换句话说，这种疾病有可能由病毒或者其他生理刺激导致，然而他们却告诉病人这个疾病完全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与此同时，美国的科研界并没有对这一疾病的生理基础表示过怀疑，纵然免疫学家已经在患者身上发现了明显的免疫系统反应，运动生理学家也在运动后的患者身上发现了高度异常的生理改变。
我知道正确的心理疗法和用心的锻炼可能会对患者们有所帮助，如果这些方法能把病治好，我高兴还来不及。但问题是，就我目前看来并不能。
有缺陷的研究
但我不只是患者，还是一名科学作家。我尊重、重视科学。所以 PACE 试验让我有些糊涂：它看起来像个很不错的研究——规模大、有对照且通过了同行评议。只是，研究结果与我的亲身体会并不相符。
所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其他患者在科学上进行了深挖，并且几乎立刻就发现了大量问题。
在这项包含641位患者的实验开始之前，研究者们宣布了他们成功标准——即代表“改善”和“康复”的统计指标。要达到“康复”，受试者对疲劳程度和生理功能的自评分应达到某一设定分数，并且必须要承认自己确实感觉好多了。
但是在非盲实验开始后，研究者们却大大弱化了这一标准。他们调整过的“康复”标准过低，试验过程中疲劳程度、生理功能自评分均有下降的患者依然可以被认定为“康复”。他们制定的分数线过低，八十岁的普通老人都能达标。
并且，唯一能够证明患者感觉好转的证据仅仅是患者的自我评估。研究者没有任何可以证明患者病情改善的客观指标，例如有多少患者可以回归工作，有多少患者不再领取福利或者他们的健康等级如何等等。
患者的主观报告同样让我生疑。我假想自己是受试者：我被要求评估自己的症状；在接下来一年的治疗过程中，有人反复告诉我要尽量减少在症状上的注意力。然后我又被要求评估我的症状。然而为了配合治疗、取悦我的治疗师、说服自己我并没有白费一年功夫，我不可能不说我感觉好点了，即使情况可能依然很糟。
许多患者都为曝光这些缺陷做出了努力：他们写博客、接触媒体，还向著名医学期刊提交了用心撰写的通讯和评论，甚至在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文章。
他们还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试图从牵头研究者工作的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获取研究数据。该校拒绝了大多数请求，理由之一是这些患者“无理取闹”。
“你们是疯子”
该试验的拥护者们指责道，这些反对者是阻碍世界上约三千万 ME/CFS 患者康复的疯狂十字军。例如《柳叶刀》的编辑 Richard Horton 就把反对者们描述为“一群极少数但有高度组织性的活跃破坏分子，他们破坏科学进程、胡搅蛮缠，最终会损害绝大多数患者的利益。”
媒体也宣称 ME/CFS 研究者们受到了死亡威胁，还把 PACE 反对者归为疯子。为和我一样的患者感到悲哀的同时，我也对拒绝核查这一研究的科学家和记者们感到失望。我只能希望 PACE 会淹没在缓慢上升的正确科学之潮中，即使学界永远不会发现他的巨大问题。
但是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每年对慢性疲劳综合症研究的投入只有500万美元，这让我的希望看起来更加渺茫了。
2015年10月，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公共健康学和新闻学讲师 David Tuller 在 Virology Blog 上披露了实验的缺陷，对其造成了毁灭性打击。Tuller 描述了所有我发现的问题，同时还指出了更多问题。这一工作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公益行为：他本身并不是患者，在为期一年的调查中，他没有接受任何的机构支持、法律援助或者酬劳。
反对者们终于得到了指引。
Racaniello 以及其他41名患者和临床医生向《柳叶刀》发出公开信，要求对PACE 试验进行独立调查，并且宣称“这样的缺陷不应该在公开发表研究中出现。” http://Stats.org 是一个致力于推进新闻统计数据应用的机构，该机构主席 Rebecca Goldin 在一篇7,000字的评论文章中对该实验的设计进行了剖析。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患者 Alem Matthees 依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的申请正在逐层通过司法系统。
Matthees 曾经提出申请希望获得试验的匿名数据，然后采用该试验的原始标准进行分析，但是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拒绝了他的申请。他们声称一些心怀恶意的患者可能会破坏匿名制，公布受试者信息来败坏实验的声誉。同时他们又一次提到了死亡威胁的事情。
2016年8月，法院驳回了这一声明，斥责其为“无稽之谈”，并且指出研究者们自己在法庭上承认了，无论是研究者还是 PACE 受试者都没有收到死亡威胁。
说谎的数据
在公布数据之前，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自己也重新进行分析，以确定有多少患者的病情出现哪怕是一点点好转。他们的数据显示，采用原有标准评价时，在认知行为疗法或者辅以运动的治疗中只有20%的患者病情有改善，而不是他们在《柳叶刀》上宣称的60%。
并且20%的数据可能也不可信，因为重分析中发现有10%的受试者在只接受标准医学治疗时也会出现好转。这就说明有10%的患者即使不锻炼或者不接受这种治疗依然可以得到改善，那么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只能使10%的患者获得显著收益。
那么根据他们的说法，有22%的患者的患者无论接受两种治疗中的哪一种都会真正康复，这可信么？当 Matthees 在同事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学家 Philip Stark、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家 Bruce Levin 的帮助下分析原始数据时，事情变得有些扑朔迷离。
他们分析发现，当采用原始标准进行衡量时，只有4.4%进行锻炼的患者和6.8%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患者达到了康复的标准，同时还3.1%的患者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就康复了。
重点是，不同组之间的康复率根本没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ACE 研究者、《柳叶刀》和《医学心理学》（Psychological Medicine）（该期刊曾刊登过关于康复的后续研究）的编辑都拒绝对这一结果发表评论。
英国皇家心理学院主席 Simon Wessely 曾与我邮件交流，为这个实验辩护。他说有些患者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和锻炼病情得到了改善，并且指出“改善”的数据和“康复”的数据不同，前者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这些信息并没有改变，”他写道，声称这两种疗法“有一定的效果”。
Wessely 拒绝对康复数据的问题做出评论。他对重新分析的反应可以总结为：“好吧，这里没什么好看的，还是转移目标干点别的吧。”
经典的“问题研究”
但是外界的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准备“转移目标”。
在看过新的分析之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退休医学教授Jonathan Edwards说，他对这种小幅度的主观改善能否代表患者病情真的有改善表示怀疑。他说：“我们觉得在实验中存在你可以想象出的最强安慰剂效应。”
斯坦福大学基因技术中心主任 End ME/CFS 项目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 Ron Davis 说，“这是一个经典的问题研究”。他强调了另一个问题：这个研究采用了一个十分宽泛的疾病定义，以至于许多受试者根本不是 ME/CFS 患者。
“这篇研究应该被撤回，”Davis 说。“我会把这个研究当做教材给我的学生们看，然后问他们‘你能从其中找到多少错误？’”
尽管撤回很罕见，但消除其影响并不那么容易，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
经过 ME/CFS 相关人士的不懈努力，联邦医疗保健研究及质量局（Federal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已经修改了对 ME/CFS 的治疗推荐指南，指出关于认知行为疗法或者运动有效的证据不足。但许多其他健康机构依然向患者推荐这种疗法。
拨乱反正的过程还需要继续努力：一项运动治疗 ME/CFS 患儿的项目已经开始实施，患者们正在抵制这一项目。
经过了 PACE 的故事，我对科学的态度更加严谨，也更加热爱科学。这个错误向患者推广了无用甚至可能有害的治疗，并且鼓吹这一疾病大部分是精神心理因素造成的，对全世界上千万的 ME/CFS 患者都造成了伤害。
但是我们不能以科学具有自我修正能力为借口来自我安慰。许多患者——包括一些病情非常重的患者，都为纠正这个错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承受了许多压力。如果没有 Tuller 的英勇行为，这些努力甚至都会付诸东流。现状是，我们还没有一种稳定、可靠的手段来推翻有缺陷的研究。
要修正 PACE，单单摒弃它的缺陷还不够。只有当我们对这一疾病有了真正正确的解读，PACE 给患者们造成的误导才会完全消失。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去关注真正好的科学——能让我继续热爱的那种科学。
译者注：
Julie Rehmeyer 的回忆录《穿越绝地》（Through The Shadowlands）描述了关于慢性疲劳综合症和其他人们了解不多的疾病中的科学和政治问题，该书将于2017年5月由 Rodale 出版。
Virology Blog 对 PACE 的抨击：
http://www.virology.ws/2016/09/21/no-recovery-in-pace-trial-new-analysis-finds/
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