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蒋介石对傅作义最后的规劝与傅作义的潜伏计划

1949年9月17日，徐永昌飞抵包头，对正在筹划绥远起义的傅作义尝试做最后的阻止。同日，　蒋公通过中统驻绥远负责人张庆恩给徐永昌发电，让其向傅作义转述　蒋公对其的最后规劝。　蒋公在规劝中拿自己西安脱险比拟傅作义由北平抵达绥远，希望傅作义勿为共欺，能够坚定立场。全文如下：

此时想兄已抵包头，请便告宜兄以中在西安出险时一节故事。
当中离陕回京，确以为中共可以理喻，不若众议之不可为伍者。故当时对毛周皆以我民族传统道义相待，自信以为国共可以合作。故抗战之初，力主容共，不愿根绝赤祸。孰知当时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假使当时脱险回京之时，不为共党所谓情感与道义所惑，继续进剿，彻底根绝后患，则易如反掌，此乃中一得之见与事实教训。
对共匪决无情义可言。彼共格言“欺骗即道德”、“宽容敌人即是对同志残忍”等语，更可了然。彼共今日之释放宜生，岂为有爱于宜生之所为，抑其不得已不择手段而为此无可奈何、图穷匕见之一着乎？切盼宜兄当机立断，勿再蹈中以往贻害党国、追悔莫及之覆辙，为其假情假义所迷离，而自误、误党国与误所部也。

然而傅作义让徐永昌来包头，却并没有重新归队、率部西移的意思，而是准备明面率部起义，实则保存实力，看势而动。在同徐永昌几次长谈之后，18日上午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

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

不过傅作义显然还有更深的打算。在签字仪式后，傅作义于19日同徐永昌作最后的交底谈话。徐永昌记载：

九时许宜生来，谓此地不能谈话，乃偕过渠处。……秘谓：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

在如此交底之后，傅作义“言下痛哭，且谓不想作了如此错事，对不起人”。随后，傅作义托徐永昌给　蒋公献上“潜伏计划”，算是向　蒋公做最后的交代。

9月20日徐永昌飞抵重庆，随即觐见　蒋公，“将宜生衷曲一一陈之”。对于傅作义的计划，　蒋公听后“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然而，这个否定的表示其实是　蒋公做给徐永昌看的，从　蒋公之后在傅作义呈文上的若干批注可以看出，　蒋公对傅作义的呈文高度重视。从以后的历史事实来看，接下来　蒋公事实上也相当程度执行了傅作义的建议。可惜势易时移，仍然只能困守孤岛。

傅作义呈文及　蒋公批注全文如下：

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
一、外交孤立。
二、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
三、政治专制，人民不服。中共将所谓反动之富农、军官、知识分子均压迫在乡间，时思报复。
四、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
五、进入大都市后，中共人员贪污腐化继之而起。
【　蒋公批注：彼共今日当不似吾人之自相反攻与嫉护。】
六、政协开后，内部与外部之间，可能发生权利冲突。
【　蒋公批注：军人与军人，党与党。】
相持阶段之形成
一、封锁疲困经济。
二、轰炸电厂以扰乱人心。
三、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增加后方民气。
四、培植敌后游击力量。
【　蒋公批注：第一步在近前方。】
五、军事不正面作防守，在其进路之后方、侧方打击，使其处处设防，分散兵力。
六、不多消耗实力，能保全之实力必须保全，也就是不顾小节，以求胜利。
【　蒋公批注：此专他一个可用，此时暂舍之。】
七、宣传专注于专制不自由，贫困无生计，出卖国家民族。
我们的做法
一、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不斤斤于现状之维护，而注意于新生力量之再造。
二、不能以三民主义之笼统名词来号召，要以三民主义尤其民生主义具体名义来号召。也就是说以自由民主社会来号召。
三、政治要以民主自由作形式，但政策必须坚定不移。
四、经济。工人在厂中要有相当数字之股本使劳资一致。土地实行合作农场，使生产力增加，劳力不浪费。合作农场援选士兵，使合作农场担负劳力。
五、军事必须有彻底之统制性。有彻底之纪律，不容有自由民主混为一谈。现阶段部队应改订编制，编一部分轻装游击部队，编一部分重装部队。如此＊＊即够用。对干部之生活眷属必须有彻底办法。
六、今日散漫之党，不应作基础，应有新的组织来担负中心及中坚任务。
１、党员必须共生活才不至再有贪污现象。
２、党员必须在农村、工厂、学校各小角落，就地就职业中。有地位、有能力来征收，不应只注意都市。
３、必须有统一性、纪律性、只须有组织需要，不能有个人自由。

9月22日上午，傅作义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协会议并在大会发言：

作义这次到绥远时，蒋介石给了我一个‘亲切的’电报，说我这次从北平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他说，当他回到南京以后，由于一念之差，竟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坚决拒绝了他。

以往由于　蒋公给傅作义的口信原件没有公开，很多人怀疑傅作义所谓“正像”　蒋公“当年西安事变以后从西安回到南京一样”是“自抬身价”，因为“无论身份还是地位，傅与蒋均不能相等同”。然而这还是低估了　蒋公在用人之际身段之灵活。考之　蒋公手书，傅的发言同　蒋公原意并无出入。此外一个小节的设计也可以看出　蒋公的精明。在手书上，　蒋公在收件人处删去了“傅宜生二同志”几个字，明确由徐永昌转告，从而避免了傅作义把电文原件直接拿到政协大会上宣读的尴尬局面。　

可惜傅作义念兹在兹的“合作农场”计划，被毛主席四两拨千斤的解决了。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记载：

傅作义回到北平以后，有一次和我谈话，谈到绥远今后的工作，表示今后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绥远彻底解放区化，军队彻底解放军化；二是1.8万名干部，必须给以安置，最好的办法是修渠开垦。关于他个人的去处，我告他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暗示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学识不够，愿意多学习，并且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

而师哲则在《我的一生——师哲自述》中回忆了另一个更劲爆的故事：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