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五十年代我国的罐头生产和出口

原作者曹早 中粮集团职工

内容有增加

解放前，我国的罐头工业很薄弱，只有松江（哈尔滨）、旅大（大连）、天津、梅林、泰康、如生（上海）、厦门、汕头等罐头厂。上海、天津、广州有少量出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需要生产军需罐头供应前线，各地又新建了一些罐头厂。

1953年开始，志愿军陆续回国，军需罐头生产锐减。由于人民收入不高，罐头内销市场有限，罐头厂处境困难，迫切要求扩大出口。这时，全国能够生产出口罐头的罐头厂有松江、大赉、旅大、营口、锦州、烟台、天津、南京、梅林、益民一厂、二厂、泰康、如生（后迁南宁）、厦门、汕头、海口、北京等厂。1958年前后，又陆续新建了肇源、集宁、青岛、连云港，淮阴、盐城、如皋、南通、扬州、镇江、苏州、太仓、杭州、黄岩、奉化、宁波、金华、福州、漳州、广州、湛江、万县、重庆、成都、南充、达县、南昌、承德、蚌埠等罐头厂，全国罐头厂的生产能力及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为扩大出口创造了条件。

1953年，苏联首次从我国进口水果罐头。当时，总公司尚无主管罐头业务的机构，而由主管水果业务的吴成章同志承办。1954年，我国对苏联出口罐头数量大增，有猪、牛、羊、家禽、水果、蔬菜等十多个品种。于是，我和唐子文、陈常阳调到业务三处货源组，主管出口罐头的货源供应。

对苏联出口由出口处的李乃文同志负责，对新（东欧）出口由肖朝庆同志负责。不久总公司的业务处按商品划分成立了罐头杂品处，下设罐头组，肖朝庆同志任组长。十多年来先后在罐头组工作过的同志有肖朝庆、曹早、陈常阳、唐子文、林嫦、马迪先、赵紫芳、尹之华、刘碧、黄群、毕兆年、蓝希、隋革、马景赞、李令娴、张庆祥、张其渊、徐松山等。

罐头在总公司并不是大商品，但产地分散，品种繁多，对苏出口肉禽类有清蒸猪肉、清蒸牛肉、清蒸羊肉、去骨鸡。水果类有苹果、梨、桃、杏、海棠、山楂、菠萝、桔子等，又分糖水、果酱、糖酱三种。蔬菜类有酸黄瓜、青刀豆、茄子酱、填馅辣椒、青豆等。对捷克出口原汁猪肉、午餐肉；对民主德国出口原汁猪肉、浓汁猪肉；对罗马尼亚出口茄汁鲤鱼、茄汁鳗鱼、茄汁鲢鱼；对波兰出口浓缩果汁。

1958年，古巴革命胜利，为了支持古巴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我们对古巴出口原汁猪肉。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十分重视，从未发生过质量问题，受到古巴消费者的好评。

1954年，我国首次对苏联出口猪肉罐头,是按我国传统口味生产的红烧猪肉，年底，李瑞征副经理去苏联谈判，苏联方面提出红烧肉不适合苏联人民的口味，不久苏联方面派罐头专家来试制清蒸猪肉；捷克派罐头专家试制原汁猪肉、午餐肉；民主德国派罐头专家试制浓汁猪肉（又称古拉许），这些品种基本上都是生猪肉装罐，不加酱油、白糖等调味品，原汁原味。当时，生产对苏联出口的罐头厂，都有苏联罐头专家驻厂或巡回检查验收才能发货。

1949年上海解放后，梅林罐头食品厂股份有限公司先于1954年公私合营，由上海轻工业管理局主管，后于1956年成为地方工业部掌管的重点企业。1958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梅林看全国》，掀起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高潮，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极大的促进和激发了梅林罐头食品厂的创造热情。于是，梅林厂“双革”创奇迹，竞赛掀热潮，罐头品种增加到200余种。1960年10月1日，地处虹桥路808号的梅林罐头食品厂移至军工路224号，并将拥有较好制罐生产基础和技术实力的上海益民食品二厂的职工、设备全部并入。

1956年，国家筹建广东罐头厂 ，1958年落成投产，并且在建厂时仿照苏联建筑模式建起来的办公楼和厂房。广东罐头厂是苏联与中国经济合作的165个重点项目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最大的罐头厂，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罐头厂。1960年广东罐头厂合并广奇香罐头厂后，该厂所生产的豆豉鲮鱼罐头也主要销往东南亚、美洲等华人华侨集中的地区。

1950—1956年，福州市的罐头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组织成立福州市罐头厂联营处，生产水果类、肉类罐头。1956年福州市罐头厂成立。后来，罐头品种越来越多，按原料的种类划分，有水产品、肉类、水果类、蔬菜类罐头。60年代，福州市罐头厂就生产了糖水龙眼罐头和清汤蛏罐头，后来又生产了红烧花蛤罐头。水果罐头的品种更多了，有糖水荔枝、糖水柑橘、糖水枇杷、糖水黄桃等等。有福建特色的还有冬笋罐头。

1954年4月，外贸部傅生麟副部长出差去四川，省委说四川猪多成灾（！），宝成铁路尚未通车，生猪和猪肉都无法外运，要求外贸部在四川生产出口罐头。于是，总公司派张汉秋和我前往四川万县罐头厂（公私合营的一商业资本家投资新建）试制对捷克出口原汁猪肉，水运到上海口岸出口。

1956年成都罐头厂建成。我和轻工部食品局罗文艺同志、上海分公司周鉴平同志陪同苏联罐头专家去成都、万县试制清蒸猪肉，苏联专家乘飞机去成都。我们三人乘火车经宝鸡转车，火车到达广元车站，突遭洪水，铁路被水冲断，洪水漫至铁路上，旅客被困在车厢内三天三夜，幸亏周鉴平同志机灵，他在洪水尚未淹没车站附近的商店时，跑去买了一筐松花蛋，成了我们三天的主食。第四天四川省轻工厅派来一辆小汽车将我们接到成都与苏联专家会合。省轻工厅也派了几位同志一同到万县试制清蒸猪肉。苏联专家对生产的猪肉要求很严。凡到一地先看屠宰厂，如果屠宰厂不合要求，罐头厂条件再好也不同意安排生产。

当时，万县是小作坊式的土法杀猪，根本不符合苏联专家的要求，于是，市委下令突击改建屠宰厂，勉强达到苏联专家的要求。我在万县半个多月，对“猪多成灾”深有体会，万县没有冷库，罐头投产后每天杀猪500头，这500头猪的头、脚爪、下水的处理，除了每天有几班客轮买去一点，其余全部在市场零售。万县气候炎热，一天卖不掉就变质了。当时，万县是一付猪内脏售价0.10元，吃一碗猪肝面8分钱，而碗内的猪肝比面条还多。漫步万县街头，到处都是卖猪副食品的摊点。

对苏联、东欧出口罐头，统一使用长城牌商标，由总公司统一对外签订供货合同下达各地执行。对资出口罐头由上海、天津、广州、汕头、南宁、福州、厦门、青岛、大连等口岸公司对外经营。每个口岸都有一个或两个专用商标。上海梅林牌、绿叶牌，天津长城牌，广州、汕头天坛牌、珠江牌，南宁象山牌，福州、厦门水仙花牌，青岛飞轮牌、牡丹牌，大连红梅牌。有些品种如红烧猪肉、红烧扣肉、红烧牛肉、红烧鸡、红烧鸭、菠萝、桔子等，几个口岸交叉经营。为了统一对外，避免自相竞销，所以由总公司制订各个品种的限价。对主营口岸及配合口岸，总公司每年都要召开对资出口罐头会议，制订经营方案以协调各口岸公司之间的关系以便统一对外，有序出口。

五十年代，我国是计划经济，而罐头以出口为主，更是集中管理。从原料供应、生产、销售都由总公司与轻工部食品局协商安排。不仅要安排生产还要安排猪、牛、羊、水产、水果等原料的调拨计划，甚至连调味品月桂叶、胡椒等也要总公司安排进口。由于各部门的角度不同，下达联合通知需要反复协商才能取得一致。我在罐头组十多年，一直负责与轻工部食品局衔接计划。从季度初就开始衔接下个季度计划，有时到季度最后几天各部门的意见尚未统一，真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记得1963年生产计划安排到各个罐头厂，由轻工、外贸、商业、水产四个部门下联合通知，发送几百个单位。轻工部食品局史其禄同志用一根棍子挑着两大捆联合通知到各个部门盖章。

1953年开始对苏联、东欧出口罐头以后，品种和数量逐年增长，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受到中央各级领导的重视。轻工、外贸两部每年都要联合召开全国罐头会议，讨论和解决生产和出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年在北京开全国罐头会议，朱德委员长亲自到会行讲话，到会代表受到极大鼓舞。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抓出口罐头，多次要总公司书面汇报情况，并及时给予指示。
由于出口罐头成绩显著，1958年我们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青年集体，唐子文同志代表罐头组出席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接受大会颁发的锦旗。

回忆往事，对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甚为怀念。当时生产出口罐头的工厂，从南到北有五十多个。由于内销有限，这些厂主要靠生产出口罐头来维持生产。为了争取生产任务，这些厂的厂长经常到总公司来，我也常出差到这些厂去，大家都十分熟悉。但我到各厂去时没有一个厂请我到饭店去吃过饭，没有一个厂送给我一听罐头。北京食品厂生产出口浓缩果汁，用糖量较大，北京市无法解决，供销科夏科长常到总公司来要糖，我们每年给他几千吨。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总公司很多同志因营养不良而浮肿，北京食品厂生产清蒸猪肉、牛肉罐头，每天有大量的下脚料，可是总公司没有一个人提出到厂里去搞点下脚料改善生活，谁也没有想到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多么美好的年代啊！

我于1964年12月离开总公司，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如今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这一代将逐渐消失，但我们为之奋斗过的光荣集体——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作者于1964年调离公司，现住江苏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