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与诸葛亮,真的在蜀汉大肆掠夺、压榨百姓吗?

1.二牧时代(188-214):富庶下的暗流涌动

  • 天府殷富

汉末北方混战多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方一度远离战火,因而经济形势相对较好。其中,益州的富庶又为人所共知。刘备的三位谋士诸葛亮、庞统和法正,皆从战略的角度,令刘备觊觎益州的财富。

首先来看诸葛亮。诸葛亮在《草庐对》中明确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天府”亦即天帝之府库,无所不有。此词最早见于《战国策》苏秦说秦惠王,所谓“沃野千里”与“天府”,本来是说富庶的关中平原。而将天府首用于蜀中者,盖即诸葛亮。可见在诸葛亮眼中,夺取益州,除了“险塞”的地利以外,更重要的是益州富庶的经济条件。

诸葛亮在规划荆益之时,荆州尚在刘表手中。刘表“爱民养士,从容自保”,(《后汉书·刘表传》)荆州相对安定,加之刘备英雄尚无用武处,因而对刘备来说,益州虽富,此时却未必诱人。

待赤壁战后,刘备自领荆州牧,又向孙权求督荆州。然荆州经历战火,荒废残破,无论是从地缘政治考虑,还是从财政收入考虑,益州都成为刘备眼中的一块肥肉。恰在此时,庞统为刘备精细规划了夺取益州之事。庞统认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藉以定大事。”(《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简而言之,益州凡所应有,无所不有。

《续汉志·郡国志五》所载东汉永和五年(140年)户籍人口显示,益州确有134万户,(个别数据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修正)如果庞统所言“户口百万”是指“户”的话,那么可能并非夸张。(不过亦有主张此处“户口”指的是“口”者,如高敏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而“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的描述,则无疑与诸葛亮的“天府之土”异曲同工。

除了荆州的一龙一凤,益州刘璋属下的法正也持此论。张松、法正合谋,使刘璋邀请刘备入蜀抵御张鲁,暗中却准备迎刘备入蜀取代刘璋。法正见刘备时,也说“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三国志·蜀书·法正传》)由此可见,凭益州的财富而成王霸之业,已经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

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正式起兵入蜀,与刘璋在涪城大会百余日。这次,刘备真正见识了“天府之土”的真实实力。

时刘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曜日,往就与会”,(《三国志·蜀书·刘璋传》)派头十足;且出手非常阔绰,“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吴书》)又“增先主兵,使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先主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恐怕自从反曹失败、离开徐州后,刘备久无缘享此待遇。

刘璋不会想到,自己的高调炫富,只会进一步刺激刘备夺取益州的野心。建安十七年(212年),亦即入蜀次年,刘备便起兵南向。益州从事郑度建议刘璋将“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对刘备实施坚壁清野,再依靠益州雄厚的物质基础拖垮刘备。然而刘璋不愿“动民以避敌”,遂对郑度黜而不用。

两年后,刘备进围益州之治成都。当时成都“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只是由于刘璋宅心仁厚,不愿因为坚守而伤民,故才出城纳款。否则以成都的财力,刘备恐要再吃些苦头才能将成都攻克。

刘璋的益州州府究竟有多富裕,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窥探。

刘备定蜀后,对属下进行了大规模封赏。“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益州既平,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我们不妨来计算一下,刘备这一笔赏赐的花费。

东汉金银比价大约在1:3或1:5,我们取1:5。1000斤白银,大概相当于200斤黄金,与500斤黄金加在一起,折算下来是700斤黄金。东汉前期1斤黄金大概价值6000到1万钱,我们保守取6000钱。700斤黄金,至少也要价值420万钱(实际等值铜币数量只会更高)。

东汉后期,一匹丝织品的价格在四五百钱,我们取500钱,1000匹就是50万钱。(以上金、银、钱价比,见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P2-3,丝织品价格参见该书P78-82)

这样综合算下来,500斤黄金、1000斤白银、5000万钱、1000匹锦,总共价值5470万钱。同等赏赐共颁赐给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四人,总共就是近2.2亿钱,这还只是四大功臣,尚不包括“分赐将士”“颁赐各有差”的部分。

当然,这些只是估值,考虑到战乱、物价变动等,这个数字必然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刘璋的益州州府,确实如诸葛亮、庞统、法正等人所说,财力雄厚。


  • 暗流涌动

汉末的益州为何会如此殷富呢?

首先,在东汉时期,益州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益州,尤其是其核心区蜀地,是新兴的经济区。古代常以人口作为衡量经济情况的指标,我们以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人口数据为例。(本《续汉志·郡国志》,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P494-499修正数据)

先看户数。益州以134万余户,名列天下诸州第二,仅次于荆州;其中蜀地五郡(蜀郡、广汉、犍为、蜀郡属国、广汉属国)近73万户,位列荆、益、豫、扬、冀、兖六州之后,属于中等州水平,甚至超过了青州、司隶、徐州等北方人口大州。而巴郡和蜀郡,在诸郡户数排名中,名列第四、五。

再看口数。益州以558万余人名列诸州第四;其中蜀地五郡295万余人,亦在八州之后,仍是中等州水平。蜀郡以135万人为天下第六的人口大郡。

以县均人口计,蜀郡11县,平均每县12万余人,在全国排名第三。

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人口还在继续迅速增长。如永兴二年(154年)巴郡太守但望上疏称该郡有近47万户,187万余口。(《华阳国志·巴志》)而14年前,《郡国志》记载的巴郡人口还是31万余户,不到109万口。短短的14年间,巴郡人口数增加了72.7%。如果仅仅出于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绝对不可能的。益州经济的增长吸引了移民的到来,而移民的到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当然,益州也存在地广人稀的问题。以蜀郡为例,人口密度为41.66人/平方公里。与北方陈国、齐国这样动辄在一二百人的郡国相比,蜀郡还是一个新兴的地区。

不管怎么说,在东汉中期,以蜀郡为核心的益州(尤其是益州北部的蜀、汉、巴地区),其经济发展相当出色,而且潜力十足。这为汉末二牧时代的益州,提供了极好的物质基础。

除了基础,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的统治,相对安定宽松,这为益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蜀中的货币流通情况来窥见一斑。

东汉建国伊始,光武帝刘秀便铸造五铢钱,此种五铢重3-4克,人称“建武五铢”。后来汉朝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新铸五铢钱也越来越轻。到汉桓帝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剪凿钱,也就是将完整的五铢钱凿去外郭,这样内圈、外郭各自作为一枚钱币使用。这种剪凿钱一般重1克,说明当时新铸五铢钱的购买力也就是1-2克左右,这与东汉初相比已经贬值三四倍。(东汉后期五铢钱样,可参见《中国钱币大辞典·秦汉编》)

汉灵帝曾试图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发行过一种“四出五铢”。四出五铢重2.7-4.6克间,外郭俱在,铸造精良,是一种相对足值的五铢钱。但是,日益动荡和腐败的政治环境,使这种努力成为徒劳。特别是在中平六年(189年)雒阳接连发生变乱,直至董卓挟持汉廷西迁长安,改铸0.5克的劣质小钱后,东汉的经济体系彻底瓦解。

就在北方一片焦土之时,刘焉、刘璋父子先后统治的益州,却是另一番景象。大约从刘焉晚年开始,益州开始铸造发行一种小五铢钱,后世称为“蜀五铢”。此类钱币铸工精整,一般重量亦在2.1-3.7克左右,尤以2.5-2.8克者居多。相比于建武五铢和四出五铢,蜀五铢还是存在轻微的贬值;但已经比汉末减重的五铢钱优质很多,特别与是同时期北方的董卓小钱相比,这种蜀五铢简直是难得的良币。蜀五铢堪称稳定,但总的来说似乎也略见贬值的趋势,比如湖北鄂州武昌城护城壕就曾出土过1.84克的蜀五铢。(见江建等《六朝武昌城护城壕出土钱币及相关问题探讨》)

当然,人口也好,蜀五铢也罢,只能说明益州富庶,但还不足以解释益州州府为何如此富有。

东汉以来,豪强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对民间控制力持续削弱。如此一来,好处是民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较之以前更充满活力;而消极的一面也很明显,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有限,财政收入亦有限,对于国家层面的宏观行为多所不利。在古代帝制社会,国富不一定民富;同理,民富也不一定国富。

比照东汉社会,蜀中富庶,并不意味着益州州府富庶。因而,刘焉入蜀,欲加强州府权力,必然要对益州民间财富动手。由此,也便产生了刘焉父子代表的州府,依靠东州人打压益州人的事情发生。刘焉曾“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与此同时,“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益州州府“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刘璋接掌益州后,因“性宽柔,无威略”,导致“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最终激起益州人赵韪叛乱,赖东州人“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才将赵韪镇压下去。(《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这是自刘焉入蜀至季汉灭亡,七十余年间,益州豪强最大规模的叛乱。

此间兵戈相向,必伴随着经济资源的争夺。这其中既有东州人对益州人的侵夺,亦有州府借东州人之手对益州人的侵夺。益州州府的财富积累,大抵在刘焉时期和刘璋初期完成。

随着贾龙、赵韪的败亡,益州豪强的势力大为折损。州府、东州人同益州人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刘璋性格“宽柔”,既无争霸天下的野心,也无大兴土木的骄奢淫逸。如此,刘璋便既没有操作州府机器,继续向益州豪强汲取资源的能力(即所谓“政令多阙”);也没有搜刮财富的动机。观日后刘备围攻成都,刘璋投降前夕所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蜀书·刘璋传》)刘璋本人虽然能力有限,但确实是一个厚道人。

一个厚道人统治下的益州州府,放缓了资源汲取,这样与益州人的矛盾自然有所缓和;而东州人无法通过益州州府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益(虽然他们一直在“侵暴旧民”),自然与州府的矛盾逐步升温。

于是,在益州内,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益州人作为益州州府打压的对象,对刘璋表示出最大的容忍;而东州人作为益州州府依靠的核心力量,却准备抛弃刘璋。

既然如此,益州表面上的太平稳定,就无法掩盖住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打破宁静,也只是时间问题。而蜀五铢的减重,估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2.先主时代(214-223):劫掠·衰退·崩溃

  • 第一轮劫掠

从建安十三年(208年)到十九年(214年),围绕刘备入蜀问题,益州内部本已芥蒂很深的各方势力,彻底分裂。已无更多利益可榨取的东州人,选择抛弃刘璋,迎刘备入蜀。积极者如法正、孟达的“吃里扒外”,消极者如李严、吴壹的“一触即降”。反倒是过去被打压的益州人,为了防止刘备入蜀后,自己遭到第二次劫掠,绝大多数(除了张松等少数人)都选择站在了刘璋一边。著名者如王累、黄权、严颜、张任、张肃等。甚至刘备大军围攻成都之时,城中吏民仍表示“咸欲死战”。

事实证明,益州人是相当有远见的。刘备到来后,对益州人不仅继续打压与劫掠,而且较之刘二牧时代,简直变本加厉。

如前所述,刘备入蜀后,就大开益州府库,遍赏将士,仅对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赏赐的金银钱锦,价值即高达2.2亿。而对于中下级军官乃至士兵的赏赐,今已无从考证。我们只知道,在赏赐以后,“军用不足,备甚忧之”。(《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当然,从表面上看,这次赏赐所用物资,皆出自益州州府,尚没有直接伤及益州豪强利益。刘备早年在地方从政,政绩颇佳;一生军事生涯中,也没有发生过屠城的恶劣事件;其为君,杀人也较少(仅刘封、张裕、彭羕数人,与曹操、孙权相比确实不多)。因此,这次赏赐,仍是以有序的形式进行,虽然“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但并未发生军队在民间抢掠的行为。

然而,按照刘备的初衷,似亦有劫掠打算。“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若以此史料为实(《云别传》记载的真实性有一些争议),则刘备曾打算征收益州人的私人不动产,作为诸将的赏赐。幸得赵云谏阻,才未酿成惨祸。

如前所述,在汉末群雄中,刘备执政理念尚佳,所谓“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刘备语)那么刘备为何会在益州,做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

我觉得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刘备的军人集团性质。无论刘备如何表现出“仁”的一面,归根结底,他所领导的团队,仍然是一个军人集团。汉末军人打仗,无非为了升官发财。加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刘备悬兵在外,攻略蜀中两三年之久,也必须采取激励措施,方能得人死力。正因如此,刘备攻刘璋,要与将士誓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这与五代时期士兵的“夯市”如出一辙,只不过有所约束而已。

另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就是刘备自身的暴发户心理。刘备从来没有这么阔绰过,也觊觎益州财富久矣。今取益州,一夜暴富,难免要豪放一把,有遍赏将士的情结。

刘备初攻刘璋,攻克涪城后,曾置酒作乐,兴高采烈地对庞统道:“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谏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没想到刘备借酒大怒,言:“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刘备自比周武王,得意忘形,可见当时骄纵狂妄之盛。如此,取益州后,散尽千金,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骄纵过后,刘备必须为自己的暴发户心态埋单。一方面,他听从赵云建议,没有将益州豪强的土地房宅没收而赏赐给将士,避免激化与益州人的矛盾;另一方面,在遍赏将士后,刘备又下令“还其谷帛”。(《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因为钱没有了,还可以想办法再征;粮食没有了,数万大军顿时断粮,必然动摇刘备的根本。

即便如此,刘焉、刘璋两代人通过搜刮益州人而为益州州府积累的财富,也已经转移到军功集团手中。州府被搬空后,刘备立刻面临着“军用不足”的尴尬处境。刘备这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一时冲动的赏赐行为,使蜀地陷入万劫不复的经济衰退,终季汉一朝,益州经济再未恢复起来。


  • 第二轮劫掠

为了解决军用问题,刘备不得不采取刘巴制定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政策,对整个西蜀地区和季汉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刘巴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即铸造面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虚值货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裴注引《零陵先贤传》)

从考古出土的钱币来看,刘备铸造发行的新钱,叫作“直百五铢”。早期的“直百五铢”,最重者可达10.2克,常规大样的亦在9-10克之间。(钱样可参见《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等)

我们可以与刘焉刘璋父子发行的蜀五铢进行对比。如果蜀五铢按2.5克计算,那么直百五铢的重量是蜀五铢的3.6-4倍,而面值却是蜀五铢的100倍。较之蜀五铢,直百五铢贬值了近30倍!

因此,当刘备铸行直百五铢,并开办官市,以直百五铢购买民间物资后,“数月之间,府库充实”,瞬间解决了火烧眉毛的财政危机。而民间,包括蜀中的益州豪强,自然最终也包括普通百姓,手中的财富也瞬间蒸发了96%!

如果说第一轮抢劫,还只是慷自己之慨;那么这一轮,就是慷他人之慨,赤裸裸的抢劫!无论如何解释刘备的迫不得已,都无法改变铸行直百五铢的劫掠实质。

不过,如前所说,作为军人集团,刘备倾囊赏赐、铸行直百五铢,可能确实有一些迫不得已。如果及时在府库充实后及时废止直百五铢,益州经济环境尚有逐渐恢复的可能。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刘备在尝到直百五铢的甜头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季汉货币的持续贬值。虚值货币最大的问题,在于必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劣现象。官方可以通过虚值货币劫掠民间财富;民间亦可将虚值货币熔铸成更轻的减重货币,赚取差价。久而久之,货币越来越轻,官方干脆也加入到减重钱的铸行大军之中,货币贬值遂一发不可收拾。

1978年,四川威远黄荆沟出土了1703枚货币,其中有蜀五铢400枚,直百五铢435枚,二者共占近50%。在直百五铢中,9.8克的有271枚,占直百五铢总数的62.30%;9.02克81枚,占18.62%;6.1克10枚,占2.30%;5.3克11枚,占2.53%;3.7克39枚,占8.97%;3.2克22枚,占5.06%。(克重和数量,见莫洪贵《四川威远出土大量“直百五铢”钱》,原文即有1枚的误差)

不难看出,这一批直百五铢中,9.8克的大样占了六成以上。如果我们再合并整理,就会发现,9克以上的钱共352枚,占80.92%;5-6克的共21枚,占4.83%;3克余的共61枚,占14.02%。显然,9克以上的大样占有绝对优势,尤其9.8克的数量最多,与目前所见最大的直百五铢10.2克相近。此外,刘焉刘璋时期的蜀五铢数量亦较多,与直百五铢相当。

这说明,这批威远蜀钱,当是直百五铢铸行后不久的。威远在汉末属犍为郡,而犍为是刘备的两大铸币中心之一(另一个是蜀郡),威远蜀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刘备政府的铸币情况。一方面,9克余重的直百五铢大样是主要流通货币;但是另一方面,减重的直百五铢也已经出现,特别是出现了3.2克的货币,且数量不在少数。如果这些货币不是后来混入的,那么只能说明,在直百五铢铸行不久,货币就出现了减重、贬值,而且趋势不容乐观。


  • 北伐与衰退

刘备舍不得放弃直百五铢,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外战争对资源的严重消耗。刘备取蜀后,迫于严峻的形势,战争并未停歇。先是与孙权争荆州,接着在巴地狙击曹将张郃,进而发动了规模甚大的汉中会战。

为了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刘备开始着手打造“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见柿沼阳平《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除了发行直百五铢,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是设置盐府校尉(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实施盐铁专营。“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先主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三国志·蜀书·张裔传》)特别是盐府校尉,机构庞大,下设典曹都尉分曹治事,(《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可见刘备对于盐铁专营的重视。自管仲、桑弘羊起,“盐铁专营”已成为帝制时代政府经济政策的标配,以国营垄断利润来达到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标。当然,搞盐铁专利的也不止刘备一家,曹魏、孙吴皆有之。

第二件事是南中征税。刘备时期,即在南中设立庲降都督府作为管理机构,先后以荆州人邓方、南中豪强李恢任职都督。刘备死后,南中爆发叛乱。益州郡雍闿拉当地豪强孟获入伙。本来西南夷与雍闿不和,并没有参与他的叛乱。但是孟获对这些夷人说:“官欲得乌狗三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㪷,断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华阳国志·南中志》)孟获说的这些东西,西南夷人无论如何是交不了差的。然而,这些人对孟获却深信不疑,听孟获一说,便举兵参加了反叛。这里面,除了孟获在当地威望极高外,似乎季汉政府的公信力也确实不高。由此不得不令人怀疑,在刘备时代,庲降都督府或南中地方郡政府,确实存在着苛捐杂税的弊病。只是苛捐杂税究竟出现在刘备入蜀初,还是在称王称帝以后,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个事件是定立《蜀科》。刘备定蜀后,命伊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在此期间,法正与诸葛亮发生了争论。

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之一)

法正主张“缓刑弛禁”,而诸葛亮坚持“荣恩并济,上下有节”。有人依据此段史料,将《蜀科》和诸葛亮的立法简单理解成刘备集团汲取社会资源的工具,恐怕过于武断。

季汉所“汲取”者,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益州人。益州人作为土著,拥有更加雄厚的固定资产;同时,作为刘备的反对派,刘备对益州人的压制与劫掠亦具有惩罚性质。而《蜀科》立法过程中,参与者或为荆州人,或为东州人,并无益州人的一席之地。法正与诸葛亮争论的交点,恐怕是东州人与荆州人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对益州人的汲取问题。

刘备入蜀后,法正以谋主之尊担任蜀郡太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以致有人向诸葛亮告状,希望诸葛亮对法正进行约束。奈何诸葛亮认为法正使刘备“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因而无人能够禁止法正纵横蜀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我怀疑背后另有蹊跷。法正所擅杀者,当如何焯所云,即《法正传》所前云对法正“谤无行”的“州邑俱侨客者”。但这些法正的三辅同乡亦属东州人,刘备当时正对东州人实施拉拢,以法正的聪慧,除了杀掉几个有私怨的三辅同乡外,必不会对其他东州人有过分处理,从而也就不会导致有人到诸葛亮处告状。

蜀郡作为益州首郡,不仅东州人集中,益州人更为集中。法正在蜀郡所交往者,也不可能只有东州人而无益州人,甚至跟一些益州人还有深交,如“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即是。因此放纵法正在蜀郡纵横的,恐怕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刘备实借法正之手,对益州人实施报复和立威。

由此,我们不能想象,在蜀郡纵横的法正,以其睚眦必报的个性,是绝不会代表益州人说话的。法正所谓“客主之义,宜相降下”,这个“主”绝非指益州人,而是指东州人。联想到法正在蜀郡的所作所为,他提出“缓刑弛禁”,似嫌诸葛立法,对其纵横蜀郡多有牵制。

而诸葛亮的回应,则是与法正针锋相对。亮言“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然而自建安五年(200年)刘璋平定赵韪之乱后,(《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益州人并无“专权自恣”者,赵韪之乱距刘备平蜀已有14年之久;刘备入蜀,除了极个别如张松外,益州人均死保刘璋,甚至在成都孤城中仍然“咸欲死战”,也实难看出“君臣之道,渐以陵替”。

相反,倒是东州人有“专权自恣”者,如前云“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又如河南人庞羲,“为巴西太守,遂专权势”,(《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甚至一度要造反。(《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程畿条)

至于东州人“君臣之道,渐以陵替”者,在刘备入蜀之际则更为多见。如法正、孟达迎刘备入蜀;(“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兵众,留屯江陵”,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李严、吴壹的“一战即降”;(“建安十八年,署严为护军,拒先主于绵竹。严率众降先主,先主拜严裨将军”,见《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吴壹“将兵拒先主于涪,诣降”,见《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吴壹条);许靖的踰城而降。(“璋蜀郡太守许靖将踰城降,事觉,不果”,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因此,诸葛亮此处的“蜀土人士”,必指东州人无疑,这也正与法正所说“客主之义”的“主”相对应。

《蜀科》立法虽然有利于刘备集团在战时的资源集中,但其目的,绝不单纯是为了在蜀中的资源汲取。事实上,由于刘璋的仁弱,益州州府的威信每况愈下。一个失去权威的组织,必然只是涣散的乌合之众。《蜀科》立法的本质亦是要重塑组织的权威,或许有矫枉过正之嫌,但绝非不必要,也绝不是简单“汲取”二字所能概括的。它背后既包含着组织管理的基本问题,也包含着平衡诸利益集团的问题。《蜀科》的实质,是在战时状态下,提高组织的权威度和管理水平,保证战时的令行禁止。

在组织建设、资源集中的基础上,刘备依靠法正、黄权等谋士,及黄忠、魏延等将领,再度鏖战三年,终于战胜了宿敌曹操,攻克了汉中。汉中会战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巨大的成功;但不可避免的,对益州正在下滑的经济则是雪上加霜。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当刘备在前线鏖战之时,蜀中出现了变乱。“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时任犍为太守的李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而据《华阳国志·蜀志》载,郪县“有高、马家,世掌部曲”。马秦、高胜之乱,实则是蜀中豪强叛乱。这在赵韪之乱平定后,极为罕见。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刘备入蜀后以直百五铢劫掠蜀中财富,北伐汉中又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这种掠夺开始超越益州人(特别是益州豪强)的底线。于是趁着蜀中权力真空,益州人发动了叛乱。

正因如此,当刘备向诸葛亮“急书发兵”时,诸葛亮犹豫了,乃以此事咨询益州蜀部从事杨洪。因杨洪是犍为人,亦曾作为李严属吏,诸葛亮或许认为杨洪对于犍为、蜀郡一带情况更为清楚,他向杨洪咨询发兵事,实则是在咨询蜀中豪强的承受能力。

杨洪则答:“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得到杨洪的答复,诸葛亮才敢安心发兵,又趁机以杨洪领蜀郡太守。一方面免去了益州人不喜的法正(法正虽在前线,但仍领蜀守),另一方面以益州人治益州人,以安定益州豪强之心。(《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汉中之战后,曹操尽徙汉中八万余口,(《三国志·魏书·杜袭传》)刘备“得地而不得民”,(《三国志·蜀书·周群传》)能够从汉中作为补给的资源相当有限。随后,刘备在汉中称王,以魏延为守将后,便还成都。一路上,“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典略》)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以防曹操再来攻。由此,汉中部队的补给、蜀道的馆舍亭障,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汉中战后,蜀中一时财力、物力、民力耗尽,经济继续衰退。1984年,成都市郊彭县思文乡梓柏村出土了2857枚钱币,其中直百五铢2841枚,蜀五铢只有16枚,(见曾咏霞、丁武明《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兼谈“蜀五铢”与“直百五铢”》,以下钱重亦见此文),此批货币当是直百五铢流通一段时期后的产物。

与威远蜀钱相比,彭县蜀钱已经全面减重。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我们很难像威远蜀钱那样,做出区间分明的统计,但仍可以做一个大略的估计。1.6-4.1克的直百五铢约2609枚,占91.32%;4.2-6.4克约204枚,占7.14%;6.6-9克的则更少,约19枚,仅占0.67%;另有9枚3.2-4.8克,因统计区间问题,未计入以上数据。

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有三点。

第一,4克以下的钱币,在威远蜀钱中仅占14.02%,而在彭县蜀钱中已经激增至91.32%。直百五铢减重与贬值之严重,可见一斑。

第二,威远蜀钱最轻者为3.2克,而彭县蜀钱居然已经出现了1.6克的小样,重量只达前者的一半。直百五铢减重的趋势更加严峻。

第三,在威远蜀钱中,9克以上者占80.92%,甚至9.8克的直百五铢占到总钱数的六成以上;而彭县蜀钱6.6克以上者仅19枚,占0.67%,这其中只有一枚9克钱,仅占彭县蜀钱总数的0.04%。

彭县(现已改制为彭州市)位于成都郊外。彭县蜀钱可以直观反应出益州最核心区的经济状况。刘备掌控下的益州经济急剧衰退,已不言自明。

还要指出的是,在彭县蜀钱中未见“太平百钱”。太平百钱是汉末季汉时期,益州铸行的一种货币,其始铸人和时间均有争议。杨荣新先生认为,此钱最早铸于刘备章武年间(221-223年)或刘禅继位初期的建兴年间(223-237年),(见杨荣新《“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其说颇有见地。我以为太平百钱最迟在刘备称帝前后已开始铸造(后文会逐渐论述),那么彭县蜀钱的时间必然还要靠前。以时间论,彭县蜀钱所展现的,或许正是汉中会战前后,季汉货币流通的情况。


  • 东征与崩溃

在直百五铢以后,季汉又铸行了太平百钱。这依然是一种以一枚铜币比100枚汉五铢钱的虚值货币。

刘备为什么要在直百五铢之外,再度发行太平百钱呢?可能是几年之内,直百五铢迅速贬值,信用下降;而虚值货币引发的民间盗铸,也是州府依靠公权力难以禁止的。因此,无论是打算整顿币制,还是另行搜刮,益州统治者可能都认为直百五铢已难担其任,是以铸行新币太平百钱。至于为何要以“太平”命名,可能正如杨荣新先生所言:“藉此向人们表示,季汉政权建立以后,从此天下太平,给人们在心理上以安慰和满足。”(见杨荣新《“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

至于铸行太平百钱,究竟是整顿币制,还是另行搜刮,就确实不好说了。

从积极方面看,太平百钱确实存在比较重的大样钱。如《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中有8.1克、8克、7克的太平百钱(均有背星水纹,见P66、65、62),及6克的世平百钱(太平百钱的一种,见P64);《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中8.2克的世平百钱(P35);以及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提到的8克“鹿角太平”(P98)、近6克的世平百钱(P98)等。如果我们从好的观点出发,或许刘备集团曾企图以重量较足的太平百钱,来冲淡直百五铢减重的影响,试图整顿日益混乱不堪的币制。

不过这种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微乎其微,理由是6-8克的太平百钱数量并不多,而且或多或少都比较“个性”。有的具有背星水纹,有的字体奇怪犹如鹿角(鹿角太平),更有的连名字都不一样(世平百钱),因此向来有学者把这类钱归为压胜钱或宗教钱。这些太平百钱是否为压胜钱、宗教钱单说,但从数量和做工特殊来看,似乎确实有特别意义,颇似后世的纪念币。

积极方面的可能性既然很低,那么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消极方面了,即刘备铸行太平百钱,是为了进一步搜刮益州民间的财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结束的汉中之战,其消耗需要钱财补充;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各类仪仗礼器需要钱财供给;章武二年(222年)东征伐吴,更需要钱财筹备。总而言之,刘备政府开销太大,收入太少。既然刘备不愿加税以公开激化矛盾,也就只能靠钱币减重和通货膨胀来维持政府的生计。其时直百五铢尽管事实上已经减重,但官方亦不好直接承认,遂另起太平百钱。据传,刘备为了搜集铜料铸钱,甚至到了“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的地步,(《南齐书·崔祖思传》)足见刘备铸币之心的急切。

前文已述,汉中之战以后,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2-4克;现存2克以上的太平百钱中,3-4克余重的居多。从货币重量来看,太平百钱与减重后的直百五铢相当。可见,在刘备称帝前后,蜀钱的重量大体维持在2-4克左右,也就是说,刘备在蜀中主政这近十年里,货币贬值2.5-5倍;如果与蜀五铢相比,则贬值高达62.5-125倍!

太平百钱,并没有换来人们企盼的“太平”。在多年的战争和搜刮下,蜀中经济萎靡不振。刘备的通胀政策无疑是一种恶性循环,社会经济破产,季汉政府自然也掠不到多少财富。北伐汉中,已经耗尽蜀中力量,此时即使休养生息三年,以蜀中财力再度支持刘备东征已经极端困难。如此,这次东征在准备上必然难称充足。

刘备东征初期,曾“水陆俱进”,这是凭借上游优势以水军进取荆州的正确战术。然而进入夷陵后,刘备“反舍船就步”,(《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不仅失去了上流进军的优势,而且徒增补给成本,特别是结营三峡,被陆逊看出了破绽,遂火烧连营,全军覆没。

平心而论,刘备早年军事水平不佳,但随着经验积累,其军事水平也在迅速提高,攻刘璋、取汉中均是。以刘备多年行军,不会不明白“水陆并进,则及锋而用,舍船就步,则师老运艰,渐见衅隙,敌得以逸待劳,伺变击怠”(《三国志集解·吴书·陆逊传》注引何焯语)的道理。然而刘备还是选择了上岸,其最大的可能是,季汉军中根本没有适合大规模作战的大型战船

晋灭吴时,王濬曾用一整年时间在益州造船。观其所需耗财力,以刘备的经济状况,恐怕已难承担。看来,季汉当时的经济实力,已经难以担负起东征孙权的重任。刘备兵败夷陵,亦是早有定数。

3.葛相时代(223-234):集权下的经济“复苏”

  • 建兴初政,形势继续恶化

章武三年(223年),刘备驾崩,刘禅继位,诸葛亮全面执政,季汉进入“葛相时代”。

诸葛亮执政初期,季汉经济形势继续恶化。

1955年,湖北武昌任家湾砖墓出土钱币3630枚,其中包括蜀五铢若干、直百五铢29枚,太平百钱128枚。(蓝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简报中未提及这批太平百钱的重量,只称这批太平百钱的直径在13-20毫米。比对同等直径的太平百钱,重量大概在0.8-1.5克。墓中还出土了一块铅制买地券,根据其上所刻时间可知,此墓中的文物不会晚于吴黄武六年(227年)。

而这一年,正是季汉建兴五年,也就是诸葛亮上《出师表》、率军北驻汉中准备北伐的那一年。与刘备称帝时相比,季汉钱币减重再次跌破记录。夷陵之战的后遗症在刘备去世后全面爆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竟然是对现实精准的描述!

与此同时,季汉的外部形势也更加恶劣。北方曹魏是世仇,并接二连三以“天命”之说对季汉发动意识形态攻击;东面孙吴虽然已经停战,与季汉互派使节,但彼此芥蒂极深;特别是南方南中诸郡叛乱,使战火燃至季汉境内,而叛军的总后台,正是昔日的盟友孙权。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诸葛亮别无选择。建兴二年(224年)春,季汉政府宣布,“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所谓“息民”,意即休养生息。休养是真的,蜀中常年进行大型战争,蜀民早已筋疲力尽,经不起大的折腾了。诸葛亮在全面执政初期,就已明确主张“闭境勤农,育养民物”。(《三国志·蜀书·杜微传》)

具体而言,这期间,诸葛亮“息民”的政策,主要有三:

其一,奖励农耕,解决民众和军队的吃饭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加强对都江堰的管理,“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水经·江水注》)

其二,抑制豪强,保证国家控制足够的编户齐民从而保证税收,编制《蜀科》时即有此意图。

其三,轻徭薄赋,至少在税收上可能是这样。诸葛亮曾云:“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诸葛亮集》载《便宜十六策·治人第六》,不过《便宜十六策》真伪向来有争议,今取李勋初说,云《十六策》或真伪掺杂)

历代休养生息均采此策,似无特殊解释的必要。

然而,生息就未必了。因为诸葛亮和当年的刘备一样,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季汉要生存,必须走出内忧外患;走出内忧外患,处处需要用钱;季汉政府财力已竭,只有向社会汲取;而整个季汉社会也已经不堪重负,濒临破产;社会越破产,季汉政府越没钱,内忧外患越严重,越需要季汉自强;季汉越自强,就越需要钱,就越要从社会汲取,社会负担就越重……季汉政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诸葛亮的“不折腾”是真的;想办法开源也是真的。

诸葛亮早期开源的办法,也是老生常谈,无外乎盐铁国营。

这里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事情。一是季汉制盐业并非粗犷式经营,而是自有其精细处。诸葛亮“长于巧思”,(《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其所发明之木牛流马、改进之元戎连弩,妇孺皆知。在制盐业上,诸葛亮也重视技术改进。蜀地有火井,可煮盐,然当时人们对此的认识还十分肤浅。其时,临邛发现一口火井,“从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博物志·异产》)取火井煮盐事半功倍,后临邛盐户亦以此煮盐,效率颇高。(《续汉志·郡国志五》“蜀郡”刘昭注引《蜀都赋注》)诸葛亮在利用新技术提高煮盐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确实有贡献。《陈情表》作者李密之子李兴,曾称赞诸葛亮“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直到邓艾灭蜀后,艾仍“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治,为军农要用”,(《三国志·魏书·邓艾传》)可见季汉昔日制盐业之盛。

另一件值得说的事情,就是制盐业的效率。早在刘备入蜀后,即设立盐府校尉(又称司盐校尉),以王连担任。王连后卒于任上,前后司盐政约十年。在这十年里,王连“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又“简取良才以为官属”,其所提拔的吕乂、杜祺、刘幹等人,亦“终皆至大官”。(《三国志·蜀书·王连传》)

由于王连司盐期间盐利颇丰,故而一路升迁,至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主政,王连已升任丞相长史,以丞相府首吏的极高身份,主持季汉的盐铁国营。王连在世时,诸葛亮亦曾数次考虑亲征,但都被王连以“此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为由劝住。(《三国志·蜀书·王连传》)究其原因,估计还是有王连主持盐政,季汉财政危机有所缓解。而一旦王连去世,便再无有通类人才,可以在尽量不伤民的前提下,维持季汉经济命脉的高速运转,诸葛亮也只能选择另辟蹊径,亲征南中了。

王连的盐政对季汉政府居功甚伟,但也并非毫无瑕疵。廖立曾吐槽“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三国志·蜀书·廖立传》)恐非虚言;王连提拔的得力助手吕乂,也是“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三国志·蜀书·吕乂传》)的刻薄之人。如此,则季汉盐政依然难脱资源掠夺的痕迹。

实际上,经历了刘备十年的战争经济后,诸葛亮已经陷入两难境地。在益州经济总量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前提下,要养民,就不能过分汲取;要汲取,必然会伤民。

也正是由于这种两难的矛盾,使得盐政虽然能够令季汉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勉强维持,然仍不足以拯救益州的经济形势。前引武昌任家湾墓出土的太平百钱小样,至迟入土时间在建兴五年(227年)。考虑到此种货币从在季汉铸行,到在吴国流通,尚需一定时间,则这种太平百钱小样的发行时间,大概亦在建兴初年。这是刘备称帝前后的1.6克轻钱,进一步流通的结果。由此,足可见益州经济形势仍然持续恶化。要走出两难境地,诸葛亮和季汉政府必须迅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 诸葛经济学的“奇迹”

建兴三年(225年),是季汉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十年间,刘备虽然成功入蜀,并对外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但是财力物力消耗极为严重,两次荆州战役均以惨败告终,汉中经济萧条亦无法对蜀中经济形成补充。整个季汉的经济处于严重损耗的形势下,即将走到崩溃的边缘。

这一年或稍前,王连去世。诸葛亮发兵,平定南中;继而分割郡县,削弱豪强、夷帅,抽调当地精锐“劲卒、青羌”入巴蜀,加强对南中的直接控制;与此同时,诸葛亮也允许忠于季汉的南中豪强如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拥有部曲,作为季汉在南中统治的代理人。(《华阳国志·南中志》)由此,诸葛亮在南中实现了“夷汉粗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季汉平定南中的意义,远不止平定叛乱、增加名义上的国土面积,更在于在巴蜀汉地区以外,开辟了新的战略资源基地。南中战略资源基地的建设,成为刘备入蜀后,季汉开辟的唯一经济增长新区。

南中平定后,李恢、张翼、马忠先后担任庲降都督,管理南中地区。其时,南中“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华阳国志·南中志》)“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书·李恢传》)由此,当南征大军回到成都时,深陷经济危机的季汉竟然出现“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局面,(《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足可见季汉政府从南中获得了巨额财富。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诸葛亮亦深知,仅仅依靠对南中“劫掠式”的资源开发并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受制于南中的生产力,还会使“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成为画饼。掠夺式经济,只会使南中迅速沦为第二个危机重重的巴蜀。

事实上,季汉在南中的统治,并非“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由于季汉在南中剥削较重,南中的小规模叛乱从未停息。如诸葛亮回师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赖得李恢镇压;(《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建兴九年(231年),张翼为庲降都督、绥南中郎将,“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三国志·蜀书·张翼传》)两年后南中豪强刘胄被逼反,“扰乱诸郡”。(《三国志·蜀书·马忠传》)接替张翼的马忠虽然平定了叛乱,但是不久后,“牂柯、兴古獠种复反”。(《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这些叛乱,尚且发生在诸葛亮执政时期。

后来邓艾偷渡阴平,刘禅有逃难南中的想法,谯周说“大敌已近,祸败将及,羣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此言非虚。

故而,诸葛亮在获得南中物资的同时,开始对南中地区实行改造和建设。其一,是“命人教打牛,以代力耕”,(《滇考·诸葛武乡侯南征》)将蜀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规模传入南中,改变当地的原始农业。于是“诸夷慕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诸葛亮集·故事·遗事篇》张澍引《滇载纪》)此处叙述较为夸张,但在南中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是没有问题的。

其二,对当地落后的“土盐”技术加以改造,开发新的制盐基地。如云南郡蜻蛉县(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境)的黑盐井,即季汉时以更为先进的技术始开凿。(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十二》任乃强注13)

其三,面对南中地区“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的落后文化,诸葛亮亲自“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骆、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升南中地区的文明水平。

正是因为诸葛亮的良性建设,南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良好开发,这也使得季汉政府的资源获取获得了一定合法性。今云贵地区,少有言季汉苛政者,倒是民间敬仰诸葛亮的传说广播,真伪难辨的武侯遗迹遍布。民意如此,足可见诸葛亮对南中经营之成功。

南中之役,促使季汉政府“国以富饶”。此处的“富饶”,当然指季汉国库的“富饶”,亦即平定南中后运回成都的物质资源,大大充实了季汉严重损耗的国库。然而,对比同期的太平百钱,可知在国库富饶的同时,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疲敝”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要改变这种情况,以支持即将开启的北伐事业,诸葛亮还需要再想新的办法。

盐铁之利,南中开发,虽然使季汉国库充盈,但本质上赚的都是自己人的钱。要进一步扩大收入,季汉政府只能从别人身上打主意。要赚别人的钱,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

诸葛亮将目光锁在了蜀锦上。

扬雄在《蜀都赋》中说:“尔乃其人,自造奇锦。”两汉之际,蜀锦已闻名遐迩;至汉末三国时期,更成为蜀中价值极高的特产。前文提到刘备定蜀后,对四大功臣各赐“锦万匹”,足见当时益州州府所存蜀锦之多。

蜀锦名贵,曹操祖孙三人尤为喜爱。曹操曾“遣人到蜀买锦”。(《后汉书·左慈传》)曹丕因买到残次品而咆哮不已,下诏曰:“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太平御览》卷815引《魏文帝诏》)曹叡曾以“绛地交龙锦五匹”及“绀地句文锦三匹”赏赐倭使,(《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据推测这些锦也是蜀锦中的上乘。(余明侠《诸葛亮评传》P411)

蜀锦既然是爆款,那么极度缺钱的季汉绝对不会放过如此财路。不过,把蜀锦的重要性提高到战略地位的,还是诸葛亮。诸葛亮在《言锦教》中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太平御览》卷815引)

在成都,诸葛亮扶持国营织锦业,将织锦工匠集中起来,筑城驻兵管理,并于城内设置管理织锦业的锦官。(缪钺《成都设锦官始于蜀汉》)左思《蜀都赋》云:“封域之内”,“桑梓相连”,“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擢色江波。”这些“伎巧之家”,就是锦官管理的锦工,他们分散在各自家中,用自己的织机为官府织锦,然后将成品上交。这些蜀锦在经验收合格后,便作为季汉的战略物资,以维持军国之用。

锦官所驻之城,即锦官城,在今成都市百花潭公园一带。“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华阳国志·蜀志》)显然,蜀锦颜色的好坏,与水质有直接关系。锦官城既然垄断了最适合濯洗蜀锦的河流水段,那么最名贵的蜀锦非锦官垄断生产不可。

当然,虽然锦官对高端蜀锦有垄断地位,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蜀锦都是国营。事实上,当时蜀锦产业可能遍布季汉百姓家中,这可以从锦绢等丝织品对蜀钱的补充作用一窥究竟。

曹操在田租之外征收“调”,即绢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载魏公令、《三国志·魏书·赵俨传》等)此后遂成定制,即租调制度。季汉虽然没有颁行正式的租调制,但似也征收丝织品作为实物税。如赵云兵败箕谷后,“有军资余绢,亮使分赐将士”,(《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云别传》)此或即以丝织品代替钱币税。

另外,诸葛亮自己也参与到蜀锦产业链当中。在《临终遗表》中,诸葛亮曾自云“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盖亦是民间种桑以供蜀锦生产的真实写照。

当然,以季汉当时国营企业的绝对垄断地位,自然经济下分散生产的民营蜀锦对其是不具备竞争力的。曹丕所购蜀锦质量参差不齐,或许即与此有关。

诸葛亮扶持国营蜀锦企业,使蜀锦经销中原、江南乃至塞北,独步天下。南朝宋人山谦之在《丹阳记》里说,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始乃有之。”(《初学记·宝器部·锦》注引《丹阳记》)观前引曹丕诏书,则鲜卑人亦爱蜀锦。如此规模之国营贸易,必然为季汉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而伴随着货币减重贬值,蜀锦反而成为硬通货。一方面,季汉用于外交的国礼,皆为蜀锦。如建兴元年(223年),邓芝使吴,带给孙权的见面礼即有“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注引《吴历》,1端为2丈,即半匹。千端为500匹)次年吴使张温报聘,季汉亦赠送“熟锦五端”,(《三国志集解·吴书·张温传》注引《太平御览》卷815,引张温上表)

另一方面,季汉也将蜀锦用于储备。刘禅投降邓艾时,国库中有“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注引《蜀记》)金银总量,尚不及刘备定蜀时赏赐四大功臣的总额;严重贬值的蜀钱亦不见载;唯独以蜀锦为代表的丝织品,存量竟高达20万匹。

诸葛亮开辟的南中战略资源基地,以及开启的国营蜀锦贸易,终于使季汉的经济逐渐好转起来。

季汉继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后,铸行了第三种货币“直百”。彭信威先生认为,新币始铸于建兴十三年(235年)。(彭信威《中国货币史》P141)

顾名思义,直百仍然是一枚价值100五铢钱的蜀钱。直百钱铸行时,都在2克以上,如2.3克、(见《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P26)2.5克,(见《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P84、85)甚至还有2.75克的。(P84)

而我们知道,刘备称帝前夕,部分直百五铢已经减重到1.6克;诸葛亮建兴初政时,太平百钱也已经有不少减重到0.8-1.5克。诸葛亮去世,刘禅铸行2克以上的直百钱,我认为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可能,假设在章武年间和建兴初年,1克蜀钱确实已经大量流通,那么此时刘禅铸行2克直百,似乎仍有矫正币制的意图。而且2克直百虽然并非大量出土,但也绝非罕见,这或许说明季汉政府这段时期较有经济实力来铸行2克钱。如此,则诸葛亮时期的季汉经济,确实有复苏的迹象。

第二种可能,假设章武年间和建兴初年,1克蜀钱流通量并不大,前文提到的任家湾太平百钱属于个例,那么诸葛亮执政期间,季汉的钱币重量当一直维持在2克以上。如此,则诸葛亮时期的季汉经济,始终维持在一定水平,未出现像刘备时期那样雪崩式下滑的现象。

无论哪种可能,都说明一点,那就是诸葛亮治蜀的大部分时间里,季汉的经济形势没有继续恶化。这还是在诸葛亮发动三次大型北伐、两次小型北伐、一次防守反击,同时又没有增加赋税、没有进一步增加民众负担的基础上。

与此同时,相对于曹魏、东吴严重的通货紧缩,季汉始终维持着货币经济。在市场萎缩、货币不足的前提下,有货币总好过没钱用。因此季汉的货币不仅在境内流通,在东吴境内也成为最主要的货币之一,这从东吴陵墓出土的钱币中可以得到验证。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奇迹”的真相

然而这真的是奇迹吗?

蜀汉经济虽然没有恶化,但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发展。社会活力依旧低迷,和魏、吴相比,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较低。诸葛亮连年北伐,维持经济不再恶化已属不易,经济发展和真正的“复苏”,恐怕已经不是他当时的第一要务了。

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出发,人们追求的无怪乎效率与公平。在经济总量较为平稳的基础上,季汉政府的收入保持高效,民众的财富积累就一定不会高效。既然效率问题无法解决,就只能在公平上着力改善。

诸葛亮执法公平公正,向来被人称颂,无需在此多言。如果说刘备时期,诸葛亮尚且受制于刘备,会出现放纵法正这种“黑点”;那么在刘禅时代,诸葛亮全面执政,则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诸葛亮这种公平公正的“法治”,依靠的并非制度,而是“人治”。

首先是司法制度。秦汉以来推行的司法制度,在季汉似乎始终未建立起来。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司法官廷尉,在有关季汉的史料里居然从未出现过。虽然季汉诸卿已趋于虚化,但传统十二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大长秋、将作大匠)中,除廷尉、宗正和将作大匠,其余九个皆记载有人担任。将作大匠只是二千石,其执掌、地位与中二千石诸卿又不可同日而语。廷尉在中二千石里都是极为重要者,却不见记载,确实比较奇怪。

当然,没有廷尉,倒不意味著季汉没有高级司法官员。疑似者,如章武元年“秋七月,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之于理”;(《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又如刘琰给诸葛亮写信说:“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三国志·蜀书·刘琰传》)

但“致之于理”,其实是交给司法官员、下狱等的代名词。东汉时,齐王刘晃犯事被废,汉章帝称“不忍置之于理”;(《后汉书·齐武王縯传》)安帝说乐成王刘苌骄淫不法,汉安帝也说“不忍致之于理”;(《后汉书·乐成靖王党传》)又如汉末,在毛玠涉嫌谤毁案中,和洽曾说曹操“不忍致之于理”。(《三国志·魏书·和洽传》)可见,有关秦宓、刘琰的史料,只能证明季汉有相关的司法官员,但并不能证明有廷尉或能具有相等职权的官员。

如果说季汉的九卿只是空架子,实权归丞相府、大司马府、大将军府或尚书台,然而两汉时期,分曹治事中掌管司法刑狱的贼曹、狱掾等在季汉史料中也不见记载。

司法官职可考者,似乎只有督军从事。如杨戏“年二十余,从州书佐为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三国志·蜀书·杨戏传》)何祗“后为督军从事”,“常奄往录狱”,又“读诸解状”。(《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

督军从事之名,显然仍是战时政府的官职。做个不恰当的比较,季汉的司法权力,是由战时军事法庭来行使的,汉代民事司法机构的框架,在季汉不是没有建立,就是微不足道到不足以记载。

司法制度有缺陷,但并不缺失,终究不妨碍日常的执法。然而季汉的监督机制,似乎从未建立起来。东汉最高监察长官为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亦形式一定的监察权。季汉虽然也设有二职,但情况和东汉完全不一样。

先看御史中丞,可考者只有孟获、向条二人。孟获为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未有监察官员之例,统战意味浓厚;向条为向朗之子,景耀中(258-263年)为御史中丞,然亦无事迹可寻。(《三国志·蜀书·向朗传附向条传》)而且季汉相关史料中,亦无任何关于御史的记载。这不禁让人怀疑,季汉的御史中丞,是否也是虚职?季汉是否根本就没有御史台?如果没有御史台,那自然也找不到任何御史的影子。

再看司隶校尉。季汉担任司隶校尉者,只有张飞和诸葛亮两人。张飞在章武元年(221年)四月以车骑将军领任司隶校尉,六月即卒,监察根本谈不上;张飞卒后,诸葛亮即以丞相录尚书事领司隶校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张飞传》《诸葛亮传》)但诸葛亮既是丞相录尚书事,又领司隶校尉,这就在制度角度谈不上独立的监察权。特别是刘禅时期,诸葛亮又领益州牧,司隶校尉的官职就此寝废。总之,季汉的司隶校尉象征意义更大,从来都没履行过独立的监察权。

总之,制度化的监察制度与监督机制,在季汉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来。

季汉政权从奠基开始,就有非常明显的战时政府特点,军事化管理色彩浓重。这是因为,季汉作为三国之中实力最弱者,要想在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中处于不败之地,并努力打破僵局振兴自强,就只有比魏、吴两家更多地集中权力、汲取资源。

然而,权力越集中,“法”对于“权”的作用就越弱,尤其对于权力顶端的制约作用,全靠权力自我约束。也就是说,权力越集中,公平公正就越依靠人本身,制度的作用反而被削弱。因为权力在人手里,而不在制度化的组织手里。这不是说集权者一定在主观上要撇开制度,而是制度在客观上确实已无法对集权者实行有效制约。所以,季汉的法治其实具有极强的人治特点。

由于监督机制不存,监察机构瘫痪,诸葛亮为维持公平公正的清明政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就是事必躬亲。这样的例子我们在史料中一抓一大把,有些甚至耳熟能详:

亲自校簿书校到满头大汗;(《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注引《襄阳记》)为了追查斧子的质量问题,亲自找作部做实验;(《太平御览》卷337、763引《作斧教》,见《诸葛亮集》)为了杜绝懒政荒政,亲自考察督军从事何祗;(《三国志·蜀书·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最著名的,当然还是诸葛亮在最后一次北伐时,“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噉食不至数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

不是诸葛亮选择了事必躬亲,而是高度的集权逼迫诸葛亮事必躬亲。季汉经济的稳定或“复苏”,从制度层面讲,不过是诸葛亮以透支身体代替制度,来勉强维持的。

季汉的经济,如同季汉的政府机构运作,亦如同诸葛亮自己的身体,全凭憋住的一口气。但是人都要喘气,这口气早晚会松;不松,就会憋死。

4.后主时代(235-263):休养生息挽不回的土崩瓦解

  • 恶性通胀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去世,季汉的复苏时代结束。

以竞争视野观察,季汉在短期内,通过损耗社会活力和透支社会未来财富来汲取更多的资源,以集中力量打破僵局,其实无可厚非。

这就好比不同阶层的人奋斗。

富家子可以有大把的精力、财力用于全方面发展。而穷家子只能把有限的精力和财力用于一方面,比如考学或做生意。这是穷家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不仅如此,穷家子还要牺牲大量的娱乐时间,加班加点,充电,熬夜,以透支身体来弥补出身的“先天不足”。

如果穷家子成功了,即可逐渐提升社会地位和改善生活环境,进一步可以选择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抑或健身养生。总之,在竞争中成功脱贫后,他有了更多选择。

季汉正是这样的穷家子。在竞争视野下,以曹魏和孙吴的标准来苛责季汉,无异于以富家子来指责穷家子的不全面发展、透支健康。免于指责的唯一方法,似乎也只有干脆认输,退出竞争。结局当然是任人宰割。

倘若北伐大业取得成功,以目前所见史料看,杂糅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诸葛亮,必然能够推行“育养民物”(《三国志·蜀书·杜微传》)的休息政策。

而后世所以的非议,都在于北伐失败。诸葛亮五伐中原不成,自己的身体严重透支,终于支持不住,秋风星落五丈原。与诸葛亮一样,经过严重透支,开始支撑不住的,还有整个季汉的经济。

前文我们提到诸葛亮死后,季汉发行了新货币直百。彭信威先生将发行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理由是“刘禅更加恣意于奢侈,蒋琬等人的话未必能打动他”,于史无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P141)不过,他在后面提到了孙权铸行大泉五百与直百的关系,似乎更有启发。

其实,孙吴政府此前就疑似铸行过虚值货币。到了吴嘉禾五年(236年),孙吴政府又铸行虚值货币“大泉五百”,即一枚面值500五铢钱的货币,这比季汉的“直百”系列面值更大。

大泉五百初铸时为12克,季汉的直百在初铸时在2.3-2.5克左右,重量大概是大泉五百的五分之一,与两者面值的倍数正相符。由此观之,孙权铸造大泉五百,或许即是应对季汉“货币战争”的举措。在此之前,孙吴境内使用的钱币既有汉五铢,也有新莽时期的虚值货币大泉五十等。季汉大规模发行直百,加上之前严重贬值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终于使孙吴承受不住。为了防止铜料外流,乃铸行大泉五百作为应对措施。由此观之,直百铸行的时间定在建兴十三年(235年),大抵不会有错。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先后执政,季汉铸行2克以上的直百。然而至迟在15年后,蜀钱的减重又破了纪录。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朱然去世于赤乌十二年,即249年)出土的7枚太平百钱,只有0.9克。特别是还出土了一种叫“太平百金”的钱。这种钱本来也是太平百钱,但因为太轻太小,以致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将“钱”字完整地刻铸在钱币上,于是“钱”字只能刻一半,变成了“金”。(费小路《三国吴朱然墓出土钱币》)太平百金是一种比太平百钱减重贬值更严重的蜀钱,1克的太平百金已可称为“大样”了。

这15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季汉的经济再度衰退呢?

其实,相比于诸葛亮时代,蒋琬和费祎都在努力息兵养民,费祎更不惜制约姜维、屡施大赦,来赢取疲惫的蜀民支持。但显然,蒋琬和费祎的努力,换来的却是经济恶化。

因为蒋琬、费祎虽然清静无为,但并没有着力扶持季汉境内的社会经济复苏,也没有阻止钱币的减重。

长期以来,季汉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一种对民间财富的掠夺;而诸葛亮全力扶植的国营垄断式的经济体系,必然对民营经济产生过度排挤。当红利期过后,社会经济的凋敝也就日渐明显。所谓休养生息,已经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仍以人来做比喻,诸葛亮时代的季汉,无疑是一位生病的穷家子。虽然他的工作有了点起色,但是身体已经隐约出现了问题。此时,穷家子需要的是治病,仅仅是卧床休息已经无法使身体恢复健康了。

  • 季汉末日

蒋琬、费祎尚不能挽救季汉的局势,那么在刘禅亲政以后,季汉就只能江河日下了。

由于集权效应,季汉公正的法治实则建立在人治基础上。要维持政治清明,依靠的是执政者自我约束。作为克里斯马型的人物,诸葛亮留给季汉最大的遗产,莫过于廉洁奉公的精神。如蒋琬“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好恶存道”;(《三国志·蜀书·蒋琬传》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蜀书·费祎传》)姜维“处群臣之右,宅舍敝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董允“秉心公亮”。(《三国志·蜀书·董允传》)

然而,人治终究是不稳定的。费祎、董允死后,刘禅亲政,重用陈祗、黄皓,蜀政渐乱。与此同时,姜维重新启动了大规模北伐。姜维虽然录尚书事,但常年军旅在外,实则只统军,不统政。诸葛亮时代以一己之力维持军事行动与财政平衡的机制,此时彻底无法维持下去。

这种平衡的打破,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姜维连年北伐,或有惨败,这使得季汉对效率的要求变本加厉,季汉经济被进一步掏空;而刘禅重用佞臣,政治混乱,也使得公平无法维持。诸葛亮时代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建立的平衡机制彻底崩盘。

而且我相信,诸葛亮时期全力打造的国营经济体系,即盐铁专卖与锦官企业,伴随着季汉乱政,在这时也一定出现了效率低下问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在诸葛亮时期,季汉的军工企业“作部”即出现过人浮于事和严重的质量问题。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发动第三次北伐,进攻曹魏武都,命部队拆除魏军的鹿角,结果“一日鹿角坏刀环千余枚”。所幸在此时,魏军撤退,“若未走,无所复用”。随后,诸葛亮“自令作部作刀斧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初无坏者”,方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靠着诸葛亮的事必躬亲,对作部工作及时监督和调整,才在未来的战争中没有酿成“败人军事”的惨祸。(《太平御览》卷337、763引《作斧教》,见《诸葛亮集》)

诸葛亮时期尚且如此,就更不要提刘禅亲政时期了。

此时的季汉,就好比一个身体严重透支、已经生病的人,没有及时就医,只是简单休息了一阵,又开始熬夜加班;不仅如此,竟然还要花钱充值熬夜打网游。

那么这个人的命运,也只有死路一条。

作为被剥削最为严重的益州人,越来越多地诅咒季汉灭亡。如蜀中大儒谯周,诸葛亮去世时,他“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担任太子刘璿家令期间,对太子多有规劝。从这里来看,经历了诸葛亮时代的谯周,与那些严重抵触刘备的蜀中大族并不同,他对季汉政府并没有那么排斥,工作也可谓尽职尽责。或许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曾一度感染了谯周。

不过,随着季汉经济的再度崩溃,谯周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乃作《仇国论》,号召停战。(以上见《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又散布谣言,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穆侯、灵帝之祥也”,(《宋书·五行志二》)诅咒季汉早日亡国算了。

国势日蹙,不仅导致益州人再度对季汉离心离德,也导致季汉统治集团内部崩解。代表刘禅扩张皇权而干预朝政的宦官黄皓、主张休养生息的执政大臣诸葛瞻(诸葛亮之子)、主张用兵自强的军事统帅姜维,矛盾日深。

各种动荡,对季汉的经济无疑雪上加霜。季汉末期,刘禅又铸行了新钱“定平一百”。此钱最重者不过1.7克,稍大的1.1克,而大多数不过1克以下,甚至有大量0.4-0.5克的轻钱;与此同时,直百钱也疯狂减重,出现了0.3克的劣币,比定平一百有过之而无不及。

蜀钱减重贬值至此,是季汉政府在主动减重、对蜀中人民疯狂抢劫,还是被盗铸者带坏节奏被迫贬值,一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的后果都一样:“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三国志·吴书·薛珝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薛珝语)

季汉经济破产,蜀民的正常生活已经无法维持。即便诸葛瞻成功挡住邓艾,即便姜维逼退钟会,等待刘禅和季汉的,仍然是被蜀民抛弃的命运。

5.晋政初代(263-268):世家大族的解放

炎兴元年(263年),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在益州大族谯周的劝说下,刘禅决定投降,季汉灭亡。

司马氏控制的曹魏政府,将进入益州的人士大量迁出,“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华阳国志·大同志》)同时下诏:“劝募蜀人能内徙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又宣布“特赦益州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

自中平五年(188年)遭到入侵的益州人,特别是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被捆绑在季汉战车上的益州人,终于获得了解放。

在“九品官人法”为基础的曹魏和西晋的统治下,在善待蜀人以争取孙吴的策略下,益州的世家大族不仅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蜀人治蜀”之权,更获得了在朝廷中晋升的空间。

息民、免税、停战、自治,一切都来之不易,一切又是那么美好。

是的,很美好,但这并不是全部。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钟、邓之役,放兵大掠,谁复别楚、蜀者乎!”

《晋书·王濬传》:巴郡“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直到王濬接任太守,“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这才“所全活者数千人”。这不仅让人想起那句名诗:“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甚至在泰始四年(268年),蜀中还爆发了假托诸葛瞻的起义。“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江原方略吏李高、闾术缚富送州,刺史童策斩之。初,诸葛瞻与邓艾战于绵竹也,时身死失丧,或言生走深逃。瞻亲兵言富貌似瞻,故富假之也。”(《华阳国志·大同志》)

这就是被曾经的蜀中大族寄予厚望的西晋。也许,当“解放者”晋军来到蜀中后,对他们夹道欢迎的,也不过是那些重获权力的大姓豪强。至于蜀中小民,依然苟且,不过继续做待割的韭菜而已。

“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小说》)


参考文献

古籍

1. 卢弼 集解. 三国志集解(钱剑夫本)[M]. 钱剑夫 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

2. 卢弼 集解. 三国志集解(吧组点校本)[M]. 三国志吧点校小组 校点. 三国志贴吧:三国志吧点校小组,2011

3. 刘路 集释. 三国志蜀书集释[M]. 未刊

4. 任乃强 校注.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

5. [南朝宋]范晔 撰书;[晋]司马彪 撰志;[唐]李贤 等注书;[梁]刘昭 注志.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5

6. [唐]房玄龄 等 撰.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1

7. [梁]沈约 撰.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0

8. [梁]萧子显 撰.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9. [蜀汉]诸葛亮 著. 诸葛亮集[M]. 段熙仲 闻旭初 编校. 北京:中华书局,1960.8

10. 李伯勋 笺论. 诸葛亮集笺论[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12

11. [晋]张华 撰;范宁 校证. 博物志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

12. [梁]殷芸 撰. 小说[M]//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

13. [北魏]郦道元 撰;陈桥驿 校正. 水经注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7.7

14. [唐]徐坚 等 撰. 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4.2

15. [清]杨晨 撰. 三国会要[M]. 北京:中华书局,1956.3

16. [清]钱仪吉 撰. 三国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5

17. [清]冯苏 撰. 滇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11

专著

1. 高敏 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8

2. 彭信威 著. 中国货币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

3. 叶世昌 著. 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12

4. 陈彦良 著. 通货紧缩与膨胀的双重肆虐——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M]. 新竹:清大出版社,2013.4

5. 黄冕堂 编著. 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M]. 济南:齐鲁书社,2007.12

6. 《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编. 中国钱币大辞典. 秦汉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3.1

7. 《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 编. 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唐五代十国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3.1

8.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 编. 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8

9. 葛剑雄 著. 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2

10. 余明侠 著. 诸葛亮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1. 周一良 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3

12. 洪武雄 著. 蜀汉政治制度史考论[M]. 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1

论文

1. [日]柿沼阳平. 蜀汉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J]. 史学月刊,2012(9):28-42

2. 朱安祥. 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D]. 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18.5

3. 朱成实. 魏晋南北朝恶钱研究——兼及实物货币的流通及其质劣化[D].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5

4. 张勋燎. 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1):70-76

5. 朱活. 谈三国蜀汉钱[J]. 四川文物,1990(3),39-45

6. 蓝蔚. 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R]. 文物参考资料,1955(12):65-73

7. 刘林. 江西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R]. 考古,1980(3):219-228,296-300

8. 熊亚云 丁堂华. 湖北鄂城四座吴墓发掘报告[R]. 考古,1982(3):257-269,343-344

9. 陈显双. 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J]. 文物,1984(8):46-48

10. 张才俊. 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R]. 文物,1985(7):49-95,97,99-106

11. 赵新来. 河南渑池宜阳两县发现大批古钱[J]. 考古,1965(4):213-214

12. 张典维. 湖北长阳县发现一批窖藏古钱[J]. 文物,1977(3):76-78

13. 刘和惠. 江苏丹徒东晋窖藏铜钱[J]. 考古,1978(2):130-135

14.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浙江绍兴县出土一批窖藏古钱[J]. 考古,1979(6):568

15. 江建 谢四海 余夏红 徐劲松. 六朝武昌城护城壕出土钱币及相关问题探讨[J]. 湖北钱币专刊.总第四期,2005.10:8-11

16. 费小路. 三国吴朱然墓出土钱币[J]. 江苏钱币,2011(4):11-15

17. 莫洪贵. 四川威远出土大量“直百五铢”钱[J]. 文物,1981(12):51-53

18. 曾咏霞 丁武明. 成都彭县出土“直百五铢”窖藏钱币——兼谈“蜀五铢”与“直百五铢”[J]. 中国钱币,2007(2):19-23,79-80

19. 陈显双. 成都市出土“太平百钱”铜母范——兼谈“太平百钱”的年代[J]. 文物,1981(10):55-57

20. 管维良. 张鲁不是“太平百钱”的铸主[J]. 文物,1982(10):72

21. 管维良. “太平百钱”的铸行问题[J]. 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44-47

22. 杨荣新. “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J]. 四川文物,1987(1):11-14

23. 刘学梓. 也谈“太平百钱”的铸主问题[J]. 文物春秋,1991(3):19,29-31

24. 余林森 徐劲松 余夏红 谢四海. 湖北鄂州新见太平百金及相关问题探讨[J]. 湖北钱币专刊.总第六期,2007.12:90-93

25. 陈钢. “定平一百”铸地及年代考[J]. 四川文物,1992(6):50,51-53

26. 曾咏霞. 成都小南街遗址出土的直书汉兴钱[J]. 中国钱币,2002(2):47-49

27. 缪钺. 成都设锦官始于蜀汉[N]. 成都晚报,1962.7.12

28. 刘伟航. 试论西晋政权在平吴前的对蜀政策[J]. 南充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4):82-85,93

29. 李文才. 两晋、刘宋统治益、梁政策之异同[J].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0(4):21-26

发布于 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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