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话体育4——体育里的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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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标题,很显然,这是篇蹭热点的文章,热点是什么就不用说了,君不见,在不久前,当某巴西足球运动员加入中国国籍的爆炸性传言甚嚣尘上时,人们就已经不惜将“归化”打成错别字“规划”(其实就事论事,后者说起来倒也没错),迫不及待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论战中了。

当然,低端蹭热点就不必由我来做了。我要做的,是把“归化”这个问题展开一下,谈一些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背景知识。本文主要会介绍,在体育运动的历史里运动员的“国籍”这一概念,以及在2019年以前的历史里发生过的“国籍”趣事。除了足球,本文也会介绍一些其他体育项目对于国籍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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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意义上的国籍

很多关于“归化”的体育话题讨论往往缺失了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无论我国还是其他国家,对于国籍的法律规定究竟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获得一个国家的国籍有两种基本的途径:通过出生获得和通过加入获得

通过出生获得,存在“属人主义”(Jus sanguinis)和“属地主义”(Jus soli)两种情况,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般都采取两种情况结合的做法。“属人主义”即按血统获得国籍,通常视父母双方的国籍而定,一些国家还允许子女自动获得双重国籍。“属地主义”则是按出生地获得国籍,即不论父母国籍如何,子女在国国土内出生时自动获得该国国籍。

通过加入获得,一般有三种情况:婚姻、收养、自愿申请(归化),在特殊情况下还包括父母给予、无国籍人士重获国籍等。这里我们单独说说“归化”一词。汉语中的“归化”,是早在汉朝时就有的概念,在当时表示使“化外”之地的人民(即匈奴人)归顺于汉朝。英语中相同的概念称为“naturalization”,“natural”一词在拉丁语中有“出生”的含义,“naturalize”也就带有“后来才成为本地人”的意思。所以,无论“归化”还是“naturalization”,它们都包含有一种“没有血缘和出生地关系的外国人自愿加入另一国国籍”的含义。

所以,网络上很多的讨论其实完全没弄清楚“归化”的意思。比如我见过有人拿法国国家队的黑人举例说明“归化”的,然而,法国队中的绝大多数黑人球员就是在法国国内出生、成长的,他们本来就具有法国国籍,和“归化”没有一毛钱关系。相反,近年来是一些非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如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利用属人主义的管辖原则,跑到经济条件优越的法国挖人(球员在法国出生、成长,只是国家队比赛时才代表其母国)。另外,像目前为中国队出场的李可、以及08年奥运会代表中国的马术选手华天等人,由于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是中国人,这都还不足以进入“归化”的范畴。

另一个早期著名的华裔选手董荷斌,曾被媒体寄予“第一位华裔F1车手”的愿望。不过由于赛车运动并非以国家为单位竞赛,他的活动也很难说是“归化”

除了“归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多重国籍和国籍的丧失问题。如果一个人希望入籍的国家不允许双重国籍,那么他入籍时就必须在两个国家间进行选择,考虑到自己在母国的家庭、婚姻等问题,这是运动员必须权衡的。而对于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运动员的归化本身没有任何成本,自然也没什么后顾之忧。

在世界上,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双重国籍,相反,亚洲国家大多对国籍采取保守态度,通常既不承认也不允许双重国籍,而且对于外国人入籍的限制也比较严格(港台地区、越南等地例外)。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通常允许有血缘等条件的国民在22岁之前拥有双重国籍,但在22岁之后必须选择一个国籍加入。中国、印度则基本上不允许双重国籍。此外,外国人入籍中国的难度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我国《国籍法》对于外国人入籍的要求只有寥寥数句,但在近二十年里,通过归化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非常稀少。

虽然欧洲大多数国家允许双重国籍,但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德国荷兰,这两国对于双重国籍的认定偏保守,原则上是不允许,而且有德国或荷兰公民入籍别国后自动放弃原籍的要求。例如,曾打遍四大联赛的足球选手凯文-普林斯·博阿滕在德国出生和成长,但在2010年世界杯前加入了加纳国家队,按照德国国籍法,他理论上应该无法再拥有德国国籍(不过transfermarket.com仍认为他是双重国籍)。另外,西班牙原则上也不允许双重国籍,但西班牙对拉美国家有特殊的照顾,拉美球员(比如梅西)持有西班牙国籍的问题不大。


二、体育世界里的国籍

说完政治层面上的国际法规,我们再来看看体育层面上的国籍规定。

要讲体育层面的“国籍”,咱们首先得保证,这项运动,或者是这个比赛组织是要看国籍的。还有“不看国籍”的运动?当然,对于并非以国家队为组织实施的运动,运动员是什么国籍当然不重要。这里的“看国籍”主要指两点。第一是运动组织对于注册在非本国的选手有数量限制,即亚洲足球、篮球领域常见的“外援”规定,以及欧洲足球里的“非欧盟球员”或“劳工证”规则。第二是以国家队形式比赛,或运动员需要代表一国参赛(即奥运会项目)的体育项目,这个要求通常都会明确写在各项运动的国际管理组织的章程中。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点:体育上的“国籍”和政治上的国籍,有时候并不是等同的。一些运动的国际性赛事并不要求代表某个国家队出战的选手在政治上成为该国公民。这个情况在体育领域其实相当普遍,甚至在很多奥运项目中,对政治未入籍但希望代表另一国参赛的选手采取的都是默许态度。举几个例子,棒球目前最高级的世界赛事“世界经典赛”(World Baseball Classic),其国籍规定就非常宽松:运动员只要有一方亲属曾经是某国公民或在某国出生,便可以代表该国参赛,不需要做任何入籍手续,比如中国队就直接征召了巴拿马籍华裔MLB选手陈用彩。这算是棒球为了提升世界影响力的宣传性政策。此外,橄榄球世界杯(Rugby World Cup)也不要求球员实质入籍,同样是只要有血缘关系,或是连续住满一定时间后,便可直接代表一国参赛。在2015年世界杯上取得突破的日本橄榄球队就是一个典型,日本队阵中的许多选手,其实就是在日本打球的外援,但只要打满三年,无需入籍便可代表日本参赛。所以香港橄榄球队出现“外国选手齐唱国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不入籍而直接代表另一国参赛的规定大多是一些商业利益冲突较明显,或亟需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运动的一时之策。基本上,国际奥委会下属的运动组织,包括与奥委会基本平起平坐的国际足联,都会要求代表一国参赛的选手持有该国的合法国籍。一名选手若要代表另一国参赛,则必须履行归化入籍手续。此外,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体坛上冒出了运动员在大赛前“临阵换国籍”的苗头,让运动员像俱乐部转会一样,沾染“交转会费——改国籍——体检——上场”的铜臭味,这似乎不太说得过去。于是,许多运动的管理组织纷纷出台了“冻结”政策。比如,足球的国籍风波,始自卡塔尔队在2006年世界杯之前,突然宣称要归化效力于德甲不莱梅队的巴西锋霸艾尔顿的事件,艾尔顿跟卡塔尔这个国家毫无交集,他突然要“加盟”卡塔尔,纯粹是因为那时巴西队的竞争太剧烈了。然而,FIFA紧急介入,制止了这个儿戏般的“转会”闹剧,并规定球员在加入一个国家队前,必须在该国连续居住满两年,随后,这个规定延长到了五年。不过,对于有该国血缘关系的选手,各项体育管理组织一般会网开一面,允许其直接参赛,所以混血选手李可加入中国队后可以立即参赛。

另一个例子是曾经的中国羽毛球女单选手周蜜。她在2004年奥运会上遭遇让球风波打击,又与时任总教练李永波不合,于是在2007年时出走香港,代表中国香港队备战08年北京奥运会。然而由于周蜜参加过2004年奥运会,且奥委会认为周蜜在香港的居住时间不足,不允许其参赛。后来周蜜又遭受禁药风波被禁赛,导致她惨淡结束了职业生涯。

你可能会问,有没有什么体育组织是不管这些,运动员真能像“转会”一样转国籍的呢?还真有,比如国际象棋的国籍管理就极为宽松,国际象棋联合会甚至就直接用“转会”一词来叙述国籍相关的规定。现排名世界第二的棋手Fabiano Caruana,由于持有意大利和美国双重国籍,在27岁的生涯中已经从美国“转会”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转会”回了美国,这种来回转的行为其他运动里多半是不允许的。

此外,本节一开始提出的非国家队赛事性质的国籍问题,除了足球界里的“外援”或“劳工证”限制,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投诚”(defection),这是冷战时期所遗留下来特殊现象。比如,古巴在卡斯特罗时代禁止国内运动员(主要是棒球选手)加盟国外的职业联盟(这里当然是指美国的MLB)。但古巴球员在美国职业联盟巨大的诱惑下,仍然想方设法地潜逃到美国打球。随着90年代后美国对古巴禁运,古巴的其他运动员,尤其是足球选手也加入了“投诚”的行列,以致在几乎每一届中北美洲金杯赛后(金杯赛一般在美国举办),古巴国家队都会被迫“减员”。不过,体育领域里的“投诚”与政治上的“偷渡”一样,本身是不受国际性管理组织认可的行为。而且“投诚”运动员往往只能靠难民或政治庇护的身份立足,不能保证获得所在国的国籍(古巴甚至有投诚选手最后只能弄到了个安道尔的国籍)。而且,球员只能在MLB这样的纯商业联盟比赛,代表原国家参加国际赛事的可能性自然是彻底磨灭了。


三、争议从何而来?

我们可以看到,体育界在过去对于运动员转换代表队的问题其实不算非常严苛,对于一些地域流行性运动,如棒球、板球、橄榄球来说,宽松的国籍政策不失为一种提升该运动的国家队锦标赛含金量的权宜之计。对于要求运动员获得政治国籍的运动,运动确实入籍后,管理者有时也就不会再设置障碍,例如国际体操联合会就规定,运动员转换国籍后只要由两国的体联同意,即便已经代表原国家参赛,也可以立刻加入新代表队。乃至即便原体联不同意,经过一年缓冲期后,国际体联也会强制允许运动员代表新国家。历史上曾有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争夺举重天才苏莱曼诺尔古的事件,苏莱曼诺尔古作为土耳其后裔从保加利亚“叛逃”入籍土耳其,导致两国举联发生激烈争执,但由于运动员坚决代表土耳其参赛,最后保加利亚方只能作罢,双方达成的协议是——苏莱曼诺尔古在一年内不准参赛,且土耳其赔偿保加利亚100万美元。然而,天才选手苏莱曼诺尔古的实力确实登峰造极,他入籍后为土耳其连续三届奥运夺金,这笔买卖土耳其显然是大赚一笔。

在世界体育史上,普斯卡什、丘索维金娜、奥蒂,以及不太光彩的陈静、韦晴光、何智丽、安贤洙(维克多·安)等等先例说明,运动员自己对于国籍的选择,只要符合管理组织的规定,其他人都无权干涉。然而,究竟是谁搅乱了这套规矩,使得各个运动管理组织意识到了体育界里国籍政策的漏洞?你可能已经看到,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应该与当年要归化巴西前锋的卡塔尔有关。所以,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卡塔尔

在任何关于海湾四小国(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的讨论中,请务必记住一个重要前提:这四国统计口径里的人口中,真正持有该国公民权的只占少部分,而占大多数的,是来自南亚、东南亚和北非的外来劳工。比如,卡塔尔全国有260万人口,其中,88%是外籍劳工,只有12%(31万人)是卡塔尔公民。外籍劳工在海湾国家无法与本地人享受同等的权利,很多时候,他们甚至连基本的人权保障都得不到,比如卡塔尔在2022年世界杯的场馆建设上就遭受过“奴役外籍劳工”的谴责。

占据大多数人口的卡塔尔外籍劳工,他们大多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他们的生存环境与收入水平,与卡塔尔世界第一的人均GDP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讽刺。

另一方面,为了刻意维持公民对外籍劳工的低人口比例,海湾小国对于入籍普遍采取极为严苛的政策。以卡塔尔为例,外国人如果要以归化的方式入籍,必须在卡塔尔连续住满25年,熟练掌握阿拉伯语,且必须放弃原国籍。而且,卡塔尔只允许父亲为卡塔尔公民的海外出生人士依血缘关系入籍,若只是母亲为卡塔尔公民,则只能进行归化。所以,正常人靠归化加入卡塔尔国籍根本是天方夜谭。

背景知识介绍完了,下面,我们开始讲现实故事。1999年,卡塔尔奥委会传闻以100万美元重金利诱八名保加利亚举重运动员改变国籍,这之中著名的选手包括世锦赛冠军Petar Tanev和后来的奥运会铜牌得主Angel Popov,这两人在转投卡塔尔后,还将名字改成了阿拉伯化的Badr Salem Nayef和Said Saif Asaad。

尝到了“买人”的甜头,卡塔尔和另一个海湾石油国家巴林开始把目光瞄向了另一片广阔的“蓝海”——田径。田径项目有一个特点——非洲人种在径赛上具有极高的优势,尤其是东亚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的长跑,以及西非及其加勒比后裔的短跑。然而,他们的母国普遍很贫穷,这给了卡塔尔和巴林可乘之机。进入21世纪后,卡塔尔和巴林两国几乎是把钱直接砸在肯尼亚田径队的头上。感受一下,这是巴林和卡塔尔对肯尼亚田径队的“地毯式”攻击。

巴林和卡塔尔的金钱攻势的确取得了成果,从亚运会到世锦赛,从奥运会到世界纪录,一群黑皮肤的东非或西非黑人,获得胜利后披着巴林或卡塔尔的国旗奔跑。直到其他国家的人猛然发现,比如当苏炳添首次冲入百米10秒大关时,人们却只能强调他是“第一个跑进10秒的黄种人”,为何?因为第一个跑进10秒的“亚洲人”称号,在2007年就被卡塔尔收买归化的尼日利亚选手Samuel Francis给抢了。而800米以上的男子亚洲纪录,则已经全部被巴林和卡塔尔的东非归化选手所垄断。

尝到了田径的甜头,海湾国家开始把石油美元的“魔手”伸向其他领域。首当其冲的便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不过,国际足联察觉到了卡塔尔等国的非分之想,果断阻止了卡塔尔复制举重、田径上靠金钱强挖与本国毫无关系的成年选手的做法。于是,卡塔尔将目标转向了在欧洲人气颇高的手球。手球对于归化运动员的居住时间只有两年限制,这一点让运动员来本国联赛打球就能做到。于是,前三届只能徘徊在20名左右的卡塔尔队在本国承办的2015年手球世锦赛上,依靠一套从天而降的“雇佣兵”阵容杀进决赛。过去在田径赛场上,卡塔尔的归化选手毕竟只是非洲人,而且整体上并未改变田径项目的格局,但手球这种直接买下一支精英球队的做法,明显已触犯众怒。而且,海湾国家靠归化拿到的唯一奥运金牌——08年北京奥运男子1500米,后来竟因兴奋剂被剥夺,同时卡塔尔和巴林的归化田径队悍然曝出了运动员“反悔”和“要价”的丑闻,这让运动员归化的动机昭然若揭。这自然引来了西方媒体关注,不但针对这种近乎作弊的现象,也针对卡塔尔“太岁头上动土”,挖人挖到白人老爷固有地盘里的行为。

看完这章讲的两部分内容,你应该会明白,这里最大的争议就在于:明明海湾国家自身的入籍政策极其严苛,凭什么运动员入籍时却能享受如此的特殊待遇?显然,这是海湾石油国家靠政治干预体育的明证。一方面,海湾国家在国内刻意维持严格的阶级对立,靠极少数本地人不平等地剥削大量外来劳工创造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们不惜在运动员身上为移民政策开“绿色通道”,让外国运动员“空降”成本国的上层阶级,只为在国际体育赛场上“买”来几项虚伪的荣誉,满足王爷们的虚荣心。然而,对社会真正有贡献的医生、学者、企业家等,却享受不到这特殊的待遇。这种做法,从上到下沾染着“喫烂钱”的铜臭味,自然为每个有良知的旁观者所不齿。甚至连它们自己对当年的做法都感到些许害臊了,现在的巴林和卡塔尔田径队已经不敢像当年那样从肯尼亚整队地捞人了,一般也得挖年轻人到本国后由本国培养。

四、足球与国籍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足球上。

足球的“国籍转换”也可谓历史悠久。最早尝试转化国籍的是30年代时的阿根廷选手,由于阿根廷国内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意大利后裔,一些阿根廷足球选手便投靠了当时在欧洲足坛呼风唤雨的意大利国家队,以期获得世界杯桂冠。这之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创造过世界杯历史上前无古人、也必定后无来者的记录——唯一曾代表两支国家队参加世界杯决赛的选手路易斯·蒙蒂。

路易斯·蒙蒂,战前足球史上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到了战后,转换国籍的杰出例子,自然是足球迷很熟悉的两大天王——迪·斯蒂法诺和普斯卡什了。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迪·斯蒂法诺在生涯中代表过三支国家队,除了阿根廷和西班牙,他还为哥伦比亚出过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足球明星为了转会,似乎都得把国籍也给改了。普斯卡什的国籍与政治因素(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十月起义)有关。而蒙蒂和迪·斯蒂法诺等人,似乎是受那时的南欧,独裁者墨索里尼与佛朗哥当道的政治环境影响。

不过,到70年代以后,足球领域的国籍转换事例已经少了很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80年代的足坛巨星普拉蒂尼,曾经代表科威特国家队出战过一场友谊赛,这大概是前面所说的海湾国家“买人”的最早尝试吧。当然,那时FIFA的国籍管理政策应该还很简单,普拉蒂尼本人应该并没有与科威特这个国家产生更多的交集。

90年代,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地球上突然出现了大量新国家,这使得“国籍转换”开始成了现实问题。不过,这只涉及到球员在母国解体后代表何国出战的选择,还没有成为更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提到的2006年世界杯前卡塔尔等国用钱买巴西球星的闹剧。

其实,现代足球界关于“归化”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件事——巴西这样的人口与足球的双重大国生产了太多的中下层职业选手。巴西国家队只能容纳寥寥几十个名额,可到全世界各个联赛上打拼的巴西职业选手,数以千计都不夸张。94~06年,巴西队球星膨胀,以致当时为拜仁慕尼黑拿下过欧冠的著名前锋埃尔伯都长期无缘国家队。至于同在德甲,被称为“球状闪电”的艾尔顿,更是整个生涯与国家队毫无交集。所以,大量的巴西球员渴望着一张世界杯门票却求之不得。世纪之交时巴西队竞争之惨烈大概是把当时的一些上游巴西选手吓坏了,德科、莫塔以及后来的迭戈·科斯塔等人着急转国籍,可能也是那个年代的后遗症。科斯塔着急入籍时也许自己都没想到,他这个时代的巴西国家队锋线已经萎成什么样了。

前面提到的卡塔尔等国花钱买人的“流氓行径”已经多少让FIFA的五年居住要求给遏制住了。我们在最后简单谈一谈,现在的世界足坛“国籍转会”的合法手段有哪些?

其实,尽管许多网络讨论都会挖出FIFA章程中的“Eligibility”一节的5到8条,但真正的国籍规定说到底就是这么两条:第一,打过洲际以上级别比赛的不能转,只打一般友谊赛的可以转只打过青年队赛事的也可以转;第二,若球员已经入籍,如果在祖父母辈及以下有该国血缘关系则可以立刻出场,如果无血缘关系则必须在该国连续住满五年

世界足坛里,在球员国籍上动手脚通常分为三大类操作。第一是对于本身拥有双重国籍的选手,两个潜在国家争夺一名球员。现实中,这种情形往往是欧洲国家利用自己联赛的优势地位,将年少时未成名的南美球员挖自本国麾下。早年的德科和卡莫拉内西便是此例。后来,由于南美足球衰落,曾经挤破头也换不来名额的巴西队自己也不富裕了,这导致了像迭戈·科斯塔这样的国籍争议事件。科斯塔在13年时被巴西队征召,但由于巴西是世界杯东道主,这个时间点只能打友谊赛。然而,他在当年7月份才入籍西班牙,随后就立即“投奔”西班牙国家队,导致时任巴西队主帅斯科拉里气愤不已,这也使得科斯塔基本与巴西决裂(传言称他放弃了巴西国籍)。科斯塔的事件算是给我们做了一次科普——只打友谊赛不影响转国籍。其实,科斯塔之前的蒂亚戈·莫塔在巴西青年队和成年队都有出场纪录,但他依然早两年转投了意大利。

第二种则是足球后发国家的策略——通过血缘关系,从足球先进地区“反挖”优秀青年选手。我们说过,法国无论在政治还是足球上,都对非洲前殖民地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至于法国国家队所谓“黑人队”,那些人要么在法国出生,要么年少时就已来到法国,他们本来就是法国人,和归化没有半毛钱关系。近几年,曾经为法国“贡献”明星的非洲国家猛然觉醒——既然球员的血统有我一份,让法国帮我培养,我去坐收渔利,这不是一本万利?于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西非的塞内加尔、马里,纷纷开始在法国青年队中寻找有本国血统的移民,找到人选后,立刻笼络他们为本国效力(法国允许双重国籍)。这些球员的生活、事业仍然在法国,享受法国的环境,只是遵从国家队征召,代表母国效力。“反挖”战术在现在的足坛已经广为流传,除了非洲国家挖法国,成型的“球员输送链”还包括阿尔巴尼亚挖瑞士(受沙奇里、扎卡等移民影响)、美国挖德国(由前任主教练克林斯曼主导)、土耳其挖德国、委内瑞拉挖西班牙、乃至萨尔瓦多挖美国(中美穷国挖美国拉丁裔)。此外,一些足球弱国,如菲律宾和科索沃,还启动了“全世界找人”的计划,即派出球探到先进国家低级别联赛中搜罗有本国血统的潜在角色。

第三种便是如今大多数新闻和网络话题所讨论的——按五年居住期归化。这其实有一个很近的例子——2018年世界杯在俄罗斯队表现出现的边后卫马里奥·费尔南德斯,他曾被国家队征召,却因为开趴误了飞机没赶上比赛,导致他基本被逐出国家队。2012年时俄罗斯莫斯科中央陆军队将其签下,目的几乎就是为了归化。他后来加入俄罗斯国籍甚至是由普京批准的,此时他还没在俄罗斯住满五年,不过后来他仍然顺利参加了世界杯。如果不想等一名球员打满五年,也可以采取卡塔尔现在的做法——从其他国家挖来大批年轻球员,在本国的青训营集中训练,其中成材的,国籍也就不是问题。相比过去令人不齿的“买人”,卡塔尔现在这个做法多少还算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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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最后,我们简单说一下东亚三国对待国籍的态度。

传统上,东亚三国的移民政策都相当保守,迄今为止,中日韩三国都不承认双重国籍,日韩两国要求所有公民在22岁时做出选择。而且,三国的入籍规定都有一种“字面上看着简单,但实际办理起来极其繁杂”的现实情况,每年真正入籍的人凤毛麟角。

所以,我们看三国中最早打“国际”牌的日本的时候会发现,早年的拉莫斯瑠偉需要与日本人结婚方能入籍,后来的三都主、田中斗笠王、酒井高德则是青年时便来到日本,与同龄日本人一样培养。其他领域的著名人物,如棒球界的达比修有、田径界的坎布里奇飞鸟和网球界的大坂直美,则都有明确的日本血统。可见,即便在日本,“国际化”的前提仍然是遵从本国的移民法律与习惯。

其实在2012时,东亚三国中移民政策更保守的韩国也传出过归化的计划,内容想想也不会有什么区别:归化本国联赛中的巴西外援。同一时间,中国也传出了归化穆里奇、孔卡等人的讨论,但两国最后的没有任何实质动作。

说到底,体育的国籍问题,千言万语化成四个字——不平等。足球地域发展水平的不平等,巴西队有限的名额与世界各地无限渴望参加世界杯的巴西球员的不平等,有钱的体育弱国与没钱的体育弱国的不平等,普通人的移民要求与运动员“绿色通道”入籍待遇的不平等,为金钱投靠他国与真心为祖国争战的不平等,等等。无论你是否承认,体育都终究是个不平等的娱乐。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有接受这份不平等而已。


参考:

wikiwand.com/en/List_of

wikiwand.com/en/List_of

[VOICE] Should foreign athletes get special naturalization?

thegazelle.org/issue/12

编辑于 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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