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春:解析——新西兰杀戮真相——宣言PK谎言

李占春:解析——新西兰杀戮真相——宣言PK谎言

李占春:心理哲学家解析——新西兰杀戮真相——宣言PK谎言

本文撰稿为《之我精神导论》作者

(注:之我或灵魂之我——灵魂之王、灵魂的主宰、灵魂的主人、哲学之我或哲学层次的我。)


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发生枪击事件,该市的两座清真寺遭到枪手袭击,造成50人死亡、50人受伤。据新西兰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枪手在枪击案发生前在视频里称“让我们开始派对吧”(let’s get this party started)随后便持枪走进清真寺。根据视频显示,凶手在清真寺外用霰弹枪击中了清真寺门口的两名平民,随后便抛弃了霰弹枪手持突击步枪进入了清真寺寺内。枪手在枪击后随后开车离开了现场。随后,枪手来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另一座清真寺中,打死了大约5人后离开。枪击事件发生后,新西兰警方随即封锁了事发地主要街道,在附近一辆车里发现了简易爆炸装置,并逮捕了28岁的澳大利亚籍枪手塔兰特。警方称,塔兰特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直播了这一拍摄视频,并且分享了长达74页的极端主义宣言,在宣言中,他将自己描述成法西斯主义者,白人至上,反移民,甚至他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而不是澳大利亚人。

一个澳大利亚人为何要跑到新西兰作孽,这究竟是为什么?新西兰总理发誓永远不会提他的名字。幸存者——失去妻子的阿哈默德却选择原谅凶手,“作为人我爱他,而且会为他祈祷…或许他在生活中遭受了创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是一小群有非常严重问题的人。我认为新西兰发生的事就是这种情况。”当被问及是否担心全球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增加会造成威胁时,特朗普称,“我不这么认为,我想是一小群人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猜。如果你看看在新西兰发生的事,也许就是这样。我了解的还不够多,但这确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针对2011年发生在挪威导致90余人死亡的奥斯陆惨案,有人这样总结——“奥斯陆惨案”是不是一种与社会背景关系不大的恶?当下一发生此类悲剧,舆论和反思多半会落入深挖背景、揭露社会或阴谋黑幕的窠臼。其实,近年来,有一些作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一定的“孤立性”和“偶发性”,如果一味硬挖和批判,不仅在探讨思路上牵强附会,而且也会影响到对偶发“作恶”的防范。综上评述,无不对我们探究发生在新西兰的杀戮有所启迪。



先来谈谈罪犯为何要跑到新西兰作孽。网路上对此议论多多,其实就罪犯的内心实质来说,是要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忘却过去以往,远离亲人亲情及熟知的人与事,从而让灵魂之我彻底拒绝爱,也就是成就为冷血动物。据悉,罪犯父亲罗德尼于2010年死于与石棉有关的癌症。熟人说,这家人从石棉制造商詹姆斯·哈迪那里拿到了一笔赔偿金,塔兰特从中拿到了大约5万美元。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他就用这些资金和其他交易赚来的现金周游了世界七年。显见,其父死后,罪犯由于种种原因就在拒爱的深渊游离。《导论》<爱——我之摇篮>指出:生活中,有些人失去恋人、亲人,却一直坚守着对他们的爱。也就是把他们的之我当作自己之我的摇篮。极端的例子显示,有的人为了他(她),终其一生未娶或未嫁;有的人竟然将亲人的尸体做成木乃伊或储藏在冰箱里,数年贴身相伴。究其缘由,是当事者不承认摇篮已倾的事实,将之我一直栓在对于特定对象的爱里不能够自拔,以期求得之我在幻想的摇篮里安歇,企图把痛苦赶走,自认为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特别注意,一个人,如果之我连爱都排斥,那么这人之我必是阴暗扭曲的,性格性情如同冷血动物,在某些情况下对社会和他人危害极大。据悉,罪犯塔兰特的父亲去世后,他和家人说这让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于是辞去了健身教练的工作,前往世界各地旅行散心。

在这个案子里,罪犯可谓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新西兰先驱报》介绍,但尼丁(Dunedin)当地居民描述,塔兰特性格安静,喜欢谈论自己的旅行经历。当地布鲁斯步枪俱乐部(Bruce Rifle Club)发言人证实,塔兰特是该俱乐部会员,曾在俱乐部的射击场练习射击。周围一家健身房的工作人员称,自己从未听到过塔兰特谈论如何看待穆斯林,但经常听他提起海外旅行。塔兰特来自澳大利亚东部小镇格拉夫顿,主要亲人有母亲和姐姐,父亲于2010年死于癌症,获得遗产后不久,他便离开家前往世界各地旅行,后来定居于新西兰。自格拉夫顿高中毕业后,塔兰特2009年开始当地健身房担任私人教练,2012年开始外出旅行,曾与其共事的工作人员格雷(Tracey Gray)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称,“一定是海外旅行时,某些经历改变了他。”其实,在外的长期颠沛流离让罪犯天马行空、毫无羁绊,进而忘却并屏蔽了爱,其之我彻底拒绝爱了。案后,一个细节被人们反复提起——袭击者走进清真寺的时候,开门的第一个穆斯林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兄弟”,随后袭击者开枪,那位开门人成为第一个遇难者。一如前面所说——一个人,如果之我连爱都排斥,那么这人之我必是阴暗扭曲的,性格性情如同冷血动物。话说,罪犯出身于低收入家庭,自己受教育也低,也没有什么收入,所谓散心,而且长达七八年的散心,可见罪犯在往穷途末路进逼,之我阴暗、爱意断绝。

那么,爱是什么呢?《导论》说:爱是一种发自于内心的情感,那么人产生“爱”的原因在哪里呢?究其根本来讲,爱是之我的摇篮,之我藏于其中可以得到舒逸和安详,如同婴儿依偎母亲的怀抱。那么,这个摇篮是怎样编制的呢?是之我,双方之我共同编就的,摇篮实则是个虚拟,对外叫作‘爱’,爱的体现要靠双方的感应来表达。说的明晰点,爱也不算是虚拟,爱的前提是思维为之我编织环境和状态,双方的环境和状态相吻合,在条件与机缘配合下,之我才能相互交融编就爱——我之摇篮。之我需要爱的滋养,失去了爱,打翻摇篮的之我,会令人异常痛苦……之我因倾覆了“安身”的摇篮,之我处于所谓的“失重”状态,进而造成人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与行为……若处理不好,如《导论》所云——随之而来的便是愤怒和绝望,很可能产生鲁莽的异常行为,如自杀、殉情、报复他人等。因此可以断言,罪犯与其家人关系是极其不融洽的,至于还有什么隐情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其之我爱的摇篮彻底倾覆打翻了肯定是事实。需要补充一下,这里的爱不光是指人人之爱,还可以包括人与外界可以接触或沟通的事物之爱。

下面,我们来瞧瞧罪犯的所谓“宣言”。《华盛顿邮报》称,这位28岁的澳大利亚裔移民,犯案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长达74页、1.6万字的宣言。这份宣言的题目是《大置换》(The Great Replacement),其中“Great Replacement”是互联网上流传已久的一个“阴谋论”说法,即穆斯林向欧洲的移民其实是“圣战”的延续,最终希望通过生育率优势而“占领”欧洲。塔兰特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列出多项统计数据和人口学研究,论证把穆斯林赶出欧洲的必要性。他把自己的政治立场称为“环保法西斯主义”(eco-fascist),直言不讳承认自己的思想和做法根据定义就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但他在乎地球的永续和环境的保护,认为人口压力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那些“侵占”别人家园又大量生育的民族起了最坏的作用。袭击发生后,家人们和外界一样震惊,表示塔兰特除了把大量时间埋在电脑上敲敲打打,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许多儿时玩伴和邻居甚至对他平日的为人做了相当积极的回忆。人们对塔兰特思想的了解主要就来自于这份他事先准备好并散布在互联网上的宣言。宣言显然经过设计,封面封底均有插图,内文经过精心排版,中间是数十个自问自答,如同预先准备的记者访谈,解释自己的背景、作案动机、作案方式,甚至包括对一系列时政问题的态度,如特朗普当选总统、英国脱欧,对这两件事,他大体上表示支持。行文之中,甚至透露着坦诚和幽默——“我是一个基督徒吗”,自答“我也说不清,当我知道答案的时候会再告诉你”,以及宣称自己不但期待着被释放,甚至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语气十分轻松。当读到“袭击中将要死去的儿童也不是无辜的,我们每杀死一个,我们的孩子未来就少面对一个敌人”一类的言论时,则让人毛骨悚然。综上可见,所谓宣言就是一个网络抄袭+臆想的大杂烩。他还写道——“我读过狄伦·鲁夫(2015年6月17日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教堂枪杀九人)和其他人的一些文章,真正激发灵感的是布雷维克(2011年挪威奥斯陆爆炸和于特岛枪击事件行凶者,共造成77人死亡。)”。

那么,这个布雷维克是个什么玩意?其出生于1979年2月13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西部长大。其是土生土长的挪威人,是长着一头金发和蓝眼睛的北欧人。曾在商业学院修习商业管理,后居住在挪威东部开办农场,从事农产品生意。布雷维克单身,兴趣是健身和打猎,也喜欢玩电玩,如《魔兽世界》 、《决胜时刻:现代战争2》。其人好研究政治社会问题,思想倾向于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是当地枪会成员,名下有两把获得注册的武器,经常上网发表一些"极右主义言论"。其还是瑞典新纳粹网上论坛的会员,网名Nordisk。2005年加入挪威右翼政党挪威进步党,屡次在网上发表强烈的国家主义言论,批评挪威的移民政策太过宽松,反对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2011年7月22日,其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屠杀。罪犯先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政府办公区引爆炸弹,炸死了8人。然后前往首都附近的一个小岛,枪杀了69名在岛上参加暑期夏令营的人,遇难者中许多是青少年。

据悉,布雷维克行凶前在网络上发表1500页的欧洲独立宣言,陈述他的右派极端思想,并誓言发动“欧洲内战”,还详载作战计划。他行凶前六小时在YouTube网站上传十二分钟的影片,号召追随者“勇于殉道”。布雷维克说,“内战”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到2030年为止,由“秘密细胞系统结合保守势力发动资源战和军事奇袭”。第二阶段到2070年,“组成更进步的反抗组织,准备发动泛欧洲政变”。最后阶段是推翻欧洲领袖,“实现文化保守政治”。布雷维克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拯救挪威和西欧。有评论感慨——谁能料想,在一个富裕、和平、安宁的“最接近天堂的国家”,会发生如此令人发指的恐怖暴行?悲痛之余,我们反思:享有着挪威“从摇篮到坟墓”高福利的布雷维克,为什么还会下如此狠手呢?《世界之路报》刊发了一段对罪犯父亲延斯·布雷维克的采访——他已经退休,现定居法国,自1995年起与儿子失去联络,最近两天看到关于儿子和袭击案的新闻报道,令他着实吓了一跳。“我正在互联网上浏览新闻,突然看到他(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名字和照片。”延斯·布雷维克说,“我感到惊愕,得知那个消息着实恐怖。”他说,他从未与儿子共同生活,只在儿子少年时有过接触。至于儿子为制造袭击筹划数年,他更是一无所知。“他小时候是个普通男孩,不怎么爱说话。他那时对政治不感兴趣。”显见,在家庭中乏爱并与爱决绝了,是冷血杀手们的共性,而他们搞歪理邪说的宣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导论》<我之肯定>有这样一段——在开篇<我就是谁>里,曾这样指出:人之所谓人,动物之所谓动物,其实都是人界定的,而人的本质在于创造了“我”,一个“我”将人与动物划了一道界线。我,是人身上最醒目的符号……我是什么,我是灵魂,灵魂的核心就是我,我是灵魂的主宰,我是人的本质,我是人与人、与动物、与植物、与地球上其它事物区别的征服性肯定。那么,这个所谓肯定是怎么回事以及怎样运作的呢?人生经验告诉大家,人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很多事情、面对很多事情,同时也会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注意,在各种反应当中或之后,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心里其实都会有种种理由,有些稍纵即逝,有些牵强附会,有些则耿耿于怀,但最终也会想尽办法和理由去尽力“释怀”。在此,所谓种种理由及其产生,或油然而生、或牵强附会、或极力搜寻,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之我的肯定过程……肯定是之我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杀人犯、法西斯党徒、邪教分子等等,通过歪曲事实编撰合乎他们行动的理由和逻辑,为他们的犯罪作恶去背书,由此达成其之我肯定或暂时的自欺性、强制性之我肯定。因此之我的意志在肯定方面,其社会性后果和表现是善恶皆存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新西兰杀戮里的罪犯,其所谓宣言就是为其大开杀戒进行之我肯定作背书的,为其之我曲线完成了肯定,从而可以义无反顾、坚定决绝地去实施屠杀!也就是说罪犯自己欺骗自己,同时也在欺骗外部世界;不光欺骗世界,而且大张旗鼓地将屠杀场景直播。究竟为何,从下段文字也许可以找到启示。

笔者曾在《日本津山屠村真相》一文里这样说——需要提醒的是,罪犯对其祖母的恨,远远高于其对周围人之恨。不要忘记了,罪犯是个段子写手,他要用血腥演绎出自己的灵魂之我。弑,是一个不道德不人伦的东西;所以他便杜撰遗书……罪犯所谓遗书无非是为其杀戮背书,实质却是在掩盖事情的真相。阿部定割下了情人的生殖器,罪犯则砍下了其祖母的头颅,罪犯所谓比阿部定还要轰动,情节也演绎得诡秘悚然,而且更给世人丢下了重重的困惑和疑问。一句话,罪犯不甘于销声匿迹,不甘于人生挫败失败!企图用众人的鲜血粘着其之我的符号,横亘在今世后世的上空,所谓世俗所讲的——阴魂不散……罪犯用自杀式的杀戮,的确给了世界人间一个震撼,他吃透了世人秉性和习惯,以致这世界还有人在满地寻找与此案相关的蛛丝马迹。这也从另个角度体现了所谓——活着是之我的最根本意志。一目了然,这些穷凶极恶的罪犯所玩的伎俩几乎都是相同的套路,所议的案中所谓宣言,其实就是欺世的谎言。所以,新西兰总理发誓永远不会提罪犯的名字,其缘由就在于——不让凶手“阴魂不散”的企图达成,因为那是罪犯之我的符号。

话说,罪犯痴迷于游戏,沉溺于网络阴暗面不能自拔。在塔兰特的社交网站上,充斥着大量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内容以及枪支照片。在这些枪支装备上,被写满了曾经制造袭击的极端分子的姓名,似乎是一种扭曲的崇拜。罪犯自述,他的思想都在于互联网:“你无法在其他地方获得真理。”“一旦腐败的主流媒体的话语权被互联网打破,真正自由的思想和讨论就得以展开。”话说,这起袭击之后引发的一大讨论正是关于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对这一代“互联网居民”而言,类似的思想不在少数,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白人青年被排外情绪感染,在网上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各类理论,形成了此类大杂烩式的思想积累。罪犯声称自己是从电子游戏中学习的杀人,并在新西兰本地的枪支俱乐部进行训练。罪犯亲戚考克斯透露,塔兰特小时候就痴迷于枪支和暴力游戏。一位要求保持匿名的亲戚也说,他沉迷电脑,所以有些胖胖的。有人发问指出——更大的疑问是,他怎么完成的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从一个普通年轻人变成了可以杀死几十个人不眨眼的人?现在普遍认为和他在全世界的游历有关,但他究竟经历了什么,目前还没有更多的细节披露。

结合众多资料研判,我们首先要说这个“转变”最初发轫于罪犯日益加重的抑郁。罪犯在“自述书”中写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白人”,来自“低收入的工人阶级家庭”。他说:“我有一个正常的童年,没有任何重大问题。我在读书期间对教育没什么兴趣,成绩几乎从没及过格。我没有上大学,因为我对大学学习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2010年,塔兰特的父亲去世后,他开始偏离原有的生活轨迹,并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越走越远。在同学眼里,儿时的塔兰特和同龄孩子也没有太大不同。他在格拉夫顿中学的几位同班同学说,父母离婚后,塔兰特和父亲住在一起,他的父亲是垃圾收集员,经常参加铁人三项比赛,母亲则是一名教师。他们还提到,塔兰特有时候也会被欺负,甚至是被朋友欺负,那时候他还喜欢重金属摇滚乐。一位高中同窗回忆说,塔兰特是个大块头,留着卷发,在学校里一点也不奇怪,还很爱恶作剧。在他们的叙述中,十几岁的塔兰特爱捣蛋,有些“狂”。“他就像班上的小丑(class clown,即带动班级气氛的人)”,与塔兰特同届毕业、28岁的卡拉·希克森说,“总是在逗乐大家,总是在犯傻。” 2008年毕业后,罪犯没念大学,开始专注私人教练方面的工作。可以看出,由于家庭及自身条件,从少年到成年阶段罪犯是很自卑的。其父死后,爱的摇篮颠覆了,罪犯在抑郁重压下,不得不踏上周游之旅,其实也是“寻我之旅”。虽然罪犯不知道“我”是什么,但感觉出其之我动荡而不宁。

《导论》<短路的之我>指出:因生活事业或生理等问题而长期情绪低迷,身处环境压抑或恶劣而遭受精神压迫打击,这些都可能造成之我自身内部短路,其结果是之我或濒临坍塌、或疯癫游离及至拼死挣扎,对外则表现为抑郁症常见现象,但一些反社会、反人类、反常规的举止却常被另类解读,实则是之我活的意志畸形化反抗的结果……之我自身短路在抑郁患者身上较为突出,但却很难引起重视,甚至拿所谓脾气性格来搪塞。抑郁让之我昏暗,及至穷途末路,此刻的之我濒临或短路、或坍陷、或疯癫,患者痛不欲生,甚至还爆发意外事端,而一些暴力事件就有‘之我压迫’的因素,这是所谓‘之我压迫症患者’为反抗压迫而由之我兴风作浪造成的,某种程度来说,是之我活的意志使然,事端的爆发则听任思维判断选择。正是基于此种境况,所以罪犯踏上了四处游荡之旅——希望借呼吸新鲜空气、领略异国风情,来忘却烦忧、舒缓情绪,让动荡不宁的之我平静起来。罪犯成功了一会,但接着又失败了,如此循环了七八年,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网络也是其游荡的“乐土”,暴力游戏和极端杀戮令其之我沉醉,旅游费钱,网游实惠,对罪犯来说这是最合适的选择。久而久之,罪犯其之我对暴力与杀戮产生的刺激上瘾成魔了。

《导论》<绑架之我>指出——毒品之毒,最主要体现在瘾字上。从之我论来看,毒品成瘾是因为吸食毒品使得之我持续性游离、变形变态,同时又需要毒品不时地刺激点燃,此时之我已再难以恢复到以往状态,之我的安身环境被彻底污染了……从某个角度看,吸食毒品重塑了之我环境,而且之我也适应了这样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需要毒品不断刺激才能够生成保持,进而毒品成为安抚之我的灵丹,毒品成了之我难以离开或割舍的至爱。也可以这样讲,之我被毒品绑架了。事实上,之我被所谓绑架并非毒品唯一,贪腐、女色、赌博、网瘾等等均可作为绑架之我的元素,其中毒品的表现最激烈、最直接、最难戒。就本案罪犯而言,网路上暴力与杀戮所产生的刺激和兴奋被其之我欲罢不能,其之我需要这样的刺激和兴奋滋养。在叙述之我概念时,笔者在《导论》中指出——从客观来看,之我的物质形式是指人体,尤其是指神经组织器官,因发生生理性、化学性、物理性、心理性反应,而产生所谓的生物能量场,而围绕人体尤其集中在大脑部位,并处在其周边的这种能量场的聚集,其核心便是之我。就本案罪犯而言,一旦没有如上刺激,其心理生理就会出现紊乱,只有不断供给刺激才可解除戒断症状,这就是所谓的“上瘾”。这是罪犯的隐秘世界,其实罪犯也未必知晓得太清晰。尽管如此,罪犯还是在其“自述书”中以一种嘲讽地口吻写道——电子游戏、音乐、文学和电影教会了他暴力和极端主义,冒险游戏“小龙斯派罗”教会了他民族主义,射击游戏“堡垒之夜”训练他成为一名杀手并在敌人的尸体上跳“牙线舞”。

说来话去,以上所论并不足以来解释罪犯杀戮的直接理由或动机,苍白中又显得乏力。以下,我们还得循着之我的回音去寻找蛛丝马迹,追踪这个人间魔兽最初的萌生之地。

根据塔兰特的宣言,激发他心中极端主义恶魔的是一次恐怖袭击事件。2017年4月7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一名乌兹别克裔男子向瑞典政府申请庇护但遭到拒绝。他劫持了一辆货运卡车撞击市中心皇后大街上的行人,造成5人遇难,其中包括年仅11岁的瑞典女孩埃巴。塔兰特声称要为埃巴复仇。塔兰特的宣言充斥了对穆斯林的仇恨之情,以及“白人至上”优越感。塔兰特承认,两年多来,一直在谋划一场针对外来移民的袭击,直到3个月前,才把目标地点选定在对外来移民包容度较高的新西兰。塔兰特在其宣言中称,他之所以选择在新西兰作案,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即使在世界最遥远的角落,也无法逃离移民的“危害”,他要让世界知道,没有地方是安全的。《纽约时报》曾画出一幅漫画反驳并讽刺塔兰特的想法:“一个澳大利亚人,对法国的移民问题感到愤怒,在新西兰进行大屠杀……还自称民族主义者!”对此,塔兰特早有预料,他在宣言的问答中就准备了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欧洲,你不是澳大利亚人吗?”他如此回答:“澳大利亚不过是欧洲的衍生物,我的语言、文化、政见、哲学、身份认同都是欧洲的,更重要的,我的血是欧洲的。”在此,作为一个贫穷且受教育不多的白人,一个所谓的种族主义极端分子,罪犯其之我充满了恨是不争事实。

《导论》 <恨——我之本能>指出:人与人相遇,哪怕互不相识,对方的一个眼神或举止,也可能即刻令人产生恨。但这种恨,来之快,去之也快,人往往不会追究或思考。听到某句话或看到某个事物,人也可能即刻产生恨,转下眼球或皱下眉头也许就忘却了。恨,是之我对外的一种排斥,是之我的本能……通过恨,之我或许能够燃起点火苗;通过恨,之我对外宣示了存在。在大众及世俗层面,之我的恨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如果之我一味地凝固在恨里不能自拔,那么之我就会变形变态,进而引发思维产生消极情绪和想法,误导人走向反社会、反人类的叛逆歧途。另者,世俗的恨及后天熏陶,这些思维层级的精神性东西,会影响之我、误导之我,进而使之我的对外排斥增强或放大,让之我流连于恨之中。之我如果长期或持续为恨包裹,之我就会变态扭曲,进而与思维发生短路,任由思维所积蓄的激进和冒失付诸行动。

一段往事值得一提。英国《每日邮报》17号的一篇报道揭开了塔兰特更多的信息,包括他的童年,很多儿时的玩伴都称他为"独行侠"。塔兰特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格拉夫顿。身边朋友透露,塔兰特儿时曾因超重,在学校里经常受霸凌。丹尼尔·图特曾在2005年和塔兰特是格拉夫顿一个青少年橄榄球队的队友。丹尼尔·图特表示,那时他和塔兰特说话要特别注意,因为塔兰特"被霸凌得非常厉害"。"格拉夫顿是个特别残忍的地方,如果你超重,或者在场上没什么作用,那么你就有可能被欺负。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独自待着。"根据丹尼尔·图特的说法,塔兰特花了很多时间来减重。"事情变了,他(塔兰特)对运动变得非常认真,努力塑形。"塔兰特曾在格拉夫顿一家健身房上班。健身房的老板特蕾西·格雷说,她印象里,塔兰特作为私人教练颇为敬业。"他快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就来我的健身房了,他对自己的训练非常上心。后来他取得了一些私人教练的资格证。"

需要指出的是,由肥胖超重的“丑小鸭”到敬业的健身教练,这是一个脱变。可是,在这个脱变来得有点迟。罪犯的少年时代倍受欺凌,其之我之恨早就孕育发芽、根深蒂固了。所谓特别“残忍”,就是遭受毒打,因此罪犯的脑部很可能遭遇了器质性损伤,其之我环境必然在恶化中日益沉陷,之我的动荡游离肯定是异常激烈,而之我与思维发生短路也极其容易,所以极端的思维很容易演变成事实,因为之我对思维的掌控乏力甚至失控了。《导论》<欲望之矛>指出——欲望一旦形成并稳固,就成了作用于之我的“兴奋丸”,一旦时机来到,“兴奋丸”就发生作用。与此,如果因意外因素发生,之我也可能接受相关刺激,对思维所选定的欲望操作显露“暗淡”,进而对思维施加影响,思维对欲望实施则重新甄别和舍取,从而延缓、阻止或终止此类欲望的实施。可是,就本案中罪犯而言,其之我游离而脆弱,对思维的驾驭已经力不从心。

一段报道这样描述——塔兰特出生在格拉夫顿,格拉夫顿是澳大利亚东海岸附近一个拥有1.8万人口的小镇,以每年一度的蓝花楹节而闻名。塔兰特的祖母,81岁的玛丽·菲茨杰拉德告诉《华盛顿邮报》,她记得她早年照顾他时,他还是一个“可爱的男孩”。“他基本上是个好孩子,有时像普通孩子一样淘气。”她说。菲茨杰拉德在接受澳大利亚一家新闻网络采访时说,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玩电脑游戏上,他认为和女孩们在一起很尴尬。从未上过大学的塔兰特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成为格拉夫顿一家健身房的私人教练。健身房经理特雷西·格雷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他曾参与了一个项目,为一个社区的孩子们提供免费的健身房培训,这个社区深受乳制品行业破产和农业补贴下降的困扰。塔兰特在他的宣言中把自己的家庭描述为“低收入家庭”。格雷说,他对枪支没有明显的兴趣,且枪支在澳大利亚受到严格限制。菲茨杰拉德透露,2010年,塔兰特的父亲在49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因接触石棉而被诊断出癌症后,他选择了自杀。根据当时的讣告,他曾是一名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的竞技运动员。

在此,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罪犯父亲死于自杀,而罪犯与其父相依为命,对其震动极大无疑,加重了其精神抑郁和之我不宁;其二,罪犯性取向成谜,所谓与“女孩们在一起很尴尬”,至少也说明罪犯对异性无趣或性无能。由此,罪犯很可能陷入了严重的之我肯定受挫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也就是应该如此,但却没有如此;不应该这样,但却偏偏这样了。《导论》<我之肯定>指出——如果肯定不能够达成,之我就会紊乱游离,心理与精神便会出现问题和障碍,在道德层面有可能出现所谓‘丧尽天良’,在刑事案件里那些连环杀人恶魔就属此列,冷酷残酷的背后便是之我肯定的沦陷。

在《导论》<犯罪之我精神分析>篇<张云良——无底深渊>里有这样几段可以一读——2009年6月5日8时许,在四川省成都市三环路川陕立交桥进城方向下桥处,一辆9路公交汽车突发燃烧,造成乘客中27人死亡、74人受伤。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开展了大量的勘查检验、侦查实验和走访调查工作,认定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一起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烧死在车内后部的张云良是故意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评析认为:罪犯可能是个老牌同性恋,而且身患“艾病”即将完蛋。作案焚车的前一天,罪犯宣告:“明天我就没有了”“跟别人死的方式不一样”。随之发生的惨案,既是之我恨的使然,更是之我唯一的唆使。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其之我深受压抑濒临坍塌,在之我活的意志作用下,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鞭长莫及,在电话里信里也发泄不了什么,也没什么作用,而死是罪犯唯一能把控的底牌——如<之我之歌>所云:词人曲者都在心里呼唤我是我、多么特别的我,我是万世沙砾当中一颗,感激天生这个我……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罪犯用死威胁,并用死来点亮其挣扎的、扭曲的、阴冷的之我,由此来宣示自尊和尊严,尤其是其之我的不同凡响、与众不同——因为,罪犯这大半辈子都在黑暗里残喘龌龊、作茧自缚。《导论》<之我之歌>指出,‘之我唯一’如果动摇了,或者过分‘唯一之我’——唯我独尊,人的精神便会出现障碍和麻烦,严重的以致切断之我与思维联系,任由疯癫或逆施行为发生,在道德层面表现为决绝、绝情、残酷、变态及六亲不认等。这些叛逆,实则也是之我活的意志使然,是之我回应‘唯一动摇’的挣扎。注意,罪犯设计了犯罪本身,也着意为之我自设了陷阱,而罪恶的空前残酷则主要源于其之我为恨覆盖得太久、太沉。记得,三十余年前,“他要“扮演”一次小偷,而这样做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派出所难堪”。上回,他挑战的是执法机关,而这次却是几十条鲜活的无辜生命。看来,悲剧的惨剧早在几十年前,在那个黑洞洞的铁矿下面就开始滋生了。

言归正传。罪犯在新西兰坐吃山空,经济上恐怕也快到山穷水尽了。而其曾拼命地健身塑体并热衷于此,也说明其对之我唯一的刚强坚持。他要挑战自己,也要表现自己,他要拿生命和自由豪赌,用直播来展示其之我的不同凡响。因为——其之我太阴暗、萦绕恨太多、动荡又扭曲,再加爱巢倾覆、唯一受挫、网瘾成咒。罪犯知道,其逍遥的日子快要到头了,所有的积蓄也快弹尽粮绝了,所以急忙抛出所谓宣言书,其实应该算是绝命书,可耻而卑鄙地用别人的鲜血来曲线实施变相的自杀,而且还想一箭双雕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可谓——坏蛋里的懦夫,懦夫里的坏蛋。一句话,罪犯以为这世界欠他太多了,他要拼命地报复和索还。因为其知道没有理由,所以就去搜肠刮肚编造理由,从而欺骗世人,同时也曲线完成之我的肯定,扫除心理和精神上障碍,进而更决绝地去实施暴行。

编辑于 2019-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