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思想:德勒兹,怀特海与思考的冒险

游牧思想:德勒兹,怀特海与思考的冒险

编译自《生成的秘密:怀特海、德勒兹与巴特勒之间的对话》第二章,相关词语参考自《导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及《过程与实在》

德勒兹思想的关注核心是让“艺术介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个被德勒兹称之为“美学问题”的概念,已经逐渐反映出“我们的日常生活越发标准化、模式化,从使于消费品的加速再生产下”。德勒兹通过创造一种哲学思考方式,去追寻一个削弱这些标准、典型的模型与编码的哲学轨迹。德勒兹提出:“思考即创造,但去创造首先要做的是在思想中引发‘思考’”,这种创造性思考,这种思想中的“思考”,德勒兹会引用为“游牧思维”,这种思维“基于所有过去、当下、未来的编码,(它寻求)去转换哪些此刻或未来阻止它编码化的因素”。

德勒兹尝试去在哲学中构建游牧思维,他试图去解决美学问题,逐步将艺术与创造灌输进日常生活。我们不难从德勒兹思想中对创造的突出,发现哲学家怀特海也会对德勒兹感兴趣。德勒兹实际上将会断言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是“当代哲学的一部杰作”。而对于怀特海来说,同样的美学问题则构成了历险中缺失的一环,他说:“当美学缺少历险,文明就进入了完全的衰退之中”。不管这个对文明的威胁来自于思维的路径依赖被一种“正统学习”或“旧有生活形式的延伸”所强化,怀特海也关心如何将历险介入到日常生活中。

当然德勒兹和怀特海并不是唯二关心文化与思想中缺乏创造性的哲学家——伴随着我们将称之为文化创造性的问题。尼采、海德格尔、施本格勒和阿兰·布鲁姆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然而德勒兹和怀特海之间的相似性更为深刻,这可以追溯到每个他们发展并使用以解决文化创造力问题的核心概念。特别是德勒兹和怀特海都通过呼吁一种思想(游牧思想)以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哲学传统,这种思想寻求不以事实开始和结束——不管这些是经验事实还是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而是他们寻求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思想,一种容易分类和捕获的思想。换句话说,德勒兹和怀特海都关注在思想中推广游牧主义。

要了解德勒兹发展游牧思想的努力,需要澄清一些关键概念。首先最重要的是,内在性的概念(译注:思想如何运作才能与宇宙共思,而不是去思考宇宙,因而就能加速我们栖居之所的相对解域)。这可能是德勒兹所有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在他出版的著作中,一种内在性哲学与超越哲学被反复对比,德勒兹经常回归到杜斯科普斯、斯宾诺莎、尼采、莱布尼兹、柏格森和休谟的学说。正如德勒兹对他们的理解那样,这些哲学家的为内在哲学贡献良多。那么这些贡献是什么?内在哲学是什么?简而言之,内在哲学是试图以不超越条件的方式理解同一性的出现,无论这些条件是社会的、政治的、个人的、本体论的抑或是其他的。例如柏拉图会为条件所在提供一个解释——形式或理念,这些形式概念越了条件。正义的形式(eidos)是独立的,并且是超越可能出现并接近这种形式的每一种正义制度的真理。相比之下,内在哲学会显示出条件而被条件化。

这种对内在性的理解的结果是众生平等,或现实的非等级性质。德勒兹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的:“从内在的角度来看,本质性的的区分并不排除,而是暗示一种存在的平等——它的同一存在于其自身的事物中,在其中其效应在其它事物上蕴含。”换句话说与柏拉图的形式不同,形式是条件优先(超越)条件的,并作为条件只能以近似的优越模型或代码运作,一种内在状态包含着内在条件,不是作为一种退化的模仿(主体/主体模仿),而是作为条件本身存在进行的修正。举一个例子,资本主义是德勒兹的一种内在因果关系。在一篇详述他与马克思主义的亲和力的文章中,讨论了为什么他和加塔利“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德勒兹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它是一种不断重新绘制其局限的内在系统,因此总会发现自己逐步扩张,因为限制即是资本主义本身。每当一个新的市场被发现或开放时,这个市场就会融入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虽然是一个正在扩展的体系(例如,资本主义的扩张并进入劳动力和产品成为商品的中国)。这些扩大的限制是资本主义带来的效应,更确切地说这样的影响蕴含在资本主义内部之中。此外作为一种内在的制度,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基本公平的存在,即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只要它们是商品——它们全都可以在公开市场上买卖。

与实存的内在性和公正性(或德勒兹最常常引用为存在的单一性)相关的是多样性的概念。 德勒兹给予了多样性这样的定义:当多重被有效地视为实体,(multiplicity),它不再与作为主体或客体,自然或精神现实,形象和世界的任何一个个体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对于德勒兹,多样性就是他所谓根本上的非等级存在(非正统的)的游牧分布,一种分布的不能简化为可识别的统一体。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这一话题上开宗明义:

根茎(或多样性)不能减少为单一个体或多个个体。 它不是从一生成为两个甚至直接三个,四个,五个等。它不是从一开始的派生的倍数或递进的倍数(n+1)。 它不是由单位组成,而是由尺寸或运动方向组成。 它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始终是一个中间状态,它从中生长并且溢出。

要理解一个或多个单位的多样性(这里使用的法语单词是unite´s,这同时意味着单位和单位的组合)将它与特有形式的存在联系起来,对于一个作为驱动产生“发散效应”的存在,因为要识别的东西是由一个或多个超越它们的东西组成的。苏格拉底在《尤西弗罗》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立场。这并不是苏格拉底所感兴趣的虔诚行为的多样性,而是他希望“知道什么是虔诚的本质特征,进而使所有虔诚的行为虔诚。”无论他们具有多么明显的多样性,从柏拉图的角度来看都是享有特权的团体优于其蕴含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德勒兹和怀特海都同意柏拉图对特权、更高一层统一的理解。虽然怀特海会讨论上帝(更多内容见下文),但他坚持认为上帝“是概念操作意义上的预设的现实存在,与其他所有生成的创造性行为一致”。或者以不同的表述方式来陈述:上帝是一个实际的实体,它不会超越其他所有实体,但与它们内在生成的原因“一致”。然而,德勒兹超越哲学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事物的性质必须实在的。特性(unite´s)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由多种偶然因素和条件构成和形成的。 比如“一个人,不是先前存在的东西……(相反)是被构成的。”并且正是多样性的概念使得德勒兹开始考虑如何在不需要超越的,发散的原因的情况下构成事物的性质。

在谈到德勒兹的多重概念之前,应该注意的是德勒兹的项目与朱迪思·巴特勒的工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体现在她所认为的身份政治主导地位,例如围绕女权主义的话语以及其他政治运动中,巴特勒认为“女性”作为一种性别的身份和统一性需要受到质疑。为此巴特勒提出了“对女性进行分类的女性谱系挑战”。更确切地说,巴特勒认为一个人的生理性别或文化性别是一个给定的概念,是那个没有被构建但是先于我们的话语表述和有关它的陈述本身,这就是一个构成过程的影响。正如德勒兹声称一个人“不是先前存在的东西”,而是“被构成的”,对于巴特勒来说性别也是如此。正如巴特勒所言,她对联盟政策的“反基础主义”(译注: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是指人类为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寻找一种最终的无可置疑的绝对基础的文化努力)尝试既不以“身份”为前提,也不让一种联盟整合的形式或意义在其产生之前就已知。因此女权主义政策不能以预设的“身份”开头,且作为政治行动和讨论的基础,预先假定的身份也不能成为通过政治行动和讨论以实现的预定目标。

最后一点,巴特勒的女权主义与德勒兹所称的游牧思想融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挑战并破坏思想、政治上既定身份的实验性思想,游牧思想并不能确保成功。没有任何预示可以达到成功的标志,相反通过强调注意与每一个个体身份不可分割的多种异质的实践,德勒兹尝试推动超越这种既定身份的创造性行动的可能性。同样地对于巴特勒来说,她挑战了许多女性主义“女性范畴的连贯性和统一性”理论的预设,因为这种预设“已经有效地拒绝了具体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交集中一系列“女性”被建构起来的基础。”通过讨论这种多重的交集与“女性”的身份不可分割,巴特勒得出结论:”不需要行动背后的'行动者'''。此外,她认为“行动者在实施行为及经历行为中都是被可变塑造的”。因此,不存在游牧思想的主体,亦没有负责这一思想的主体,相反正如巴特勒所论证的那样,主体是“某些规则所管理下的语言结果,这些语言控制着可理解的身份的调用”。此外,主体是重复这些规则的结果,重复掩盖了它们的构成。因此德勒兹的政治决策或游牧思想,包括“改变这种重复的可能性”。换句话对于巴特勒,女权主义的任务是通过这些重复且不可被简化的的结构寻找可能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巴特勒呼吁游牧女权主义,或者正如她所说:

相反,关键的任务是找到这些结构所允许的颠覆性重复策略,通过准确参与构成身份的重复实践来确认干预的在地可能性,从而提出与其竞争的内在可能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巴特勒的叙述的核心是这样一种观念,即性别的同一性和连贯性预示着多种实践行为,这种实践与其所带来的身份和一致性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巴特勒在她关于自我叙述的讨论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这种说法的自我预设,使用德勒兹的术语,这种多样性对于一个或多个是不可减少的。多样性的概念对于德勒兹的哲学至关重要,但是随着这个概念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多样性如何成为一个系统?或者超验领域先于个人的分叉点(如德勒兹所指的那样)如何形成一个统一,从而形成一或多(unite´s)?多种实践等如何成为预设的身份? 在这里协助德勒兹的概念是“事件”,他在“理智的逻辑”中定义如下:

对于每一个事件,确实存在其实现的当下时刻,即事件体现在事态、个人或个人的时刻。我们指定的那一刻,“在这里,此刻已经到来”,事件的未来和过去只是针对这个明确的现状进行评估。 另一方面,事件的未来和过去本身具有非在场、无现状、非个人、先于个体、中立化的限制。

换句话说,事件是两面性的,一方面它与我们与事态相关的现实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同时它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没有被事物的状态所限制'',这种先验领域中前所未有的分叉点是由这些游牧般的逃逸事态所捕获的。举一个例子,大卫·苏德诺(David Sudnow)在他的《手之道》(Ways of the Hand)一书中详述了他曾试图学即兴爵士乐的经历。演奏即兴爵士乐的挑战在于它是即兴发挥的,不遵循过去已写好的乐谱。然而当苏德诺坐下来演奏时,在他用手寻找旋律时出现的反复出现的问题是:“Where?”

苏德诺的老师在教他爵士乐时,给了他一个标准声音列表(比如爵士乐和弦音阶等),随后苏德诺融入了不断扩展的技巧性曲目,简而言之是预定路径的曲目。这套技巧仍然不是即兴的爵士乐,因为当他的老师演奏时,''他并不是简单地使用我为每种和弦类型所用的少数标准声音。他所演奏的复杂程度远胜于标准音……而且他演奏得有条不紊。''正如德勒兹所说的那样,苏德诺的老师能够做到的是:在没有预先确定这种多样性的情况下,通过预定的统一——即通过标准声音等来创造更多种形式——然后他在一次全新的即兴表演中实现了这种多样性。这种表现对于任何预先确定的路径和技术都是不可减少的,只有当苏德诺本人真正努力演奏即兴爵士乐时才获得了成功,因为他能够通过即兴表演(生成)的事件来实现多样性,这种表演现在是一种可以用作新事物的状态。简而言之,与事件起作用有关的是双重分节(译注:double articulation,记号系统涉及两个组织层面的结)。


创造性事件如即兴表演、游牧思维等,阐明了个体前分叉点的多样性,它们可以在第二层表意中实现,这种关联是创造性的事态本身,是个体、已经确定的,并且能够在未来的创造性尝试中被吸收。正是这种对双重分节的理解,以及它在创造过程中的无处不在,导致德勒兹和加塔利断言“上帝是龙虾,或双重钳子,双重束缚。”上帝确实是可识别和个体或不可识别个体前多样性的双重束缚或者双重关联。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转而比较德勒兹发展游牧思想的努力,该思想通过怀特海努力理解实际实有的过程来实现多种前个体分叉点。正如德勒兹强调多样性一样,怀特海提供了一种“现实的细胞理论”。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就像德勒兹讨论与实现它们的事态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多样性一样——例如音乐路径的多样性与实现这种多样性的即兴表演不可分割——对于怀特海来说,每个终极单位事实上是一个细胞复合体,不能分析成具有同等完整性的成分。换句话说,虽然事实是细胞般复合或如怀特海所理解由一系列社会实体组成的,但这些复合体不能被分析并简化为一系列可识别的单位或事实。这是从更直接的层面来理解事实,这正是怀特海拒绝的传统哲学观念的原因。诚如德勒兹所说,这会减少多样性,亦即单位集合(unite)的多样性。同怀特海明确指出的那样,与莱布尼茨的“单子变化”相比,怀特海的细胞或单子根据他的理论,“只是生成了”。 也就是说,人们不能说怀特海的实际实有是本来就有的,他们只是从一个状态转变为另一个状态,因为一旦过程完成,实际实有已成为一个可识别的静态事实,与实际实有相关联的过程已经结束。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一个真正的实有在生成时就已经灭亡了”,也就是说,当它成为事实时就不复存在。相比之下,对于莱布尼茨来说,不仅单子会改变而不是生成,同时每个单子都表达了宇宙预先建立的和谐的终极事实。因此最终莱布尼兹取消了任何新分歧的可能性,这导致德勒兹尽管在许多其他方面钦佩莱布尼茨,却依然产生这个严峻的结论:莱布尼茨赋予哲学创造新概念,只要他们不推翻“已建立的偏见”。

正如怀特海学者所熟知的那样,怀特海对创造性进步过程的描述涉及两极——身体和心灵两极。随着实际实有的完整,他们获得了怀特海称之为“客观不朽性”的东西,它们是客观却不在实际实有时间意义上的,相反它们是精神极的物理或客观成分,能够探索与客观极的完整性不可分割的可能性(比如多样性)。怀特海认为“通过将心理功能引入符合相关替代方案的实现主观形式,排除了物理实现的完整性”。在“无机体社会”中当“没有理由相信,在任何重要的方面,精神活动都偏离了第一阶段客观基线中严格固有的功能……然后并不引入新颖性”。怀特海认为生命本质就是“引入新事物”,特别是当身体和心理两极之间存在不和时,新奇就会发生。怀特海非常明确地说:”进步是建立在不和谐感情的基础上的'',并且当这些不和谐的感觉通过达到完美而得到解决时——即当精神和物理两极相互符合时——然后除非出现新的不和谐的感觉,否则进步就会消失,这促进了另一个完美的过程。怀特海将这个过程称为冒险:''以最热情的强度维持一个文明需要的不仅仅是学习,冒险是必不可少的,即寻找新的完美。''

思想冒险的关键是精神极点能够获得在社会关系的完整物理实现中尚未实现的游牧,反社会的实在实有或者,更简单地说作为事实本身。正如莱布尼茨的单子所改变的那样,完整的实在实有的联系“享有表达其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动态反应的历史”。然而“实际的场合没有这样的历史,它永远不会改变,只会生成并消失。它的消亡是在宇宙的创造性进步中假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功能”。对于这种创造性进步至关重要的正是没有预先建立的和谐,没有预先确定的完整性,而是有秩序和混乱。或者正如德勒兹理解这一点,有一种多样性不能简化为事物的状态,而是有允许对这些事态进行创造性转变和超越这些事态的可能性。那么对于怀特海来说,“环境中的社会将构成其有序的元素,而非游牧社会的实体将构成其混乱的元素”。因此现实世界既不是“纯粹有序的”,也不是“纯粹是混乱的”。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混沌世界”。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关于德勒兹和怀特海的游牧思想重要性的讨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勒兹在尼采哲学中发现了一种“不会也不会允许自己被编纂”的思想。这种游牧思维摆脱了预先确定我们思维过程的模型和刻板印象。这是一种思想,其中包括德勒兹和加塔利后来称之为捕获的装置——即状态和思想,它们屈从于预先确定的状态,捕捉状态赋予的身份。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把这种形式的哲学称为皇家哲学,莱布尼兹将是这种哲学的一个例子,而怀特海不是。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怀特海直接呼吁游牧的实体,混乱作为思想、文明等创造性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他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然而游牧思想不仅仅是一种通过摧毁而超越实际的思想,尽管尼采确实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正是他所实践的哲学及“用锤子进行哲学化”的意义。尼采就此明确地进行了论证,例如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他声称“偏离传统的人成为对非凡的牺牲,保持传统的是它的奴隶。无论如何都要毁灭。”同样地对于怀特海来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宇宙既不是纯粹的有序也不是纯粹的混乱,并且确保社会和游牧实际实有,秩序和混乱之间成功平衡的是上帝。在物理和心理极点不和谐的领域——令新奇事物成为可能——怀特海设想上帝的拥有着耐心,通过完成他自己的方式温和地拯救中间世界的混乱,因此上帝可以防止混乱占上风,并确保游牧实际实有成功地进入社会之中,或者正如怀特海所说,上帝“不创造世界,他拯救世界”。

德勒兹在这一点上不会赞同怀特海,完成上帝的本性并不能确保成功完成德勒兹赋予秩序的过程,而是通过游牧分布实现“通过游牧分布实现自我统一的内在原则,与墨守成规和固定分布截然不同”。同时德勒兹指出,通过“自我形式或自我观点”达到统一的综合,例如自我实现或客观满足是上帝的本性。对于德勒兹来说,没有预先确定我或者自我的形式,以确保多样性的统一。尽管存在这种显着的差异,但德勒兹仍然与怀特海一起论证了一种游牧思想,即将犹豫、不和或冒险的想法灌输到实际和其他方面完成的东西,当在创造性事件中实现时,表达自我统一内在于多样性本身,这是我们应该期待的,因为德勒兹所说的努力是发展和实践内在哲学。

巴特勒也会回应这些观点,尽管在肯定“内在的自动化原则”时,她可能不像德勒兹那样乐观。例如,在《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中,巴特勒认为不可能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阿多诺、列维纳斯、拉普朗什和福柯等人的主题进行说明,以制作一个能够统一影响、激情、关系等多样性的叙述性陈述。巴特勒声称:“‘自我’没有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关于一个(数个)关系的故事抑或一种自我规范。”同时她说:“超越规范协调了一个主题可能采取的形式,实现自我创造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对于巴特勒而言,对自己的描述会引起一种“社会批判”,尽管人们无法提供完整的阐释——那种“生活”,正如巴特勒按照德勒兹的方式所说的那样:''超出了我们可能试图给予它的任何说法''——我们仍然被要求提供一个阐释,在社会的道德规范下这样的阐释会受到挑战。

正是在这一点上,巴特勒的作品与我们所了解的德勒兹和怀特海的游牧思想相吻合。正如德勒兹认为自动统一的前提是游牧分布一样,这种分布可以确保成为另一种分子的统一。正如怀特海所说,细胞复合体和社会整体庇护着保证现实持续过程的非社会实体。对于巴特勒来说,我们可能给自己的任何描述都不是对社会规范的简单描述,而是对“集体自我”的反映,但恰恰相反,它涉及到一种社会批判,或者说游牧的分叉点在集体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中不包含暴力,但最终可能改变使叙述成为可能的社会规范。正如巴特勒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当一个人抵制“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表现和保持自我认同,并要求别人这样做”的道德暴力时,这种社会批判才可能同样发生。正是这样,巴特勒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反对道德暴力。

回到我们开始的审美问题,我们可以在德勒兹、怀特海和巴特勒的思考上发现的游牧思想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变得很清楚。特别是对于德勒兹而言,其努力是通过依赖可预测的销售来打击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倾向。德勒兹认为畅销载体构成的系统,例如书籍、音乐等,迅速攀升、坠落或离开货柜,关于这种“快速周转”德勒兹认为

必然意味着向人们出售他们所期望的东西:即使是“大胆”、“丑闻”、“奇怪的东西”都属于市场可预测的形式。而文学创作的条件,是不可预测地出现的,会被人员潜移默化缓慢地逐步认可,而这是脆弱的。

因此游牧思想将是一个脆弱的思想,一个不能保证成功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功将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它将是新颖的。对怀特海来说,虽然他确实赞扬商业(资本主义)思想产生了文明所必需的远见,但他也指出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使我们在面对一种新奇的条件时处于必须随时为个人做准备的境地。

与怀特海远古的祖先不同,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我们期待变化和新奇的环境中。我们已经变得对新奇感不敏感。因此我们或许可能是怀特海的希望,更能容忍新奇,更多地接受促使思想冒险的不和谐。然而另一方面,新颖性本身已经变得可以预测,因此所出售的正是“大胆”,“丑闻”和“奇怪”。在某种程度上,新奇本身已成为可预测性本身的形式——我们现在所期望的——产生怀特海认为对文明思想冒险所必不可少的不和谐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此一种寻求将审美不和谐灌输到日常生活中的游牧思想将严肃地重视尼采的说法,即真正的新事物会从市场中脱颖而出。

为了避免一种被认为是多种可预测形式之一的思想,游牧思想正如德勒兹所说的,虽然在提到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时,德勒兹指出,这些游牧民族没有意识到一种基本的游牧主义,一种被认为是”作为主要状态“的游牧主义。与之相反,游牧思想就像一场突然开始的冒险,由吸引人的农耕社会团体所推动的运动,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同样游牧思想是一种思考的冒险,一种始于已经建立的思想,一种预先确定应该思考的传统,一个人可以给予自己的叙述:哪些问题是重要的?以及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进展。虽然必须从思考开始,但是德勒兹试图在想法中“思考”思考,并且对于德勒兹和怀特海而言,这种想法是一种没有地图的冒险,这种思维无法预测可能会形成什么样的想法。每当冒险结束时,德勒兹和怀特海肯定会鼓励我们不要墨守成规,不需要任何理由地成为游牧民族,并突然开始思考的冒险。

编辑于 2019-04-05

文章被以下专栏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