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科学还是文化侵略：对积极心理学的哲学批评
积极心理学提出20年来，席卷全球势不可挡。作为强调幸福、美德等积极心理的一场心理学运动，它的理念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也确实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美好。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个人与组织学习和应用积极心理学，这无疑是好现象。
然而，相比于国际上的反思之声[1]，国内似乎较少探讨兴起于西方的积极心理学，是否暗含了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可能有人会说，Seligman(赛利格曼)等大牛不是强调积极心理学是客观的科学研究，力求价值中立、文化普世嘛。然而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一，科学研究是客观中立的？
从心理学史的角度讲，科学哲学早已不再相信科研是客观、价值中立的活动了；心理学内部的文化心理学等思潮，也对“客观”研究和“普世”理论进行了抨击。[2]作为2000年才提出的心理学运动，积极心理学竟然还以价值和文化中立自居？不知道是赛老爷子等几位发起者的知识或时代局限，还是为了宣传推广或尽量有别于人本心理学的有意为之。
首先，科学为何不是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咱不说那么深，随便简单举例：假设我做个研究，去某公司请白领员工填几百份问卷，对比不同性别在主观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这个研究中，关注白领（选题兴趣），选择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幸福的理解），考虑性别（性别作为本质的信念）而不分年龄（变量重要性判断），只取一个公司（广泛抽样与实践难度的权衡），乃至如何处理数据、解释结果，都包含着各种主观因素与价值判断。
当然，积极心理学标榜的价值中立(value free)，是说它想要成为“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非“规定性的”(normative)学科，即它研究各种优势与美德的规律，但不去规定什么才是好的，至于你是否按照积极心理学的发现去行动那也是你的自由。听起来很尊重个人选择对吧？然而有学者讽刺说，这就像你推出一套美食菜谱教做饭，然后强调好不好吃、要不要吃都和我无关，这不是搞笑吗？[1]
更重要的是，这种强调“科学”，进而与“客观”、“中立”绑定的操作，看起来尊重每一个文化与个体，反而掩盖了实际存在的文化侵略问题。
二，积极心理学是文化普世的？
我就不抽象地讨论文化与心理的理论了，直接上几个实例，揭示积极心理学是真的“普世”或文化中立(universally applicable, culture-free)，还是存在某些文化侵略。
Seligman等研究者希望其理论适用于全人类，所以他们建构优势与美德的理论时，认真考察了包括儒道释在内的全球八大传统，试着抽取普遍的优势与美德，并有了著名的六大美德24项优势(Values in Action)。然而很多学者发现，自己国家的数据跑不出六大美德，比如香港Ho教授等发现24项优势在中国人群中汇聚成三大美德。如何这还只是统计游戏，那么问卷中"I practice my religion"这种题，你让大多数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怎么答？“When I hear people say something mean, I protest”，那中国人沉默地听领导训话或咆哮，都是因为我们不够正直咯？[3]
再者，求各大传统的共性或“最大公约数”，这种“普世”很明显看重共性轻视个性，何况西方总结的“共性”也是有偏的。比如我一直研究“随喜”(appreciative joy)，用词源于佛教，简单理解就是为他人感到快乐。我最近的论文强调，随喜是东方人和西方人都有的常见现象，只是西方没有或不强调这个概念；而且随喜的性质，也足以作为第25个优势[4]。也就是说，西方心理学家也只能在他们的语言和概念中讨论人类有哪些优势，而未被提取或重视的现象，哪怕是普世的存在也会被忽略（还真有点社会建构论，语言决定人与现实的味道呢）。
更进一步，如果上面还只是忽略其它文化的特色，那么用自己的价值观代替其它文化的价值观，叫“文化侵略”不太过分吧？举个例子，作为测量“幸福”的最常用概念，主观幸福感被定义为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高的积极情绪，更低的消极情绪；也就是快乐越多、痛苦越少，你就越幸福。可是强调辩证思维的东方文化，往往强调苦乐的平衡或痛苦的意义[5]。如果把积极情绪说得更具体点，相比于西方人更强调"快乐"甚至high（说你呢，心流），东方文化其实更强调宁静感[6]。兴奋或者宁静，极乐或者平衡，这些价值取向并无高下好坏之分，也不是说东方人必须或都是如此。但是，积极心理学以“科学”的名义，“客观中立”地反复讨论这样就能获得“幸福”，那样就能high起来。你确定大众也只是“客观中立”地听学术，而不会改变他们对于幸福的基本理解？
除了上面几个例子，还有些国际学者从更专业的哲学角度，批评积极心理学所传递的更多是西方的、个人主义的、工具主义的、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并直白地抨击其为心理帝国主义(psychological imperialism；所以“文化侵略”不是我危言耸听瞎编乱造的说法哦)，有兴趣的不妨深挖[1]。除了文化问题，我对积极心理学也有其它不满，以后有机会再吐槽吧。总之，积极心理学很好，非常值得研究和应用，但也有很多局限，不可盲从。套用我常对学生讲的句式：“我研究XX，不代表我信仰XX；我应用XX，不代表我赞同XX。”
三，如何面对文化侵略？
要澄清的是，我并非指责西方学者故意搞文化侵略。学者们在各自文化中搞研究，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视角和局限，这未必是故意为之。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利益全人类，虽然有点自恋自大，但也算值得肯定的动机吧。何况多数学者只是在努力传播自己的东西，并非故意侵犯或打压谁。中国文化被“侵略”，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心理学目前的弱势。十年之前，正念被西方包装一圈后火回中国，堪称中国心理学积贫积弱的心史写照；直到今天，西方理论或概念才被认为有研究价值，国外干预或“国际培训”无论真假都能流行，这些现象依然存在。
回到个人层面，哲学批判的思维、理论建构的能力、对自身文化的敏感与自信，都是我们学术上需要更加重视的方面。所以我在给本科生上积极心理学的时候，也会带着学生进行细致反思，你是否同意这个概念的界定，这个理论暗含哪些预设等。面对公众，无论讲授知识还是带领干预，价值中立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而是应该澄清所教内容的价值立场——当然我们只能澄清最重要的立场，试图全部澄清就变成哲学课了。比如我的“正念积极心理”六周冥想课，会在第五周反思前几周内容的享乐与现实取向，并展开另一些可能。
再要澄清的是，重视中国文化不等于排外。很多同行把国际上先进、有益的理论与实务引入国内，这是非常有益且高效率的办法；而且我也做类似的事，比如最近正在引进第二代正念，并结合中国文化开发本土的第二代正念干预等。只是希望我们在加强输入的同时，能够保持对自身文化的敏感，通过看到别人更好照见自己。反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希望我们不只学习和追随西方的流行趋势，还能建立自己的视角与体系，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声音，世界贡献。
最后，祝各位新年快乐。欢迎关注本栏目，更多积极心理学的知识和实务信息，明年继续放出~
2019年12月20日
作者与版权
曾祥龙，任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开设积极心理学、心理学史课程；研究积极心理学、临床心理学，专精正念、慈悲冥想、随喜、自我怜悯等主题的研究与实践应用。
本文章由 曾祥龙 原创，多平台并发。图片来自Unsplash的Ben White, Alex Kondratiev, Tony Bertolino。
主要参考文献
[1] Banicki, K. (2014). Positive psychology o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disquieting suggestion.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33, 21-34.
[2] 叶浩生 主编. (2019). 心理学通史(第2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 Ho, S. M., Rochelle, T. L., Law, L. S., Duan, W., Bai, Y., & Shih, S. M. (2014).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with diverse populations: Exploring strengths among Chinese adults. In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pp. 45–57). Springer, Dordrecht.
[4] Zeng, X., Sun, Y., Deng, Y., & Oei, T. (2019). Appreciative joy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Its relationship with strengths in values in action.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doi: 10.1080/17439760.2019.1651886
[5] Joshanloo, M. (2014). Eastern Conceptualizations of Happiness: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with Western View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y. doi: 10.1007/s10902-013-9431-1
[6] Lee, Y. C., Lin, Y. C., Huang, C. L., & Fredrickson, B. L. (2013). The construct and measurement of peace of mind.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2), 571–590.
