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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于丁香医生

深度 | 被精神疾病困扰的年轻人

2017 年夏。广东广州。


18 岁的陈默站在教室走廊,把随身携带的 30 多粒精神类药物,一股脑儿倒进嘴里。


「如果结束了,就不用痛苦了。」她想。


这是她第二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起因多少让外人摸不着头脑——一篇英文作文没背下来。


距离广州仅百公里的广东中山市, 18 岁的小哲正打算从当地精神病院逃跑。


「医护人员都是坏人,爸妈是一切的主谋,他们会杀了我的!」他越想越害怕,挣脱父母,向精神病院大门跑去。


2018 年 6 月,距离广州中山市 11000 多公里的新西兰奥克兰。


18 岁的张宁这周只刷了一次牙,洗了一次澡,剩下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感觉浑身没劲。


消极想法、反抗父母、浑浑噩噩,也许很多人会把这种情况理解为青少年叛逆。


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病了。


看不见的痛苦


陈默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


试图自杀前一个月,陈默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


陈默的诊断书 ▼

图片来源:采访者供图


确诊前,疾病的痛苦早已包围她。


先是疼。「头疼,心脏疼,呼吸疼,疼的不能讲话,疼的流冷汗。」接着是耳鸣。后来是胡思乱想。「不想读书,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价值,不管干什么都觉得累,有自杀念头。」


陈默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告诉她疼痛是幻觉。


「幻觉是假的,但疼痛居然是真的。」


遵循医嘱服药后,药物的副作用很快显现。


「头还是疼,自杀的念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陈默有些沮丧:「既然吃药也没有明显改善,干脆结束吧。」


没能背出的英文作文,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头的那一幕便出现了。


如果说陈默的病痛激烈而明显,那张宁的痛苦则显得隐性而缓慢。


「连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也不愿意去做。」


「觉得未来一切灰暗,觉得自己是所有人的负担,哭泣。」


从初冬到仲夏,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宁觉得自己被掏空,只剩一副躯壳。熬到 11 月放假,回国。


在妈妈的陪伴下,张宁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诊断结果,张宁的状态也有了解释:抑郁、焦虑偏执状态。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诊断书 ▼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很多时候,精神疾病的痛苦像藏在海底的冰山,无法看见却又真实存在,小哲的情况就是如此。


2017 年夏天,高中晚自习。这天晚上,小哲意识到自己「不正常。」


「我坐在窗边,盯着窗外路灯,看着灯光折射出来的两条光线。那一瞬间,大脑好像摁下了某个开关键,脑袋里的想法控制不住地涌进来。就像很多杂乱无章的线头被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与陈默相似,一件小事成为小哲「爆发」的导火索。


与辅导员谈话的时候,小哲将他的幻想带入现实,冲着周围人大呼:「救命,他要杀了我!」


事后,小哲去看精神科,医生诊断他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休学一年。


小哲诊断书 ▼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在家里的一年里,小哲最深的感受是「无聊」。


任何事情在他的眼里消解了意义。「每天都很煎熬,就像无数只蚂蚁在啃你的骨头,啃你的脑子。」小哲说。

别鼓励骨折的病人向前跑


许多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内心世界,很少主动与父母交流。


在陈默的记忆里,童年的关键词是「严苛」,父母的严格要求让她很早就学会察言观色。


「那段日子是白色的,」她觉得:「就像潜水的时候,肺里的氧气用完了。眼前会出现一片白色,令人窒息。」


父母间的争吵、家庭的矛盾,陈默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自己。尽管 2017 年才被确诊,但早在 5 年前,陈默就有了抑郁状态——开始是用手工刀割伤自己,进而,她第一次产生了结束生命的念头。


试图从 8 层高的教学楼跳下被拦住后,父母才意识到女儿如此让人「不省心」。闻讯赶到学校,父亲举手就要打她。巴掌没打上,父女关系的破损却落下了,「不理解」成了横亘在两人间的一面墙。


高三在医院确诊抑郁症后,爸爸认为「是药三分毒」,不赞同药物治疗。陈默接受心理治疗,爸爸发脾气:「跟家里人都不说话,跟医生有什么好说的。」


尽管如此,陈默也感受到父母为她做的某些改变。「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她觉得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面有着裂痕的镜子,照出彼此,也映出裂痕。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丁若水看来:「家长在孩子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亲子关系出了问题,家长更要积极寻求专业帮助,尝试家庭治疗。」


「创伤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期望父母一旦态度转变,孩子就要开开心心地接受呢?不太现实。」


小哲与父母的关系相对和缓。他承认父母十分合格,但仍然觉得父母不了解他,无法沟通。「谁都很难理解我,可能是我比较奇怪。」他说。


与父母沟通的问题上,张宁显得幸运很多。最初,张宁的妈妈杨霞与许多家长一样,完全没法理解孩子的状态。


急躁的情绪随之产生,她和张宁发微信:「你一个女孩子,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好端端怎么就抑郁了。」


可能由于自身职业是护士,得知诊断结果后,杨霞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搜集资料主动了解疾病。查阅大量资料后,杨霞开始明白抑郁症并不是性格原因造成,而是一种器质性病变。


「抑郁症病人就像一个骨折的人,你不能鼓励一个骨折的病人向前跑,这是不对的。同样,也不能安慰抑郁症人要坚强,好好学习,因为她生病了。」


当杨霞越来越了解疾病,女儿也慢慢开始向妈妈倾诉患病的感受。


「我们随时随刻都在聊天,每天晚上都会视频一个小时。」


杨霞有时候一想到女儿患病就忍不住流泪:「有时候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特别难受的时候,就对她说咱们两个反正相互扶持,一直到老。」



只是普通人


对于患有精神疾病孩子,学校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重要。


那次试图跳楼后,陈默休学一个月。


返校后,同学们开始躲着她。同桌是老师安排的,「班干部轮流成为我的同桌,没人愿意和我坐。」


「她有精神病,离她远点,要不然会自杀。」这些流言在班级里疯传,「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陈默说。


高中,陈默换了新环境。老师主动找她谈心,「后来我才知道老师看出了我的不同。」


确诊抑郁症后,陈默曾在英语课上没有缘由地哭泣。老师看到后,回办公室拿了巧克力和明信片放在她桌上。明信片上写着:「你是小太阳,我们爱你。」


学校每周发三个苹果,同学都帮陈默把苹果皮削好,不让她用刀。


「他们担心我想不开,所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保护我。」


相比陈默,张宁的运气不算好。


患病后的张宁对学习充满罪恶感,她总是对妈妈说:「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我学习,学习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这种罪恶感在她初一的时候就有了苗头」。杨霞认为:「那时,把张宁送到了寄宿学校,其他孩子们不太爱学习。性格乖巧成绩好的张宁变成了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异类。那段时间,张宁受到了不太友好的对待。」


直到现在,张宁还是会一个人偷偷躲在厕所里学习,怕别人看见。


在小哲眼里,家庭与学校则像两个与他毫无关系的两个存在。他迷恋网络虚拟世界,在休学的日子里,下载了很多聊天软件,与上百人聊天。


网络中的陌生人,成为他与外界唯一沟通的对象。


「原本性格腼腆、敏感的孩子在经历这些事件后,一直都处于一个高度应激状态,这可能是他后天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的一个因素。」


丁若水说:「不要觉得孩子得了精神疾病,就是珍稀保护动物。然后告诉所有同学,他得了精神病,我们要友善的对待他,我们要一起帮助他。」


陈默在同学老师的关爱下,顺利通过高考,进入了本科院校,专业是她喜欢的地理科学。她还参加了国旗护卫队,去了 7 个城市旅行,养了2盆小番茄。


陈默种的小番茄 ▼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小哲目前还在休学中,他在上百个虚拟网友中找到了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陌生人,虽然每天还是觉得「无聊」,但至少有了沟通对象。


张宁计划今年年底回国与妈妈一起进行心理咨询,帮助她更好的恢复病情。


丁若水认为,这些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其实只是普通人,有人愿意倾听他的声音,愿意伸出一双手,就是莫大的宽慰。


(受访者陈默、小哲、张宁、杨霞均为化名)


实际上,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人群并非少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2020 年,全球儿童精神障碍会增长 50 %,成为最主要的 5 个致病、致死和致残原因。


数据显示:我国 17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 3000 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每年至少有 25 万青少年因精神心理问题失去生命,但实际去专科就诊的儿童青少年不到患病人群的 2 %~3 %。


在青春期,一些原本是由于疾病所引发的症状被「叛逆期」的标签所掩盖,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


面对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父母要主动了解和亲近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孩子,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重视心理治疗。


亲子关系出现创伤的家庭,父母要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在现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让孩子保持基本的社会交往。


本文经由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 注册临床心理学家 @王怡蕊 审核

策划:Ant

责编:罗布君


— 参考文献 —

[1] 方来英. 关注青少年精神健康[J]. 北京观察, 2018(4).

[2]who.int/zh/news-room/fa

[3] 器质病变:疾病的生理属性。

编辑于 2019-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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